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 | 中国为何发展不充分：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点击：作者：江涌来源：《国有资产管理》发布时间:2018-08-14 08: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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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是这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一经确立，所有的优越性就能立即或自然而然地充分发挥出来。实际上，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有时还难免有曲折和反复。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一、中国有了长足发展但发展很不充分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彻底告别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在多种经济指标上，不断刷新世界记录，拥有数百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世界第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单一不同，目前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能在中国找到。”[2]中国产业借此赢得了近乎是独一无二的巨大范围经济效益，成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国民经济在世界排序中已是坐二望一。

　　中国曾经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经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的积极帮助，中国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却成了例外，逐年大幅度减少。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已基本实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2015年——作者按）。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则还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城乡有7000多万低保人口，还有8500多万残疾人。”[3]让13亿多人民都过上富裕的日子，幸福的生活，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

　　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东南与西北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企业职业之间，发展差距极大，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情形突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因为政策倾向、近水楼台、先天禀赋等原因，发展得更快更好，获得更多的发展成果，而很幸运地先富起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中国日渐成形的金字塔顶端的群体。另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因为先天劣势、区位不利态势、更有政策忽视，导致在发展大潮中，不断掉队落伍，成为弱势群体。更为突出的是，两极分化仍在不断加剧，优势与劣势、强势与弱势、贫穷与富裕仍在不断积累，导致社会阶层强化固化。“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4]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因为不均而生不安、因不安而生动乱、因动乱而生政变的事例比比皆是。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稳定的基础日趋薄弱，从而对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值得高度关注。

　　不当发展不仅恶化了部分社会环境，而且还恶化部分人文环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没有得到同步协调发展。正是因为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党内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不断滋长。党内体制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大行其道。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如此必然招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不同程度、范围不等地损毁党的健康肌体，尤其是官员腐败成为社会主义肌体上的一大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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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不良风气是社会风气的一种折射，同时不良党风政风也助涨社会不良习气。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的拜金主义、机会主义、消费主义、末世心态甚嚣尘上；企业掺杂使假、随意排污、恶性竞争、恶意欠薪屡见不鲜；大众见义不为，相互猜忌，甚至尔虞我诈，诸如拐卖儿童这类丧尽天良层出不穷，花甲碰瓷如此为老不尊比比皆是。人们物质丰富了，但是精神匮乏了。口袋充实了，但是脑袋空虚了。人与人之间日趋冷漠，仇官、仇警、仇富、仇视精英蔚然成风，社会日趋走向原子化、碎片化。

　　近几十年来，我们始终不渝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因此中国的发展成就主要集中在经济上。前文提到，中国建立了门类多样、行业齐全、举世无双的工业体系，但是集中在国际分工（“微笑曲线”）的中低端，关键辅件、零部件仍然需要大量进口，诸多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诸多高新技术企业，名为高新，实际依然是组装。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因“国家安全”名义禁止向中资企业出口芯片，可谓一剑封喉，一度高大上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如中兴公司）立即休克，暴露出中国在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受制于人的窘迫境况，我的国啊！远远没有我们一些人想像的那么厉害。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品质有了飞跃性成长，由此积累了非同一般的硬实力，但是硬实力是片面的，经济实力还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科技实力、军事实力与政治实力，所以美国西方动辄在我们的家门口耀武扬威，展示肌肉，向台湾出售武器，不断实质性提升与台湾关系，踩我们的红线底线，我们似乎也没有有效应对办法。

　　国际竞争、国家间竞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除了强大的硬实力外，还有非凡的软实力，还有重要的国际话语权。多年来，中国一直随世界的改变而改变，从作为世界的函数，正在演变成为世界的变量，有时还是关键变量，甚至是重要变量。中国说话，世界倾听。问题是，听了以后，是否付诸行动则是另一回事。“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5]我们尚有很多领域需要改善，中国的发展还很不充分。

　　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发展。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都要积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中国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发展，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发展是解决我们诸多关键问题的总钥匙，这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未来，我们主要精力还是致力于发展，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社会，发展我们的政治，发展我们的文化，中国的发展是全面而深刻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就是跟美西方争权，即争话语权，争定价权，争所谓霸权，中国永远不称霸。

　　二、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十月革命前，俄国是欧洲生产力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农业人口占全国82%以上，工业总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2.7%，仅相当于美国的6.9%。但是，从1924年到1941年，苏联只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走完了美国用50年、英国用100年走过的路程，使落后的农业国一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并且打败了强大的法西斯德国，在国际社会赢得巨大声誉与崇高威望，而后又与美西方全面相竞争相抗衡。毛泽东如此评论，“苏联人民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俄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征服宇宙空间空间方面，把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这充分显示了苏联人民的伟大创造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6]

