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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慧|1961年农村大调查:不要怕实践推翻原来的决定
点击:  作者:李文慧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3-05-20 20:47:53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就组织调查组事宜给秘书田家英的信(部分)。  中央档案馆
我们党自成立伊始,就始终坚持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主席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在农村做过十几个系统调查,撰写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典范。
194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下来。
1961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后,全党自上而下地兴起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调查运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对于摸清国家社会发展实情,推动党的农村政策调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明察,不能烛私。”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善于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正是在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搞个实事求是年”
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愈演愈烈,加之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农业农村首当其冲。
1960年10月,河南信阳地区因大面积饥荒以致农民被饿死的情况反映到北京,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毛泽东主席对此非常愤怒。“1960年有天灾又有人祸,敌人的破坏尚且不说,我们工作上是有错误的。”
农村问题已经如此严重,“共产风”酿成的危机迫在眉睫,必须立即采取应对措施。11月3日,党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并经毛泽东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以下简称《紧急指示信》),又称“十二条”,提出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等措施,以恢复农业生产。
但是,歪风如何彻底纠正,被动局面如何扭转,问题解决从何入手,毛泽东认为需动员全党的力量,对客观实际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1961年1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希望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提出“搞个实事求是年”。他要求党员干部应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特别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针对之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进行了自我批评:“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
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关于调查研究问题,毛泽东曾作过许多论述。
他于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充分讲述了调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其中,“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等论断振聋发聩,直击时弊。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请他把《调查工作》一文分送陈伯达、胡乔木。信写完后,他又在末尾加了一句:“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从2个“至要”和3个感叹号中,足见他对该文的重视。
信中的“三组二十一个人”指的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3个调查组,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任组长,每组有组员6人。3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的农村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每组6人又被分成2个小组,各3人。一个小组调查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进行农村调查。
3个调查组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且富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他后来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带头开展调查研究,身体力行地为全党作出表率。
二、“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1961年1月2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一路南下考察,并于2月1日到达杭州。在此之前,浙江调查组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田家英等人在嘉兴县选取一个差的生产队即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在桐庐县选取一个好的生产队即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他们就实行公社化后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后干部存在的不足、“十二条”贯彻落实后群众的反映等方面展开了重点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田家英等人面临着重重困难。
例如,在五星生产队开展调查时,仅粮食亩产量到底是多少这一问题,村干部和社员就说法不一。如何让干部群众说真话?毛泽东认为,“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于是,田家英等人便分头找生产队会计、仓库保管员、队员和支部书记谈心,耐心教育、帮助他们。最终,生产队会计拿出第二本账,大家才说出实情。原来,由于“浮夸风”的泛滥,当地自上而下层层提高指标,强迫下面虚报。

2月6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过程中最突出的三个问题:一是由于“五风”破坏严重,导致粮食大幅减产,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往年通常在400斤以上,1960年却减产至291斤;二是生产队规模过大;三是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在食堂吃饭。
随后,毛泽东召集浙江省委负责人进行深入交谈。在谈到生产队规模时,他表示,“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对此,毛泽东建议将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初级社)改成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
事实证明,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等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这会破坏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当讲到食堂问题时,毛泽东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
2月10日,他在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汇报时,又进一步明确了食堂问题。毛泽东提出,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需求:一种是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们愿意常年吃食堂;一种是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回家烧饭,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那就满足他们,可以不在食堂里吃。
之后,他又马上前往长沙,与湖南调查组进行会谈,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制和食堂问题,另外还谈到了农村整风整社。毛泽东说:“第一书记都要作调查研究,做一些思想工作。如果第一书记忙不过来,就抽出那么一个书记来做。总而言之,要有心里闲一点的人,不要每天忙于事务。”
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毛泽东渐渐发现《紧急指示信》没有完全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二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两种平均主义的提法,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
为系统解决包括两个平均主义在内的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于3月5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会上,他提出划小社、队规模,但有些人担心这是否会对各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怕现在变动,耽误春耕生产。
毛泽东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全县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湖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浙江只有六百个公社,公社都太大了。”

1961年3月,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中央档案馆藏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由于该条例共有60个条文,故又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的制定,是1961开展农村大调查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23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正式发布。信中指出,调查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此信的发出,极大增强了人们解放思想的勇气,为重新审视1958年以来的农村工作打开了思路,推动了全党调查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三、“向群众寻求真理”
“农业六十条”集中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它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利于推行实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将其拿到农村去,听听大家的看法。
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就要从实践中寻找答案,要始终“向群众寻求真理”。于是,从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直接领导的3个调查组,分别带着“农业六十条”草案深入农村,广泛征求意见。在有的地方,他们甚至是一条一条地念给农民听,请农民提建议。
1961年4月9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了胡乔木在湘潭韶山公社调查的情况。胡乔木说,当前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一是超产奖励;二是分配制度;三是食堂问题,尤以其最为突出。相比前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
胡乔木列举了群众不愿意办食堂的原因,在提到肥料减少时,毛泽东补充说,还有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个人不能养猪和浪费粮食等。
关于超产奖励和分配制度问题,胡乔木谈到大部分群众要求“包产定死,超产部分归生产队所有”。毛泽东对这个观点表示认同,他说:“超产奖励问题就是要求多产多吃,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吃,基本原则就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通过中央和各地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发现,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已成为广大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因此,党中央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取消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并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
“农业六十条”的起草与修订,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一直突出存在的若干错误,初步扭转了农业农村的困难局面,解决了当时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也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通过开展一系列调查研究,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同时,为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原载“中国档案报”,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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