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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约道路重新开启了我们对于农村意义的认识 ——对话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俊忠
点击:  作者:刘学文    来源:贵州日报  发布时间:2017-09-14 09: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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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忠教授(右)与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在探讨农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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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俊忠,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哲学》杂志主编。系广东南澳岛中柱村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读大学前,参加过渔业生产,当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曾挂职中共东源县委副书记三年,任广州大学副校长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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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学文,资深媒体人、策划人,CCTV老故事频道《荣耀中国》栏目出品人、总策划,影响力英才(北京)国际文化发展中心秘书长。 

 

      “塘约道路”关乎着人们对于中国农村未来的思考。在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有一位对于农村有着深厚情结的学者,不仅他自己与他的学生关注塘约,还邀请《塘约道路》的作者王宏甲,给大学生讲述关于塘约的故事和塘约道路的意义。他购买了一批《塘约道路》的书,不仅送给农村的“村官”朋友,还送给台湾的学者。他,就是广州大学原副校长、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徐俊忠。2017年5月16日,本报刊登了对徐俊忠教授的专访(上),本期继续推出对徐俊忠教授的专访(下)。让我们一起领略这位资深学者那交融着历史、现实与未来维度的丰富内容与思考。

 

       农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对话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俊忠(上)

 

贵州发现了塘约道路的意义,并旗帜鲜明地支持塘约道路,这就为更多“左文学”的涌现,创造了更加良好的社会生态

 

刘学文:随着《塘约道路》一书在全国的宣传,不少人对塘约村支书左文学的印象深刻。许多人问去哪里找这么优秀的村支书?对此结合地方实际,做好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培训和党员的培训尤为重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徐俊忠:其实,人间何处无芳草?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英雄辈出的年代。为什么这样的人物,现在会变得稀缺?关键还在于时势的变化。当我们的社会还热衷于把人预设为利己的理性人时,社会必定弥漫着利己主义的风气。当政策仍然停留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就必定是稀缺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毕竟是一个浸润着社会主义价值思想几十年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也仍然坚持立党为公的倡导,因此,即使在盛行个人发家致富的社会背景下,仍然会有一批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带领群众共同富裕的优秀基层干部。
     

我拜会过的黑龙江兴十四村的书记付华廷、河北周家庄的书记雷宗奎、河南南街村的书记王宏斌、山东代村的书记王传喜,等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所以,我认为,产生左文学这样的优秀农村基层村支书并非特例。只要国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共同富裕成为社会珍惜的共同价值,依靠集体经济的发展成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种重要选择,各地就会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左文学”。
   

当然,在我国当前的状况下,普遍形成这种大势,仍需一个过程。为此,通过各地对于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党员的培训,不断传播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灌输我党立党为公的宗旨,帮助更多的“左文学”的涌现,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仍然相信时势和大局的作用。贵州发现了塘约道路的意义,并旗帜鲜明地支持塘约道路,由此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时势与大局,这就为更多“左文学”的涌现,创造了更加良好的社会生态。在我们的农村社会中,并不缺乏有社会担当的先进分子,关键还在于社会发展大势的营造。
     

我认为,在农村干社会主义离不开一大批“左文学”,然而,社会主义理想的最终达成,并非像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是维系于个别杰出人物的出现上的。民心所向是形成社会发展大势的重要基础,制度的建构与成熟,则是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当年在领导中国进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就非常清醒地告诫大家:“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二卷,第529页)。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理想的最终达成,要靠人,也靠制度。只有把人的培养和制度的建构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有持续蓬勃发展的明天。

 

      塘约提出以农村集体经营为基础的发展方案,对于深化农村改革令人鼓舞

 

     刘学文:您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您认为塘约道路对于深化农村改革有那些现实意义?


