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飞：杨奎松为何要批金一南？

点击：  作者：何雪飞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7-02-22 10:12:01

【摘要】：杨奎松为了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时代，妖魔化社会主义，美化国民党蒋介石，美化资本主义，不惜屡次在南方系媒体上造谣、造假，许多言论到了荒诞可笑的程度。

2011年9月，杨奎松在《南方都市报》及南方系控制的互联网发表《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评金一南<苦难辉煌>》一文。文章对金一南《苦难辉煌》一书作出如此评价：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90.html

【读过金书的部分篇章即可发现，作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是借助于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金书其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创作意图，把学界同人各种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烧”，再结合自己随性发挥的文学性语言，打造出来的一种速成品。……可以肯定，以金书作者第一章这样的水准，以其速成巨制的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金书其他十五章中的硬伤、错误和抄袭的问题也少不到哪里去。】

杨奎松此文再次证明他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历史研究学者，他对一些客观事实缺乏理性的分析能力，他往往在缺乏必要的证据前妄下论断。

一、《苦难辉煌》是速成品吗？

比如，杨奎松指责金一南一书是用【速成巨制的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制造的速成劣质书籍，那么作为一个对自己文字负责的历史研究学者，应该提供论据证明金一南是如何速成巨制的，比如，他花了多长时间，阅读了多少字的材料。但是杨奎松的这一判断完全是他的主观臆断，他凭借他所鉴定的金书中的所谓【错误】、【剽窃】，就试图证明此书是速成品，这也太不严谨、太不负责、太不学术了。按照杨奎松这种治学态度去研究历史，后果不堪设想。

看看《金一南：14岁在毛选里找历史答案》(2010年9月9日《文汇报》)一文中记者的采访和介绍：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9/09/content_14151814_2.htm

【1987年，正是“下海”风潮势头最盛的时候，金一南放弃了炙手可热的部队生产部门，到国防大学图书馆当一名普通馆员——他想要挖掘的是历史的富矿。

大部头的著作、多如牛毛的史料、常人接触不到的秘密档案，国外新解密的情报整理、“老革命”的回忆录、当事人的日记、遗书等手迹……不就是一座座富矿么?金一南一头扎了进去。

……

我问：“写一本书写了15年，难道不苦吗?”

他摇摇头：“那是别人眼里的苦，我沉浸其中，浑然不觉。”

……

但我知道，为这50万字的《苦难辉煌》，他专门写了300万字的笔记：列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4条时间轴，又列了4组人物的活动。其中绝大部分素材，在《苦难辉煌》中并未提及。】

十五年写一本书，300万字的笔记，这能简单说是【速成品】、【速成巨制】?杨奎松除非能证明金一南及相关记者完全在撒谎，并提供确凿证据证明金一南确实是在短时间内，如一年，剪切拼接成了《苦难辉煌》一书。否则他对《苦难辉煌》一书【速成品】、【速成巨制】的鉴定结论只能证明他自己的思维不严谨，写论文，即便是批评别人著作的论文，也是任意发挥、胡说八道。

二、金一南剽窃了杨奎松吗？

早在2010年9月9日，《文汇报》《金一南：14岁在毛选里找历史答案》一文中说：

【今天，有人用“大散文”、“历史小说”、“革命史诗”来形容此书。金一南笑言：“我自己也不知道它算什么体裁，只知道写的时候没有被任何体裁限制。”】

其实，杨奎松明明知道金一南的这本书是关于党史的纪实文学著作，他说【书店里简单翻过，因为发现是纪实文学体】，但是，杨奎松却按照党史学界历史研究的规范指责金一南的书到处是错误、抄袭，并用这种标准，判断金书是用【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炮制的速成品。

杨奎松所指责的金一南书中的许多错误，比如刘镜人将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翻译为‘广义派’在当时算不算翻译有问题、有多大问题;维经斯基1920年到来华究竟是3月还是4月等等，按照严格的历史研究学术论文的标准，如果该论文的确是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考据的，这些似乎的确是问题，因为历史研究学术论文重在考据，比如“布尔什维克”一词译法的详细流变、维经斯基究竟何时来华等等，应该具体地核实清楚。

也许，金一南对这些细节并不了解，但他也无需去具体核实每个细节，因为核实、考据这些细节不是他写此书的目的，核实、考据这些细节也不会改变该书的主旨结论。金一南只要保证他所引用的材料尤其是主要的、关键性材料准确无误，那么这本书的结论就是可靠的。如果金一南像历史考据家那样把他的精力都用在考证核实他书中谈到的每个细节，每个事实，每个数据，那几乎是让他一个人替代所有党史考据专家的工作，他几辈子也完不成这本书。像维经斯基究竟是几月来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几月几日几时几分几秒……来华，会影响金一南此书的结论吗?

