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 | 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的意识形态批判
点击： 作者：王岩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发布时间:2020-06-02 12:55:12
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无论从其产生背景，还是就其呈现特点，本质上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新闻领域的理论变种和存在样态，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当下中国宣传思想领域的“噪音”“杂音”相伴演化的产物。
它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文化土壤之中，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并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广度的延展和对内媒体市场化改革程度的加深，而弥漫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
其假借舆论监督、新闻自由的名义，宣扬“价值共识论”“社会公器论”“媒体独立论”和“第四权力论”等种种论调，在理论上早已突破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新闻底线，背离了新闻自由的本真内涵；在实践上挑战了我国的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制度，由此暴露出其内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质。
为了净化新闻舆论生态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迫切需要我们在发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定盘星”“压舱石”功能和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领导的基础上，认清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的本质，进而破除人们对它的意识形态迷思。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追根溯源，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实质上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媒领域嬗变的产物。诚然，作为西方新自由主义本质体现的当代中国新闻自由观之所以能够蔚然成“潮”，有其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原因。
如果说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为其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外部环境的话，那么，部分传媒从业者的素养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则为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主客观条件。
其一，经济全球化为新闻自由思潮的滋生营造了外部环境。
客观而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西方新闻自由观的传播彼此呼应，前者为后者的传播提供场域、保驾护航，后者为前者的发展积聚理论、鸣金开道。作为综合国力的聚焦点，新闻产品从属于文化产品，展现着一个国家文化产品的时代和空域，甚至是文化发展的标志或导向，在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全球化的实然性使得资本要素恣意撬动着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着国际关系和劳资关系。
另外，寡头资本家受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把诸多民族产业转移到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使资本不仅控制着金融、制造等传统产业链，而且其触角也日益渗透到对新闻产业的全球操控。
大量资料显示，西方媒体大都为跨国公司、大型财团、金融寡头所操纵，“如果看看NBC、ABC、CNN、CBS背后的大老板，就会发现控制整个美国媒介体制的是极少数大公司和一小撮媒体寡头：美国全国传播公司（NBC）被通用电气收购，后者则被摩根财团控制；美国有线电视公司（CNN）的后台老板是传媒巨头时代华纳，而时代华纳的13位董事会成员中，有10位都是投资公司、跨国公司、知名媒体的高管和前政府高官；拥有美国广播公司（ABC）等媒体的另一传媒巨头迪士尼集团，其董事会成员包括了波音、宝洁、维萨、谷歌、星巴克等多家知名企业的前任或现任高管……”
事实证明，这样的媒体操控格局必然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媒体传播能力的空前强大——单向度的信息传播和新闻霸权主义的态势，向非西方国家单方面进行包括西方新闻自由观在内的意识形态输出，国际信息流向呈现出“西强东弱”的局面。
“从数量上看，据估计，从工业化国家（居住着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流向第三世界（占世界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二）的信息总量，相当于从后者流向前者的信息总量的至少100倍之多。”
这种局面必然因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的弱势，以及在文化交流、新闻产品、传播能力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中处于落后被动的地位，而导致其文化软实力不足、话语权的旁落，甚至导致其主流意识形态被碎片化、空心化和边缘化。
过去几十年，作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的中国必然首当其冲，为此我们要引起高度警惕。
其二，西方价值观渗透为新闻自由思潮的发展埋下了政治诱因。
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颠覆和重构发展中国家的“竞赛方案”得以迅速发展并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靠其先发优势和科技积淀，大肆宣扬“西方中心论”和“制度优越论”，以“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蛊惑人心，向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洼地”输出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进行社会改造和政治变革。
一大批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大肆鼓吹、宣扬资产阶级价值理念和政治道路的“普世性”。尼克松的“不战而胜论”、布热津斯基的“社会主义失败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等，凸显的是西方中心论。
他们试图以所谓的“政治文明”来论证西方的“制度优越”；用所谓的“自由人权”来论证西方的“普世价值”；用所谓的“历史终结”来论证“西方中心”，并最终达到推行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的目的。
在此背景下，借助新闻自由所广泛推销和推行的普世价值，“实质是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普遍化，在传播‘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兜售西方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以维护和实现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国际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