     徐俊忠:在全国都在寻找如何有效摆脱由“分田模式”而来的农村发展困境出路的大背景下,塘约提出以农村集体经营为基础的发展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对于深化农村改革,意义当然令人鼓舞。


     可以说,自从小岗村的“分田模式”泛化以来,人们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模式,是缺乏理性思考的。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集体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在很长时间里,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被捆住手脚的。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理解以下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几点基本内容:


     一是中国农村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这既有人多地少的国情制约因素,也有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碰到巨大困难的原因。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靠一家一户去耕种人均不多的土地,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经济解放的要求。广东土改后,全省贫农的人均农地仅为1.3亩,加上当时农业生产条件很落后,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正常年景,也许可以勉强过日子,但几乎没有什么防抗灾荒的能力,更谈不上经济上大翻身或者说“经济解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国家为了确保工业化发展目标的实现,不得不实施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在个体家庭生产的条件下,实施这一政策,等于国家直接面对着1.2亿农户去征收公、购粮。这不仅把国家推到了与农民的直接利益冲突之中,而且在管理上,几乎面临着无法处理得好的天量般的行政性事务压力。所以,农村集体化道路的选择,绝对不是哪一位国家领导人头脑发热的产物。
   

二是农村的集体化经营必须坚持“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的产业发展方针。到了人民公社时期,这一方针的提法是“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均属于农业的范畴,它意味着农业的发展应该种、养结合,而不是单纯的种植业,当然更不是像后来那样,被压缩到单一的粮食作物种植上。“工农商学兵”则有另外独特的意义。抽去其中的“学”(即办学)和“兵”(即民兵)的内容,就是“农工商”的结合。毛泽东对此有非常自觉和明确的说法:我们的人民公社不能办成苏联的集体农庄。苏联集体农庄只搞农业,不搞工业,农业又搞广种薄收。由此可见,不论搞“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还是实行“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一个明确的基本思想就是组织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只搞农业,更不能把农业限定在种植业上,尤其不能限制在只种植粮食作物上。但是,自从1962年以来,我们的农村恰恰就是被引导到单纯的农业上来,而且是单一的粮食种植道路上来。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需要后人去反思。但不论如何,就当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初心设计,其产业方针就是种养结合,加“农工商”的结合。
   

三是“政社合一”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造相统一的治理思路。“政社合一”,既是为了行政效率,也是为了节约行政成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相统一的治理思路,体现了农村改造与建设的综合性要求。依据这种思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要搞好产业发展,还要致力于农村道路交通、邮政、广播、水文等网络建设,要组织“扫盲”识字学文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农村文化体育活动,推广移风易俗,搞勤俭持家教育等等。因为只有这样做,农村才能逐渐达成好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社会生态,才能逐步告别被人标定为“愚贫弱私”的局面。即使从今天的视野来看,我认为,这样的农村发展方案依然是光辉四射的。


      塘约道路的最大意义就是以其成功的实践,接通了共和国“两个三十年”农村发展的基本逻辑

 

     刘学文:从历史到现实,特别是在“分田模式”思想的主导下,我国农村的发展道路选择,一直处于摸索状态。您认为塘约道路的出现,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徐俊忠:塘约道路某种意义上就是上述发展方案在新时期的实践和光大。所不同的是,通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和积淀,实践这种方案的条件更加成熟、配套和宽松。尤其是束缚农村手脚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社队企业”发展彻底松绑。因此,对于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来说,塘约道路的最大意义就是以其成功的实践,接通了共和国“两个三十年”农村发展的基本逻辑。大家都知道,“后三十年”虽然有“分田模式”的主导,但大家不要忘记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农村发展“两个飞跃”的构想。塘约道路的实践恰恰说明了“第二个飞跃”思想的科学预见性,也为克服农村由“分田模式”所导致的农田与生产的碎片化,老人、儿童、妇女留守化,村政治理劣质化等等困难,展现了一种新的有效方案与前景。因此,塘约道路的意义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
   

同时,我非常欣赏塘约道路坚持农民主体论的发展思想。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弥漫着精英史观,瞧不起农民,甚至类似于“愚贫弱私”的指责也不绝于耳。其实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在这种不好思想的影响下,很少有人想到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农村发展的困难。他们想到的是“资本下乡”“龙头企业”“大户带动”等等。其实,资本的本性,不是扶贫,而是增值。支持龙头企业和大户发展,正如《塘约道路》所说的,是扶强。能否通过扶强而达到扶贫的带动效应呢?至少成功的案例不多,闹得遍地鸡毛的事件却不少。
   

