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对欧洲的意义是确定了欧洲人主导的“新凡尔赛体制”东扩的极限和边界。边界历来都是武力确定的。克里米亚的结局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俄罗斯守住了生存底线——底线是俄罗斯未来复兴的基础和前提；对欧洲来说，意味着欧洲东扩已抵极限。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俄罗斯只是在波罗的海东岸地区与欧洲进行过边界拉锯，而在乌克兰，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有意收缩和放弃外，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基本没有过失手。从对付拿破仑到希特勒的经验中，西方人明白，在陆军可以发挥作用的近地，俄国人往往可以完胜。黑海离俄罗斯太近且陆地相联，陆军可以直接进驻；而西方海权国家在此则鞭长莫及。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是生死之地，而对欧洲则是重要利益点，为了它俄罗斯会用全部资源，而西方则不会。如果清楚乌克兰归属的历史，也就知道乌克兰事件意味着俄国反击欧洲东扩的历史才真正开始。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有警示意义。

　　全文共三个部分，本版为第三部分。

 

　　三、乌克兰事件对中国的警示

 

　　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84]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人听的，但对百年后的中国人也许更有意义。[42]

　　乌克兰事件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中如下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中国而言，是有警示意义的。

 

　　第一，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对此有人疑问说只要严格依法行事，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但2014年导致国家分裂的乌克兰危机就是亚努科维奇单方面“严格依法行事”[43]的后果。我们知道，法是由自然法和成文法组成的，自然法在相当的时候是力学而不是法学表现，力学的事在人类历史中就是阶级斗争的事，是多数对少数还是少数对多数专政的事。2014年乌克兰事件的前后变局就是阶级斗争的力学证明。毛泽东说得透彻：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44]

　　阶级斗争的结果确定后——由此形成自然法，“实在法”或“成文法”才能随后产生。资产阶级在上升时还是承认暴力即专政高于法律的天然价值[45]，当他们上升为统治者后，为了迷惑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捆绑住无产阶级（比如巴黎公社）的手脚，他们便掩盖了自然法中的暴力原则——尽管他们对待劳动者反抗（比如各式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毫不手软，将自然法归纳为所谓“正义”、“程序”、“理性”等抽象的“普世”原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他们便偷梁换柱，将专政的内容用法律悄悄地取而代之，用法律捆绑宪法，将宪法中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成果用“硬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劲头，虚化为一条条具体的律文，使人在对不同的法律解释及其争论中淡忘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最终达到改变国家的无产阶级属性的目的。为此，列宁针锋相对地提出与“无产阶级专政”紧密结合的“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46]的概念，1906年列宁指出：

　　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47]

　　1918年列宁再次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48]

　　列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列宁的这个观点之所以为所谓“自由主义”学者憎恨，只不过是因为它将国家问题的实质简单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毛泽东更是直接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提出将自然法中的革命原则纳入无产阶级法权（亦即列宁所说的“劳动阶级的法权”）“造反有理”[49]的学说。如果我们尤其在国家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刻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人民民主专政，忘记了“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50]的道理，那我们就丧失了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并被资产阶级法权缚住手脚，若真如此，迷信资产阶级法权万能的苏联戈尔巴乔夫、乌克兰亚努科维奇，就是前车之鉴。

　　仅靠所谓“软实力”就能被人承认的大国，世上尚无先例。有人说，别跟美国斗，美国是老大，跟老大斗是没好结果的。这话不对。当年美国就是跟当时的老大即英国斗的：1812年英国打到美国境内，结果硬是让美国人赶了出来；紧接着美国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联手苏联，挤垮了英国主导下的欧洲霸权，又联手欧洲打垮了苏联霸权，最终争得独霸世界的地位。苏联也是在向欧洲挑战中走出来的。

