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面对大城市日益高涨的房价，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在2012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中提到了这种观点。本文摘自潘维教授的著作《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更开放的城市化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到中国社会马上面临的转型，您曾提到我们如何继续接纳大量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潘维：城市化高速发展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我国农民占人口比例未来会下降到15%以下。新一代“90后”农民工是不会回乡生活的，如果城市化使他们成为城市新贫民，会是今后社会的动荡之源。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人口80%以上都是农民，拒绝农民定居城市，就丧失了政治上的道德制高点。

世界上主要有四种可资中国借鉴的城市化模式：(1)欧洲模式，通过向外移民减少社会革命压力，并通过漫长的工业化逐渐减少农民，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2)拉美模式，通过大庄园的土地集中把农民变成城市贫民;(3)日本模式，通过长期的对外战争把农民变成士兵，然后成为工人;(4)美国模式，通过城市自治和先进的城市规划，给城市扩张的自由，迅速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制造城市经济效应。美国的模式与我们接近，但我们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中国的“乡下人”是世界上素质较高的一批人，聪明、勤奋、能写、会算，而且无所畏惧。中国农民最大的缺陷是散漫，很难组织。我们该怎样释放农民进城和造城的压力，变压力为动力?我国农民在市场条件下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小农不同，中国小农非但没有被市场压垮，反而对严密设防的城市和工业经济展开了无孔不入的游击战。现在，安顿大量农民工的任务恐怕得靠户籍自由流动，首先让城市人口流动起来，让所有大、中、小城市出现竞相吸引劳动者的状态。或许这样能高速完成建设城市中国的任务。

三联生活周刊：随着近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该如何流转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您是主张耕地坚持集体所有的。

潘维：确实如此。现在人类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第二次大转变，第一次是从农耕时代向制造业为主转变，现在是主导产业从制造业向高端服务业转变。农业早在制造业时代就已经不是主导产业。以美国为例，进入制造业时代以后，美国的农产品足够养活两个美国的人口，然而农业从业者在劳动者总量中的比例从70%以上降到10%以下;食品开支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从70%以上降到10%以下;农产品占财富总量的比例也从70%以上降到10%以下。

就经济效率而言，美国的大农业比我们高得多。我们农业人口下降是正常趋势，还会继续有农民离开土地。但是我们的耕地不能私有化，越来越少的农民应该拥有越来越多的耕地，让耕者有其田。而今耕地抛荒现象非常严重，应当规定抛荒土地由农村集体收回。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今天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由于农业税的取消、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等等，农民的日子好过多了;另一方面网络时代农民的自我意识迅速觉醒，他们对政治经济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了。您怎样看待农村社会的变化?

潘维：在血亲关系主导的中国乡村搞西式多数决程序，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我在重庆巫溪做调查时，巫溪县的一个乡镇书记说，每隔三年的“换届”得安排在春节，这样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家了，不然凑不够“法定人数”。大过节的，村民们在山区骑摩托车往返行政村参选，折腾半个多月，好不容易选出了村主任，就没兴趣再参加村委和村民代表选举了。草草选完后，“代表”们就外出打工，村委会无法有效行使职权。老百姓如果被基层政权的弊端刺痛，怎么会对党和政府有感情、有信任?

农村的社区怎么治、治什么，事无巨细都由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而中国法律规定全国选村主任的方法必须一样。中国地域这么广阔，不同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基层政权需要充分发挥自然社区的作用。党领导科层组织，但要通过与基层社区的密切联系来保持政党的扁平组织特性。“人民”如果分散为自私自利的“个人”，只能找科层体系解决五花八门的“公正”问题。自然社区解体了，“人民”也就没有了，个人问题就会转化为社会问题，社区矛盾就会转化为社会矛盾。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就农村上访行为的调查显示，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以民事纠纷、社区公共服务缺失等问题为主的“治理型上访”占到农村上访总量的60%以上，而以政府侵害个人权益为由的“维权型上访”下降到5%。与此同时，要求国家照顾的“谋利型上访”数量快速上升，接近总量的30%。一些“谋利型”诉求超出合理范畴，出现了不少无理甚至耍无赖性质的缠访、闹访行为。基层组织如何在这里发挥作用非常重要。让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制衡是西方学问；让人民与政府相交互嵌、阴阳平衡是中华学问。

二、一个大国如果靠少数人炒房子来拉动经济，肯定是有问题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制造业已经进入黄昏末日，服务业有取代制造业成为我国主要产业的趋势。中国应该怎样跟上这个形势?

