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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德: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怀念杨开慧的爱情诗吗?
点击:  作者:张兴德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  发布时间:2022-11-07 08: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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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诗词,我们读了一遍,就感到一览无余,不想再读第二遍;而有些诗,却百读不厌,读一遍有一遍的体会。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有些诗词写得太直、太露,没有给读者留下回想的空间。而有些诗词则将异常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深含于艺术意境之中,让读者去回味、思索、体会、领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义主文外”(《文心雕龙·隐秀》)。这里说的“隐”,是指含蓄蕴藉。所谓“文外之重旨”和“义主文外”,是讲诗词中的言外之意。

 

毛泽东的许多诗词看似平易通俗,如果细品,实则蕴含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往往读一遍有一遍的体会。《蝶恋花·答李淑一》就是一首这样的词。让我们来看全文: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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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手稿】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1958年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

 

《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自1958年1月在《诗刊》上读到之后,60余年,已经不知读了多少次了。每读一次,必有新解,同时,也发现有误读误解的现象。不缀简陋,写出供方家和读者参考。

 

(一)

 

《蝶恋花·答李淑一》最初发表时有个“编者注”,介绍毛泽东同李淑一的关系以及词中提到的“杨柳”:“这首词是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5月写给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同志的。词中‘柳’是指李淑一同志的爱人柳直荀烈士。他是毛泽东同志的老战友,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1932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骄杨’是指杨开慧烈士。她在1930年红军退出长沙后,为反动派何键杀害,她是李淑一同志的好朋友。”这是我们深入、正确解读此词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这首词不属于“爱情诗词”类。近几年,有人研究毛泽东诗词,将毛泽东的一些诗词“归类”研究(这无疑是深入解读毛泽东诗词的一种研究方法,本人也在做这种形式的研究),把这首词,同毛泽东早年写给杨开慧的两首词《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归类于“爱情诗词”,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仅有的三首“爱情诗词”。这样定位这首词是值得商榷的。这首不同于早期的两首词作。爱情诗的前提是男女间写给所爱的人,讲的是男女之爱,即使有的悼亡诗,也是悼念自己的亡妻或情人。毛泽东早期的这两首词是直接写给杨开慧的,内容讲的也是夫妻思念之情。说这两首词是“爱情诗词”,自然无错。但把《蝶恋花·答李淑一》同这二首并列归于同类,就有许多不当之处。毛泽东自己都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见后文毛泽东给李淑一的信)。毛泽东所以说“不好”,不能理解为自谦。如果把这两首词对比研究,二者区别自见。早年的两首词尽管也很感人,但此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革命青年,而写于1957年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时期的毛泽东同当年一个青年则不可同日而语,在诗词创作上也处于炉火纯青的时期。从这首词的创作意图看,此词尽管写了妻子,但从写作的直接对象和目的,是明确写给李淑一的,是对李淑一的来信来诗的回复回应。此词原本题名为“游仙”,正式发表时改为“赠李淑一”,后又改为“答李淑一”。强调其“答”字,恐怕也是基于强调此词的写作目的考虑。

 

我们再看此词的写作背景。早在1950年1月17日,李淑一就写信给毛泽东,介绍他们母子别后情况,4月18日,毛泽东回信,深情地说:“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诗词18首,引起全国热读。这年春节,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谈她读了毛泽东诗词的感想,并附了一首她在1933年听到柳直荀牺牲时写的《菩萨蛮·惊梦》和从杨开慧那里抄来的毛泽东当年给杨开慧的词《虞美人·枕上》,向毛泽东求证并希望重新书写相赠。毛泽东5月11日回信,内有:“淑一同志:惠书收到。……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李淑一给毛泽东的词《菩萨蛮·惊梦》原文是: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上述可证,把此词称作一首赠答诗词,倒是很贴切的。李淑一词题目是“惊梦”,毛泽东对以“游仙”:李淑一词中有“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句,毛泽东的“和词”就是回答烈士的去向:“杨柳轻飏,直向重霄九……”。“和”得天衣无缝,“答”得妙趣横生而又极富政治哲理(详见后文)

 

(二)

 

这首词的主旨也不能简单地定位为毛泽东悼念为革命牺牲的亡友、亡妻的“悼亡诗作”。诗人是站在更高的政治视野和更高的思想境界,提出一个关乎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政治哲理和政治理论问题:我们如何善待革命烈士,让烈士们含笑于九泉!

