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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九少将回忆:文革期间编军史
点击:  作者:彭富九    来源:文史高科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3-07-05 09:33:08

 

 

彭富九少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军委技术部第一局局长兼政委、第一副部长,总参三部代理部长、部长兼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军事科学院副政委,总参三部部长、第一政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70年,我被分配到军事科学院任副政委。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当时被“疏散”到湖南,粟裕和王树声两位大将商定,由我分管战史研究部的工作。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根据叶帅指示,决定立即采访健在的老帅。如今,30多年过去了,我向朱德总司令、陈毅元帅和萧克将军等老同志请教军史问题的情景,依然历历如新。

 

叶帅指示:抢救活史料“要赶快抓,我就抓晚了”

 

军史、战史的编研是军事科学院的主要任务之一。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之初,叶帅就布置编史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从军委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搜集史料并进行整理,一方面培养历史研究人员。到1964年,军事科学院已复制了我军抗美援朝之前的大量文电资料,经过校对、整理,编印出一部分《战史资料汇编》和《战史资料选编》,供领导和专业人员内部参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原分管战史部工作的钟期光副政委受冲击,而且身体也不好,所以这项工作就停了下来。

 

1968年,军委办事组下令将军事科学院千方百计收集、复制的档案资料,以及《战史资料汇编》和《战史资料选编》封存在北京卫戍区。但1969年黄永胜又要求上交收集的这些资料。向仲华副政委告诉我,这些资料里有很多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作战电文,其中包括批评林彪的内容。眼看我军战史研究工作将被釜底抽薪,多年的劳动可能付诸东流,院领导忧心忡忡,战史部的同志心灰意冷。军事科学院几位领导商定:总参不是同意我们按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为部队编写《战例选编》吗?史料上交的事就以此为由尽量拖延吧。当年的军委办事组主宰着军委日常工作,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叶帅对此也只能设法周旋。

 

叶帅很重视活的史料,“文化大革命”前曾作这样的指示:“我们目前的史料工作还只能从历史文电的表面去理解,内在的东西还在毛主席他们的记忆里,本质的东西还在他们头脑中。”“诸帅的一生有多少宝贵经验保留在他们头脑里。罗帅、刘帅身体不好,如有三长两短那是多大损失啊……要赶快抓,我就抓晚了。”不幸的是,当我接触这项工作时,罗荣桓和贺龙两位元帅已经去世,彭德怀元帅则因为被关押隔离,根本无法接触。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重新起用已经靠边站的几位老帅。叶帅返京,并于九一三事件之后主持军委工作。我在19719月中旬从青岛疗养院返京,复出工作的宋时轮副院长说:叶帅交代要为编军史抢救资料。战史部积极性很高,建议首先采访健在的老帅。我与几位元帅还算熟悉,又分管此项工作,带队访老帅的事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陈老总反问:“你们写军史怎样评价彭德怀?怎样评价贺龙?”

 

因为有关红军长征后南方根据地斗争的文字资料很少,所以访问的第一站就选定为陈毅元帅。那天,我和战史部部长丁永年带着两位研究员来到陈毅元帅的家。当时陈老总气色还不错,我直接说明了来意:“陈老总,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你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陈老总问:“你不是搞(总参)三部工作的吗?怎么问这些事?”我告诉他,我现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叶帅要我们搜集资料写军史。

 

陈老总想了一下,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写历史是下一代的事。你们写军史怎样评价彭德怀?怎样评价贺龙?”看着我失望的样子,他接着说:“红军长征时我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扔在江西。三年游击战争,天天躲躲藏藏,有啥子可谈的!你们回去告诉剑英,他的想法是好的,可惜现在还不是写军史的时候。

 

很明显,陈老总不愿谈。我和战史部的同志只好告辞,怏怏而归。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与陈毅元帅交谈。从采访的角度看,这次任务没完成,但陈毅元帅留下的那几句话,本身就是一件重要史料。

 

林彪事件逐步在党内、军内传达之后,批判林彪集团,肃清其流毒成为当时的大事。中央动员老同志揭发林彪的历史问题,陈毅元帅抱病参加了座谈会。大家后来都看到了陈老总的发言记录,他讲得很客观。

 

朱老总强调:“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事情大小都是不能篡改的!”

 

1972年初,我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见到了毛主席。此后,毛主席多次讲话,肯定了被错误批判的一些老同志的历史功绩,政治空气明显改观。在此形势下,我们访问了住在万寿路新六所的朱德元帅。

 

朱老总见到我,笑容可掬地向我询问总参三部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已到军事科学院,分管战史研究工作,这次是来向您请教历史问题的。朱老总说:“那也好,我军的历史现在是需要总结出来教育后代了。”我们请他从南昌起义谈起。

 

头一天,朱老总讲了一个下午,结束时说:“我年纪大了,有些日期和小地名记不起来,明天继续谈,你们约萧克同志一起来,他记性好。

 

第二天,我约了萧克同志,又去谈了一个下午。朱老总谈话中间,萧克同志作了不少补充,最后一直谈到抗美援朝之后我军进行的正规化建设。大概因为我在场,谈话还涉及我军技术情报工作在革命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朱老总谈话结束时,我又提了一个问题:“李作鹏写了一篇文章,说龙源口战斗是林彪指挥的,总司令在井冈山挑粮食的扁担是林彪的扁担,这完全是歪曲事实,为林彪歌功颂德。我们想请您讲讲,澄清这两个问题,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朱老总说:“明天下午你们再来一次。这些事容易说清楚。萧克,我记得你当时是林彪那个营的连长,明天你也来。”

