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古代统治者不断践行民本思想，让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安居乐业，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造就了一系列治世盛世。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思想，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产生。《尚书》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凝练地表达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民众生活稳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的深刻意蕴。民本思想产生后，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对治国理政发挥巨大作用，深刻影响中华文明发展。民本思想具有与生俱来的道义性，很容易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作为邦国之本的黎民百姓自不用说，但凡有所作为的君主贤臣，无不将民本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在唐太宗与魏徴之前，《荀子》记载的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中，就已用舟和水来比喻君主与百姓的关系，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是对百姓重要地位最直白且十分深刻的论断。民本是诸子百家治国思想的出发点。诸子百家主张虽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都将百姓视作国家的根本。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展现出强烈的民本精神。实行重刑主义、备受儒家指责的法家也并非全然不顾及百姓。秦孝公时，商鞅在朝堂关于变法利弊的辩论中，将民本思想作为推行变法革新的重要动力，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民本思想更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以民为本、仁政爱民。民本思想首先要解决的是百姓与国家、君主的关系问题。《尚书》之“民惟邦本”、孟子之“民贵君轻”、荀子之“立君为民”、贾谊之“民者，万世之本”，都强调百姓在国家政治中的基础性地位。管仲曾对齐桓公说：“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唐太宗也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他们皆将百姓作为君主治国之道的根本。敬德保民是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商纣暴虐，姬周灭之。殷鉴不远，西周统治者看到民众力量的强大，提出“敬天保民”的政治主张，认为只有爱护人民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和百姓的拥戴。“敬天保民”的关键在于施行德政，“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施行德政的关键在于顺应民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人敬德保民的汲汲心态，诸如“明德慎罚”、“勤施于四方”、“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等。在周人看来，只有了解民间疾苦，倾听民众心声，宽缓施政，惠及贫弱，方能受上天眷顾，才能“彝伦攸叙”，国祚长存。敬德保民的思想为后世继承，并衍生出“顺民”、“爱民”、“富民”、“教民”等理念。管仲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强调治国理政要顺应民心民意。孔子说“仁者爱人”“人”即民也，并将“养民也惠”视作君子之道。荀子认为君主若想国家安宁，“莫若平政爱民”，只有爱民，国家才能安定。西汉贾谊认为，“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因此官吏应当“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东汉王符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认为君主应该将“富民”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明成祖曾说：“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爱民之心跃然纸上。“使民以时”是民本思想的重要内涵。相传早在五帝时代，掌管历法的羲、和就曾“敬授民时”，颁布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管仲主张“务时殖谷，力农垦草”，认为“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儒家也将“使民以时”作为重要思想理念，孔子、孟子、荀子都有相关论述。历代君主也多强调“使民以时”，如岳麓书院藏秦简记载，秦始皇曾明下诏书，要求各级官吏非必须则不要在农忙时节征发百姓徭役，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唐太宗为了不耽误农时，将太子冠礼的时间由二月改为十月。“使民以时”之所以受到思想家和统治者重视，在于这是实现民富国强的重要途径，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本思想并未停留在思想理念层面，有为之君与爱民之吏无不将百姓作为国家的根本，推行重民、爱民的统治政策。那些至今令人称道的治国之策，无不是心系百姓、践行民本思想的结果。传统社会中民本思想的践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实行合理的土地、赋役制度是践行民本思想的根本途径。切实推行公平合理的土地制度，是维系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所在。秦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民众获得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为统一奠定了丰厚的经济与人力基础。西晋实行占田课田制，百姓依据性别和年龄占有土地，生活逐渐富裕，干宝《晋纪》记载：“太康之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不无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安定景象。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百姓生活殷实，很快出现“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的治世局面。轻徭薄赋是备受称赞的治国之策。汉文帝“约法省禁”，田租由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乃至一度全免；景帝时三十税一成为定制，百姓负担大减。经过文帝、景帝的治理，“流民既归，户口亦息”，文景之治的盛世气象正是轻徭薄赋政策的结果。
其二，法律体系与司法体制是践行民本思想的制度保障。虽然传统社会的法律都以维护王朝统治为根本目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维护百姓利益的规定。如岳麓秦简《徭律》中多处规定“勿敢擅兴”、“毋敢擅使”，禁止官府擅自征发徭役。西汉初期《二年律令·户律》规定，在百姓买卖田宅过程中，负责官员滞留不办超过一天，就要被处以罚金二两。践行民本思想不仅在于立法，更在于将法令落到实处。一方面要宽缓刑狱，“治狱者务先宽”，让百姓免于严刑峻法之苦；另一方面要公正司法，汉宣帝曾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只有狱政公平，才能百姓无怨、国家安定。其三，选贤任能、吏治清明是践行民本思想的关键一环。践行民本思想离不开各级官吏。唐太宗曾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认为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得到贤能之人的辅佐。如何选官任吏，是历代王朝的重大政治课题。历代选官制度存在某些弊病，但从出发点上都注重选贤任能，将德才兼备作为理想的人才标准。历代良吏、清官多以劝课农桑、狱政公平、教化百姓、勤政爱民而得名。清代郑板桥在任潍县知县时曾赋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道出了作者的爱民之心与勤政之意。为官者关心百姓疾苦，自然就会造福百姓。官员道德建设也关系吏治好坏。吏治状况直接关系民众生活，历代王朝都注重用严格的制度来管理官吏。汉武帝创立刺史制度，“以六条问事”，旨在抑制地方豪强和郡国守相鱼肉百姓、盘剥黎民。其四，完备的社会救济是践行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中国很早就萌生了社会救济制度。据《周礼》记载，大司徒有“以保息六养万民”之责，具体包括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六项保育百姓的内容。汉代在先秦以来平籴平粜思想的基础上设置常平仓，旨在平抑物价、保障民生，为后世所称誉。宋代置居养院、安济坊、福田院，专门收容老幼贫疾、生活无依者。明清时期，社会救济制度发展至较高水平，仓储赈灾制度进一步完备，形成常平仓、社仓、义仓紧密配合的备荒救灾机制，官方与民间慈善组织普遍设立。这些社会救济措施无不是践行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古代统治者不断践行民本思想，让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安居乐业，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造就了一系列治世盛世。践行民本思想可以保障百姓生活。封建治世多实行轻徭薄赋、宽缓刑狱、整顿吏治、赈济贫弱等民本政策，百姓生活逐渐安定、富裕，切实享受到践行民本思想的政策红利。践行民本思想还可以有效维护国家的安定繁荣。汉昭帝时期，辅政大臣霍光执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很快扭转了汉武帝晚年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出现了“百姓充实”的繁荣景象。只要百姓安居乐业，就必然出现国泰民安、社会繁荣的治世局面。民本思想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儒家思想绵延千载，仁政爱民的理念厥功至伟。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发明水排，以水力鼓风冶铁，肇始于其“省爱民役”之心。杜甫有感安史之乱中百姓罹难的惨状，写下“三吏三别”等诗作名篇，流传千古。发明创造能否造福于民，思想文化能否历久弥新，与其是否体现民本思想息息相关。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和文化，无不是自觉践行民本思想的结果。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迭更揭示出践行民本思想的重要性。民本思想经过不断丰富与践行，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也存在不少压制百姓的言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至理名言表明，统治者只有践行民本思想，才能实现百姓富足、社会安定及国家长治久安；若倒行逆施，横征暴敛，则民生不稳，社会与国家命运也就危在旦夕。历代统治者是否践行民本思想，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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