 

长期以来,流行的解读认为:“《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一首痛悼缅怀亲人、战友和革命烈士的词;也是一首酬答亲旧好友的词。诗人痛悼缅怀的亲人和友人,不是一般的生活伴侣,也不是一般交往的朋友,而是对革命赤胆忠心、坚贞不屈的烈士。使诗人最感动、最难忘、最珍视的不只是平日相处的亲情与友情,而更主要的还是他们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坚贞不屈的气节。悼念缅怀这样的亲人与友人。当然不能像传统的悼念亡妻亡友的诗词那样从对现实日常生活细节的追忆入手,而要突出烈士最感人、最崇高的精神品格,就不能不采用超现实的表现手法。作为一首酬答词,又要与李淑一的原词相关合。李淑一的原词《菩萨蛮》从生者着笔,以《惊梦》为题写自己失去亲人的极度悲痛;毛泽东的《蝶恋花》与之相应,从烈士一方着笔,最初就以《游仙》为题,突出烈士的精神感人之深及他们对革命胜利的极度欣慰之情,以此来宽慰李淑一,使她从失去亲人的极度悲痛中超脱出来,振奋精神,继承烈士未竟的事业。诗人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里表达了对烈士深切的悼念崇敬和对故旧的亲切抚慰之情。并采用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展开神奇美妙的想象,热烈赞颂了烈士感天动地的精神和对革命生死不渝的忠贞,也展现了诗人自己崇高壮美的精神境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参见丁三省《毛泽东诗词精读》第161页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年1月 增订版)  

 

这些认识和体会,自然不能算错。但是,近年来,我结合当前一些人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对革命烈士和英雄的错误态度和认识,特别是否定、虚化在战场上牺牲的烈士们的价值的种种谬说,再重读此词,对其内容又有了新的感悟和理解。这就是:这不仅仅是一首悼念亲人和战友的“悼亡诗词”,这首词,通过对牺牲的亲人和战友的悼念,表达诗人一贯的思想:永远怀念烈士,不忘烈士的血和泪,不忘烈士的遗愿!做好工作,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对革命烈士最好的纪念!

 

在一定意义上讲,念念不忘烈士,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早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深情地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倡议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为建碑奠基培土,1955年6月亲自为纪念碑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的题词。他多次在不同场合讲我们要想想那些死去的先烈。而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词,又借给老战友之妻、老朋友的回信与“和词”这种特殊形式,再次含蓄讲了这个思想。可以说,这是词的“文外之重旨”或说是“义主文外”,是词的真正“灵魂”。

 

以前读此词,被“杨柳轻飏”和“问讯吴刚”句的新奇构思和烈士的乐观精神所陶醉和感染。并以此认为这是诗人从怀念亲人、烈士的一方着笔转换为“从烈士一方着笔”。现在细品此词,感到“杨柳”和“问讯”句固然新奇、清新、巧妙,由此使全诗构思新颖、奇特,使此词成为古往今来的怀念亲人的诗词中的绝唱。但接下来的三句:“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也同样是不可不细品的佳句。这里是一语双意,含蓄蕴藉,细品另有一番深意。

 

“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诗人这里是借用中国民间喜爱的美丽的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仙人敬酒,仙女献舞,代表人民表达了对烈士们的尊敬和敬仰,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人民没有忘记烈士!他们得到了人民抚慰、敬仰、爱戴、尊重。革命烈士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血没有白流。也传达了诗人这样一个重要理念:我们应该像嫦娥、吴刚(是神话的人物是人们的代表)那样,尊重革命烈士、不忘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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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忽报人间曾伏虎》(张凭 作)1964年】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两句是词的高潮,也是“诗(词)眼”。过去一些人在解读此词时,因为被词开篇时创造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意境所吸引,对这两句的重要性关注、理解不够。这里从叙事的视角转而讲烈士仍然在牵挂他们为之奋斗和牺牲的革命事业。所以当他们听说人间的变化,激动得流下倾盆的泪水。这里的“伏虎”的“虎”似应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意思不仅仅是讲打倒蒋介石这只“虎”,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新政权,此词写于1957年,也应包括1949年至1957年“换了人间”这一段时间。即包括取得巩固政权、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等等的“伏虎”。这里有两层意思:

 

其一,烈士们听说中国大地终于“换了人间”而流泪,这既是烈士对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的实现和自己为之实现这个理想而作出的牺牲的慰藉和庆祝,也暗含烈士对“换了人间”的希望和企盼。喜极而泣中也包含一种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进一步企盼。

 

其二,这首词的潜台词是说,只有把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才能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和英雄。忘记了烈士,就是背叛!要把“换了人间”的祖国建设好,不能辜负烈士的企盼。这样,全诗的主题,就由一般地怀念亲人的牺牲,上升到正确对待烈士、正确对待烈士的遗愿这样一个政治理论层面。这不是借爱情写政治,也不是用政治喻爱情,而是把爱情和政治统一起来,亲人、烈士:爱情、政治,在革命家这里是完全统一的。

 

此词有永恒的教育意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对待烈士,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励志图强、弘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一个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问题。当前,重读这首词,感慨万端。现在一些人不仅仅遗忘了烈士,而且还丑化烈士、虚化烈士。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此词当初发表时,人们感到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的典范。发表60多年的实践证明,此词现在仍闪耀着现实主义的耀眼光辉!

