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 | 再出发：弘扬古田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纪念建军90周年之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的最好教科书

点击：  作者：王志刚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7-27 12:16:00

 

 

 

　　【编者按】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是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因人民军队在此定型、政治工作在此奠基而名扬天下。

　　85年后的2014年金秋，习近平同志亲自决策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强军兴军作出新的部署，全军重整行装从古田再出发，沿着古田会议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

　　2017年5月24日在海军党代会上，习近平强调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

　　在纪念建军90周年、贯彻新古田会议精神三年、军队建设进入强军兴军新阶段的情况下，回过头看弘扬古田精神，的确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本系列文章共分三篇连载，此为第一篇。

 

　　再出发：弘扬古田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系列谈之一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的最好教科书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是我们党战胜内外敌人的根本路线。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领导我们进行的这场伟大斗争，离不开这条根本路线。《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过程，本身就是群众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出现“群众路线”的概念。

 

　　《古田会议决议》能明确提出“群众路线”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是党的根本观点。读着《共产党宣言》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都知道共产主义运动是绝大多数人参加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党在早期的活动虽无“群众路线”之名，但有“群众路线”之实。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等起义，进入了人民军队的创建时期。建什么样的军队、怎么建，成了急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从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的881天，参加创建军队的一线共产党人都是亲身实践者，经验总结是从群众中来的。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成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三湾改编之所以成功，是毛泽东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结果。

 

　　当时部队严重减员，由起义时的5000人只剩下不足1000人，面临溃散的境地。脚化了脓的毛泽东，手拄拐棍、头戴竹笠，一瘸一拐地走在队伍中。他在和基层官兵同吃同住同行军中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情况，并且问得很详细，如官长的思想动向怎么样？士兵们都有哪些想法？战斗情绪如何？生病的多不多？等等。既鼓舞了士气，又有了第一手的材料。

 

　　几天下来，毛泽东找到了军心严重不稳的原因，除了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使一些急于革命胜利的官兵失望、部分参加暴动的当地工农赤卫队员不愿远离家乡外，部队凝聚不起来是由于起义队伍虽然形式上已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叫工农革命军，很多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但沿袭的仍是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体制和管理办法，从本质上说，还是一支旧军队。支部设在团上，又是机关性质，不能直接掌握和领导部队；连以上设党代表，仍是旧的职能，与军事长官矛盾重重，形不成领导核心;旧军队的陋习依然存在，一切靠长官管理，随意打骂体罚士兵，官兵关系相当紧张。从根本上讲旧军队是雇佣制，靠的是金钱待遇。

 

　　共产党领导的新军队，干革命要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发地在工农中产生，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教育和灌输。离开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部队在顺利时还可以，一遇到挫折便成一盘散沙。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更容易离散。

 

　　毛泽东将自己的分析跟基层干部宛希先、张子清、何长工、罗荣桓等进行交流，就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统一了思想，决心改造这支部队。

 

　　到达三湾的当晚，毛泽东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分析部队存在的问题，围绕凝聚军心、稳定部队、鼓舞士气研究解决的办法。毛泽东说，现在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不利于作战，因此要整编；要建立后方，放下担子，轻装上阵。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部队进行改编，除了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外，主要实行了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和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两项新制度。 “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前敌委员会领导。连以上设党代表，同级党组织的书记由党代表担任，拥有与军事长官同等的权力，负责党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协助军事长官管理和指挥部队。重大问题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党委制和党代表制，基本构成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保证体系，奠定了党领导军队的根基。

 

　　后来，毛泽东总结经验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连队党支部承上启下，就像一个人一样，不但有了头而且有了手和脚，不但有了心脏、大动脉，而且有了毛细血管和神经细胞。紧急关头，共产党员喊出的“跟我上”，与国民党员的“给我上”，仅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反对军阀主义，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为了保障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各级士兵委员会由士兵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组织，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参与伙食管理，同时兼做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军官做错了事，士兵委员会可以提出批评以至处分。军队内部民主制度的实行，彻底摧垮了旧军队中官兵严重对立的积弊，确立了官兵同为阶级兄弟的新型官兵关系，没有军衔、没有军饷，同穿草鞋、同吃红米饭、同喝南瓜汤、同发伙食尾子，官兵平等激发出了空前的潜能和战斗力。

 

　　毛泽东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领不足800人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从人民军队宗旨性质和部队的实际出发，先是针对偷吃老百姓红薯制定了三大纪律，后针对部队攻占了遂川县城时强买强卖制定了六项注意，后来又发展规范而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旧军队的纪律，重在强迫士兵服从军官，很少涉及军民关系，派兵虐民时有发生。是“当官欺负当兵的，当兵的欺负老百姓”。而红军的纪律，不仅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而且首创了军队的群众纪律，成为军民联系的桥梁与纽带。毛泽东还针对部队存在的单纯军事倾向，明确提出部队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改变了旧军队只管打仗的职能，从军队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进一步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界线。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三湾改编后确立的新军制在红四军实行。