客观而言，新闻自由观实际上充当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攻手”和“马前卒”。
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世界自二战以来兴起的新闻自由运动，实质上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建战后世界秩序的一种政治手段，在一定意义上侵蚀着我国新闻舆论和传媒事业的健康发展。
其三，部分传媒从业者为新闻自由思潮的发展创设了主体条件。
相对于其他职业，传媒从业者更容易接触到西方新自由主义，也就更容易接触到西方的新闻自由观并受其影响，“大众传媒在公众舆论领域中，塑造了一个强势的自由主义气氛，包括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市场化，法治，这些都是媒体的新闻与评论最为关心的话题。”
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思想观念、利益格局、价值诉求等诸方面的深刻变化，极大地刺激着传媒从业者的敏感神经。人们对于如何准确地阐释解决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如何预测评判未来中国的社会走向产生了一种社会期待心理。
正是围绕这些“中国议题”，不少传媒从业者从不同视角和维度对当下中国社会进行了采访与报道，并以此希望对人们关切的生产生活作出可信的解释。
不可否认，在众多新闻解释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有“语焉不详”或“言不由衷”。尤其是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扎实、政治信念不坚定、甚至对党的新闻理论持抵触和反对观点的传媒从业者，他们非但不能或不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反而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来报道中国、诟病中国，甚至唱衰中国，渲染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的普世性。这就在主观上为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心理基础。
除此之外，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新闻自由理论和媒体技术的过程中，部分传媒从业者存在着一种“格式塔心理”，也正是基于这种心理认知，他们认为西方文明不是孤立、抽象的存在，而是彼此关联、内在互通的整体。因此，当代中国要想确立起新闻自由的理念和实践，就必须正视西方文明、吸纳西方文化，并且要把滋养和培育新闻自由的制度体系、价值体系搬到中国，包括媒体的私有性质、新闻的政治功能、自由的评判标准等等。
这种认知和论调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市场化改革影响着中国传媒事业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产生了直接的挑战与冲击。
其四，互联网私人控股为新闻自由思潮的蔓延拓展了空间。
互联网技术在传媒领域的普及应用，极大地提升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水平。尤其是新兴媒体的壮大，为人们了解国情民生、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便利。
但也应该看到，从目前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国内较有影响力的门户网站都曾在西方国家的股票交易所上市，其股权结构中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占比较大。
据有关人士统计显示，在2016年人人网、前程无忧、京东、腾讯、阿里巴巴等门户网站的股权结构中，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占比总和就分别高达69.2%、66.5%、50.7%、48.66%和47.4%，并且每个门户网站的最大股东基本上又都是外国垄断资本集团。
这就意味着，资本的触角已经延伸至网络空间，私有资本或者说是外国垄断资本实际上控制着上述中国的各大社交门户网站。
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控股国内社交门户网站，其最终目标在于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是说，资本集团掌控着网络空间新闻舆论的话语权，它可以随意限制和控制网络空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渠道、传播范围，进而通过新闻舆论造势恣意操纵网络舆情，肆意压制主流价值。
一方面，国内私人资本为了获利需要和博取眼球，把网络新闻媒体视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动用多样化的新媒体传播工具，在抓住只言片语的情况下就对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穿凿附会或断章取义式地报道、解读，人为诱导新闻舆论的走向，进而制造网络民意的假象。无孔不入的私人资本为了维护其商业利益，可谓是不择手段地淡化、遮掩、曲解新闻事实，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排除在网络新闻媒体的视野之外。
另一方面，外国垄断资本为了配合西方“和平演变”战略需要，竭力把中国的网络新闻媒体打造成意识形态输出的前沿阵地。在网络媒体空间中，外国垄断资本阻塞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渠道；而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由外国垄断资本控制的社交门户网站充斥着丑化、抹黑马克思主义的言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人类其他自由实现的前提和条件，并由此将新闻自由视为人类最基本的自由形式，指出“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
作为资产阶级为了“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 而提出的革命口号，新闻出版自由曾经对资产阶级的成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也正是鉴于新闻自由的这种阶级服务的特殊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新闻自由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属性，必然代表不同阶级、党派以及利益集团的意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然要将新闻自由从资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要求出发，建立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创造条件。
鉴于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与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以其特有的存在形式和作用机理游离于中国社会，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其生成过程，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交织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理论根基的依附性。
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社会价值体系，在立论基础上有着极强的依附性。从理论根源上追溯，其本质上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理念在传媒领域的存在样态，是西方传统的新闻自由观念与中国传媒市场化相嫁接的结果，具有极强的理论依附性，正因为如此，才体现出浓烈的自由主义特征。
国内有些人总以为经过市场化、民主化“洗礼”的西方新闻自由所拥有的“价值共识”“社会公器”“媒体独立”和“第四权力”才是新闻媒体的“伊甸园”。实则不然。西方新闻自由观虽然滥觞于自由主义对人主体性的关注和意志自由的求索，但在根本上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和主观愿望。