　　在今天的“新凡尔赛体制”中俄罗斯失去了东欧——这也是当年苏联对它们过度挤压的结果；现在西欧力量再次扩张到了东欧，逼到乌克兰，直接挑战俄罗斯的生存底线。这使得俄罗斯人抛弃了西方宣扬的“民主”神话，不太相信什么“软实力”了，直接动用坦克解决问题。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坦克进驻克里米亚后，香港所谓的“民主派”也消停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们大开眼界，真正看到了什么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51]。这时的他们才可能明白仅靠“公知”们的嘴皮子是不能颠覆历史的，而在昨天他们还真以为手捧几枝“茉莉花”就能搅动这个世界。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52]。在政治，特别是在政权问题上，空谈是要不得的；面对西方的节节进逼，逃避是没有出路的；不反击，西方就会得寸进尺。现在许多人像迷信赛金花[53]一样迷信软实力的功效，其实，过度迷信软实力的结果就是没有或放弃实力。很多人以为历史是在左右逢源中创造的，好像经济发展了，国家政治达到了西方“民主”标准，就能被西方所接纳。当年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认为的。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54]

　　基辛格看出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55]

　　今天的乌克兰那个被赶跑至今不见踪影的总统亚努科维齐就是这些“民主”神话的牺牲品：他与反对派玩宪法，以为严格依法办事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结果给国家带来混乱和灾难。当俄罗斯坦克开进克里米亚的时候，乌克兰那个从监狱出来的“女侠”也不吭声了，她看到政治是带血的。

　　事实上，西方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焦点并不在于生产力的高下而在于中国更具竞争力的政治制度。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说得很明白，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56]

　　我们的时代仍没有超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共产主义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斯大林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能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57]，因此，我们的主要对手不是分布于北美和欧洲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人民而是国际垄断资本。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联合包括英美国家在内的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最终打倒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帝国主义势力；又因为国际垄断资本是与世界各国人民和民族为敌的，所以我们的事业并不孤立并且是可以取得更大胜利的。

 

　　第二，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影响力不及的地方，不可能有可持续的营利市场。从伊拉克、利比亚、苏丹、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变局看，经济也是政治的继续。事实上经济“胖子”是不能打仗的。经济发展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能力，那这样的“实力”只能说明你臃肿。当年日本跟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贸易总量远比中国高，而我们跟美国却没有多少贸易量，最后是日本与美国打起来了，中美反倒成了盟友。如下表所示：

 

　　（来源: 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事实上，政治影响力不及的地方，不可能有可持续的营利市场；没有有效的发言权，与其已签的经济合同是没有保障的。贸易是受政治制约的。与麻将桌上的道理一样，一赢到底的事对弱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利比亚、苏丹变局，我们的人撤回来，但若要再回去恢复那里丢掉的市场就很难了。国家与孩子成长一样，光靠聪明是不够的，如果不会“打架”，在成人圈里也是混不下去的。历史上还没有离开军事力量就能做生意的事。生意做到最后还是由拳头定局。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58]

　　乌克兰继先前伊拉克、利比亚、苏丹等出现动荡和裂变，向目前处在大满贯式营利凯旋中的中国人提出了贸易形势[59]将要逆转的预警。我们过去以为只要能为国际社会提供质高价廉的公共产品就能在世界营利并因此站住脚跟，现在看显然不是这回事；赚钱的事怎么可能是纯经济的行为，后边必然要跟政治。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昨天的利比亚、苏丹和今天的泰国、乌克兰都是这样，其贸易都是有政治倾向的。

 

　　福，拜田一口，不求多也。中国不能从世界揽回自己消化不了的利益和自己扛不起的国际责任——这样的国家也会出现“三高”病症。中国真正可持续的市场在亚洲。有人主张搞人民币国际化，这似乎有些轻率。利益即责任，人民币国际化也会使中国的责任国际化、世界化了，中国担不起那样的责任。人民币地区化是可行的，我们手能伸到的地方，其营利才是可以持续的。