更何况，《苦难辉煌》根本不是历史学术著作，许多人认为是纪实文学、大散文。

 

杨文中很大部分篇幅在指责金书剽窃自己的著作，如他提供的如下证据：

【金书：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着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经费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据陈独秀估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杨文：

关于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究竟有何意义，我们只要看看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中几个简单数字就足够了。报告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由此已可看出，党的经费约94%都是来自共产国际，仅各地工人运动一项就占去了大约60%.……很显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产党人所以能够很快地首先在各地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这是同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提供经费帮助，而共产党人又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的。】

其实傻瓜都可以看出，金一南只是按照自己的语言陈述他所了解的历史事实。金文和杨文文字完全不一样。金一南文和杨奎松文都引用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因此，谈到的历史事实和数据是一样的，得到的结论也类似，杨奎松就认为金一南是剽窃他的。

陈独秀的报告及相关数字难道只能由杨奎松用吗?根据这些报告和数字得出的结论是相对确定的，这样的结论只能杨奎松自己做出吗?别人用了这些数据、别人做了这些结论就是抄袭你杨奎松?退一万步讲，即便是金一南看的是杨奎松的书，用了杨奎松书中的材料，按照文学类著作的惯例，也谈不上抄袭吧。也许金一南书中许多事实和数据可能都是从其他党史学术著作中引用的，金一南并未看原始的档案材料，难道这都算抄袭、剽窃?作为纪实文学，《苦难辉煌》如果有详细的注释当然更好，但是没有注释，也不是杨奎松所指责的剽窃、抄袭等问题。

三、杨奎松为何要对金一南妄加指责

可见，杨奎松一文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杨奎松对金一南的指责完全是中伤污蔑。

杨奎松抛弃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严谨文风，在《南方都市报》等南方系媒体上对金一南如此中伤污蔑，用意何在?

据2010年9月《文汇报》一文报道：

【《苦难辉煌》被中宣部、中组部联合列为党员干部学习推荐书目，同时又在民间口口相传，自去年1月出版以来已是第十六次印刷，总印数突破30万册。】

另据一清8月21日《习近平为何推荐省部级干部阅读<苦难辉煌>》一文介绍：

【从他多次关注到这个读本的情况看，应该说，这本书是深深打动了他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向省级干部们推荐这本书呢?我想，不外是该书所表现的那种信仰的力量——这是一种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东西。1921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在那样的一个险恶的环境下抱成了团，在一种信仰的力量支撑下，他们风一路雨一路血一路，披荆斩棘，历尽万重险恶，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求存求发展求壮大，写下的一路长歌惊天泣地动鬼神。正是历经了这样的苦难洗礼，才有了今日的辉煌与复兴。

……

习近平同志对本书的推荐，可能还有一种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国建军史的一种正本清源的推崇。这些年来，由于一些人不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在党史、革命史的叙述过程中，有了不少个人主观色彩的涂抹，因而模糊了历史视野，迷失了前行的路标。正是有了《苦难辉煌》这样的宏篇巨著，才得以使一些历史事实以更真更确更生动的宏大叙述出现在公众的眼前。这是正本清源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值得推崇的。】

再结合习近平2011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中所言：

【我们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前辈共产党人建树的优良革命传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奋斗。

……

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种方案尝试全部失败了，中国人民才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其他各种政治力量都无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解放与复兴，唯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才使受尽屈辱、濒临危亡边缘的中国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才向世人彰显和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历史真理。

……

我们党90年来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三件大事、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之所以震古烁今，正是因为它们来之不易。其中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既充满艰险又充满神奇，既历尽苦难又辉煌迭出。有困难、有风险、有危机、有曲折，都不可怕，关键在于要勇于面对，善于克服和战胜它们。一旦战胜了，就会峰回路转，光明在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从经历和战胜各种困难与风险中来历练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力量的。】