文艺复兴所扛起的“人本主义”大旗一方面是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另一方面更是对人性的回归、对人权的关注。这一贯穿西方近代以来的价值信条不仅成为了西方的主流价值观，而且贯穿在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构成了新闻自由的思想基础，衍生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具有反封建、反神学、反剥削，具有进步意义的新闻自由思想，并深深渗透在资产阶级的价值传统之中，有着无可辩驳的阶级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新闻自由思潮必然暗含着西方近代以来新闻自由观的理论传统与话语系统。为此，国内某些自由主义的倡导者竭力标榜西方新闻自由观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思想观”，把那些对西方新闻自由观充满疑虑、抵触情绪的思想和行为污蔑为“偏执行为”和对西方自由主义“现代化、国际化”潮流的逆反举动，进而要求“摒弃那些对自由、自由主义的落后于时代和国际社会的误读、误解，才是新时期建设符合文明标准的新闻自由的第一步”。
显然，中国的某些“新闻自由”的倡导者将西方新自由主义理念视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践指南，其实质就是对西方新闻自由观的皈依，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在我国新闻事业中的具体体现。
二是价值理念的欺骗性。
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所具有的欺骗性，归根结底是其理论根基依附性的实践应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新闻自由作为近代以来人类孜孜以求的一项民主权利，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视角确证了人类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处的不同社会形态下，“新闻自由”被不同阶级、政党赋予的内涵和功能都有重大区别，其实现程度、真实水平、评价标准也不尽相同。
在西方社会，新闻自由在帮助新兴资产阶级完成反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使命之后，便沦为资产阶级维护国家利益和政治统治的工具。究其原因，西方新闻自由观本质上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资产阶级统治意志的舆论代言，其资本逻辑的先在性内在地决定了资产阶级新闻报道的虚假性。由此，西方新闻自由也可以兑换为资本的自由，谁拥有资本，谁就能占有媒体，谁也就会享有新闻自由。
恰如列宁所言，“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这种自由就是骗局。”可见，当前西方国家主流媒体所宣扬的新闻自由观，乃是假借新闻自由之名而行对内隐瞒真相、对外误导舆论之实。
诚然，对于根植于西方新闻自由观的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而言，在国内多数社交门户网站被私资和外资控股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盈利需要，其在传播过程中把新闻媒体和舆论网站描述成为绝对客观中立、超越政治党派的价值载体，把新闻自由当成是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甚至一度把西方媒体视为新闻舆论自由的典范，并借此认为实现新闻自由的关键在于取消党对媒体的管控。
不过，国内新闻自由人士此番看似合乎情理的言辞，背后却隐藏着蚕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新闻舆论阵地的政治意图。
三是受众群体的广泛性。
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貌似反映了国内民众对新闻报道现象、新闻传播活动的看法和认知，貌似体现了对新闻从业者依照事实采访、评论、传播新闻的倡导，以及对公共部门不能逾越法律干预新闻媒体的强调，似乎从客观的角度体现了其正向外溢效应，实则恰恰体现了这一思潮由于思想内容的迷惑性、存在场域的隐蔽性和传播载体的独特性而活跃于大众传播媒介之中，具有强大的社会蛊惑性和欺骗性。
“在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渗透我们平常生活，媒介的实践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的今天，任何一种霸权的形式都不可能不借助媒介的力量，媒介提供可借助的力量不是身不由己，而是乐此不疲。”
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正是借助新锐传统媒体和新兴网络媒体这两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而实现着理论主张的输送。
就新锐传统媒体而言，诸如《环球时报》《南方周末》《财经》《炎黄春秋》等报刊杂志的新闻触角曾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报道内容或时事评论也总能触及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因而有着广泛的阅读群体。
然而，为了寻求自身发展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个别新锐传统媒体又力主参照西方新闻自由观的“中立、客观、公正”原则，控诉“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说法是违宪的”、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立场“前后矛盾” ，以此割裂我国新闻舆论工作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对于不明西方新闻自由观真相的普通民众而言，新锐传统媒体的这番言论有着极大蛊惑性。
同时，新锐传统媒体伴随着网络时代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而使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更富有蛊惑性和欺骗性。
就新兴网络媒体而言，各类社交门户网站是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的发声集中地。据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已达7.88亿，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为57.7%。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发声筒”的网络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舆论的发布者，而对于依托互联网技术生成和传播的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而言，每位网民又无不是其新闻信息的接受者。
三、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的意识形态实质
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承袭了西方新闻自由观的衣钵，与后者的“价值共识论”“社会公器论”“媒体独立论”和“第四权力论”等理论主张并无二致。
如果说“价值共识论”和“社会公器论”流露出西方价值观的内在意涵的话，那么“媒体独立论”和“第四权力论”则直接彰显了新自由主义价值取向。
从根本上说，新闻自由思潮就是试图通过移植西方新闻自由模式来改造我国的新闻事业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利用其存在形式的隐秘性和蛊惑性，使中国在温水煮青蛙的价值渗透中逐步融入西方价值体系的一种意识形态。
首先，“价值共识论”是借以传播西方普世价值的逻辑基点。
近代以来，部分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看到“新闻自由”带来的“工具理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因其过度张扬所造成的“价值理性”的遮蔽以及意义世界的缺失。为此，他们开始了对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追寻，呼唤着传媒领域“价值理性”的回归。这就变相地为西方价值观的渗透提供土壤和空间。
