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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农夫: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评于幼军、黎元江的《社会主义五百年》
点击:  作者:潇湘农夫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4-18 11: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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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托马斯.摩尔著述的《乌托邦》为标志,社会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和愿景,已经五百年有余了。

 

  以马克思、恩格斯著述的《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社会主义成为科学,已经几近一百七十年了。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恩格斯后来在他的名著《反杜林论》中作了科学而原则的阐述: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取得国家政权;当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必须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消除商品生产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逐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最后让国家走向消亡;在社会主义时期,对社会成员的消费品分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保证人民享有充裕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等等。

 

  这个原理,也就是恩格斯用诗一般的语言所概括的:

 

  “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的发展自由。从此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第443页 1972年1月 人民出版社)

 

  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科学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已经仅仅一百年了。

 

  以基本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为标志,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建立也已经六十年有余了。

 

  社会主义曾经在中国是那样的具体、生动和形象,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也曾经是那样的具体、生动和形象。可是随着苏东剧变、中国举起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社会主义反而有些模糊,不生动、不形象了,社会主义理论也跟着模糊,不生动、不形象了。一些所谓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甚至打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贩卖起民主社会主义或曰社会民主主义的私货来了。于幼军就是这样的“理论家”、“思想家”,于幼军、黎元江的《社会主义五百年》就是这样的“名著”。

 

  于幼军和黎元江的《社会主义五百年》,看似对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总结,可是在他们眼里,尤其是在于幼军眼里,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并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却悄悄地变成了于幼军的“科学”理论——我们这样说,是因为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于幼军的。于幼军是如何“科学”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这里试举几例:

 

  “现代公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高度发展和水到渠成的结果,......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创造了所必要的大量的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换言之,只要私有制还能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就不应该、也不能够被消灭;公有制也就代替不了私有制。这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违背这一规律要求人为地去硬干、蛮干,或许能奏效一时,却不能长久,终究要受到惩罚。”(于幼军、黎元江:《社会主义五百年》 第一卷 第232-233页)

 

  好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好个“只要私有制还能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就不应该、也不能够被消灭”!这不过是无异于说,俄国“十月革命”是对历史的反动,苏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时代的怪胎,不过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嫁衣裳罢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之所以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因为它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建立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上,使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换句话说,要不要消灭私有制?怎样消灭私有制?等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评判、衡量和检验。”(同上 第234页)

 

  好个“换句话说”之后的内容!按照作者确立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即生产力尺度和标准,美国不就成了当今世界的灯塔?美国的方向就是全人类发展的方向?按照生产力尺度和标准,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不都是对社会历史规律的反动?按照生产力尺度和标准,资本主义究竟发展到哪一阶段才算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按照生产力尺度和标准,资本主义在没有完全释放出自己的能量出来之前,都是“剥削有理”、“剥削有功”?按照生产力尺度和标准,在资本主义没有走向灭亡之前,任何无产阶级的反抗和革命都是“反动的一帮”?可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例如在美国思想家福山看来:历史已经终结了即终结于资产阶级社会了,那哪里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至于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具体途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也并非认为只有“剥夺”这一种形式。当股份制出现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恩格斯晚年(1899)也论及:“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时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同上 第234-235页)

 

  总之,由于有了作者的“伟大的发现”,至少有了股份制这一经济组织和社会工具,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从此“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然而,不论是事实逻辑还是理论逻辑都在扇着作者的耳光。从事实逻辑来看,按照作者的观点,美国的洛克菲勒公司、卡内基公司、华尔街各类金融投资公司,不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企业?可是,地球人都知道,洛克菲勒、卡内基、华尔街,那都是金融寡头的企业。按照作者的观点,资本主义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可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实现了这种转变。你们不是高喊“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为什么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就不要实践的检验了呢!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的“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的观点,分明说的是:这种股份制,仍然还是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哪里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工具了呢!