根据这些背景，作为自由派、自由主义历史学者的杨奎松，在金一南2009年1月份出版《苦难辉煌》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不闻不问，突然在8月8日《南方都市报》及半个多月之后在南方系控制的互联网上到处发表恶意中伤污蔑金一南《苦难辉煌》一书错误累累并剽窃他的著作，其用意已经十分明显了。

四、学术硬伤与学术耻辱：杨奎松炮制的两个历史谣言

最近几年，在中国历史学界、报纸期刊媒体及互联网舆论中，兴起一股恶意中伤共产党、毛泽东，无耻地吹捧国民党、蒋介石的历史造假风潮，其代表人物就是杨奎松、沈志华、高华等人。这些人霸占中国党史研究领域的资源，以党史研究的名义恶意篡改党史、恶意贬低毛泽东及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沈志华等人多次在讲座中表现出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刻骨仇恨。与极端的沈志华相比，而杨奎松一直相对谨慎冷静地在党史研究领域推动“反共复国”大业，其著作文章迷惑性较强。但是，杨奎松也往往为了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目的，经常利用党史学术研究的包装和名义传播反华反共谣言，甚至不惜造假、造谣，在稍有理智的人看来，很多东西十分荒唐可笑。

杨奎松的相关著作早已被众多网友批的体无完肤，这里参考众多网友文章及相关书籍资料，主要介绍两个比较重要的典型案例。

1、杨奎松引用苏联反华谣言污蔑中国共产党

1999年，杨奎松出版《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随后几年里该书屡次再版广泛传播，在媒体及互联网上刮起了一股股妖魔化共产党的风潮。

该书中如下观点及资料引起广泛关注，该书认为：

【这个时候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杨奎松如何得出这个结论?他根据的是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华语广播谈话，他认为二战后苏联给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了大量日本关东军的武器：

【引注：

①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参见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华语广播谈话：《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

(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按照杨奎松的结论，苏联给共产党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才使共产党迅速成长、摆脱了装备落后、打游击的境地，迅速打败了国民党。这种观点显然不利于共产党和毛泽东，而是国民党美蒋余孽多年宣传的观点。

杨奎松的资料出自1971年8月莫斯科广播谈话，而1969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在珍宝岛大打出手。1971年的莫斯科广播造谣说中共夺取政权靠的是苏联恩赐的大规模武器装备，杨奎松对此竟然毫不怀疑的相信。其治史目的已经十分显然。

苏联70年代的这些材料，连国民党御用的严谨的反共历史学家都不会引用，因为他们一旦引用就马上丧失其学术著作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变成了国民党泛滥成灾的反共意识形态宣传品。而拿着共产党及中国人民俸禄的杨奎松竟然正式引用，并得出苏联【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的荒唐结论。

其实，当时东北关东军总共也没有那么多武器装备。根据日本学者岛田俊彦的说法是关东军当时总共"仅有坦克160辆,作战飞机不足200架"。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中谈到：

【1943年以后，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局势日益恶化，关东军的主力部队和装备大量南调，战斗力急剧下降，攻势作战的战略思想逐渐动摇。至1944年7月，关东军部署在东正面只有4个师团，北、西北和西正面各只有1个师团，第二线有1个师团，共8个师团，比1942年兵力减半，战斗力降到最低点，已无力向苏联发动进攻作战。随着关东军实力的迅速减弱，其原来的对苏“攻势作战”即成泡影，战略任务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1944年9月18日，日军大本营向关东军下达了“对苏全面持久作战”的命令(“大陆命1300号”),要关东军“尽力防止战争之发生”，并作好对苏持久作战的准备，一旦苏军来攻，关东军应利用东北的广阔地域阻止苏军的进攻，即使万不得已，至少应确保东北的东南部到朝鲜北部之间的地区。这种纯粹被动防御的作战方针，对于一贯骄横的关东军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

日本大本营为加强关东军的防御力量，于6、7月间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抽调第4军司令部和第63、117、59、39师团移往东北和朝鲜，编入关东军战斗序列。关东军也紧急动员在东北的日本在乡军人25万人，编成第30军司令部、8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等作战部队。并将国境守备队、宪兵、特务机关等统统整编为野战部队，真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至开战前，关东军地面兵力共有2个方面军：6个军、作战部队24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等，总兵力约75万人，仅有坦克160辆。空中力量的第2航空军，已是徒有“军”名，能够用于作战的飞机不足200架。虽然关东军从兵员上看再次膨胀起来，但新组建的部队，大多是40岁左右的老兵，兵员素质很差，武器装备也不足，甚至用猎枪充数。有人评论说：关东军已变成“用竹枪武装的纸老虎部队”和“稻草人兵团”。】