一百多年来，他们所标榜的“价值理性”逐渐为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所取代，并在新闻传播领域具象化为“价值共识论”，成为西方新闻自由观在中国传播的理论基础和价值依归。
在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打着“价值共识论”的大旗，凭借所谓“共识”性的“价值理念”和“理论范式”，奉西方新闻自由观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为圭臬，否定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我国新闻实践，竭力争夺新闻领域的话语霸权，以达消解我国主流价值观和重塑中国社会价值认知之的目的。
但从现实影响来看，一方面，新闻自由思潮所主张的言论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观点，实际上成为了“西方国家为实施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排除障碍而定制的概念”，“其目的决不是促进各国新闻自由平等发展，而是为西方意识形态战略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推行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一旦以西方新闻自由观来指导新闻事业，就意味着西方世界的新闻规则、文化符号以及价值标准都会系统性地输入，而这些国家的新闻事业也就因此丧失独立性。
而且，由此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对这些国家的新闻事业的冲击，而是在“普世价值”的迷惑下繁衍次生文化，从而在西方“普世价值”和本国次生文化的内外渗透下逐步消解非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导致颠覆国体、改变政体的结果。
可见，中国新闻自由思潮所推崇的“价值共识论”，绝非社会成员“真正共识”，而是西方价值理念的“强制共识”，以此来取缔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以达到消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目的。
其次，“社会公器论”是借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舆论依托。
“社会公器论”把新闻媒体标榜成一种“价值中立”的“信息载体”“公共领域”或“公共信息平台”，声称所有个性的、公共的、极端的，甚至另类的观点都可以参与到这个“观念的自由市场”之中，并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碰撞和辩驳，把那些不言自明的“真理”显现出来。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随着互联网的突飞猛进，包括自媒体在内的网络空间由于人们的认识不足或治理不到位，而被当成“价值无涉”的纯技术手段，并由此出现了关涉国家利益的网络空间安全的问题，诸如一国现实的政治秩序、道德规范和价值信仰都有可能为互联网技术“价值无涉”的迷惑性所颠覆。
实际上，在现实政治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参与公共领域的机会并是不对等的，更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
国内有些新闻自由的崇尚者把新闻事业视为绝对自由的公共领域，一味强调新闻自由的社会公共性而完全抛开其政治阶级性，诋毁社会主义新闻媒体是“公器私用”，要求新闻事业为社会而非政党所有。
事实上，即便纯粹的网络媒介也不可能实现纯粹的公共价值，网络上流传的“社会共识”和“公共舆论”，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利益群体精心策划和传媒引领，绝非价值无涉、公共舆论的结果。
“社会公器论”实际上立论在三个空泛、抽象的理论预设之上。一是对“人性本善”的抽象预设；二是对“公共领域”的浪漫预设；三是对“新闻媒体”的技术预设。
这三大预设一方面无视人的社会属性，否定社会和阶级关系对人的制约作用，“抽象人性论”构成了其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把“公共”解读为“真空”，把“公共领域”理解为“抽象人”的活动空间，从而否定了“公共领域”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同时，任何新闻媒体一定是主客体、主客观共融、并生的存在，其中既包含有价值无涉的纯技术、纯载体，更蕴含有创设、利用这一载体的阶级和意志的存在。
因此，“社会公器论”的“新闻自由”视界，必将媒体从业者预设为“天外来客”，将公共领域理解为“真空地带”，将新闻媒体理解为“价值无涉”，从而带有浓重的抽象性、空想性和蛊惑性色彩。
现实社会中，“新闻”不可能“价值无涉”；“媒体”不可能“独善其身”；“传播”不可能“不偏不倚”。其所有的行为指涉必然代表着利益集团的意志，代表着特定阶级的呼声。带有明显抽象性、空想性、浪漫性和蛊惑性色彩的“社会公器论”，实则成为错误、消极、反动言论所赖以存在的舆论依托，本质上是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所释放的“烟雾弹”。
再者，“媒体独立论”是借以打开新闻媒体市场的托词借口。
在现实中，完全独立、绝对自由的媒体是不存在的。西方新闻自由观所炮制的“媒体独立论”，实际上是其私有制基础上经济政策取向的具体结论，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纵观西方新闻史，从党派媒体到市场开放下‘自由’媒体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所以说，“媒体独立论”是私人资本打开媒体市场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但同经济市场一样，“观念的自由市场”同样会有无能或失效。在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一旦媒体市场受私有化逻辑的侵蚀或主导，就会为跨国资本或金融寡头撬开中国的文化市场、侵蚀中国的主导价值观打开了方便之门，为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输入铺平道路。
以西方新闻媒体市场为例，英国在“光荣革命”取得政权后，为了给资产阶级的新生政权保驾护航，也是为了控制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及其正当权利、扼杀新生的工人阶级的报刊宣传，作为一种策略，他们对媒体采取了放开的做法。
詹姆斯·卡伦在其《媒体与权力》一书中提到，20世纪60年代，拥有474万下层劳工读者的激进报纸《每日导报》，正是由于受私有化改革影响无法得到足够的广告收入而被迫关闭。
与西方新闻自由观主张开放媒体市场是基于私人资本牟利和维护阶级统治的内在需求不同，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鼓吹开放媒体市场和媒体独立，旨在抽离党管新闻媒体原则的合法性，进而剥离宣传思想工作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有人曾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狭隘地理解为党的新闻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即使无产阶级新闻自由，在实践中也都被置换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组织的新闻自由，……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被进一步置换为全党都要宣传党的高层意志甚至最高领导人的思想”。
不难想象，为了赢利需要，新闻媒体市场的私有化必然是以取消党对媒体的管制为前提，而一旦新闻媒体市场彻底私有化，一旦党对新闻媒体失去管控，那么新闻媒体便会从公众利益的代言人沦为资本集团的附庸。
最后，“第四权力论”是借以谋取政治权力的思想利器。
