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2021年正值苏联解体30年。苏联与苏共命运密不可分。苏联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苏共是苏联大厦的政治支柱，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根本与核心。苏共后期思想变质和组织蜕变，党内高层放弃思想信仰、否定历史，追捧西式“自由民主”，鼓吹“民主化”“公开性”是导致苏共败亡、制度崩溃与国家分裂的重要原因。分析研究苏共败亡的原因与教训对大党大国治乱兴衰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苏共败亡、苏联解体30年。在此重要时间节点，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共运中两个代表性大党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非凡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种比较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国家兴衰的政治密码：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政策决定治乱，能力决定输赢；另一方面警示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保持党的战斗力、生命力等，才能更好推进国家治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受到西方列强仇视，不断遭到各方敌对势力的疯狂捣乱和破坏。帝国主义的政治人物们妄图将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大国更是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西方“自由世界”的威胁。在此后多年的较量中，西方阵营不仅施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更是运用“和平演变”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重要的较量手段。丘吉尔、杜鲁门、乔治·凯南、尼克松、里根、布什等都坚持对苏发动政治战、心理战、文化战，图谋以民主、人权为武器，分化苏共，摧毁苏联制度。冷战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打着“人权”“民主”“自由”旗号，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攻击，诬称苏联是“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妄图通过多种手段“和平演变”苏联。例如，在历次苏美高层会晤中，美国故意设置人权、民主、自由等议题，对苏联领导人施压；成立各类民主基金会，暗中扶持政治代理人，支持苏联政治反对派或民族分裂势力。《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主编、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曾说，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权”和“民主化”问题，就是要使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变色。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曾深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圈套和话语陷阱，反对抽象地、笼统地谈论民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所谓的“一般民主”“绝对的民主” “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并不存在。正是列宁立足革命实际，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捍卫了新生政权。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民主”“人权”攻势逐渐取得效果，使得苏联领导人的政治信心逐渐丧失、理想信念逐步动摇。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倡议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1975年8月与美国等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此后苏联的人权等内政议题成了外交议题。1985年3月，作为“苏共二十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随着戈尔巴乔夫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其思想“人道化”“西化”的味道越来越浓。他放弃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在西方“自由式民主”口号诱导下，高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戈尔巴乔夫的夫人、拥有哲学副博士学位的赖莎，对戈尔巴乔夫蜕变的影响不可低估。正是通过赖莎的极力推荐，不少蜕变了的苏共理论家充当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顾问和政治谋士。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说，1987—1988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 “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共败亡。戈尔巴乔夫完成了自己的“民主改革使命”，开始公开宣布与苏联社会主义决裂。2010年4月，在自己发动“改革”25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独立报》主编采访时说道：“当别人问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要思考未来，思考我们朝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努力，我不止一次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在这种社会中融合了资本主义的经验，还有很多其它可以利用的东西。不光是市场，还有所有制问题，以及对所有制的态度。而我对趋同性社会的理解是，这是一种与具有人的面孔的民主社会主义相似的制度。”苏共后期的领导人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转而接受“看上去很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中除领导人的因素外，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此时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要直接搬到苏联社会并非易事。然而相比于欧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更具亲近性和诱惑力，再加上苏共领导人的鼓动和带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具有蛊惑性、隐蔽性和危险性。事实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令人眩目的愿景并没有给苏联社会带来安定和富裕、民主和自由，反而让苏联社会失去了公平、葬送了70多年之久的社会主义。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人道化等口号引来了俄罗斯“财阀、寡头的为所欲为”，为90年代野蛮的、原始的、犯罪式的、官僚式的俄罗斯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的苏共高层领导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场的转变，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政要、智囊敏锐地捕捉到。