塘约道路与此完全不同。它坚持农民主体论,实际上建构了一种以集体经营为经济基础的民有、民创、民管、民享的农村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农民是主体,基层党支部是核心,面向市场全面发展在地多样化产业,实行村社一体,有效实施农村的综合改造与建设,使农村重新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可以说,这是任何以单一的经济效益为追求的外来资本、“龙头企业”以及“大户带动”模式都不可能具有的功能和不可能达成的目标。我们必须坚信:农民,只有农民,才是实现中国农村持续繁荣发展的主体力量。

 

      塘约道路重新开启了我们对于农村意义的认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刘学文:面向未来,农村必将成为新中国最有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方之一。透过塘约道路,您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徐俊忠:塘约的实践还再次提醒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农村出现了土地撂荒、村政凋敝、民生困顿、大量劳动力抽离农村等危机性现象时,资本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并大肆下乡圈地、开发。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对于农村是否具有开发价值的问题,由资本大规模下乡已经得到肯定的回答。问题在于以资本大规模下乡的方式去开发,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种好的方式。至少有两点是明显的。
   

其一,资本下乡形成的农业只能是非在地性的雇佣农业,这一农业形式根本失去“劳动积累”的可能,由此必定成为一种成本相对较高的农业。资本是无法摆脱逐利本性的,一旦逐利出现问题,势必导致土地开发的“非粮化”,甚至“非农化”。这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基本就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果。
   

其二,资本下乡圈地开发,还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尽管我们的土地在法律上只让农民拥有承包权,但由于设计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环节,资本可以通过这个环节而长期获得经营土地权。这实际上就开始疏离和切断农民与土地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农民失地正是许多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我们看到,许多地方政府基于土地年度流转考核指标的压力,正在向资本下乡敞开大怀。但由资本下乡所造成的利益冲突、矛盾以及对于政府形象的消极影响,也日益突出。
   

塘约道路与此截然相反,“七权同确”创造了在地化、集体性的农田集中连片开发,它具有资本开发所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多种在地化产业的开发和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也以资本下乡所不可能具有的地缘、人员和业缘优势,使农村的各种资源和潜在资源得到全面激活。向来被各级政府当作沉重压力的劳动力出路,不仅得到化解,而且人又被当作最宝贵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创造的价值,属于民创、民管和民享的。这就为百姓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改善,为和谐社会的实现,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塘约道路也重新开启了我们对于农村的意义的认识:那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要有正确的思想、政策和具体实施的措施! 

 

农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对话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俊忠(上)

 

贵州发现了塘约道路的意义,并旗帜鲜明地支持塘约道路,这就为更多“左文学”的涌现,创造了更加良好的社会生态

 

刘学文:随着《塘约道路》一书在全国的宣传,不少人对塘约村支书左文学的印象深刻。许多人问去哪里找这么优秀的村支书?对此结合地方实际,做好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培训和党员的培训尤为重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徐俊忠:其实,人间何处无芳草?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英雄辈出的年代。为什么这样的人物,现在会变得稀缺?关键还在于时势的变化。当我们的社会还热衷于把人预设为利己的理性人时,社会必定弥漫着利己主义的风气。当政策仍然停留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就必定是稀缺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毕竟是一个浸润着社会主义价值思想几十年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也仍然坚持立党为公的倡导,因此,即使在盛行个人发家致富的社会背景下,仍然会有一批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带领群众共同富裕的优秀基层干部。
   

我拜会过的黑龙江兴十四村的书记付华廷、河北周家庄的书记雷宗奎、河南南街村的书记王宏斌、山东代村的书记王传喜,等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所以,我认为,产生左文学这样的优秀农村基层村支书并非特例。只要国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共同富裕成为社会珍惜的共同价值,依靠集体经济的发展成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种重要选择,各地就会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左文学”。
   