　　我们不能迷信市场万能，以为只要经济搞上去，只要在世界贸易上有利润，万事就可摆平。事实上，利润是要靠力量——其中最基本的是军事力量——保护的，力所不及之处，其利润增长也是有限的。讲政治也是世界贸易的潜规则。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经济只是服务于政治的手段。西方曾想用世界贸易组织等经济方式限制中国，迫使我们就范，没成功；如这种现象再持续下去，今后人家就可能“图穷匕首现”，直接来硬的。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有情却无情。乌克兰事件中，欧俄间的力量边界已尘埃落定，那么远东的格局尚属未定之天。目前看，尽力将对战后雅尔塔和平体制已有异心的美国挽留在中、俄、美共同建立并使远东稳定了半个多世纪的雅尔塔体制之中，最符合中俄两方的战略利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欧洲新凡尔赛体制之外，在远东争取一个“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60]即与华盛顿体制并列的中华体制，也应是我们必要的备案。

 

　　第三，在有限守成中确定中国的安全边界。中国要崛起，达到小康规模，要有相应的安全空间。过于扩张是不安全的，但没有自己起码的空间和最基本的安全边界[61]，中国也是不安全的。

　　那么，对于已崛起的中国来说，其最基本的安全边界应当在哪呢？应当在台湾东界一线即东经123°左右。这不仅是因为目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整个东部沿海经济是拉动全国经济的“黄金地带”，而且还因为这一地带与包括“台独”在内的东海所有重要的冲突热点紧密贴近，这本身就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比如中国的上海、浙江、江苏等经济重心以及新建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离东海热点地区如此之近，以至仅靠我们陆基军事力量完成不了其安全保障任务。技术上说，尽管我们有了相当的海洋战略性力量，但如果没有台海统一，中国就不能自由进入遑论控制太平洋深海水域。目前处于中国实际控制的东部海域，尤其是黄海的深度和广度非常有限，[62]若没有深海，我们的海洋战略力量的效用及与此相应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需的制海权就会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不管从经济还是政治上说，也不管从主权还是海权上说，台湾问题都成了中国制海权向深海推进最主要的瓶颈因素。换言之，当代中国的安全边界如果不能推至台湾东界，中国甚至称不上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如此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无法实现，即使实现其成果也无法保障。

　　那么，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确定自己的安全边界所依据的并不能像霸权国家那样仅仅是自己的利益需求，而是战后确立的以雅尔塔、波茨坦等会议确立的一系列法律原则。中国实现台海统一，这是雅尔塔法律体制赋予战胜国——中国的权利，而现在这项权利还只落在纸面上，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了，在实际中我们的这项权利并没完全得到落实。因此，将中国的安全边界定在台湾东界既合中国国情也合国际法理。

　　那么，我们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呢？当然可以。普京在乌克兰事件中之所以能够将其安全边界推至克里米亚南界而北约却无可奈何，就是因为北约力量在那里鞭长莫及，而且也没有触及北约的核心利益——它的核心利益在地中海。但对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却是它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有钱的要是碰上不要命的，其输赢就没了悬念。现在台海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况且台湾就近于中国大陆，中国有的是资源持续投入，也有的是时间以逸待劳；而美国为台湾则要劳师袭远。对美国而言，台湾地区只是用于北御日本和俄罗斯、西阻中国的“虚子”。既然是“虚子”，美国就不会全力以赴。因此说，中国将自己的安全边界确立在台湾东界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中国实现了台海统一的目标，那对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冒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古代中华影响力长期以来就在东亚地区，辐射至亚洲，再远就走不动了。故此，毛泽东为中国崛起设计策略是“不称霸”，邓小平给我们设计的目标是小康国家。“小康”实际上是“中等发达国家”概念的另种表述。提出这些概念并不仅仅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出于谦虚，它更蕴藏着“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63]的东方的智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凡是能持续发展的大国外交都是守成的，过于扩张一定是要衰落的。古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苏联帝国和今天的美帝都是在过度扩张中衰落的。毛泽东对此看得明白，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以美国为例分析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的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64]