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提到：苏东共产党人已失去了信仰；时任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曾提到：“（苏联）政策上的变动隐含在‘新思维’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语里”；美国战略智囊布热津斯基1989年提到：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社会主义信仰、否定自身历史，这对苏共来说，无异于自杀行为。在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苏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名，改弦易辙，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导致苏共丧失了执政合法性，引发了政治分裂和国家瓦解，使苏联走上了一条政治绝路。20世纪80年代苏共领导层决意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向上改弦易辙，进行了一系列的舆论和理论准备，包括新闻舆论公开化、历史反思热、文艺解冻、外交新思维和世界主义等。苏联在前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僵化、停滞和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消除这些弊端，苏联应采取稳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扩大政治参与等措施，有效完善各种体制和制度。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层把“民主”“改革”“公开”等概念绝对化，多次宣扬民主是“改革的实质”“改革的基础”和“改革的灵魂”，要求“民主化”“再民主化”。民主化成了唯一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同样把多数、公投、选举、公开等民主原则绝对化和简单化。一方面他把1800万苏共党员贬为“保守力量”，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大多数人意见”绝对正确、永远正确。在反思历史的浪潮中，在1989年春被戈尔巴乔夫视为“自由选举”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选举中，一些打着不同旗号的代表候选人发表了大肆攻击苏共、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演说，这些演说成了反苏和反共势力的获胜砝码。时任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对此深有体会，他回忆道：“公众的态度是，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而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是“不要干预、不要干预、要保持距离”。2006年，时值苏联解体1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反思认为，20世纪末苏联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犯了“幼稚病”。多数原则、选举原则、公决原则的适用性与选择需要依据各国的国情。戈尔巴乔夫罔顾苏联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改革需要，强调下级可以不服从上级，并美其名曰这是民主的需要。随即苏联各个地区根据本地区的“多数”和“民意”行事，结果造成无政府主义泛滥，各共和国公然与中央开展“主权战”“法律战”，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势力趁机大肆夺权，分裂势力、复仇思想大行其道。在苏联，“公开性”提法肇始于列宁时期，意在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渠道，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见。1986年后，戈尔巴乔夫旧词赋新义，将“公开性”与扩大信息公开、民主化勾连起来，把“扩大公开性”变成了一场苏共形象上自我否定、思想上自我毁灭的政治运动，严重动摇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基础。有分析指出，戈尔巴乔夫等人倡导的公开性并非为真正实现新闻和言论自由，而是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有意地进行的社会舆论引导。20世纪80年代末，苏共在中央办公楼里召开吹风会、座谈会，邀请的主编、记者有时多达200人。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雅科夫列夫后来承认，发动广泛的公开性运动在当时并非是必须的。但改革派考虑的并非眼前一时的事情，公开性代表了“改革”思想的哲学之维。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正是在雅科夫列夫的怂恿和支持下，一些作家、记者、政论编辑热衷翻历史旧账，寻找污点，并肆意放大、歪曲。公开性成为瓦解苏联社会思想共识的突破口。扩大公开性成为揭露苏联社会消极面和宣扬西方自由制度的思想运动。于是，苏联舆论界迎来了自己的“狂欢时节”。一些所谓“文人”把言论自由绝对化，毫不顾忌地抒发感情，以解积藏在内心多年的“压抑”。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回忆，某些知识分子贪婪地呼吸着一股股自由新鲜的空气，反而暂时忘却了空空的货架和腹中的饥饿。戈尔巴乔夫时期推崇的新闻和社会生活的公开化，被美国苏联问题专家视为赢得舆论战和思想战的绝佳机会。之后几年时间，西方阵营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心理战，打赢了多年的对苏攻心战。对此，苏共瓦解后成立的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深有所感：“在‘公开性’这一阴险狡诈的口号下对舆论进行密集加工，这一切在加速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过程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国人民和国家制造成虚拟的‘敌人形象’，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和苏联的瓦解。”为顺利打开舆论大门，推行言论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更换了新闻媒体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借助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会，网罗了一批腐化变质的苏共报刊舆论领导人，有意识地放纵和引导舆论。1986年至1988年间，苏联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报刊如《消息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等先后被“新人”接管，《真理报》《共产党人》《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主编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调往莫斯科大学任教。而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有明显反共、反社会主义倾向的弗罗洛夫先后出任《共产党人》和《真理报》的主编。在雅科夫列夫的纵容和支持下，这些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公开性”运动的急先锋。2000年，雅科夫列夫承认，当时他主动担负起保护一些尖锐文章作者的责任，“保护了一些人，纵容了一些人”。1988年前后，在苏联社会关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等问题争论过程中，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制度”成为众矢之的。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进行了3年有余，经济改革未见成效，各项事业日渐衰败。一些先锋派、自由派的知识精英提出，“特权阶层”与群众对立，行政命令体制是苏联落后的“罪魁”，各级机关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按照戈尔巴乔夫的逻辑，改革政策之所以难以推进，是苏共官僚机构“从中作梗”。因为改革触及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而官员们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暗中极力地抵制改革。