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美国对华战略演进与“特朗普冲击”

点击：  作者：达巍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布时间:2017-11-09 10:06:49

 

 

 

　　【提要】由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原因，未来中美两国要出现持久的新战略均衡，既需要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均衡，需要两国多轮的博弈与斗争，也需要美国不同观点的政府反复摸索，直到在美国国内形成新的共识。特朗普政府未来在对华战略上的探索，正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确定性”成为展望其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战略时最常用的一个词。2017年1月上任后，其对华政策实践相对谨慎。特别是2017年4月，中美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峰会后，对华态度转向积极。而特朗普这些对华政策上的言行符合美国长期战略逻辑演进的主线，即对华战略中消极成分的比重逐渐扩大，中美关系不断发展的内生因素又给美国对华战略提供了“托底”的力量。特朗普团队内部各派力量的消长，将决定其未来对华战略的层次是聚焦“美国优先”，还是回归共和党传统的大国博弈层面。中美两国的互动情况，则将塑造其对华战略的方向是朝向合作还是冲突。

 

　　一、“内外—强弱”格局下的“接触”战略

 

　　从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开始，美国一直将其对华战略称为“接触(engagement)”。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对华战略服从、服务于美国冷战战略。中美关系始终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这一外部动力的推进下展开。1992年年底之后，中国国内改革开放再次提速，美国对华战略迅速转向“更宽广的接触”。克林顿政府论述了“接触”战略背后的逻辑：其核心是通过接触、交往，将中国拉进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使中国成为体系内的支持性力量而非相反。美国对华战略的后续发展变化，都是从这一逻辑起点展开的。

 

　　从中国的视角看，“接触”战略首先是美国对华交往、合作，但同时也包含着防范、强制、影响、渗透、演变、限制等更为消极的成分。不过整体而言，“接触”战略的积极面远大于消极面。中美两国在这一时期的战略选择，根本上是由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在贯彻“融入”与“接触”战略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各自形成了一系列在国内被广泛接受的战略假定。

 

　　二、布什政府的“接触+防范”

 

　　布什在竞选期间即宣称，上任后“将重新定义中美关系。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非战略伙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紧张很快推动布什政府重新思考其对华战略选择。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发生根本转折。反恐问题与中东地区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焦点，布什政府对华战略逐渐回归“接触”主流。

 

　　布什政府执政八年中，中美两国逐渐走出“内外—强弱”格局，这是其对华战略演变背后的基本结构因素。中国综合国力虽与美国仍有明显差距，但是两国“内外—强弱”的关系开始逐渐向“体系内(非对称的)两个大国”的方向演变。中美关系的“内生动力”不断增长。在布什政府两个任期中，两位国务院高官的两次对华政策演讲很好地代表了美国官方对华战略思考的演进。从这两篇政策讲话以及布什政府的其他一些战略文件中，能够大致看出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变化。

 

　　第一，认为中美两国“内外—强弱”格局已经终结。第二，认同中国是国际体系内的积极力量，但开始对中国如何运用新近获得的权力表现出一定疑虑。第三，对中国国内制度变化的期待逐渐降低。第四，更多地从大国博弈这一现实主义逻辑视角看待中美关系。第五，认为美国需要超越“接触”战略。十年后的今天再回看这一判断，似已被美国战略界主流接受。

 

　　作为“超越接触”的方案，佐立克在其演讲中提到一个关键的对华战略术语：“两面下注(hedging)”。“两面下注”广泛使用代表着布什政府对华战略在传统的“接触”战略基础上开始强调新的要素“防范”。“两面下注”的战略逻辑实际上是“接触+防范”。不同于遏制或制衡，整体上仍保持着对华积极交往的势头，也仍然期望通过接触塑造中国的走向。较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对华战略的消极面在上升。

 

　　三、奥巴马政府的“接触+规制”

 

　　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执政时，美国正处于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中，而中国由于应对措施有力，在全球危机背景下维持超高速增长。认识到了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中美“体系内两强”定位到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已比较清晰，因此对中美关系高度重视。其执政第一年也顺利实现了对华政策的平稳过渡，然而好景不长，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从2009年年底开始，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下行周期。

 

　　在起伏不定的现象之下，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出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总体看，奥巴马任内中美关系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两国合作范围之广、对世界的影响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对华战略中消极面明显上升。

 

　　第三，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无论是积极面还是消极面都显示出较强的自由主义色彩。

 

　　第四，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后期，中美关系出现了走向新的战略均衡的苗头。这表现在两国关系虽然持续紧张、多次下行，但是始终没有破局，也未坠入美俄关系那样的“新冷战”状态。

 

　　总之，这一时期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焦虑程度、对华观点的消极程度都是冷战结束以来所未有的。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而且将构成特朗普政府制定对华战略时的外部环境。

 

　　四、特朗普政府：“互惠”交往?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包括对华战略远未定型，加上特朗普的观点和立场多变，现在要预测特朗普未来的对华战略走向仍然十分困难。以上对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战略逻辑演进历史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朗普迄今为止的种种涉华言行，并对其战略走向做出一些初步判断。

 

　　从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变历程看，结构性因素是决定美国对华战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表现为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逐渐演变为“接触+防范”，再演变到“接触+规制”的过程。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内生动力逐渐增长、日趋强大，阻止了美国对华战略中越来越强的彻底颠覆整体战略的负面冲动，给中美关系提供了“托底”。这两方面组合在一起，就规定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整体框架、发展趋势以及变化的边界与限度。

 

　　从竞选期间以及胜选、上任后的涉华言行看，特朗普并未超越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框架。其一，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对华强硬态度是美国从民间到战略界对华观点的一个折射。其二，特朗普上任后，其涉华言论及动作总体趋向谨慎、稳健，对华政策基调趋于积极，都与中美关系强大内生动力所带来的稳定性有关。其三，特朗普上任后，其在对华外交上最重视的是朝核与中美经贸关系，说明美国国内在对华战略上存在的共识与延续性。其四，特朗普外交政策上意识形态色彩较弱，将进一步助推美国对华“接触”战略走向普通意义上的接触。其五，特朗普主要从中美竞争的角度审视中美关系，并未将美国对华战略放在全球化、全球制度的层面去考虑。与冷战后美国共和党政府倾向从大国博弈层次看待中美关系的取向一致。从这几个方面看，特朗普政府迄今的对华政策已经显示出较强的连续性。将特朗普对华态度放到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时间轴上观察，就能看出特朗普的诸多言行只是美国过去几十年对华战略逻辑演变基础上带有个人特色的一次新尝试，是两国关系的再次磨合。

 

　　特朗普及其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行政当局在对华政策和态度上当然会有其独特性。这些独特之处部分地来自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特点，部分地由中美关系所处的最新历史阶段所赋予。

 

　　第一，“互惠(reciprocity)”或将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主要目标。

 

　　第二，在行为方式上，特朗普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交易型”特征。

 

　　第三，特朗普政府团队内部力量的消长，是决定近中期特朗普对华战略的主要不确定因素。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渐趋向强硬是一个总趋势。显然，特朗普政府任内中美关系也不会一帆风顺。在看到这一趋势的同时，也须注意到，以塑造影响中国为最终目标的“接触”逐渐演变为纯粹基于美国近中期利益的接触，实际上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变得更为平衡、平等。由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原因，未来中美两国要出现持久的新战略均衡，既需要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均衡，需要两国多轮的博弈与斗争，也需要美国不同观点的政府反复摸索，直到在美国国内形成新的共识。特朗普政府未来在对华战略上的探索，正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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