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伟大建党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概括提出的。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源，其根脉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 年，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新青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创始人之一，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再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整过程，李大钊的革命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生动缩影。在与西方错误思潮论战中的直面出击，在筹备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亲力亲为，在指导各地工农运动革命中的奔走呼告，在面临生死危亡时的泰然自若，我们总能看到李大钊的身影。因此，梳理李大钊一生的革命活动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历史，更有利于在新时代条件下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意蕴内涵和时代价值。

20世纪初期，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蔓延，它们虽然理念大相径庭，但传播者们都是为了共同的目的：救国。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主要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内的各种流派学说。起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后，马克思主义才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错误思潮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1917年，胡适回国任教，实用主义一时成为风靡全国的热潮。1919年6月，胡适借陈独秀被捕入狱的时机，接手《每周评论》。他谈论政治的野心逐渐暴露，一改以前《每周评论》的文风，在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认为，研究具体问题要比空谈主义好得多，中国只有靠解决了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才能得救。此外，关于社会问题，他认为应该进行逐渐地改良而不是溯源除根。作为反击，李大钊于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痛批胡适的种种谬论。李大钊认为，将研究问题与谈论主义两者对立起来实为不妥。他指出，问题和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此外，李大钊还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换言之，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实际运动的思想，而这种实际运动又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

胡适不甘示弱，不久又写出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在文中，胡适认为虽然可以研究主义，但是只能作为佐证的材料，启迪思想的工具，切不可将其看作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和信条等。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大量笔墨大谈特谈学理的内容，避重就轻，对其中所涉及的政治却很少论述，甚至刻意抹去。后来，他又发表了《四论问题与主义》，继续老调重弹，宣扬其改良主义的思想。即使在《每周评论》被封禁的情况下，争论还在上演。胡适转战《新青年》阵地，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章。作为回应，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在他看来，新思想是在经济的发展、社会变化的要求下应运而生，仅凭几个青年的凭空捏造如同天方夜谭。这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说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根源，李大钊此时已经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者。

正是在论战的过程中，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以坚定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尊严，稳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科学真理的地位，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李大钊用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真理，只有高扬马克思主义这面伟大的真理旗帜，中国社会才能走向光明。

20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纷至沓来，社会上陆陆续续地出现了一大批社团组织。这些社团组织的建立，对于解放人们思想，特别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大钊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同时又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最为透彻，在毛泽东、邓中夏等青年学生群体当中影响颇深，他参与筹备和指导了许多社团的组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宣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20年3月31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人是其主要发起者。作为中国第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它从一开始就是在李大钊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的，李大钊为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在秘密条件下成立的，成立之初并没有昭然于天下。李大钊由于身兼数职且事务繁忙，因此社团的主要工作都是在邓中夏的直接负责下开展的。该学会将“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作为其宗旨，想要聚集和吸引一大批社会青年才俊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国家、民族而奋斗。

【“亢慕义斋”原址】

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特批两间房子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场所，并取名为“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室)。就是在这两间小小的房子里，李大钊和众多的青年学子进行着激烈的思想碰撞。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都是在李大钊的牵头下搜集、整理、翻译完成的。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激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趣就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着密切的关联。在研究会最初的19名发起人中，有14名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注入了先进力量和新鲜血液。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早期的先进马克思主义分子，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9年6月，陈独秀被当局政府冠以领导五四运动的罪名而逮捕入狱。经过多方面力量的营救，陈独秀于9月出狱，但仍受到军警的严密监控。1920年2月，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以便从那里乘火车去上海，李大钊在护送途中，二人商讨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这也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革命佳话。

留在北京的李大钊做了大量的工作，参与并指导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社团的组建活动，深入工厂车间向工友们宣传浅显易懂的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罢工运动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努力，出席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等等。就在李大钊为建党做准备之际，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商讨建立共产党的相关事宜。他首先来到北京，同李大钊会面，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等情况。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于当年4月赴上海进一步同陈独秀进行深入探讨。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

上海的党组织成立后，北京的各项建党工作也加快了进程。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宣告成立，名为“共产党小组”。起初，小组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后来发展了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批先进分子。在成立之初，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成员也加入了党小组，后来由于政见不同，他们纷纷退出了党小组。1920年11月，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李大钊任书记。