(〔日〕岛田俊彦：《关东军》第186页;《关东军终战始末》第175页)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具体而明确地记录共产党收到苏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的数量非常少。即便该书提到的这些武器数据，大部分也没有来源出处。比如该书237页说：【中共东北局又得到了6架运输机、50辆坦克、上百门各种炮，接受了沈阳兵工厂的设备，以及南满日军武器库中可以装备十几万人的枪支弹药】;246页又说：【苏军开始向中共转交北满的日军武器库，其中仅轻重机枪就在万挺以上，各种炮上千门。】但是这些主要的数据却没有来源出处。即便是该书中所有的相关数据加起来也远远达不到【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这样的规模。

纵观杨奎松此书，能为苏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这个结论提供直接证据的，主要是1971年8月莫斯科广播谈话这样的子虚乌有的材料。其次，普通读者很容易被这样的内容欺骗：杨奎松书中反复渲染苏联代表当时口头“宣称”和“通知”要转交全部关东军武器。比如该书P234页谈到：【10月4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全部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接收，说是主要的武器在北面，至少可以装备几十万人。】此书P235页又谈到：【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统统交给中共。】……显而易见，这些只是口头承诺，苏联具体转交了多少，该书完全没有了下文。

没有下文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杨奎松明明知道苏联受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的制约，无法公开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因此在移交中共关东军武器等问题上的态度一直在反复，连一些已经交给的武器都会重新收回来，因此那些口头地“宣称”和“通知”恐怕很多不会落到实处。但是这些至关重要的史实和背景杨奎松在此书中都没有进行相关分析。杨奎松一书多是在反复渲染苏联代表“宣称”将转交全部武器，这种手段容易给普通读者造成中共确实得到日本关东军全部武器(包含大量飞机、坦克，足够武装几十万人，)的错觉。

一方面，杨奎松该书完全忽视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白纸黑字的《中苏友好条约》的效力和作用，并对苏联转交武器态度犹豫反复的史实进行有意的遮蔽;另一方面，杨奎松此书却完全把苏军代表的那些口头承诺当做真实发生的历史。其目的就是论证他的那些离奇结论。显而易见，杨奎松是在有意造假和刻意欺骗公众。

其实李敖、汪荣祖合著《蒋介石评传》下册谈到，苏联其实相当大程度在执行《中苏友好条约》：

【 蒋介石失掉东北，并不是俄国人撕毁中俄条约，如真撕毁，斯大林何不把东北交给毛泽东?事实上，一百二十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大都缴给了国民党的中央军。在东北，苏军原定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撤走，但蒋来不及接收，要求苏军延期，以免中共捷足先登。……(参阅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pt.2,P.727-728)】

(见《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下册 P553)

事实上，杨奎松已经成为公认的学术笑柄，有网友调侃说：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164670.shtml

【就是不用日本史料，仅仅对照国共内战相关史料，也可以看出坦克“约600辆，飞机800架”的说法是何等荒唐可笑，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装甲兵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199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装甲兵综述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2001年)，《东北装甲兵》(孙懋涛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12月)，《当代中国装甲兵》(总参谋部装甲兵部 解放军出版社 1990年5月)等关于解放军装甲部队的战史丛书明确记载，到1949年11月，解放军坦克部队发展到两个战车师幽两个战车团，有干部。战士12697人，坦克375辆(其中水陆坦克68量)，装甲车272辆。而其中属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得到的不过32辆，其余基都是在关外战场缴获到的。至于飞机，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大阅兵上空出现的17架飞机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空军起义后所得(由于担心国民党空军会空袭，参加大阅兵的飞机都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也很罕见)，而熟悉空军的历史都知道，即使到解放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空军仍然掌握制空权，这个时候，苏联宣扬的那800多架飞机，600辆坦克又在哪里?莫非那么多飞机，坦克被杨教授给贪污吃了回扣不成?】

