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展：要有利于正确总结历史教训

“抗日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而是为了中国的彻底独立和中华民族的完全解放！”

0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1985年开馆以来，接待的参观总人数已近亿人次，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积极作用不容低估。

 

笔者曾两度参观纪念馆，但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纪念馆的布展存在严重缺陷，并不利于传播正确历史观，也不利于正确总结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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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纪念馆？

 

在欧洲和以色列，都有对二战中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纪念活动，以色列还专门设有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

 

欧洲的纪念活动，目的是清晰的——时刻警惕纳粹主义、种族主义的死灰复燃，绝对不能让欧洲大地上再次发生这种反人类罪行。

 

以色列的纪念活动，目的也是清晰的——增强世界范围内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政治认同。因为犹太人之所以在纳粹将他们赶进毒气室时无力反抗，就是缺少自己民族国家保护的结果，现代以色列国立国的政治基础，正是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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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主题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纪念馆全部布展就是以高耸入云的“和平女神”作为终结。

 

“和平”主题明显受到了日本广岛纪念原子弹爆炸主题的影响，广岛纪念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主题就是“和平”，广岛并建有和平纪念公园、和平火炬、和平纪念馆等等。

 

 

但问题是，广岛以“和平”为主题纪念原爆，虽然说不上深刻，但也勉强切题，因为日本在二战中遭到原子弹轰炸，正是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破坏了和平的结果。但南京以“和平”为主题纪念大屠杀遇难同胞，就显得莫名其妙，甚至自黑了——难道遇难同胞遭到屠杀是因为不爱和平吗？

 

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爱和平，虽然中国因为要保卫和平而不得不多次卷入战争，但从来没有主动发动过任何一次战争。我们是被侵略的国家，最需要的是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以及威慑潜在的侵略者不敢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和平的目标是从属于这样两个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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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直接的目的（或者说主题）应该有两个：

 

第一，提醒世人，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巨大的反人类罪行，它彰显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反人类的道路上所达到的令人发指的程度。

 

从广义角度上说，日本军国主义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泛滥成灾的纳粹主义、种族主义的一部分，南京大屠杀明显带有种族屠杀的特征——屠杀仅仅是指向中国人的，外国人仅凭肤色和语言就可以幸免。

 

警惕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死灰复燃的主题，永远不会过时，今天甚至更重要。

 

比如在中国南方一座曾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里，一种可以被命名为“地域性法西斯主义”的病毒正在肆虐。暴徒们公然歧视、排斥、甚至当街殴打讲普通话的内地人，抢劫、焚毁和“中国”有关的机构和店铺。我们不难判断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搞种族清洗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个主题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

 

05

那么，纪念馆的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要从中国人的角度，总结未能阻止大屠杀发生的历史教训。

 

犹太人被纳粹屠杀时，以色列还不存在。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和政府。

 

但是，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中华民国已经存在了26年，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也已经存在了10年，并且被今天的“民国范儿”们称为“黄金十年”。

 

但是，蒋介石、执政的国民党、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能有效保卫南京？为什么没有及时疏散市民？

 

从军事上总结南京保卫战为什么仅仅支撑了一个多星期就惨遭失败的文章已经很多，这里不赘，仅指出一点——

 

蒋介石违背民国的军事传统，安排一个早已没有“基本部队”（即私人部队，如蒋介石本人的黄埔系“中央军”，李宗仁的“桂军”等，唐生智的私人部队已在1927年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土崩瓦解了）的失意军阀唐生智担任南京卫戍总司令，证明他根本就不想认真保卫南京，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甩锅”行为——既想要保卫南京的面子，又不想让嫡系将领承担南京沦陷的责任。

 

最高统帅拿首都的保卫战当儿戏，这就决定了南京保卫战的必然失败，蒋介石就是南京沦陷的最大罪魁。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也是南京迅速沦陷的重要原因。

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曾计划在南京以东外围构筑阵地和要塞，并在参谋本部内成立了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邀请德国顾问帮助设计筹划，但由于蒋介石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江西“剿共”，所以计划中的国防工事根本就没能完成。

 

至于疏散市民的问题，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军政高层，对南京沦陷早有预期，并且也为自己安排好了退路，但却对南京市民隐瞒真实情况。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再宣传要坚守南京。上海沦陷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声称：对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并大肆报道蒋介石与唐生智要与南京共存亡的言论，但对疏散市民，却不作任何安排，以至于南京保卫战爆发时，城内还有50多万市民，加上难民和守城部队，总人数近70万人。这些人在南京沦陷之后，除少部分逃走外都成了日军屠刀下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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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具体原因，南京沦陷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国民政府政治上的落后与反动。蒋介石“抗战”的目的，并不像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那样，把抗日战争视为使中国获得彻底独立和中华民族获得完全解放的一个阶段，而仅仅是要保住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在抗战前期，蒋介石多次和日本秘密谈判，其“底线”也无非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到状态而已，也就是说东北不要了，华北也可以和日本“共管”。

 