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新闻媒体对公共权力存在问题的披露、鞭挞甚至谩骂，绝非出自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呐喊，而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利益集团、财富集团、资本集团之间市场不对称或资源配置“不公平”导致的矛盾的凸显，抑或是上述集团向执政党施压、向公共权力讨价还价的过程和声音在媒体上的表现，这种表现被人们归结为“小骂大帮忙”、“狗咬狗的斗争”以及“换马斗争”三种情景，生动而深刻地刻画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本质和新闻媒体“批评自由”的假象。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进步思想家和共产党人一直都在民主与科学、自由与法治的探索中推进着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振兴，一直都在政党与政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中推动着政治的清明和市场的规范，其中不乏对新闻自由、媒体功能的探索，更有关于新闻媒体在监督执政党权力、批评政府行为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但在我国新闻媒体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批评，绝不是西方媒体报道中那种没有原则和底线的诋毁与谩骂，而是对党和政府执政施政活动中有可能损害民众利益行为的言论纠偏。
然而，时下所流行的“第四权力论”论热衷于编造事实、歪曲历史、丑化党和政府，黑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污蔑、诋毁、谩骂等极端化的反动宣泄代替辩证、理性、实事求是的真情谏言。
如“第四权力论”者以捍卫新闻监督权力为由，要求区分民主主义新闻观和精英主义新闻观，并认为无产阶级新闻自由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一脉相承，实质上是一种反民主的“阶级自由”。
对此，有人指出，“从理论上来说，无产阶级新闻自由应该是一个很大数目的人的自由，但从列宁时期就实行的无产阶级新闻的党性原则，规定新闻是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共产党来领导。而无产阶级政党实行的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于是这个阶级自由就有党中央来实行。但实践中，还要等而下之，只是这个党的最高领导人通过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及宣传部来实行阶级自由。”
在国内新闻自由人士看来，无产阶级新闻自由只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自由，要发挥新闻自由的“第四权力”作用，无产阶级新闻自由就必须适时彻底地转变为全体公民的自由、全社会的自由。
可见，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这种以权力名义所作的鼓噪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无非是假借“新闻自由”乃“第四权力”之名，把控媒体、制造舆论、炮制热点，造谣惑众，进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真实目的。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与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的本质不同。马克思说：“普遍的和广泛的观点几乎完全不存在”，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存在“普遍的”“广泛的”新闻自由，更不可能存在“超阶级”“超党派”的新闻自由。
社会主义中国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的确切内涵是：
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遵循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遵循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增强新闻媒体的责任意识，遵循自由与守法的统一；
坚持新闻的客观性标准，遵循真实性与正确舆论导向的统一。
与之相反，作为西方新自由主义在新闻领域存在样态的“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其假借“新闻自由”之名，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的本真内涵，对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构成了严重的挑战。防范和批判这一错误思潮既是促进我国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这为新时代正确对待西方新闻自由思潮指明了方向。
第一，在把握意识形态发展战略中批判、引领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
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处于战略地位。因而，要正确认识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的隐蔽性、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把握意识形态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规避新闻自由思潮的侵蚀。
首先，要正确认识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隐蔽性和长期性。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直接作用于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通过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方式起作用。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思想文化领域中各种“噪音、杂音”不绝于耳，具有欺骗性、迷惑性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以各种方式浸润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中，对我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挑战。
在新自由主义的诸多存在样态中，尤其是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实为新自由主义新闻观的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在新闻领域对民众进行欺骗和蛊惑、西化和分化活动，表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
为此，必须高度警惕以“新闻自由”为掩饰的“温水煮青蛙”式的意识形态渗透，谨防西方国家进行的文化殖民和价值观输出。
其次，要正确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意识形态不会处于真空状态，在面对多样化、多元化社会思潮争夺话语权的挑战，我们必须抢占舆论制高点，增强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坚决抵制新闻自由思潮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干扰和蛊惑。
在此意义上，加强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提防新自由主义新闻观的渗透和破坏是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至关重要的一环。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曾被严重地“碎片化”“边缘化”和“隐性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失语”“失踪”和“失声”的现象。
