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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老师反思:以“国际化”的名义,中国高校扩招留学生的低效与不公
点击:  作者:田方萌    来源:星源观察  发布时间:2019-07-17 09:42:53

 

     北大每年招收约200名韩国本科生,在整个山东省才招一百多人,山东的人口是韩国的两倍多。北大放弃了中国本土的优质生源,却招来二三流的韩国学生提升“国际化”,实属得不偿失之举。(编者注:2018年高考,北京大学在山东招收文科24,理科28人)

教育部于2003年确立了“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留学生工作指导方针,《留学中国计划》又将其修改为“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政策目标的叙述次序往往意味着它们的重要程度,“扩大规模”总是重于“保证质量”的,而且该计划强调的“质量”,主要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即教学质量,而非学生质量。

今年开始,清华大学录取本科留学生,不再采用笔试,转而采用申请审核制。也就是说,外籍学生若想报考清华大学,只须“报”,不用“考”了。此举引发了舆论热议,很多网友都抱怨“十年寒窗不如一纸国籍”。

中国高校招收本国学生和留学生的双重标准由来已久,近年来由于后者大幅扩招,两者差距进一步被拉大清华大学的招生改革只是冰山一角,它背后隐藏着校园里一只“看不见的大象”。

 

老外扎堆的大学校园

每年十二月,北京师范大学都要举办一场载歌载舞的晚会——“北京留学生之夜”。作为该校教师,去年年底我有幸观赏了各国青年的精彩演出。整场晚会彰显了“高端大气国际范儿”,有篇后续报道称:“来自首都8所高校、40余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中外学生演员联袂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国际艺术盛宴。”我在台下欣赏着表演,心里却隐隐有一丝不安。节目单上印着一位日本学生的名字,她已经连续几周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了。上学期结束后,她果然未能通过考核,我只好给了个不及格的分数。

如果喜欢走访中国的大学校园,你便会发现这些年肤色各异的学生越来越多了。虽然留学生占全体大学生的比例还很小,但他们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国新生扩招的幅度。

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大学录取的留学新生从2005年的6.1万人上升到了2014年的11.1万人,增幅为82%相比之下,同期每年录取的国内大学生则从504万人上升到698万,增幅为38%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年度数据,如果将各类留学生加总,他们的存量已从2011年的29万人上升到2016年的44万人,接收留学生的高等院校则从660所增长到829所。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

很多留学生来中国只是参加汉语培训,更值得关注的是拿文凭的学历生,即读本科、硕士或博士的留学生。他们的增速尤为惊人,在2005年之后的十年间从每年录取1.5万人上升到3.8万人,增幅为158%

一般来说,中国高校的排名越高,留学生的规模和比例也越大。2000年到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中的留学生比例从3.8%迅速发展到8.3%2010年,有3219名留学生在清华大学就读一学期以上,其中有2263人为学历生,留学生规模和比例均居全国高校首位。2016年,北师大计划招收245名本科留学生,同年北师大招收国内本科生2590人,留学生的比例接近一成。而在全国排名五十位左右的江南大学,2014年国际学历生的招生规模仅为75人。

我在北师大为三类学生授课:本科生、专业硕士和留学生。每类学生中都存在好学生和差学生,可根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最差的学生总在留学生中。有些留学生甚至连一篇通顺的文章都写不出来,还有的连中文试题都读不懂。有一次,我同某留学生项目的负责人聊起此事,并建议他控制一下生源质量。他有些无奈地答道:“我能招够学生就不错啦。”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招这么多留学生?