 

第三天下午,萧克同志和我按时到达,老人家已经坐在会客厅里等我们了。朱老总说:“萧克同志,1929年龙源口战斗你参加了,你讲吧。”萧克说:“请总司令讲。”

 

朱老总说:“那时井冈山根据地还不巩固,蒋介石要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湖南省主席何健派兵会剿井冈山。两省的国民党部队各有自己的打算,怕吃亏,缺乏协调行动。江西的敌人两个师占领了永新县城。永新县党组织基础好,成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权,有几支游击队。他们送来情报说永新城里的敌人要经过什么岭进攻井冈山(萧克插话:叫七溪岭,是永新上井冈山的必经之地)。毛主席和我分析,认为永新县的群众基础好,七溪岭的地形对我们有利,可以发动游击队在县城周围骚扰钳制敌人,使其不敢两个师同时出动,红军在七溪岭埋伏待敌,有可能消灭他一部分,乘胜追击则可能使县城内的敌人撤走。这一仗打好了,不仅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巩固,永新县也会解放。林彪当时是个营长,他提出要避敌锋芒,主张红军向湖南茶陵县境出击,我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结果正如毛主席的预料,这一仗打好了,在七溪岭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并乘胜追击,赶跑了永新城里的敌人。永新全县解放了,不仅保障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安全,还扩大了红军,解决了粮食问题。”

 

朱老总接着说:“当时我们有三个团、一个警卫营,是毛主席和我在现场指挥的。林彪是个营长,七溪岭那一仗是我们上井冈山后打的第一个大的战斗,不可能由林彪指挥嘛。挑粮食的扁担问题,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李作鹏原来是我警卫班的战士,他说是林彪挑粮食的扁担,是讨好林彪嘛。”萧克同志说:“七溪岭战斗林彪是参加了,在追击敌人时他这个营还打得不错,缴到不少枪。说是他指挥的,不是事实,完全是捏造的。挑粮食也是捏造的,平时行军他连米袋子都不背。龙源口战斗胜利后,永新老百姓还编了一首民歌,歌中唱道:红军力量强又强,打垮江西两只‘羊’!两只‘羊’指敌军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长。”两位前辈对龙源口一战的述说,不禁使我回想起童年的事情,也插了一句:“对,我当时在永新上小学,唱过这支歌。”

 

最后,朱老总说:“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事情大小都是不能篡改的!”

 

朱德元帅和萧克同志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历史材料。此后,军事科学院的同志又多次访问了老帅们和其他老同志,这些访谈记录都被整理出来存档,成为珍贵的史料。

 

写史之难并不在我们这一层

 

我曾是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成员(这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我被追查、批斗的理由之一),但我并没有深入过编史的过程,到军事科学院后才逐步体会到写史之难。首先,参军后我一直从事与专业技术有关的工作,编史的事要从头学起。其次,最难的是用什么标准来看待和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一切都以路线斗争为依据,这肯定行不通。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年的亲历者大多不愿开口。

 

单是编写《战例选编》就遇到不少麻烦,更不用说写军史了。战史部的同志对我说:我军的许多战役非常精彩,绝不逊于任何国外专著记载的经典战例,但现在只能搞一些师以下的战斗。原因之一是,当年的指挥员有的已经被批判、审查、打倒,大一点的战例涉及到人的评价问题;原因之二是,一些战役涉及不同序列的多支部队,开会征求意见,谁都强调自己部队的作用大,意见很难统一起来。

 

一次,我向已调总参工作的向仲华同志提及军史工作的难处,他讲了一些背景情况:建国初期胡乔木编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很简明。后来毛主席提出继续编写党史。周总理请董老牵头搞,董老说自己年老体弱,没有应承。董老还向总理建议:我党早期的历史,主要是武装斗争史,军史立好了,党史就好写了。后来,毛主席要求总理讲路线斗争,总理在党内讲了一次,但只讲前六次路线斗争,还作了不少自我批评,往下的事就再也不讲了。我明白向仲华的意思:写史之难并不在我们这一层。我和战史部的同志商量,目前把主要精力放在《战例选编》上。后来,《战例选编》出了若干本,受到部队的欢迎。

 

1974年回总参三部工作,郭化若同志从南京军区调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分管战史部。郭化若同志当然懂写史之难,他组织战史部的同志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只记载重大事件,回避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后与郭化若同志聊起这些事,我感叹地说:这是你的高明之处。

 

1981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评价了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自此,许多老同志、有关部门和历史研究者陆续披露了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有些同志的回忆虽在一些细节上欠准确,甚至有偏颇,但仍具参考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回忆搞移花接木、肆意编造的名堂

 

写史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我把这段亲身经历记录下来,既是怀念老帅,也是表明自己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史料的价值在于真实和详尽,史著的价值在于完整与准确,篡改历史是犯罪行为。

 

 

彭富九(中)与当时的儿童团员在一起

 

本文原载《百年潮》2009年第1期,作者为彭富九将军,原题《“文化大革命”中访老帅》。特向老将军和刊载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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