当然,在我国当前的状况下,普遍形成这种大势,仍需一个过程。为此,通过各地对于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党员的培训,不断传播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灌输我党立党为公的宗旨,帮助更多的“左文学”的涌现,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仍然相信时势和大局的作用。贵州发现了塘约道路的意义,并旗帜鲜明地支持塘约道路,由此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时势与大局,这就为更多“左文学”的涌现,创造了更加良好的社会生态。在我们的农村社会中,并不缺乏有社会担当的先进分子,关键还在于社会发展大势的营造。
   

我认为,在农村干社会主义离不开一大批“左文学”,然而,社会主义理想的最终达成,并非像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是维系于个别杰出人物的出现上的。民心所向是形成社会发展大势的重要基础,制度的建构与成熟,则是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当年在领导中国进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就非常清醒地告诫大家:“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二卷,第529页)。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理想的最终达成,要靠人,也靠制度。只有把人的培养和制度的建构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有持续蓬勃发展的明天。

 

      塘约提出以农村集体经营为基础的发展方案,对于深化农村改革令人鼓舞

 

刘学文:您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您认为塘约道路对于深化农村改革有那些现实意义?

 

徐俊忠:在全国都在寻找如何有效摆脱由“分田模式”而来的农村发展困境出路的大背景下,塘约提出以农村集体经营为基础的发展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对于深化农村改革,意义当然令人鼓舞。
   

可以说,自从小岗村的“分田模式”泛化以来,人们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模式,是缺乏理性思考的。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集体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在很长时间里,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被捆住手脚的。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理解以下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几点基本内容:

 

一是中国农村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这既有人多地少的国情制约因素,也有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碰到巨大困难的原因。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靠一家一户去耕种人均不多的土地,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经济解放的要求。广东土改后,全省贫农的人均农地仅为1.3亩,加上当时农业生产条件很落后,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正常年景,也许可以勉强过日子,但几乎没有什么防抗灾荒的能力,更谈不上经济上大翻身或者说“经济解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国家为了确保工业化发展目标的实现,不得不实施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在个体家庭生产的条件下,实施这一政策,等于国家直接面对着1.2亿农户去征收公、购粮。这不仅把国家推到了与农民的直接利益冲突之中,而且在管理上,几乎面临着无法处理得好的天量般的行政性事务压力。所以,农村集体化道路的选择,绝对不是哪一位国家领导人头脑发热的产物。
   

二是农村的集体化经营必须坚持“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的产业发展方针。到了人民公社时期,这一方针的提法是“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均属于农业的范畴,它意味着农业的发展应该种、养结合,而不是单纯的种植业,当然更不是像后来那样,被压缩到单一的粮食作物种植上。“工农商学兵”则有另外独特的意义。抽去其中的“学”(即办学)和“兵”(即民兵)的内容,就是“农工商”的结合。毛泽东对此有非常自觉和明确的说法:我们的人民公社不能办成苏联的集体农庄。苏联集体农庄只搞农业,不搞工业,农业又搞广种薄收。由此可见,不论搞“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还是实行“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一个明确的基本思想就是组织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只搞农业,更不能把农业限定在种植业上,尤其不能限制在只种植粮食作物上。但是,自从1962年以来,我们的农村恰恰就是被引导到单纯的农业上来,而且是单一的粮食种植道路上来。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需要后人去反思。但不论如何,就当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初心设计,其产业方针就是种养结合,加“农工商”的结合。
   

三是“政社合一”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造相统一的治理思路。“政社合一”,既是为了行政效率,也是为了节约行政成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相统一的治理思路,体现了农村改造与建设的综合性要求。依据这种思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要搞好产业发展,还要致力于农村道路交通、邮政、广播、水文等网络建设,要组织“扫盲”识字学文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农村文化体育活动,推广移风易俗,搞勤俭持家教育等等。因为只有这样做,农村才能逐渐达成好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社会生态,才能逐步告别被人标定为“愚贫弱私”的局面。即使从今天的视野来看,我认为,这样的农村发展方案依然是光辉四射的。

 

塘约道路的最大意义就是以其成功的实践,接通了共和国“两个三十年”农村发展的基本逻辑

 