规模优先的教育方针

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中国高校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为了落实这份《纲要》,教育部随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留学中国计划》,表示到2020年要将来华留学人员提升至50万人。中国教育政策的决策者意识到,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留学生招生规模扩大,尤其是学历生人数增长,正是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表现。

在这种规模优先的指导思想下,教育部于2003年确立了“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留学生工作指导方针,《留学中国计划》又将其修改为“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政策目标的叙述次序往往意味着它们的重要程度,“扩大规模”总是重于“保证质量”的,而且该计划强调的“质量”,主要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即教学质量,而非学生质量。

留学生的数量达到什么比例就够了呢?中国人民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曾指出:“纵观国际上知名大学正式注册的国际学历生比例,一般占到在校生总数的10%20%”言下之意,这应当是中国高校见贤思齐的目标。

根据《留学中国计划》制订的工作进度,学历留学生数量的年增长率应保持在4.66%,来华留学示范基地每年应增加10所,英语授课品牌课程每三年应增加50个。在这种大跃进式的教育政策指导下,中国许多省份和高校都奋力扩大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开发了更多的留学项目。比如,云南省教育厅在2010年表示,“云南将加大留学生的招生及培养力度,争取到2014年来滇留学生人数到3万人,2020年达10万人”。也就是说,云南省内的外国留学生规模将在六年内将增长两倍多。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留学生比例对中国高校这么重要,没有他们就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吗?问题在于,是否“一流”并不取决于中国大学,也不取决于教育部的官员,而是由某些国际媒体发布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决定的。目前,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大学排行榜主要有三家,一份由QS咨询公司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合作推出,一份由《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制作,还有一份由上海交通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院发布。交大排行榜(ARWU,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完全基于科研成果指标,而且由本土大学评估,因此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力不如前两者。那么,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排名呢?

大学排名与国际学生比例

像很多“量化考核”使用的指数一样,QS排行榜和泰晤士排行榜基于各国高等学府的多项数据,比如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声誉评价等。将这些指标标准化,再赋予一定权重,分析人员就可以计算出每所大学的分值和名次。

 

QS和泰晤士的计算公式都包含一项指标,即国际学生相对于本国学生的比例。前者赋予它5%的权重,后者则赋予2.5%因此在这两个榜单上,一所大学留学生的比例越高,评分也就越高,而与生源质量无关。比如,在泰晤士2016年的榜单上,牛津大学排名第一,芝加哥大学排名第十。就留学生与本土学生之比而言,前者为35%,后者为24%芝大招收的留学生素质也许高于牛津大学,但由于比例较低,就会失掉一些分数。

为什么这两大排行榜只看重相对规模,而不是绝对质量?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生源质量难于比较——清点人头总是易于测试水平。二是这两大排行榜都有英国背景,而英国大学的留学生比例较高。给予这一指标更多权重,可以提升英国大学的排名。与纯粹基于科研指标的交大排行榜相较,这一点就显得更清楚。2016年的泰晤士榜单上,有三所英国大学进入前十,分别排在第一、四、八位;而在当年的交大榜单上,只有剑桥大学进入前十,排在第四位。

 

我们是否应该更看重交大排行榜,而非另外两家的榜单?中国教育界的领导们很可能不会这么想,因为国内高校在QS和泰晤士排行榜上爬升得更快,更容易“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2016年的交大排行榜上分别处于第71位和58位,在泰晤士榜单上则处于29位和35位,在QS榜单上则处于39位和24位。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家的排名参考了很多主观因素(如同行和雇主评价),它们的客观指标也更具操作空间。针对排行榜的各项指数,有些高校的领导班子积极应对,采取多项措施提升本校排名。进一步扩大留学生在全校学生中的比例,无疑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此留学生非彼留学生

除了有助于提升大学排名,来华留学生也常常被视为“国际人才”。201412月召开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发言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但引进的来华留学生却还不多。广纳天下英才,大力吸引外国留学生,可以很好地平衡当前的留学逆差,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留学大国,同时参与到全球人才竞争中,享受全球智力共享、留学经济等‘留学红利’。”王辉耀先生为改善中国的移民政策做了很多工作,可他在留学生问题上并不具有一线的教学经验。

由王辉耀主编的2013年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中国面临严重的“留学赤字”,我国出国留学生与在华留学生人数之间的“逆差”由2004年的31.6万扩大到2012年的80.9万。“留学逆差”和“留学赤字”显然借用了国际贸易的概念,它们为中国的留学生扩招政策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持。留学教育属于一种服务贸易,中国留学生对外支付的学费显然高于外国留学生支付给我国的学费。

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否应当保持流出人数与流入人数平衡,就像做国际贸易一样?一个非洲学生就读于广州某大学,这对中国的意义是否相当于一名北京学生就读于美国某大学?

