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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访中共中央党校赵曜教授
点击:  作者:武传鹏    来源:高校马研  发布时间:2017-08-24 11: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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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简介] 赵曜,男,1932年生,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委员,第三届、第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评议组副组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名誉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科学社会主义概论》课题组首席专家。

 

[访谈人简介] 武传鹏,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结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结底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回归社会主义建设的元问题,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凝心聚力的重要意义。

 

围绕这一主题,访谈人随中共中央党校赵曜教授开启了一场原著、历史、现实三者统一的学术之旅。赵曜老师结合为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尤为重要,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中的历史定位,如何结合苏共经验教训加强我党建设,为何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等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阐释了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理解。兹记录如下,以飨读者。

 

访谈人:赵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访谈。在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时,邓小平曾经强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至关重要。[1]116请您谈谈,为什么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呢?

 

赵曜教授:“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世界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不搞清楚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徘徊倒退,落入困惑和困难的境地。

 

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史,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前进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将理论置于现实基础之上,他们的著作主要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只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时,从宏观上对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进行了预测。由于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社会主义实践,因此这些预测完全是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的,虽然总体上是科学的,但也需要实践来检验和修正。这些预测只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谈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列宁有六年多的社会主义实践,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较前人推进了一大步,而且更加实际。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有四点贡献。一是强调要以实践而不是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十月革命以前甚至在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完全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但是,他逐渐发现有些理论并不符合俄国的实际。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讲了两句至理名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2]“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3]二是实现了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列宁在逝世前所写的《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4]这种改变,涉及从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的变化,到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转变为和平组织经济文化建设,等等。三是通过实践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文化越落后,过渡时期的时间就越长,在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迂回过渡。四是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着重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后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开展文化革命、改革国家机关等,初步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的探索时间虽然不长,但开了个好头。邓小平曾给予高度评价:“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模式僵化了。”[1]139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和政策借鉴和发展了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作出巨大贡献。一是发展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同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中,斯大林坚持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并把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区别开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论断既坚定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又使人们对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发动武装干涉保持警惕。二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仅仅用了15年,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三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和临战状态下,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和模式。四是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保卫了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成果。但是,斯大林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重大失误,主要是:肃反严重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农业发展滞后,与工业发展不协调;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建立的以经济高度集中、政治过分集权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凝固化,并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广。这就阻碍和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既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又出现了重大失误和挫折。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一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二是提出了完整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崭新学说,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批评了在苏联学术界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三是独立地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如农轻重的建设安排、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文化领域实行“双百”方针,等等。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成功和失误都与理论指导有关。

 

习近平总书记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作出总结:“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也发生了严重曲折”。[5]548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通过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在长期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正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和不断深化的,对于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进行了探讨。

 

访谈人: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6]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是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出来的,到今年恰好35周年。请问赵老师,时至今日,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呢?

 

赵曜教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这段经典表述有三个要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不要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三是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特色。三点紧密相连,环环相扣。从此以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主题,它对于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经过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已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旗帜。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一面旗帜把全国所有力量凝聚起来,拧成一条绳,奔向一个共同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原因在于:一是它代表了不同阶级、阶层、群体,包括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二是它把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统一起来,为社会各阶级、阶层所共同认可和接受;三是它体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了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各方面人士的大团结。

 

旗帜统领道路、理论和制度。党的十八大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写入党章,将道路、理论、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完整表述。在当代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意味着和体现为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体现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社会主义是社会运动、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的统一。

 

访谈人: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5]109在您看来,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如何运用和发展这些原则的呢?

 

赵曜教授:“原则”指的是对某一事物总的方向和规定,明确应该如何做和不应该如何做,要求人们在实践中按规定行事,具有较强的刚性特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和对应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本上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各国同时胜利为前提,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时,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最高层次的科学抽象,对未来社会作出的某些预测。实践证明,这些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也应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某些个别论断,如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商品和货币就将退出历史舞台,国家也将消亡,以及将来要消灭社会分工等,通过实践证明应有所修正。

 

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社会发展需要划分阶段。历史上,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的普遍性失误,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得很短暂而不去划分阶段,又对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估计得偏高,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我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其作为“总依据”,从而避免重蹈过去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

 

第二,生产力高度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未来社会,生产力将得到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7]166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8]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9]1428。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七年,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后来由于复杂的原因,党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63

 