北京党支部成立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陆续地开展了许多重要活动：《劳动音》周刊的创办在工人群众当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报刊不仅报道各地工人的生存和实际斗争状况，还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了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开展工人运动。李大钊等人亲自为工友们授课，工人们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培养和发展了许多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许多人后来都加入了党组织；除此之外，青年团也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成立，高君宇被推举为青年团书记。在李大钊的实际领导下，青年团蓬勃发展，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和骨干队伍。

从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北京、广州、济南等地都相继秘密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除此之外，留日、留法的学生也在当地建立了党组织。这样，成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条件已日趋成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李大钊虽未出席中共一大，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所作出的贡献却彪炳史册。

20世纪20年代，在国家、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肩扛抛头颅、洒热血的使命担当，满怀壮士断腕的坚强决心向着光明的前景奋勇争先。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反帝反封建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学生、工人和商人纷纷进行罢课、罢工、罢市的游行示威活动，迎来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高潮。这一时期，李大钊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配合下，积极投身于有广泛群众参与的革命斗争活动，先后领导北京人民参加了三次反日讨张的游行示威大会，进一步激起了北京人民的反帝斗争热潮。

1926年，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达到顶点，各派之间相互勾结，加紧了对革命活动的镇压。李大钊在残酷严峻的环境面前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革命活动。他冲在革命浪潮的最前沿，领导群众集会并站在他们面前大声演讲。与此同时，他还走进广大学生、工人群体当中客观冷静地分析当前革命形势，指导群众正确地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活动。

在1926年元旦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市党部举行的升旗典礼上，李大钊充分肯定了各界民众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并指出黑恶势力的统治只是暂时的，民众只要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冲破这笼罩的阴云看到光明的曙光。1926年1月21日，李大钊在出席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你们不管是列宁主义信徒，中山主义信徒，应该紧紧的联合起来！”同年3月，李大钊来到天津，参与了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演讲大会。在演讲中，李大钊高度称赞了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并进一步宣传和追随中山先生生前的革命主张。在白色恐怖阴霾的笼罩下，许多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进行。这一时期，革命处于低潮，许多人情绪低落。李大钊勇毅前行在广大革命群众中间奔走呼号，参与集会、广场竞演，许多地方都有他的身影。李大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和严峻的考验面前所表现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着周边人群。

1926年3月，以日本为首勾连英、美列强等八国制造的大沽口事件严重挑动了中国人民的神经，人民群众对段祺瑞当局政府的卖国行径表示强烈不满。3月16日晚，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会议上强调当局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出卖主权，是赤裸裸的又一次“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并企图镇压社会进步力量。他号召社会各方力量要齐心协力与大军阀、旧官僚战斗到底。3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北京高校学生在内的数十万人参与其中。会后，示威活动随即展开。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向着段祺瑞执政府驻地行进。李大钊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里高举着一面由他亲手制作的大旗，格外醒目。北洋军阀为了避免事态升级，采取武力手段血腥镇压革命活动。军警开枪打死、打伤数百人，李大钊也不幸流血受伤。当晚，李大钊主持召开北京地区党、团联席会议，号召大家不能退缩，同仇敌忾，保持同反动分子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在会议上，李大钊进一步揭露了当局政府卖国求荣卑鄙的丑恶嘴脸。此外，会议还决定对遇难同胞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向死难者家属发放抚恤金，为他们召开追悼大会，铭记他们的英雄壮举，警示后人。此举极大地激怒了当局，段祺瑞政府随即下令逮捕李大钊等人。此后，李大钊等人的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进行。

1926年5月，有着“铁军”称号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部队转战湖南，北伐战争随即爆发。此时，为了躲避段祺瑞政府的追捕，李大钊还藏在苏联使馆西院的一座旧兵营中。虽身处险境，但李大钊却时时刻刻关注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动态。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日益严峻，李大钊承担起领导北京地区国共两党革命工作的重任。为了增强革命阵营的力量，在李大钊的帮助和邀请下，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北方地区开始了革命活动。除此之外，能否争取地方军阀阎锡山的支持，是事关北伐战争胜利的关键。李大钊在这一过程当中做出了许多努力。首先，李大钊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分析了阎锡山的革命态度以及当时所处的形势，得出阎锡山加入革命队伍存在极大的可能和他对于战争形态扭转的至关作用。即使后来张作霖任命阎锡山为安国军副总司令，阎锡山也始终持摇摆的态度。李大钊并未放弃，在这关键时期，他发给阎锡山一封电报，加速其态度的转变。终于，阎锡山被李大钊的真情和革命大义的胸怀所感动，答应与国民党展开合作，这样就加速了北伐战争胜利的进程。