如果只考虑学生数量而不计生源质量,我们很容易计算“留学逆差”。然而,此留学生非彼留学生。中国吸引的留学生,其平均质量不仅逊于美国吸引的留学生,而且明显不如中国本土的大学生,在各个层次的中国高校都是如此。

无须借助实证数据,我们就可以从选拔机制上推断出这一点。大部分中国家庭无力承担子女留学国外的高昂学费,因此高中毕业生大都会参加高考,争取进入国内较好的大学。除了北京上海等较富裕的地区,北大清华基本可以保证吸收到国内最好的生源。其他学校也可以依靠自身实力,吸收到与其地位相称的生源,几流大学就招收几流学生。

然而,留学生的招生状况并非如此。中国的一流大学招收留学生,不得不参与国际竞争。除了对中国文化抱有特殊兴趣的青年,国外学生首先会考虑申请欧美大学,和中国学子的留学趋向一致。因此,中国的一流大学也只能招收到其他国家二三流的学生,而中国二三流大学能招到的留学生素质就更等而下之。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高考竞争激烈,北大清华的本土生源质量不见得逊于哈佛耶鲁,而留学生的水平却不如美国一流大学。这就造成了同一所大学内,中国学生与留学生具有显著的成绩差距,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差的学生总在留学生中间。

高校管理人员的观察为我们也提供了佐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曾编辑过一本留学工作论文集,其中收录了各高校留学工作人员的经验总结。中国人民大学的留办人员张伟发现:“留学生的素质与中国同学有较大差距是客观现实,但是不能因为生源素质相对差就放宽培养要求,而是要在平时多指导,努力帮助他们,以缩小与中国同学的差距。

北京大学的留学工作人员谢新则称:“虽然留学生学位生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考试成绩与中国学生的要求基本相同,但由于语言、文化和知识背景等方面的差异,留学生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是必须面对的现实。”由于国内外生源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中国高校是不可能通过多招留学生平衡所谓的“留学逆差”的。

 

扩招政策弊大于利

中国的留学生政策具有多重目标,除了提升大学的国际排名,还有着外交战略方面的考虑。比如,为了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有些高校加大了针对沿线国家的招生力度。这些国家来的留学生有助于促进交流,推动发展,传播中国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然而,中国高校的学生同外国留学生接触后,容易产生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们学习不如我们”,对非洲和亚洲学生的印象尤其如此。

其实,不是这些地区的学生不如中国学生,而是录取政策的双重标准造成的。

有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告诉我,北大每年招收约二百名韩国本科生,在整个山东省才招一百多人,山东的人口是韩国的两倍多。北大放弃了中国本土的优质生源,却招来二三流的韩国学生提升“国际化”,实属得不偿失之举。由于韩国学生学风不佳,北大学生积怨已久,他们之间还为此爆发过冲突。在很多大学,韩国学生在留学生中占有很大比例,所谓“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韩国化”。例如,北师大今年招考本科留学生,在全球设了两个考点,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就在首尔。

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办公室官网,其下来自文学院的韩国留学生金彩怡说,“如果您要学好汉语,我强烈推荐来北师大汉语文化学院学习!我在北师大文院读本科之前在汉院读过一个学期中文,在此期间我的汉语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中国重点大学的本科留学生约占一成,这意味着也有一成左右的各省优秀学子只能进入差一些的大学就读。如果招生政策使用同一标准,这些中国学生本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难怪他们会产生“十年寒窗不如一纸国籍”的不平之感。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叫“尤平博”的北大学生抱怨说:“我很愤怒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居然不能给自己的国民,自己的优秀人才一个基本的国民待遇。

除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留学教育的直接成本也很可观。中国高校的声望和师资都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汉语也不是国际通行的英语。如果想招到还算合格的留学生,就得靠提供奖学金了。