 

  不惟如此,作者还举起了自己的右手打倒了自己的左手:

 

  “恩格斯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使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人占有变为全社会共同占有。完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本途径,就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

  “在批判杜林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的同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预言和论证了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商品生产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走向消亡......”(同上 第314页)

 

  然而,真的是作者想自己打倒自己吗?不是,绝对不是。作者的目的是为了打倒苏俄斯大林社会主义、毛泽东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更最主要的是将现实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斯大林和毛泽东打倒:

 

  “可惜,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在后人的实践中被片面理解和扭曲走样了。苏联在推行集体农庄时把农民剥夺得一干二净;中国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再把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等个人拥有的生活资料及必要的生产工具等,都作为消灭私有制的对象,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而且,屡屡拔苗助长、急于求成,用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强行消灭私有制,试图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所谓的消灭私有制的举措,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消灭私有制的初衷和本意大相径庭,......实践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如果离开了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要求,离开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高目标和核心价值去消灭私有制和实现公有制,那么,无论口号多么响亮,政策措施多么‘革命’,都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了。”(同上  第236-237页)

  “然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后来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不少人不少时候忘记了、忽视了或偏离了这一最高目标和核心价值,甚至是混淆了目标与手段及具体方式途径等,乃至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多少坎坷挫折和沉痛教训!”

 

  显然,在作者看来,斯大林就是一个恶魔。这个恶魔,在苏俄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篡改列宁的遗嘱、实行专制和独裁、铲除党内异己、实行思想专制、惨无人道地屠杀干部和无辜平民、“将农民剥夺得一干二净”,等等。(同上 第二卷)

 

  至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哪里还是社会主义?简直是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所谓“社会主义”:因为在作者看来,中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几乎构成了毛泽东时代的全部历史——都是错得不能再错的历史!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岂止是错误,而是浩劫,甚至是“旷古未有的浩劫”!

 

  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于幼军和黎元江的这样一本“以‘特’解马”、“以‘资’解马”的所谓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史、运动史和制度史的著作,却得到了当代中国一部分学人的热烈追捧,并且该书第一卷曾获得全国第二届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等多个奖项。这不能不使人们想到,当代中国遭遇到了十九世纪19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相似,甚至部分相同的问题:

 

  当年德国的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杜林先生发表了他的《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等著作,构建和创造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杜林先生的这个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居然“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情欢迎,.......”“还有些人已经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第45页 1972)

 

  因而这个学说不得不迫使恩格斯“放下其他的工作”“来啃这个酸果”,然而,“它正是这样的一种果子,只要一开始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同上 第46页)

 

  2011年4月,于幼军先生和黎元江先生出版发行了他们的著作——《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二、三卷)——从他们分工写作的回目看,该书主要反映了于幼军先生的思想:

 

  第一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演说科学社会主义的部分是于先生的手笔,反映的是于先生的思想和灵魂;

  第二卷《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演说苏俄革命、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部分也是于先生的手笔,反映的同样是于先生的思想和灵魂;

  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演说的(1949——1965)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同样还是于先生的手笔,反映的绝对是于先生的思想和灵魂。


  至于该书的第四卷,于先生事实上已经写出来了,这就是2015年残冬时分于先生在中山大学发表的关于文革是“错误理论、荒唐实践”的系列演讲。这个演讲,埋头三、四个月,形成了二、三十万字的手稿,完全是一部演说文革历史的“大书”。可能是于先生的谦虚,抑或是世事难料,才没有公开出版。因此,已经公开发表的这部分,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曜看来是“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知识厚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社会主义史书”,主要的或者说基本的是体现了于先生的思想和灵魂并不为过;已经写好但没有公开发表和正在准备撰写的那些部分,则可能根本是于先生的思想和灵魂。

 

  于幼军先生的思想和灵魂,与杜林先生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相似,甚至部分相同性,它“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欢迎,”并且,“还有些人已经准备”“散布”于先生的思想和灵魂;不惟如此,它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果子,只要一开始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

 

  然而,较之于杜林先生与于幼军先生的相似,甚至部分相同,二者存在更多的不似,甚之不同:杜林先生是创立自己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对马克思主义,于幼军先生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兜售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灵魂;杜林先生原本是一个人在战斗只是在他的思想成为体系后才得到伯恩斯坦、莫斯特、恩斯等人的捧场,于幼军先生则是似乎前呼后拥后面跟着一群人在解构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而于幼军先生也是于幼军先生们的代名词、于幼军其实也就是于幼军们;杜林先生创立了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行他的社会主义,于幼军先生则用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社会主义:“辨清苏联东欧政局剧变究竟是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的失败还是被扭曲变形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还是悖离社会主义原理所受到的严厉惩罚”。