相较于社会主义，西方国家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系统成熟的资产阶级新闻观话语系统，为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先机。
为此，我们要加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体系，在质和量上改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话语供给，使新闻传播领域成为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坚强阵地。
其三，互联网已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重视互联网对意识形态作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
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和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新闻自由思潮传播西方新闻自由观提供了契机。
对此，我们要坚决批判新闻媒体人士打着所谓“媒体独立”或“社会公器”的旗号来制造网络意识形态乱象的行为，坚决打击新闻自由思潮借助网络平台散布影响社会稳定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
第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批判、引领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增强文化自信、推动舆论实践和加强学术研究的理论指南。深刻领会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与公益性的统一，新闻事业的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与正确性的舆论导向的辩证统一，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的辩证统一……这些都为我们抵御新闻自由思潮的侵蚀提供了理论支撑。
事实上，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自由主义为本质的西方新闻思潮之所以会干扰并影响到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新闻传播领域的话语塑造和话语表达能力不足，新闻传播能力不够强大，出现“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部分新闻媒体从业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知不清、理解不深、领会不够，结果导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闻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的指导不力，从而给西方新闻自由观以可乘之机。
为此，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四个自信”，尤其要从理论上建构起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主导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切实提高新闻舆论工作者的理论修养、职业操守和政策水平，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落到实处，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涤荡当下新闻传媒领域中的错误观念，认清西方新闻自由观的理论实质，批判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的虚伪性和蛊惑性，以此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正确认知。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无产阶级政党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也是做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定盘星”“压舱石”。为此，“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面对媒介融合的复杂情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做到与时俱进才能保证理论的科学性、进步性和合理性。为此，我们必须将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结合，与新媒体技术发展相结合，推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闻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做到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话语权中抵御当代新闻自由思潮的错论。
第三，在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中批判、引领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
党的领导是抵御非主流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渗透、侵蚀的政治保障。不可否认，当下中国传媒界所以会出现西方新闻自由观的渗透，是因为确有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面不够坚定，并且在思想意识、政治信念和行为作风等方面受西方新闻自由观影响较深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在新闻舆论工作中讳言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避讳舆论导向和新闻真实性的统一、回避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的统一，从而导致新闻舆论实践偏离党的路线方针。
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
另外，由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体现为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因此，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工作导向，深入领会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满足人民利益、反映人民诉求、传播人民呼声作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故而，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所有工作中，人民性是根本，关涉到党的新闻事业的政治立场；党性是方向，关涉到党的新闻事业的价值取向；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是旨归，关涉到党的新闻事业的终极目标，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自由思潮的本质区别所在。
当前，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就需要构筑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以赢得国际国内新闻舆论话语权。在这里，党的领导是关键。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意识形态统领、观念整合与力量凝聚的作用，牢牢坚持“党管媒体”和“党媒姓党”原则，切实担负起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及时了解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高度关注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变化，宽容应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主观愿望和利益诉求，从容化解因各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不良社会舆论，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涌动和新闻舆论的性质与走向，最终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利益诉求引领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中，落实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中。