根据教育部公报,2016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有4.9万人,占来华学生总数的11.1%,根据学位高低,每人每年约在六至十万元之间。加上各地和各校提供的奖学金,总规模估计有几十亿。就其性质而言,政府奖学金相当于给予其他国家的一笔巨额援助。这笔“留学援助”若能节省一部分,用于资助或奖励中国的优秀学子,也会有助于缓解中国当前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此外,由于留学生平均素质较差,高校教师不得不多花时间教导他们,这其实是将教育成本转嫁到了教师身上。某名牌大学的留办人员提出,对留学生应当“同等对待,适当照顾,严格要求,加强指导”。“适当照顾”其实就是降低考核标准,“加强指导”则意味着增加工作量。每当为水平很差的留学生批改论文,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招他们?

 

假洋鬼子与申请入学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以为我反对留学生教育。作为留学生的老师,我很喜欢那些外国青年——他们都很可爱。我只是反对使用双重标准招收中外学生,尤其当他们都就读于中文授课的学位项目。长期以来,中国大学针对学历留学生采取了单独招生的政策。例如,申请本科的外籍学生不需要参加高考,只须参加专门为其组织的入学考试。考试内容接近高考,难度一般低于高考。高校降低录取标准后,就可以保证留学生的规模,可清华大学今年为什么还要从笔试改为申请呢?

新招生方式引发争议后,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回应说:“申请审核制是比较通行的本科国际学生选拔方式。改用此制,是为更全面考核报考学生的高中学业水平、中文能力、综合素质”等。在最近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国际司司长许涛也表示:“我们相信清华大学是采取了国际的做法,可以选拔到优秀留学生,而不是降低门槛。”表面上,“与国际接轨”的说法很可信,也符合教育部的《留学中国计划》的方针:“改革来华留学人员招生录取办法,采取国际通行的审核、考查、考试等相结合的灵活招生方式。

然而,一位负责留学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我们都知道,清华这样做,其实是为了招收真正的国际学生。”在以往的笔试录取制度下,一些有条件的父母,会为子女弄个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他们以留学生的资格参加考试,这样考取名牌大学比北京户口的优势还大。有鉴于此,教育部曾发文规定:“自2010年起,来华留学申请人必须持有有效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4年以上,且最近4年之内有在国外实际居住2年以上的记录。”即便如此,有些国人还是会钻政策的空子,清华的招生改革就是希望将这些“假洋鬼子”排除出去。

清华大学改用申请方式后,期待优秀生源能够扩大,从而“加大申请者的竞争难度”。然而申请比考试的主观成份更多,人为操作空间更大,不见得能保证招收到比以前更优秀的留学生。一位北大的留学工作人员承认:“(考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正和质量,但也因为缺乏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层次的学位生生源。”也就是说,申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公正和质量。决定竞争难度的根本因素不在于录取方式,而在于录取人数。假如清华大学将留学生规模减少一半,生源质量就会明显提升。

中国高校目前实行的留学生扩招政策,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国际化。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中国考生的入学机会,长期来看也不利于国内大学提高国际声誉。尽管大学排行榜只重比例,不看质量,可留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能力还是会通过其他方式反馈到国际社会上。就像某些大学曾经开办卖文凭的培训项目,最终还是会让这些项目声誉扫地的。此外,扩招对留学生也有不利影响。由于降低标准录取,很多留学生几乎一入校门就进入差生行列,整个学习阶段都面临巨大压力,有些人就自暴自弃了。如果他们进入与自己水平相当的学校,本有可能继续投入喜爱的专业。

在我所就职的北师大,去年某留学生项目少招了三分之一学生。起初,我有些不满上课人数减少,可很快就发现作业质量提高了。几位同事都反映,这届留学生的平均水平高于往届。规模质量不可得兼,双重标准误人误己。中国教育界是否可以反思一下,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该录取什么样的留学生?逐步缩小双重标准,看重成绩而非数量,中国高校才会真正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吧。

原文来源:南都观察,原文发表于20174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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