 

(三)

 

这首词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读一些评介此词的文章,共同讲此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全诗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等等。却很少对全词进行深入地具体地艺术分析。

 

全词构思巧妙。一首诗词的构思犹似一座漂亮大楼的框架和结构。构思如何,决定诗词是否新颖别致的艺术魅力和价值。如前所述,李淑一抄给毛泽东的词是1933年,她闻讯丈夫柳直荀牺牲后写的《菩萨蛮·惊梦》,毛泽东回的词是《蝶恋花·游仙》。“惊梦”是古典诗词、戏曲中常见的题目或内容,人们熟悉的昆曲著名的折子戏就有一场题目叫“惊梦”的。而“游仙诗词”同样是古典诗词的一个类型。有学者(梁朝萧统所编《文选》、刘勰《文心雕龙》)将“游仙”列为文学体裁之一。其始多以诗人自身遨游仙境为主题,是中国道家思想在诗词中的演化。游仙诗词最早溯源可追踪到屈原的《天问》,曹操父子的诗作中也有属于游仙诗的。“游仙”对“惊梦”,十分贴切,别有新意。李淑一词中有“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句,而毛泽东整首词就是回答李淑一之问,极其巧妙地围绕烈士的去向,展开叙述和描写:他们成仙去了人们神话传说中的美丽的月宫。受到了月宫主人吴刚、嫦娥的热情款待。(在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诗词中,“月宫”是个十分美丽可爱的地方。自然,不是今日之自然科学中之月球,虽然讲是同一事物)奇巧的构思浑然天成!其妙答、妙对,可谓千古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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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与李淑一】

 

毛泽东在《卜算子·咏梅》中说,他是对陆游的《咏梅》“反其意而作之”,其实,毛泽东的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对传统的“游仙词”也是“反其意而作之”。他在给李淑一的信中明确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传统的中国古代的游仙诗一般对仙境的描绘过于薄弱,没有首尾贯穿的故事,对仙人的描写亦太简略,在思想内容上或写追道求仙,以求长生;或表达愤世嫉俗追求超越世俗社会。不少游仙诗一味歌颂仙境,表现对世外的憧憬。如曹操的游仙诗,在《曹操集》中的第一首写的就是作者乘龙游历,与仙人一起喝酒作乐,并求到长生不老之药,云云。而毛泽东在这首“游仙词”中,一反传统“游仙词”的道家思想,将“仙境”进行了“再创造”,对“神仙们”也赋予全新的艺术形象——天天砍桂树的吴刚,不再砍桂树,而是用桂树花酿成的美酒,敬献人间的贵客;寂寞的嫦娥也不再“应悔偷灵药”,而是在万里长空翩翩起舞,欢迎家乡来人。更为精彩之处在于,全词犹如一幕精彩短小的话剧。有地点:月宫;有人物:二位成仙的烈士和吴刚、嫦娥;有对话、有情节,问讯吴刚,吴刚奉酒,嫦娥献舞;甚至还有剧情的高潮“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巧妙地借用中国传统“游仙诗词”的形式及其生动活泼的民间文学故事,演绎了一场天上人间的感天地、泣鬼神、又富含哲理的生动活剧,这是对传统的游仙诗词的一场革命性的突破和创新。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远远超越传统的游仙诗。如前分析,全词想象奇特,充分巧妙地运用了拟人、夸张、象征等多种修辞手法。烈士忠魂成仙,仙境人间化,这是根植于祖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想象”,读了倍感亲切,明知是假的,却相信这是真的。夸张是古典诗词中常用的艺术手法。有人们熟知的夸张名句“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等。可是我们读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最后一句“泪飞顿作倾盆雨”,不免感到这些历史上夸张的名句,相比之下不免有些黯然失色。奇特夸张,将天上(月宫)人间巧妙连接起来,细品千遍而不厌,可谓千古绝唱!

 

总之,全词从起句到结句,句句精彩,令人神采飞扬,精神振奋,自然激发起革命的豪情浩气。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自然充溢其中。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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