由于政治上的落后与反动，蒋介石就不能有效地动员全民抗战，更不能合理运用中国的国防力量，中国抗战的正面战场之所以打得极其艰苦，付出了过大的、与战果不成比例的代价，到日本投降时仍然不能收复南京，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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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这一切——即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层以及国军高级将领既不能保卫南京，也不疏散市民，战前侈谈与首都共存亡，大话炎炎，战端一开就只顾自己逃命所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布展中没有得到任何表现，反而渲染了他们保卫南京的“坚决”和国军将士的“英勇”！

 

我在参观时不由得在想：如果“国民政府”仍然存在，由他们来设立一个纪念馆，其布展也无非就是这样吧？

 

总之，在纪念馆的布展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及国军的形象是保卫者、牺牲者、胜利者、审判者，对南京沦陷没有任何责任——这样的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仅仅四年就被推翻，不是很可惜吗？这样的结论难道不暗含了对新中国的否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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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建立这样的纪念馆，要有利于中华民族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要有利于强化对人民共和国的认同而不是对民国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纪念馆的布展存在重大缺陷，应该尽快予以纠正！

 

雕塑：面对侵略者的屠刀，这样有用吗？

“并不反对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找灵感，甚至有所借鉴，但借鉴之前，一定要将其吃透，不能食洋不化。”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1985年建成开放以来，已经接待了国内外参观者达数千万人次，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

 

但是，由于纪念馆的设计、建设主要都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个文化失败主义情绪甚为浓厚的年代——完成的，所以也不可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有些雕塑和布展所传递的信息，并不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

 

略举几例。

 

01

请看下面这尊雕塑和基座上的铭文——

这是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位被日本兽兵强奸的少女形象。

据统计，在大屠杀期间，南京城发生了大约2万起强奸案！应该为受害者立像，以控诉日军暴行。

 

但问题是，铭文却散发着浓厚的封建吃人礼教的气息。

她被污辱了，怎么“只有死！只有死！可洗去这污浊！！！”？

她是受害者，没有任何错误！这不还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一套吗？她应该顽强地活着，复仇，至少要等到看到罪犯被押上绞刑架的那一天！不是吗？

现实当中，可能确实有被日本兽兵侮辱后自杀的女性，这令我们伤心难过。但现实当中存在这样的现象与在纪念馆碑文上作为一种“刚烈”行为来提倡，完全是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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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之墙”旁边十字架型的标志碑，上面刻有一排阿拉伯数字“1937.12.13—1938.1”，这是南京大屠杀的六周时间。

 

我觉得好奇的是，中国并非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标志碑为什么要设计成十字架形状呢？为什么不是中国的传统石碑形状呢？

 

30万遇难同胞中，无疑有一部分是基督徒，但更加可以肯定的是，绝大部分遇难同胞并非基督徒，他们可能是信佛教的、信道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恐怕还有无神论者，用十字架来纪念他们，真的是对他们的尊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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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和平女神”像。

 

这尊雕塑在展览馆的整个布局中分量极重，可以说是为全部展览做了总结。

关于纪念馆的是不是应该以“珍爱和平”为主题，我在多篇文章里有过论述，这里不赘，单论雕塑本身。

 

首先，“和平女神”这个命名非常奇怪，因为在中国的神祗系统里，无论是古老的神话传说，还是道教、以及从印度传入又完成了中国化的佛教，都不存在这位女神。

在《圣经》、《古兰经》中，也没有关于“和平女神”的记载或叙述。

 

事实上，“和平女神”为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神祗，名叫厄瑞涅Eirene，拉丁文为Irene。

关于她的所有档案，都不能证明她是华夏女儿，也不能证明她关心过中国的和平。

 

所以，她站在这里，是陌生的、奇怪的、格格不入的，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该用怎样的礼节来对待她。

建立和平女神雕塑的灵感，很可能来自于1924年在上海外滩落成的“胜利女神像”（又名“欧战纪念碑”）。

这是租界当局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外国侨民回国参战的死难者而修建的，二战期间被急于搜集金属的日本占领当局拆除。

外滩的胜利女神像为青铜材质，左手抚一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身旁放着铜做的盔胄盾甲等武器。

纪念馆的“和平女神”则为左手抱举一男童，酷似基督教绘画中圣母抱举圣子的形象。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影响力遍及全球，完全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我并不反对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找灵感，甚至有所借鉴，但借鉴之前，一定要将其吃透，不能食洋不化。

用毛主席的话说，叫“洋为中用”！

比如，纪念馆的“和平女神”，右手释放和平鸽，是祈愿和平的形象，但面对侵略者的屠刀，祈愿有用吗？

南京大屠杀中30万遇难同胞的生命和鲜血，还不能使我们变得更加清醒、聪明一点吗？

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屠杀的停止，不是祈愿的结果，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结果——这是最基本的历史结论。

 

所以，如果这个高高的基座上，站立的是手握钢枪，保卫和平的中国人民的形象，或者艺术化地塑造一位手持宝剑，招呼中华儿女驱逐侵略者，保卫和平的母亲（祖国）形象，不是更能升华刚刚参观完纪念馆，心情沉郁的观众情绪吗？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综合编自“散兵坑观察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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