　　1972年12月10日，毛泽东所作的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65]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式的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而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毛泽东看到的问题，对于今天正在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国而言，也要严肃对待并引以为戒，不要再重复帝国老路。中国应选择固守并长期经营亚洲，用我们的影响力感染世界的政策。这样就不会透支我们的国力；不透支国力，时间就在我们一边，拥有时间的国家才能拥有光辉的未来。

 

　　注释：

[1] 1917年底东乌克兰地区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18年至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西乌克兰（东加利西亚和西沃伦）被波兰占领。1922年苏联成立，东乌克兰加入联盟，成为苏联的创始国之一。根据波兰和苏联签订的《里加条约》，西乌克兰成为波兰领土，1939年1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被分割占领，西乌克兰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

[2] “道威斯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处置德国赔款的计划。

[3] 《洛迦诺公约》，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8个文件的总称。此公约旨在确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西欧大国与中欧及东欧新兴国家战后领土界线并与战败的德国恢复正常关系。

[4] 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又译，普洛克路斯忒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开设黑店，拦劫过往旅客。店里有一张铁床，旅客投宿时，他把身体高大的截短，把身体矮小的拉长，使他们的身体和铁床同等长短，由此害死旅客。

[5] 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5年12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5~227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04页。

[7] “丘吉尔莫斯科访问停留八天。他草拟了一份势力范围图，递给斯大林。他以百分比法划分势力范围，譬如，英国可以获得百分之九十的希腊，苏联可以获得百分之九十的罗马尼亚和百分之七十的保加利亚；至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五五对分。斯大林当场二话不说，立即同意——不过莫洛托夫则追着和艾登交涉，削弱英国人的百分比，让苏联在每一个东欧国家所占的百分比都略占上风，只有匈牙利例外。”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另外，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参阅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6卷（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333页。

[8] 这份手书影印资料选自[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82页。

[9] “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403页；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10] 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11] [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12]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此演说正式拉开针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序幕。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5页。

[13] [美]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439页。

[14]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5] [美]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16]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17] 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上说美国在欧洲战争中的立场。他告诉同僚：“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二十几个国家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参阅《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页。）

[18] 参阅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第五节》，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1～630页。

[19] 《默克尔赠习近平1735年绘制的中国地图》，中新网，http://bbs.chinanews.com/web/mil/65/2014/0331/75602.shtml。登陆时间：2014年4月27日。

[20] 诸葛亮：《后出师表》，载阙勋吾等译注：《古文观止》（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6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9页。

[22] 信中说：“团结原则的实现不能没有牺牲。没有人能只做他想做的事。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00多万美国孩子离开他们的家庭、亲人和和平事业，奔赴遥远朝鲜。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时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团结的神圣原则来挽救贵国于巨大的灾难。那100万去贵国的美国孩子中，2.4万名牺牲，11万名受伤。我们在金钱上付出了成百上亿美元。那就是我们为忠诚于你提出的团结原则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杜勒斯致李承晚（1953年6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7页。

[23]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9页。

[24] 《奥巴马称愿救“溺水”普京》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4_26_224692.shtml。登陆时间：2014年4月27日。

[25] 关于华尔街财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可参见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3期。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页。

[27]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29]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32页。

[30]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9页。

[31] 1935年10月,红军翻越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作《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曾作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32] 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在威克岛进行了一次决定美国在朝战败局的谈话，麦克阿瑟告诉总统说：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十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北朝鲜追求一个无望的目标。他们有10万人作为补充兵员接受训练，这些人训练无素，领导无方，装备极差，但他们却十分固执，我讨厌去消灭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那将使重组的第五集团军由第二师、第三师和联合国分遣队组成。我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总统点头称是。）大选过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领军。参阅《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纪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7~500页。

[33] [美]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46页。.