在争取农民加入革命队伍的过程中，李大钊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李大钊认为，没有广大农民参与的国民革命运动注定会失败。他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指出：“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此文还被农民运动讲习所收录为学习材料。这一时期，李大钊还认识到了农民协会在农民运动开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要加强党对农运工作的领导。

从1926年3月到1927年4月被捕入狱，这一年多里，白色恐怖阴云密布。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情况愈发严峻，但李大钊从未退缩，自始至终都坚守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在敌人面前，他临危不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底色。在李大钊入住旧兵营期间，特务分子奉命对其进行严密监视，经过几个月的跟踪调查，敌人摸透了李大钊等人的活动规律。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党组织分批安排许多干部陆陆续续地离京南下。1926年夏秋之交，党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北京的党组织遭受破坏，命令李大钊南下前往武汉组建中央分局，与他同行的还有罗章龙等人。由于北京地区的事务繁忙，李大钊未能及时启程，只得让罗章龙先行一步。后来包括刘清扬以及李大钊妻子在内的许多人都劝他要尽快撤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李大钊自始至终不为所动，坚决要求留下来。就这样，李大钊一直坚守岗位，战斗到最后一刻。他本来是可以撤离的，或者逃脱敌人的搜捕，但他心系革命，为了巩固北方地区的党组织，他毅然决然地留下了。

1927年4月6日，大批军警、特务来到使馆区，在八国公使的默许下，他们进入苏联使馆区准备搜捕李大钊。此时，李大钊正在伏案工作，听到外面有动静，立马起身带领大女儿隐藏好。由于叛徒的投敌和泄密，李大钊不幸被捕。

在狱中的李大钊丝毫没有畏缩，积极向狱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赢得了大家的尊敬。面对敌人的酷刑和拷问，他一笑了之，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一毫与党有关的秘密，信仰从未动摇，意志从未消磨。4月6日，李大钊第一次接受审讯，心态极为平静。当敌人问他为何住在旧兵营时，他的回答却是与俄国人有着深厚的友谊关系。此外，李大钊还表示此地远离闹区，安静清闲，适合写作。4月7日，李大钊第二次接受审讯，他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对于敌人提出的许多问题，他要么巧妙迂回地回答，要么一概不知，当局也拿他没办法。

庭审现场，李大钊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的情绪，只是默默地看了他们一眼，没有向家人嘱咐任何话语。他是那样地泰然自若，因为有强大的信念支配着他，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从李大钊的“供词”中可以看出，他几乎回答了敌人的所有问题，包括共产党、国民党组织内容及分布等情况。但对于敌人来说，都是一些丝毫没用的线索。因为在李大钊被捕前，北京地区的党组织大都已经安全撤离和转移至南方。李大钊在与敌人的斗争过程中，巧妙地运用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来加以掩盖，以避免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为了保护同他一起被捕入狱的青年，主动承担一切责任。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大钊首先想的是别人，是党的崇高革命事业。对于个人利益和安危冷暖他早已不挂在心头。

由于李大钊名声在外，影响较大。因此，在其被捕后，社会各方力量都想尽一切办法对他展开营救。北方铁路工人在闻讯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后，甚至组成了劫狱队想要营救，但都被李大钊一一回绝了。在李大钊看来，营救他出去要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营救他一个，牺牲一群人。这是对党的损失，对中国革命的损失。

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民众的强烈愤慨，下达了处死李大钊的决定。为了不激起民怨，对于李大钊的审判，当局选择了在秘密的条件下进行。

1927年4月28日，审判李大钊等人的大会召开，整个过程进展很快，当局即仓促地宣判了李大钊死刑的决定。下午1时左右，李大钊等人被押上车辆前往位于西交民巷的看守处，他被敌人绑在了绞刑架上，但不卑不亢，从容不迫，不久即被反动军阀执行绞刑。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如今身处盛世中华，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中国大地上消除了困扰中国社会数千年的贫困顽疾，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回望历史，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更不能忘记李大钊等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荣光！李大钊用他自己亲身的革命实践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特质内涵，用他自己的英雄壮举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新时代，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好伟大建党精神，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胜利曙光普照华夏！

（作者：李雨西、郭曜辉；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