第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未来社会,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10]60120世纪50年代,我国成功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把小农经济引上合作化道路。但是,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和对公有制的教条式理解,我们只把它看成目的,没看成过程,认为社会主义是纯粹公有制社会,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只能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经济存在,不允许其他经济成分存在,走了一段弯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多层次情况,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四,坚持按劳分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肯定和赞同“等量劳动等量报酬”的按劳分配原则,但是他又指出,按照这个原则,社会成员之间由于体力强弱不同、智力高低不同、赡养人口不同而出现富裕程度的差别,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尽管这种现象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最终目标来看,却是一种“弊病”。[6]363-364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资产阶级权利”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加以区别。过去我们曾把“资产阶级权利”误译为“资产阶级法权”,认为会产生贫富差距,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结果导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弊病。深刻的教训让我们对按劳分配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拉开档次,不搞平均主义,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从而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五,对社会生产有计划地指导与调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的基础上,社会实行产品经济,商品和货币将消失,随之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对社会生产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所代替。[6]671这个理论原则对实践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产品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长期相矛盾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最早和最透彻的是邓小平。他认为市场和市场经济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是中性的,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373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我国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弹性和活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六,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过去对共同富裕有过教条式的理解:一是怕富,认为“穷则革命,富则变修”。二是把共同富裕和同步富裕等同起来,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结果谁也富不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实行一个大政策,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社会共同致富。此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了,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又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当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正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7]421在给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0]426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逐步走向消亡。[6]812然而,通过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列宁认为国家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能消亡,这时国家的管理职能将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党坚持列宁的思想。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9]1480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项就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其实质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说是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

 

第八,以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7]420这同样适用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实质就是以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1],邓小平提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九,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0]60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号召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树立社会主义社会经常需要改革的指导思想。我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全面地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第十,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实现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10]592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为在俄国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列宁建党思想的重要特点在于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成为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联系广大群众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强调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党是以俄共(布)为榜样,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又经历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转变,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第十一,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7]422在未来社会中,人是社会的主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党的历史上,由于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人”“人性”“人道主义”曾一度遭到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人”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

 

访谈人:社会主义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已经走过500年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的?

 

赵曜教授: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已有500年的历史。从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发表的332年间,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社会思潮,和工人运动没有联系;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69年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两大发现”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并且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时的社会主义已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还是一种社会运动;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的100年,社会主义既是社会思潮,又是社会运动,还是社会制度,是思想、运动、制度的统一。这是500年来社会主义先驱者和后继者们同亿万群众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为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长期不懈地进行战斗并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所换取的伟大成果。

 

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最严重的挫折。当时,邓小平就坚定地指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1]346“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383今天,从一些迹象看,社会主义运动跌入谷底后已缓缓有所回升,但走出低潮尚待时日。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是继承了资本主义精华、克服了资本主义弊病的新的更高类型的社会制度。我们抱着历史的乐观主义态度,坚信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现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代表人类的未来。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始。68年以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伟大成就,已成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范例。这不仅对今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曾经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2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世界上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必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必将引领世界社会主义从低潮走向复兴。

 

访谈人:您刚才提到“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今年恰逢十月革命100周年,而苏联解体却已有26年了,您能否结合苏共的经验教训谈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应当如何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进步?

 

赵曜教授:我过去有一个论断:苏联剧变和解体缘自内部,问题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当时主要从改革的错误方向、共产党的蜕化和变质、领袖们的背叛、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遥相呼应、缺乏社会主义法治的保障等五个方面加以梳理和讨论。今天来看,这个论断仍然适用。苏共亡党对我们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警示意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征和最大政治优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只有我们把党建设好,才能抵御住风险、经受住考验,拥有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定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矢志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应继续抓好以下方面。

 

一是思想理论建设。苏共的一个惨痛教训就在于意识形态多元化,实质上就是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以先进理论治党治国,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理论带有根本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最终都离不开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尤其注重理论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治国理政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我国正处于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必为思想理论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二是理想信念建设。苏共亡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党员干部共产主义信念的丧失。十月革命时,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是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打下了社会主义江山;苏联亡党时,党的一些干部已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已蜕化为一批对“两个必然”只讲而不信的技术官僚。“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立之于世,必须有强大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5]339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问题导向,坚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致力于解决“三信”问题,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共产党的信赖,增强了党员干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三是党风廉政建设。苏共亡党之前,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养尊处优,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只关心如何维护既得利益,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特殊阶层的形成,构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政治基础。这与苏共长期不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密不可分。与其相反,我们党一向重视党风廉政建设。首先是党风。党风问题的实质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党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决定党的命运。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其次是廉政。为政清廉是执政党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党一贯强调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再次是反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党员干部:“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1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是干部队伍建设。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5]350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习近平将好干部的标准概括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5]337。这就为把好选人关、用人关提供了明确依据。关于如何管理、教育和提高干部,最重要的途径有两条:其一,向书本学习,学习有关专业知识,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领导干部做好各项工作的看家本领;其二,向实践学习,到实际工作部门锻炼,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各级领导干部还应当自觉遵循“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坚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访谈人: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表了纲领性的重要讲话。近日,党中央又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特别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您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60余载的前辈学者,可否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呢?

 

赵曜教授: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3]这里的两个“不可替代”,充分说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各方面的迫切需要。

 

一是治国理政的需要。人类知识体系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通常来说,发展生产力,主要靠自然科学;治国理政,更多地靠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当今世界,任何国家要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则必须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必须强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13]走向民族复兴,我们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充分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分享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方案。

 

三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需要。无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都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提高我国民族文化素质、文化修养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任务、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对新形势下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顶层设计。认真学习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我们每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8.

[3]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66.

[4]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3.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12]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5.

[1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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