刘学文:从历史到现实,特别是在“分田模式”思想的主导下,我国农村的发展道路选择,一直处于摸索状态。您认为塘约道路的出现,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徐俊忠:塘约道路某种意义上就是上述发展方案在新时期的实践和光大。所不同的是,通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和积淀,实践这种方案的条件更加成熟、配套和宽松。尤其是束缚农村手脚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社队企业”发展彻底松绑。因此,对于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来说,塘约道路的最大意义就是以其成功的实践,接通了共和国“两个三十年”农村发展的基本逻辑。大家都知道,“后三十年”虽然有“分田模式”的主导,但大家不要忘记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农村发展“两个飞跃”的构想。塘约道路的实践恰恰说明了“第二个飞跃”思想的科学预见性,也为克服农村由“分田模式”所导致的农田与生产的碎片化,老人、儿童、妇女留守化,村政治理劣质化等等困难,展现了一种新的有效方案与前景。因此,塘约道路的意义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
   

同时,我非常欣赏塘约道路坚持农民主体论的发展思想。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弥漫着精英史观,瞧不起农民,甚至类似于“愚贫弱私”的指责也不绝于耳。其实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在这种不好思想的影响下,很少有人想到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农村发展的困难。他们想到的是“资本下乡”“龙头企业”“大户带动”等等。其实,资本的本性,不是扶贫,而是增值。支持龙头企业和大户发展,正如《塘约道路》所说的,是扶强。能否通过扶强而达到扶贫的带动效应呢?至少成功的案例不多,闹得遍地鸡毛的事件却不少。
   

塘约道路与此完全不同。它坚持农民主体论,实际上建构了一种以集体经营为经济基础的民有、民创、民管、民享的农村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农民是主体,基层党支部是核心,面向市场全面发展在地多样化产业,实行村社一体,有效实施农村的综合改造与建设,使农村重新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可以说,这是任何以单一的经济效益为追求的外来资本、“龙头企业”以及“大户带动”模式都不可能具有的功能和不可能达成的目标。我们必须坚信:农民,只有农民,才是实现中国农村持续繁荣发展的主体力量。

 

      塘约道路重新开启了我们对于农村意义的认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刘学文:面向未来,农村必将成为新中国最有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方之一。透过塘约道路,您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徐俊忠:塘约的实践还再次提醒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农村出现了土地撂荒、村政凋敝、民生困顿、大量劳动力抽离农村等危机性现象时,资本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并大肆下乡圈地、开发。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对于农村是否具有开发价值的问题,由资本大规模下乡已经得到肯定的回答。问题在于以资本大规模下乡的方式去开发,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种好的方式。至少有两点是明显的。
   

其一,资本下乡形成的农业只能是非在地性的雇佣农业,这一农业形式根本失去“劳动积累”的可能,由此必定成为一种成本相对较高的农业。资本是无法摆脱逐利本性的,一旦逐利出现问题,势必导致土地开发的“非粮化”,甚至“非农化”。这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基本就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果。
   

其二,资本下乡圈地开发,还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尽管我们的土地在法律上只让农民拥有承包权,但由于设计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环节,资本可以通过这个环节而长期获得经营土地权。这实际上就开始疏离和切断农民与土地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农民失地正是许多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我们看到,许多地方政府基于土地年度流转考核指标的压力,正在向资本下乡敞开大怀。但由资本下乡所造成的利益冲突、矛盾以及对于政府形象的消极影响,也日益突出。
   

塘约道路与此截然相反,“七权同确”创造了在地化、集体性的农田集中连片开发,它具有资本开发所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多种在地化产业的开发和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也以资本下乡所不可能具有的地缘、人员和业缘优势,使农村的各种资源和潜在资源得到全面激活。向来被各级政府当作沉重压力的劳动力出路,不仅得到化解,而且人又被当作最宝贵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创造的价值,属于民创、民管和民享的。这就为百姓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改善,为和谐社会的实现,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塘约道路也重新开启了我们对于农村的意义的认识:那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要有正确的思想、政策和具体实施的措施! 

 

责任编辑: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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