杨奎松引用明显的苏联谣言并刻意造假是有险恶意图的，他的目的就是证明国民党蒋介石的伟大，而中共的成功是得到苏联干涉的结果。

著名的反共学者、《零ba宪章》的签署者和组织者徐友渔十分欣赏杨奎松，并把他的书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刻意妖魔化共产党的典型文人，只不过台独分子龙应台比杨奎松更加赤裸裸而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9146f0100k9x7.html

【大概是9月份左右，刚好出了两本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跟今天要谈的题目有关。其中的一本书我估计大家可能很难看到，我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另外，同样也是在2009年的9月份出的另外一本书我觉得也挺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我讲的题目跟这本书是有关系的。这本书的作者杨奎松是中国一位很著名、很好的历史学家，我看过他很多书，比方说《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这一类书。】

2、杨奎松的算术水平：毛时代贫富差距比民国大

杨奎松在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发表《贫富差距始于改革开放?关于建国后干部收入问答》一文。

文章说：

【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

……

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10.36%。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

……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

在杨奎松的笔下，毛时代干部工资差距比国民党、比资本主义国家还大。

其实，杨奎松的这种比较是十分不客观的。他谈的所谓30级工资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其中第25级到30级是指勤杂人员，比如打扫卫生的人员，这个工资标准和社会上的学徒工差不多，根本不是最低干部工资。从他发在《历史研究》2007年第四期《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一文看，他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在公共媒体上，他有意地忽略这一点。他把新中国当时机关单位工资最低的第30级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如清洁人员，混同于国民党的最低级的文官，混同于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并得出毛时代工资差距比国民党、比资本主义国家大的荒唐结论。其实，毛时代干部分24级，最低级别的干部--办事员是24级，按照1955年8月标准，其工资是35元，与最高级别工资差16倍，与民国文官内部工资差距类似。但是按照1956年调整后的标准，最高干部工资是最低干部工资的13倍，比国民党文官内部差距要小。1955年的这个体制是借鉴苏联实行的，不比国民党民国时期和资本主义国家文官系统、公务员系统差距大多少。但毛主席仍然觉得差别大了，毛时代他多次推动多次缩小差距。

(注：此表原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四期杨奎松一文)

1956年干部工资收入：

http://culture.china.com/zh_cn/history/files/11022841/20081111/15181159.html

(此表可见《纵横》杂志2006年第2期)

真正要比较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贫富差距工资差距，更重要是要看官员与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而对于国民党的民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要看其公务员工资，还要看其大资本家的收入。

众所周知，1956年工资改革时建立的工资制框架基本上延续了近30年。其中在企业里主要是八级工资制，最低工人工资1级是30多元相当于干部的最低工资，工人工资最高8级工是100元左右，相当于副市长一级工资。比较多的二级三级四级工资分别大概在38元，45元，55元左右，与全国最高工资差距是10倍左右。

福建省属煤炭企业工人工资标准(八级制)表单位：元/月

详见：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86&index=100

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 7级 8级

井上 31 36.27 42.44 49.66 58.09 69.98 79.55 93.00

井下 33 38.97 46.04 54.35 64.19 75.80 89.53 105.60

1956年8级工资制主要产业生产工人月工资标准表(上海)

详见：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7474/node67481/node67543/node67552/userobject1ai64564.html

李强教授《中国应恢复“八级工”制度》一文谈到：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5-27/093822540758.shtml

【1956年制定、后经过修订的企业八级技术等级制度，曾在工人技术等级分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八级技术等级制得到企业工人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那时的一个“八级工”，很令人羡慕，其工资甚至能超过厂长。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许多经历过八级技术等级制度的人，至今都承认那个技术分层非常成功。他们说，当时一个人，不要说成为“八级工”，就是评上“五级工”、“六级工”，在企业和社会都有很高地位，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确实高超。】

《人民日报》曾刊文介绍：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214/08157097963.shtml

【最早的等级工资时，员工间收入落差也会有3倍，很多人长期拿38.7元的二级工工资，而八级工拿108元，但八级工确实是技术“大拿”，贡献与二级工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人认为是合理的。】

而民国所谓黄金十年时期情况呢?