可以说，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是我们抵御西方新闻自由观和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的根本出路。
其四，在加强网络空间安全建设中批判、引领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应对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要知道，“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占领；这部分人我们不去团结，人家就会拉拢。”
当前，西方新闻自由观和中国新闻自由思潮之所以能够起到蛊惑煽动作用，网络空间及其存在形式是主要推手。网络空间作为新型传播媒介，其所固有的海量性、即时性、全球性、互动性、自由性、公共性等特点，无疑使它成为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流行和传播的前沿阵地，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所宣扬的基本观点和价值诉求在很大层面上体现了互联网自身的传播特性。
当前，国内一些不法的网络运营商或具有极端化观点的网络媒体就是打着新闻自由、媒体独立、价值共识等旗号，传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思想或言论，这就使网络杂音、噪音频生，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对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从筑牢思想防线和加强技术防卫两个方面，抵御新闻自由思潮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一是切实提高广大网民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提高他们抵制错误思想和不良言论的能力，认清新闻自由思潮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二是针对我国网民数量大、网络平台多、网络技术不够先进的状况，加快提升网络信息技术水平和改善网络技术防控能力成为有效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必要条件
。为此，我们既巩固现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网络核心技术研发，筑牢互联网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防火墙，将包括新闻自由思潮在内的各种有害言论、错误观点拦截在网络疆域之外。
第五，在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中批判、引领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已不再局限于经济、国防和军事等硬实力的较量，更涵括着观念上层建筑等文化软实力的竞争。
出于对外进行文化价值观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隐匿性，西方国家在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观念上层建筑所体现出来的“软性的同化权力”与军事上的“硬性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
然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关键在于话语权的掌控。这是因为，话语权的本质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的丧失也就意味着是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丧失。
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西方新闻自由观和当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潮的在华传播，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对华渗透，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新闻自由的传播方式与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的较量，并通过扩大其传播效果与我国争夺话语权。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是否强大、传播手段是否先进，决定了一国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念的流传程度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现时期，面对西方新闻媒体利用其多样的传播手段、丰富的传播内容、强大的传播能力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造成的干扰，国内一些新闻自由人士出现了自我贬低矮化的倾向，一度用西方新闻自由的价值体系、评价体系来裁剪和衡量我国的新闻事业实践，认为凡是符合西方新闻自由的也就是中国新闻媒体事业所必须接受的。
这种思想认知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薄弱。为此，要积极营造国际环境，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人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从而在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中有效回应了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中国时的失真和失实问题。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2月25日。
[4]陈信,凌王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分歧[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5.
[5]童兵.大变局下中国传媒的应对[J] ,当代传播.2019,4.
[6]董浩,骆正林.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百年历史回顾与当代发展阐释——兼论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三种传统[J],新闻界.2019,6.
[7]Eric R.Boot. Leaks and the Limits of Press Freedom[J].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Practice,2019,22(2).
[8]AndrésPavón Mediano,Diego Carrasco. Ideology beyond partisanship: The behavior ofjudges o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cases in Chile[J]. Government InformationQuarterly,2019,36(3).
（作者系江苏省中特中心南航基地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四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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