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 “知青”院士们的理想和信念

点击：  作者：葛元仁    来源：美篇  发布时间:2017-12-18 10:54:18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1978年年届30时从安徽蒙城插队的农村考取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他在担任从班长到系校学生会领导的同时，还参加了从微生物生长生理到宏观生态学的各种科研实践。大学四年是赵国屏勤学苦练的四年。

1982年毕业前，赵国屏又面临一次抉择。当时他是学生身份的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他所任班长的微生物专业被评为上海市三好集体，学校希望他留下来，给他科研和行政的“双肩挑”任务，培养他“进步”。不过赵国屏认定，做科研就要踏踏实实从头做起，于是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生所的硕士研究生。

1983年，赵国屏获得上海植生所推荐，顺利通过了CUSBEA的笔试和面试， 1990年，赵国屏获得普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1992年，已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两年的赵国屏，决定回国。回到上海的赵国屏，一开始参与了创办上海Promega（普罗麦格）公司的工作，为首任生产经理。从建设实验室开始，两年之后，不仅出了产品，而且开始赚钱。1995年，赵国屏回到中科院上海植生所，接下了以前导师创办的微生物次生代谢调控实验室。他首先着手改造了简陋的实验室，引进一位他在普度学习时结识的同事；一年后，实验室的三位老师，拿到了三个大项目。

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开始做大规模基因组测序，赵国屏代表中科院出任理事。同年，赵国屏在中科院创新工程的支持下，开始人类疾病基因的定位克隆工作。让赵国屏异常感慨的是，2001年，Nature Genetics杂志发表他和研究团队所做的克隆乳光牙Ⅱ型疾病基因成果时配发了评论说，定位克隆已经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

▲中国工程院院士付贤智，是从福建邵武莲塘公社芹田大队插队的农村进入大学校门的。1993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知名学府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在该校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年，麦迪逊大学为了挽留他，以“杰出科学家”的身份为他全家办绿卡，许诺他4万美元的年薪及房子、轿车，但付贤智都一一拒绝了。对于这段经历，付贤智说：“我是50后，我插过队，能上大学不容易，我的经历决定了我要回国。”他说，出国就是为了看看国外的教授怎么做科研，打算掌握了他们先进的科研方法，再报效祖国。回到福建家乡，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光催化研究。回国不到一年，他们便取得国家3000万元科技攻关项目。非典期间，他的团队研制了具有抗菌和阻隔飞沫的光催化剂抗菌口罩，调赴北京。

▲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实戈，1968年他插队来到了革命老区—临沂县唐河乡小东岭村。1971年被推荐入读山东大学物理系。197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学士学位。1986年获法国巴黎第九大学数学与自动化三阶段博士、普鲁旺斯大学应用数学博士、1988年至1989年，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2年获法国“领导研究资格”证书（即国家博士）。1986年，在法国的留学生活即将结束时，尽管导师、同事非常希望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能够留下来，但彭实戈认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应从个人得失出发，觉得，学成回国对于自己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林，从南京近郊农村插队的田农到大学课桌，他万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由于从小在南方水乡长大，周其林一开始并不适应兰州寒冷干燥的气候环境。有一次，他在路灯底下坐着念书忘了冷，结果冻出了风湿性关节炎，疼痛难忍，被同学送进了医院。“那时候，大家都非常刻苦，不肯放过任何一点学习的时间，常常彻夜攻读，否则就会觉得辜负了光阴。” 周其林回忆说，那时在路灯下念书而冻病的学生屡见不鲜，后来学校为了保护学生的身体，每晚12点就会准时熄灯，甚至连路灯也关掉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起峰，1974在南宁市心圩公社插队3年。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1981年毕业时他怀着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远大理想，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从此与国防科技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0年，组织上选派于起峰赴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他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只争朝夕地刻苦学习，仅用3年时间就取得了在德国通常需要6年才能完成的博士学业。学成回国后，于起峰带领大家深入研究我军未来武器装备发展需求，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在突破制约部队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技术上不懈探索。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曾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插队，1973年底参加了文革中仅有的一次高考而进入清华建工系暖通专业学习。次年3月“开门办学”就开始下厂劳动，从二七车辆厂、878电子厂，到参加援藏团，他们的大学其实是在工厂里度过的，一起下厂的老师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给了他们许多难忘的教诲，从工厂里那些钳工、车工师傅们身上，他们也学到了实际生产的本领。这样，到毕业时连小学文化程度的同学也都能够作设计了。江亿说，实践也许是最好的老师。