 

  ——这个反思极具“机锋”:因为苏东社会主义事实上存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两个时代,而后一个时代苏联已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这是我们党重要的历史文献《九评》告诉我们的,这也是我们党内元老彭真晚年总结苏联解体留下的教训时告诉我们的,他说,“苏联乱,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现在搞的,实质上还是赫鲁晓夫所主张的那一套,不过是恶性发展罢了。“(转引自周新城:《彭真如何总结苏联解体留下的教训?》)

 

  然而,于幼军不说自赫鲁晓夫时代以来“所谓”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只说是“被扭曲变成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且从全书叙述的内容看,反思的却正是自斯大林苏俄社会主义以来的失败,这就暗含着斯大林社会主义是(包括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扭曲变成”的、“悖离社会主义原理”的社会主义恶意,从而将社会主义的现实之树连根拔了起来!杜林先生是用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企图打倒马克思主义,于幼军先生则是试图用他阐述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打倒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学说;杜林先生企图运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德国社会,于幼军先生则是试图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歪曲、贬低甚或否定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只是他于某人在写作该书第三卷和第四卷时根本未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因而不能相互否定的论断放在眼里;杜林先生很牛气当仁不让地要成为德国新社会主义的鼻祖,于幼军先生则很谦逊并且还很不情愿地承认自己是马克思第五!——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现实、从现实到现在,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基本是对的。有没有根本正确的呢?有的,就是书中那位“博学的老者”。除了那位“博学的老者”,就没有其他的人了,但于先生却自诩是秉承了那位“博学的老者”的旨意、继承了他的衣钵的,因而作为其嫡传弟子,于先生就是“马克思第五”了。

 

  自然,他作为“马克思第五”,完全有资格指责“后来一些自称是他的‘学生’的人们,在实践中并没有把握好老师的这些思想精髓,以至留下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遗憾和伤痛!”(第一卷 第325页)——通过对该书第二卷、第三卷的概括,这些“后来”“自称是他的‘学生’”并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许多遗憾和伤痛”的国外首推斯大林,国内自然是首推毛泽东了。可是,中共早就对斯大林做了肯定的评价,对毛泽东中共也早就做了肯定的评价。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他说: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实际上等于是驳斥了于幼军们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实之辞,驳斥了于幼军们诋毁、歪曲、贬损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者斯大林、毛泽东无耻谰言。

 

  因此,于幼军这个“又酸又大”的酸果,问题不在于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在于他举起马克思的左手打倒马克思的右手;问题不在于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在于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检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标准;问题不在于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在于有选择性地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失误和错误;问题不在于他主张马克思主义要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向导,而在于他以曲解和歪解的马克思主义评判苏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不在于他指出苏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和错误,而在于他夸大、歪曲、贬损苏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不在于他指出斯大林、毛泽东的失误和错误,而在于他夸大、诋毁、贬损斯大林和毛泽东。总而言之,在于先生看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那位“博学的老者”以外,其他的人都是“自称”的马克思的“学生”,都不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其严重的失误和错误,尤其是斯大林和毛泽东!

 

  于幼军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虚无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特别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因为他的“大欲”。他的这个“大欲”是学梁惠王的——“于心有戚戚焉”但又不能明说。然而古人告诉我们,可以“察其言观其行”。于先生的言行告诉我们,他的“大欲”就是通过歪曲、贬损、否定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他们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无限夸大他们的某些失误和错误,宣扬历史现实的社会主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让人们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达到实现他所主张的另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虽然我们早就知道民主社会主义或曰社会民主主义是什么货色,但于先生坚称他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他现在的主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只能宣称他是另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曰社会民主主义不过是对他主张的另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诠释,不然他会告我这个社会草根的毁谤罪的。

 

  但是,我想我的毁谤罪不能成立。因为当代中国,于幼军早就变成了于幼军们,成为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因为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质变成为了社会民主主义或曰民主社会主义。因此,为了使我们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就必须像当年恩格斯啃杜林先生那个酸果一样啃于先生这个酸果。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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