潘维：农业占人类财富的总量已经下降到15%以下了，有一天制造业也会面临同样的局面。中国面临着由制造业向高端服务业转型的压力，设计研发能力需要大大提高。人类生产方式面临着重大转型，今天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已不再拥有工厂。

“服务业占经济总量70%以上”成为今日发达国家的基本标志。上世纪末，研发部门还只是企业的一个小部门，而今已经是先进企业的全部。世界上价值最高的公司是做软件的“微软”，然后是提供互联网服务的“谷歌”，再后是专业提供产品设计的“苹果”。只要有设计能力，终端产品将被“打印”出来。如同先前被“淘汰”的农业，从事“打印”的制造业变成生产的底端，不仅利润低，而且消耗能源和原料，排放污染物，甚至还被发达国家强征“碳税”。从事制造业只是落后经济体因解决就业而进行的被动选择。然而，制造业的衰落是相对的，是就占生产总量的比例而言的，不是绝对量下降的概念。而且，那不是行政措施能左右的，是经济发展、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成本上升的自然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主要生产方式的转变，会不会带来上层政治制度的改变?

潘维：在发达国家的高中端服务业中，雇员和雇主一样都是在创造“知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比制造业时代大得多。由于不再代表“先进生产力”，作为阶级的产业工人走向衰落不可避免，传统的阶级斗争衰落，“世界政治”崛起。第三产业的核心成本是高等教育的成本。

统治者的宫廷政治是农牧时代的产物;以政党为基础的选举政治是制造业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在服务业占主导的时代，信息和知识普及，分工不是确定的，阶级界限日趋模糊，所以“当选”与“代表性”日渐脱节。只是由于选举制度，选民们被迫在“都不满意”中挑一个。

在发达国家，选举制本身的正当性正遭到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的质疑。一度辉煌的代议制终将走向没落，这也是我不赞成中国简单照搬西方选举制的一个原因。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正在被“社会运动”取代。“社会运动”的发动者多是此起彼伏的“市民会社”。市民会社围绕某个议题或“符号”突然发难、突然崛起、突然消失，比如美国因经济危机而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移动互联时代政治生态的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已初露端倪。以移动互联技术为支撑的“社交网络”改变了社会生态。一个群众普遍参与到日常政治的时代到来了。抵抗群众的参与会遭到群众或迟或早、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报复，最终淹没政治家。在第二产业时代，精英政治是常态;在第三产业时代，精英政治日渐难以维持，群众议政将变为常态。

三联生活周刊：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我们在新一轮研发能力的竞争中，与西方的差距是在缩小还是在拉大?

潘维：近十年来，这种差距在拉大。如果我们国家还在拼命补贴制造业，不注重创新研发能力，有可能再次被甩到时代潮流之后。我们还在以农耕为主的时代，发达国家就进入了以制造业为主的时代，所以中国贫穷。现在，日本开始放弃不景气的索尼、松下，韩国对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同等重视，都在全力面对第三产业时代。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今天看也非常正确，只有高速增长才可能有比较平均的分配。中国人均GDP的水平还比较低，未来维持时间比较长的高增长是可能的。投资拉动经济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阶段，日、韩等东亚国家也都有这样的阶段。近年来西方集中攻击我们靠投资拉动经济，可是这种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我们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先进的基础设施代表未来，未来年轻人将挣很高的工资。

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实有不少问题。美国、德国、日本这样的经济体都不会主要依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一个大国如果靠少数人炒房子来拉动经济，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盖房子本身没有错，将来流动进城的农民工都需要房子住，只是哪些人来盖房子，谁来挣这个钱，这是需要讨论的。“居者有其屋”对一个社会太重要了，土地供应不会因为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国家越富强土地就越贵，这就需要国家、集体、地方政府、个人四方都来合作参与，四条腿走路。换句话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作”而获取“资产型收入”的，不应是少数人赚钱的工具。

今后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新能源、环保产业、养老产业上来。美国人发明了开采页岩气的技术，降低碳排放的前景非常好。美国进口石油若大幅下降，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可能终止。这就是高端研发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美国和欧洲总共才有10.4亿人，低于我国的13.54亿。现代化在中国的主要含义就是追上美欧的人均产值。为了中国的现代化，我国必须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升级我们的制造业，提升设计研发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