 

　　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归结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用的就是这一方法。

 

　　伴随着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系统工程的不断深入，红四军内部与旧观念决裂的阵痛越来越猛烈。这种自我的思想革命，既是一场深刻的斗争，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滋长。1929年5月，当刘安恭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向党争兵权，引发了关于建军原则的大争论。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创建根据地、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的正确观点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前委书记以一票之差落选 。

 

　　古田会议前，陈毅带回了在周恩来主持下由他执笔，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央九月来信”）。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意见分歧一一进行了剖析，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强调由毛泽东继续担任前委书记。毛泽东、朱德、陈毅各自做了自我批评，三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照说，红四军内这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毛泽东深知，七大上的争论虽然与几位领导有关，引起争论的刘安恭也已经牺牲了，但错误思想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有它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只有摸清其来龙去脉以及找到解决的办法，才能形成正确的决议，才有针对性、权威性。因此，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上提议部队整训，在整训期间进行调查研究，为起草决议作准备。

 

　　毛泽东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开基层官兵座谈会，掌握第一手资料，把实际斗争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陈毅协助毛泽东拟定了主要了解非无产阶级思想、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废止肉刑、优待俘虏兵、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等17个问题，分别召开座谈会，摆表现，查原因，找出纠正和解决的办法。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不习惯，旧军队过来的人更不习惯。红军中一切权力归党，军事主官只有按党的要求下命令才有效，权力受到很大制约。军事主官与党代表平级，而党代表又是党的书记，于是旧军队来的人感到受了委屈。有人提出要政治部对内，只做教育党员群众的工作，从而取其领导机关的地位而变为指导机关。还有的人把旧军队打骂体罚士兵的一套带到了红军。有个团专用枪毙逃兵的办法巩固部队，行军前枪毙示众，结果越逃越多。这件事后来作为反面典型写上古田会议决议。对于要不要农村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很多人也有不同想法。军队就是打仗的，还搞什么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政权，麻烦不说，而且在农村又特别艰苦，缺吃少穿，不如打城市痛快，打下来了可以大吃大喝，有些有恶习的人还可以乘机放纵自己。这就是流寇思想的土壤。在毛泽东召集的座谈会上，连队党代表们向他反映了许多方面问题的生动例子。

 

　　毛泽东在广泛座谈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写出决议的初稿。他又将决议初稿拿到基层开座谈会，逐条逐段地讨论修改。座谈中，毛泽东鼓励战士讲真话，有一次他把“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党的组织、党内教育、废止肉刑”等八个专题，交与会同志讨论。可是发言并不热烈。原来是一些同志受军阀主义残余影响较深，思想顾虑很大，都不敢发言。他便循循善诱，说：“肉刑要不要废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三纵队八支队有个官长最爱打人，结果呢？不但传令兵、伙夫跑了，连军需上士、副官也跑了。”“特务支队三大队有个叫萧文成的，临走时还留下一封信，说他不是反革命，是因为官长压人，才被迫跑掉。大家看看，肉刑不废止，我们能不能打胜仗？革命能不能成功？”这一启发，大家打开了话匣子。有的摆红四军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的分析错误思想的根源，有的指出危害性和纠正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又热烈、又深入。

 

　　《古田会议决议》是继三湾改编后，又一次从群众来，再到群众中去而形成的光辉文献。说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的鉴定会、定型会，这个鉴定、定型首先是群众作出的。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成就了《古田会议决议》的不朽之作，回答了“如何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党和军队无产阶级化”，这一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党中央都未能回答的一个大问题。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通过走群众路线来学习贯彻决议精神，群众威信高反映好的干部，如罗荣桓等得到破格提拔，充实到连营团各级班子，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得到加强。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各支部先在党内按决议逐条对照检查。对有抵触情绪的人，大家用决议的精神批评帮助。支部检查后向全连公布，再让大家一起对照检查，把问题摆出来，根源挖出来，然后纠正过来。赌博、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等痼疾都在民主讨论和民主评议中很快得到了克服。连最难克服的单纯军事观点，经对照决议反复教育，反流寇思想后，官兵把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统一了起来。

 

　　罗荣桓亲自带队做群众工作给部队示范，总结出群众工作“七部曲”：第一步，分发土豪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靠这“七部曲”搞活了群众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部队不但士气高昂了，而且加深了对“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认识。

 

　　如今，第二次古田会议召开近三年了，习近平主席就贯彻落实新古田会议精神反复作了指示提了要求，军队“脖子”以下的改革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之中，总体架构自上而下已基本完成，从古田再出发迈开步子已刻不容缓。我们要像当年罗荣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那样，紧紧依靠基层官兵，深刻认识基层官兵是改革的真正执行者，多听听群众的真话实话心声呼声，调动群众的内在动力，把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出来，真正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强军兴军的系列指示精神，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扎扎实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转变思想铸牢军魂，沿着古田会议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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