　　新中国建立后，效仿苏联，实行计划体制，中国经济取得长足进步。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195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574.8亿元，而到1980年达到6619.0亿元，30年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8.5%。其中，工业总产值由191.2亿元增至4992.0亿元，增长25倍多，年均增长11.5%；农业总产值由383.6亿元增至1627.0亿元，增长3.2倍，年均增长4.9%。[7]从1950年到1980年，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美国为4%，联邦德国为5.8%，法国为5%，英国为2.3%。显示出计划体制有竞争优势、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因为没有市场化，中国在进行国民经济统计的时候，包括土地、房产、教育、医疗、义务劳动等等在内的诸如价值，没有被有效评估与计算。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一是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更高的生产力。因为生产资料（最重要的是土地）公有，省去了巨大产权交易成本，国民收入可以直接进入再生产领域，直接支持生产，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由此而摆脱因资金短缺而对国际金融资本的依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独立自主地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许多方面，但是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8]二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公平，包括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文明，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抑制消灭剥削，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群策群力治理国家，实现国家进而人民的全面发展；四是比资本主义更强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9]

　　理论与实践都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诸多优越性。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在沸沸扬扬的“历史终结论”之下，对科学社会主义怀疑论、否定论纷纷祭出，严重遮掩了社会主义光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就。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一方面不排除有人有势力别有用心，混淆视听；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实践者、市场主体，得鱼忘筌，执著于市场经济，而忘却了社会主义。把原本只是用来调节资源配置、调节经济的手段，当作“普世”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模糊了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界限，模糊了商业与事业的界限，在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生搬硬套市场调节。

　　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党的十三大将中国的经济体制表述为“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把经济体制概括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不难看到，市场经济在新中国的确立，有一个明显的人为推进过程，这与市场本身的极端人为性（或非自然生成）是一致的。实际上，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10]著名社会思想家卡尔·波兰尼用大量史料证明，“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自发地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干涉的结果。”[11]市场是人造的，不是神造的，更没有什么万能的神话。

　　综观社会发展史，市场只是一类手段，根本不是目的。市场只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由人类创造特别是政府设立的，为经济社会服务的，不是自发的、天然的、独立存在的。早期，市场的逻辑是交换的逻辑，市场作为经济的附属长期内嵌于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市场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独立的市场一面是“财富的魔法师”，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2]资本主义的成就恰恰是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另一面则是“撒旦的磨坊”，将一切人间美好——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甚或妇女的贞洁等等——都会被卷入市场这个磨坊里碾个粉碎。“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惊人的工业成就是以巨大的社会危害为代价的。”[13]而且，自由调节的市场机制发挥得越充分，社会矛盾就会越尖锐，阶级冲突就会越严重，由此废除、毁灭自由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大。

　　正是因为市场机制具有鲜明的二重性，所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应当被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商业领域，而且一定要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及时有效弥补在公共产品生产、垄断、外部性等诸多方面出现的“市场失灵”。广泛的不加区分的市场调节，最终结果不是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人的异化，人成为自己的对立物，经典理论家们对此早已做了广泛而深刻的揭示与批判。那些本着经济自由主义理念，把市场机制当成万能的调节手段，广泛运用于经济之外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即泛市场化，实际上就是任由“撒旦的磨坊”碾碎一美好，导致系列灾难（如资源、环境、道德等危机）在世界、在中国不断上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中国人民持续接力奋斗，要充分运用各种手段、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公平公正而不是效率效益是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是事业，市场经济是商业，虽然特定的事业会与一定的商业相关联，但是事业有事业的逻辑，商业有商业的逻辑，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能相互替代。毛泽东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4]伟大事业需要相应的经济建设作为基础，但是经济建设绝对不是伟大事业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是主要的或关键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是最强大的润滑剂，促进理性经济人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奋进。然而，金钱又是最差的粘合剂。“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倾厦非一木之支也，决河非捧土之障也。”[15]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任重道远，需要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伟大事业需要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不懈努力，需要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充分弘扬，需要亿万中华儿女的奉献与牺牲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16]。“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些保证力量，无论如何是不能简单地靠金钱来取得、来凝聚的。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清晰表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7]显然，市场只是一种手段，而且绝不是唯一的手段，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形式。过分强调市场手段，甚至把市场调节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即所谓市场化，会把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系列消极后果撒播到相关各个领域。“市场失灵”会直接导致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乃至系统危机，导致产能过剩、商品过剩、劳动力过剩，导致系列资源闲置、资源浪费，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制度不能尽其能，白白耗费宝贵时间，即不充分发展。因此，充分运用市场、计划、协作等多种手段，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协同发展，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激发出来，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吸引力、感召力。

注释：

[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2]梅新育《中国产业不是美国政治替罪羊》，《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3月22日第001版。

[3]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

[4]《论语·季氏》第十六篇。

[5]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7]半月谈编辑部：《我国三十年经济成就一览表》，见《时事资料手册》（1981），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84-86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10]【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6页。

[11]【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