根据上海市总工会资料：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888383/

【民国16-25年(1927-1936年)名义工资

这一时期工人工资总的水平要高于民国16年(1927年)以前，每日工资大致为0.5-0.6元，每月工资大致为14～15元。其中印刷、造船、机器、丝织工人每月工资较高，一般都在20元以上;缫丝、火柴、棉纺工人每月工资较低，一般都在12元以下。】

民国的纺织工人，工资都在12元以下，即便是以12元计算，也和民国的部长相差67倍，而民国的那些大资本家，其收入是部长工资的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

更何况，众所周知，国民党官员最善于搞官商勾结，他们有大量的灰色、黑色收入，国民党官员们由于极端腐败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仇恨，并在解放战争中【忽喇喇似大厦倾】，这和毛时代共产党干部是天壤之别。杨奎松所谓毛时代贫富差距比国民党、比民国还大，纯粹胡说。

不错，按照杨奎松所说，国民党文官系统最高的官和最低的官差距是14.5倍，按照杨奎松提供的资料，国民党最低的官拿55元，最高的官拿800元，而工人则大多在12元以下，而且，当时民国时期有大量的童工、徒工、临时工，最低工人收入可能每月还不到5元，与最低官员相差十几倍。而国民党民国时期，大资本家每月可得几万几十万元。这样看，国民党官员最高工资是工人的几百倍，最低官员工资是最低工人的10倍，资本家是工人收入的上千倍上万倍……

而毛时代呢?即便是看55年定的标准，最低一级干部工资如24级干部办事员是35元，已经比很多普通工人的工资要少，大约是最低工人工资的2倍。这样来看，毛时代干部，最低一级干部工资就很低，和低收入工人差不多，这样56年定的干部平均工资不会脱离工人太高。而国民党干部，最低一级文官工资已经远远高于当时社会底层工人收入，而最高级别的文官工资又是最低文官工资的14.5倍，这样国民党文官平均工资已经远远高于工人。

总而言之，杨奎松以1955年工资为标准，将拿30级工资的清洁工当共产党干部，得出共产党干部内部收入差距30倍高于国民党民国时期，这是典型的栽赃，显然是别有用心。如果考虑共产党24级干部内部工资差距，确实和民国时期文官内部差距类似，但是即便是这种比较也是不客观的。毛泽东批评苏联当时形成一个高薪阶层，主要看干部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如果像国民党那样，整个文官阶层都是高工资，哪怕内部差距是5倍或者10倍，看起来比较低了，但是整个社会也是两极分化，更何况还得考虑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假如国民党再提高民国文官的底薪，比如从55元提高到80元，似乎文官系统内部差距缩小了，是10倍，但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却扩大了，远远高于毛时代1955年所定的标准。假如中国1955年，国家将最低一级干部24级干部工资定为15元，这样，与最高干部工资相差接近40倍了，但是这只能说明毛时代贫富差距比民国小。

所以说，1955年1956年中国借鉴苏联所确定的工资收入，已经远比国民党民国、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公平。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感觉工资收入差距大了，他在世时候一直在推动缩小工资差距，整个毛时代，是一个起点就比民国和资本主义社会公平而且也越来越公平的年代。而杨奎松却别有用心地说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贪污腐败都是毛时代的遗毒，这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的胡说。不错。毛时代也有腐败，比如三反五反都有不少腐败分子，但是毛时代是有史以来最清廉的时代，贫富差距最小的时代。杨奎松发现1955年定的干部工资差距和民国文官及资本主义国家类似，就如获重宝，还造假造谣说成是30倍差距;杨奎松发现毛时代也有腐败分子，就兴高采烈……他以为这样的确就可以把两极分化、腐败等问题都归罪给毛时代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美化国民党、美化民国、美化资本主义、美化新自由主义了。杨奎松自己评价自己是党史研究权威，网络上一帮脑残的果粉也跟着起哄，杨自己也在那洋洋得意……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到，杨奎松为了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时代，妖魔化社会主义，美化国民党蒋介石，美化资本主义，不惜屡次在南方系媒体上造谣、造假，许多言论到了荒诞可笑的程度。但是由于南方系媒体和南方系网络(门户网站如腾讯、网易、搜狐等)，奉行戈培尔“谎言传播一万遍就是真理”的理念，几万篇几亿篇地传播杨奎松所炮制的历史研究学术论文和相关材料，误导了很多民众，制造了大批的果粉、美粉、蒋粉，许多人竟然真的相信，共产党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是靠苏联的武器，毛时代贫富差距真的比民国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