1977年1月，他们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习，江亿被分配至甘肃兰州504厂，在车间干了近10年设备运行、维护。1978年9月，当得到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时，清华的老师立即告知几位“才子”回校应考。从此，江亿才开始在清华真正地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从硕士到博士再到院士，他是把大量的精力、时间放在了书斋和实验室之外：地铁里的温度控制、为苹果产区的农民解决储存难题、帮助北京市政府解决冬季大白菜的储存……这些让一般人看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实际包含很深的学问，是人民经济生活中急待解决的难题。江亿说，自己从十几岁就与农民、工人在一起生活、劳动，如果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江亿在读硕士的时候成为最早研究北京地铁升温问题的人。那时没有什么课题立项，也没有研究经费，只是说有这么个难题需要解决。他常常带着几个本科生半夜两三点钻到地铁里去测。

1982年起江亿就参加了由山西省农科院主持的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苹果的产地储存技术》，负责其热环境原理研究及性能优化。他们利用当地现有的条件，为农民设计出窑洞储存苹果的土办法，就是打出几十米的窑洞，再在里面修一条通风道，让空气流通起来，通过调节窑洞内外空气的流通来调节温度，这样里面的温度就被控制在0-6摄氏度。配合他们研究的“自发式气调技术”，实现了与现代化储存手段完全相同的储藏保鲜效果。在窑洞里储存的苹果，到来年“五一”吃还是脆的。江亿说，我们的储存技术可以说做到了全球第一的水平，对苹果种植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那几年他到各地去都是乘火车，常常是站票来回。他估算过，一年中光站在火车上的时间就有近一个月。辛苦是辛苦，但农民的劳动果实，存到春节再卖一斤可以多挣2毛钱呢，他的成就感至今还是溢于言表。他也因此交下了好多的农民朋友。

当年“冬季大白菜”是北方老百姓冬季数月几乎唯一的“当家菜”，政府为了稳定菜价更是煞费苦心，其关键问题又是储存。江亿与在京的一位美国教授合作，应用采后生理学最新成果，找到了要求的控制参数和白菜腐烂的主要原因——乙烯浓度问题，终于与北京蔬菜所的研究人员一起，设计出新的储存办法，之后在北京市全面推广，后来连新疆伊犁的人都过来参观学习。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江亿先后为内蒙赤峰、辽宁沈阳等城市热力公司进行热力管网控制工程。这其实就是同方的前身“清华人环公司”的雏形。

他认为特殊的时代给了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从而养成了凡事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的思想方法。

江亿说，现在我们经常讲“与国际接轨”，但在建筑节能方面却是万万不行的！以美国为例，他们的房子其温度、湿度基本上都是人工调节，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因此他们的建筑能耗人均水平是我国城市（仅是城市，还不包括农村）的7倍。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如果采取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把全世界的能源都拿来也不够。

江亿认为，我国人民祖祖辈辈养成的节俭的生活模式、消费文化是非常宝贵的，千万不能丢。他对城市里鳞次栉比的新建筑其高能耗的现状非常忧虑，他拿清华的新旧建筑作了一番比较。有全封闭空调设备的新教学楼其能耗是旧教学楼的三到四倍。“这与建设绿色大学的目标是极不相符的，树要种，绿地要建，但节能降耗、做节约型社会的榜样是更加重要的大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1978年考入西南师大生物系，毕业后考取武汉水生物研究所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1990年获美国德州大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4年在美国宾州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受聘为美国加州ABI公司研究员，曾获美国技术专利一项。1994年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事业有成并取得专利后，念念不忘报效祖国，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及丰厚的待遇，携妻、女回国。回国后，不计条件和报酬，任劳任怨，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而且积极热心地接受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女），1951年出生，1969年，崔向群跟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一道上山下乡，被分到江西建设兵团农机连。此后3年，她白天跟着师傅修拖拉机，闲时自学高中数学、物理，还跟着一位好友学习针灸。

1971年，崔向群获得大学推荐名额。然而，她的分配指标从上海某医学院，换成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专业也从计算机专业调到光学仪器专业。

崔向群对医学颇感兴趣，但仍然选择了服从分配。“对我们那代人来说，读书的机会太难得了，有书读就不错了。”崔向群说。

　　1975年于南京理工大学光学仪器专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飞机制造厂工作。但她为了专业对口，坚决要去江西光学仪器厂工作。

　　当她从南昌乘火车、转汽车又步行了好几里山路才到达仪器厂时，厂里组织干部问她：“你怎么要到山里来？我们想出都出不去呢！”

　　仪器厂没有给她安排任何技术岗位，而是让她去光学车间当工人。“山沟就山沟，工人就工人，只要能学以致用。”崔向群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偏远的军工厂里，崔向群想尽一切办法“没事儿找事儿干”：手工修磨透镜不仅操作累，还会在手上卡出很深的印痕，她就设计了一种手持夹具卡住透镜进行修磨；看到粘接透镜火漆仍在用人工手捏的原始办法，她就设计了火漆机；看到高速抛光机没人使用，她就主动要求试验高速抛光工艺……　　崔向群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我的出发点就是要做事，学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她说。