[34] 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37]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收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托他女儿朱莉转交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谊和合作是必不可缺少的，尽管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如果我们变了敌人，或者允许一堵曾经把我们分开了那么多年的墙重新建造起来，那将是历史的大悲剧之一。中美两国人民都会为战争和潜在的破坏付出最后的代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让任何在重要的、但基本上是边缘性的问题上的分歧，或潜在的侵略国家的活动，把我们拆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1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7页。

[39] 《奥巴马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 主权不持立场》，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4-24/6102309.shtml。登陆时间：2014年4月27日。

[40] “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4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页。

[42] [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杨德友 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43] 2014年2月19日到20日，乌克兰基辅地区的暴动骚乱愈演愈烈。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提出要恢复2004年宪法，遭到议会否决，2月19日亚努科维奇被迫临时与反对派达成“停战”协议，并同意提前举行总统大选。从2月20日夜间到21日上午，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领导人进行了长达8个半小时的艰苦谈判，最终达成了解决国内危机的协议。在协议达成后不久，乌议会通过恢复2004年宪法的法案。至此，乌克兰回归议会总统制。根据2004年宪法，议员获得组建政府的权力，议员的任期从4年延长至5年；总理由议员从总统提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议会根据总统提名任命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安全局局长；政府其他成员由总理提名候选人。2月21日议会签署命令下令释放乌克兰前总统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宣布无效，但季莫申科已被释放并前往独立广场对支持她的民众发表了演说并表示将参加5月20日的总统大选。与此同时，乌克兰议会投票决定雅努科维奇总统“自动丧失职权”，军方称不卷入国内政治冲突。2月22日，基辅反政府示威者进入被罢免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别墅中。亚努科维奇去向未明，议会对其提起弹劾。2月23日，议会宣布解除亚努科维奇乌克兰总统国家元首的职务。政治危机至此虽然结束，但乌克兰的分裂又真正开始：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根据100%选票的结果表明，96.77%参加投票的选民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投票率为83.1%。3月20日，俄罗斯批准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5月12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投再次公决，九成民众支持两州独立。两州随即都宣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44]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页。

[45] “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0页。

[46] 列宁：《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1917年10月26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47]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48]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3页。

[49]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举行的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有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50]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51]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52] 此借邓拓《过东林书院》的诗句并反其意而用之。1960年5月邓拓参观东林书院时有感而发：“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下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参见张帆著：《才子邓拓》，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53] 赛金花（1870年或1864年—1936年），其初名为赵彩云，又名傅彩云，安徽黟县人。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庚子年间，天津闹义和团，赛金花逃往北京通州。赛金花因其旅德经历及能说德语，因此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有过接触。一方面赛金花为联军筹措过军粮，另一方面又劝阻瓦德西不要滥杀无辜，保护了部分北京市民。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

[55]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56] 转引自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57]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5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19页。

[59] “美国自19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体，在漫长的岁月里，“睡狮”中国则落寞无名。1948年时，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仅9.07亿美元，远低于美、德、日等贸易大国。到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已上升至41600.09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也从1948年时的0.76%跃升至11.05%，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1948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占全世界的17.28%；到了2013年，却已经落后中国近1个百分点。”参阅关哲《中国外贸如何成为世界第一》，http://www.guancha.cn/guan-zhe/2014_05_06_226917_s.shtml。登陆时间：2014年5月8日。

[60]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吕祖荫著：《毛泽东诗词解读》，同心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61] 进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的安全是 “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安全边界越远大，边界安全就越有保障。张文木：《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14年第三版，第68～69页。

[62] 黄海面积约为40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44米，最大水深在济州岛北侧，约140米。东海面积约77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370米，最大水深在琉球群岛之宫古岛北，为2 719米。南海面积约为350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1 212米，西沙和南沙群岛之间最深达5 559米。张序三主编：《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6～1257页。

[63]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两次手录清朝人严成遂《三垂冈》一诗，其意高远，当为今人认真领会，诗曰：“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8页。

[6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页。

[6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全文完；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载于《国际安全研究》，观察者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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