1993年，崔向群受聘于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南方天文台，沉浸在当时全球最大天文光学望远镜的项目攻关中。有一天，她收到导师苏定强院士的来信。信中，苏定强提出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光谱巡天的天文学战略设想，建立大视场兼备大口径的光谱巡天望远镜的构想。由于技术挑战难度非常大，项目组希望崔向群加盟。“参加‘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项目就是参加‘敢死队’，而你就是‘敢死队’队长。”苏定强向崔向群发出召唤。

　　得知消息后，欧洲南方天文台一再挽留她；德国一家大企业也邀请她去工作，并承诺两年后派她回中国工作……崔向群谢绝所有挽留和邀请，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国内。

　　在国内，崔向群一家三口挤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内，她每月工资也降到原来的40分之一。面对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研制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泼冷水。崔向群既要当“滤波器”稳定军心，又要当“推进器”鼓舞干劲，更重要的是要带领大家解决主动光学、拼接镜面、光纤定位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让中国科学家创新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望远镜建成。

繁重的工作让她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并伴有高血压，而她仍然通宵达旦地忙碌，还经常向同事们介绍“经验”：困了喝咖啡，睡不着吃安定。

她率领她的团队用12年时间攻坚克难，终于实现中国天文望远镜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与超越。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世刚，1954年出生，1970年16岁的孙世刚到四川万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他便考入厦大化学系。1982年毕业后，他考取了国家教委出国研究生，赴法国巴黎居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于法国巴黎居里大学获国家博士学位。

1987年底，他放弃法国一份有着丰厚年薪的工作，回到中国。孙世刚说，在那个年代出国，看到中国和外国的差距是惊人的，我的想法很朴素：赶快回国，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教给学生，让差距不要再这么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1973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1982年和1985年分别获得同济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肝胆胰外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从事外科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40余年，已施行和指导施行各种肝胆胰手术1万多例，含肝癌6千多例。在裘法祖、吴孟超和汤钊猷等前辈的工作基础上，他在肝癌外科治疗和肝移植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提出新的肝癌分类；提出大肝癌可安全切除的理论；建立3项控制肝切除出血技术和1项肝移植术。这些理论和技术已应用到临床，效果显著；提出小范围肝切除（中肝切除）治疗肝门部胆管癌的理念，为在临床上成功实施这一理念，他专门创立了不缝合胆管前壁的肝肠吻合术（文献中称“陈氏胆肠吻合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减少胰腺癌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胰漏发生，他创立用“U”形贯穿胰腺缝合技术实施胰肠吻合术，简化了手术操作，且明显减少了术后胰漏发生率，提高了手术成功率，文献中称此技术为“陈氏胰肠吻合术”。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同的高度评价，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Renzo教授2014年在《Nature》发表署名文章，称“陈孝平是国际肝胆胰外科技术改进与创新的领导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1951年出生，回乡知青。1975年毕业于江苏农学院农学专业，作为农民的儿子，张洪程始终情系农业、农村、农民。他跳出“农门”后又回“农门”从事农业科技的教学、研究和推广，倾力研究农学、农艺、农作，决心一辈子与“农”结缘。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维华，山西孝义县回乡知青， 1984年12月获得硕士学位，并随导师回到原北京农业大学工作。1988年1月，武维华由国家基金委资助赴美进行访问研究。1991年获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再到哈佛大学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在国外的生活轻松、安定。不过在1994年9月，出乎意料地，武维华回国了。“为什么会回国？” “很自然的事，你们为什么要问我为什么？”武维华自顾自答起来，“回来还是能做点事儿吧！” 当年他身在国外看到父亲家书中的一句话时，是如何涕泪纵横，“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你们回国服务”。

武维华说，“人的一生太短暂，要想做好很多事实在不易。我只能在植物生理这个领域做点事，哪怕只能做好一两件事，也就心满意足了。”

“做一两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不仅要能吃苦，还要耐得住寂寞”， “基础研究只是一个探索阶段。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再到应用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实验、实验、再实验、再验证，一项实验要走过五年、十年，也许一辈子才能得出结果来。”

在寂静无声、广阔无边的科学田野上默默行进，武维华似乎成了“山中无甲子，寒岁不知年”的隐士。“回国后的十几年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凌晨一点前后才离开实验室和办公室。”很多个春节，武维华也是在实验室度过。“大年初一，就歇一天吧。”家人对武维华的劝说根本起不了作用，“人要过年，实验室的苗子可不过年，它该长还要长，并不是大年初一就不长喽。”

新年依旧忙碌，更别说日常的周末、节假日。“不能休息，工作的头绪很多，每天都有不少事做。真的是习惯了，有一天不研究，反而浑身不舒服。”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国以农为本。关于农业，武维华忧虑得太多。因为研究领域“离农作物不远”，因为身在农业大学，更因为对土地、对农民的感情。

院士们的行动说明“理想信念才是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