苏联社会上上下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一层层网、一堵堵墙。改革大船被一种特殊的“阻碍机制”所缠绕，航行困难。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当务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广泛发动群众，在所谓“开明”的改革派领导人的带领下，向官僚机构施压。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自此，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在叶利钦等民族地方政治分裂势力的牵扯下，迅速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拆毁”大戏。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忽左忽右，改革构想频频出台，经济政策朝令夕改，加之人民生活日益艰难，这无疑给分裂势力和激进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的口实。于是，伺机而起的激进势力和分裂势力喊出“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苏联的国家制度。自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被遗忘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前所未有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苏联各阶层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党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分抢物资资源，封锁商品出境，各自为战，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大厦危在旦夕。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中央权威日渐衰落，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也愈发明显。苏共和联盟中央成为“众矢之的”。部分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认为，是苏共将苏联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失败。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苏联境内爆发了多起冲突。1986年12月发生阿拉木图事件；1988年2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问题发生冲突；1990年1月发生巴库事件。除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之外，14个加盟共和国都发生了大规模民族冲突。据统计，1988年到1991年，苏联境内共发生170余起民族冲突事件，造成约1万人死亡，数万人受伤。仅1988年，在苏联全国17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的各种示威、游行、骚乱和冲突事件数量高达2600余次，参与人数高达1600万余人，而其中与民族问题有关的事件占比达60％。在这些民族冲突的背后，是地区分立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登台唱戏。他们同党内的激进势力和社会上的政治反对派汇合在一起，对抗联盟中央，阴谋制造分裂。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以及白俄罗斯人民阵线、乌克兰“鲁赫”民族运动、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格鲁吉亚民族解放运动等。这些民族分立主义势力与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势力遥相呼应，迅速成为能左右苏联局势、动摇苏联根基的政治力量。苏共失败始于党内分裂，而民族划线是撕开苏共的重要裂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兴起之际，当地的苏共党组织姑息、纵容甚至参与民族分裂活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先打出“主权和独立”大旗。三个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所谓“民主集中”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民族分裂组织在各地成立，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1989年底，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宣布独立，表示不会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会议，这拉开了苏共分裂和苏联解体的序幕。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也在叶利钦等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势力的影响下，汇入瓦解苏联的大潮中。正可谓，一个染上民族主义的党，是一个走向灭亡的党。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的号召下，1986年起，苏联社会陆续出现一些非正式组织。1987年，非正式组织的活动在苏联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并以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小组等形式出现。此后，伴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进一步推进，非正式组织和社团犹如雨后春笋，据统计，1987年12月有3万个，1989年2月增加到6万个，1990年发展到9万个。其中多数是有目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以及一些“人权”“历史纪念”协会等。有的打着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有的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有的要求复辟沙皇贵族统治，等等。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后，与非正式组织遥相呼应，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在要“改朝换代”的政治氛围影响下，上述非正式组织，有的演变成为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则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引领者，如盖达尔和丘拜斯。此外，戈尔巴乔夫还“解放”持不同政见者，或明或暗地扶植“民主反对派”。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把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请回莫斯科，还协调苏联科学院所在的选区帮助萨哈罗夫当选首届苏联人民代表。萨哈罗夫成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反对派——“跨地区议员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成为“民主派”的精神领袖。以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联邦激进自由民主势力，以及以各加盟共和国或更小的民族区域为大本营的各地民族势力，乘机夺取话语权和阵地。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俄罗斯激进势力提出，要彻底“告别社会主义”，迅速选择一条新的、西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会在一两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独立，甩掉身上其他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中亚地区加盟共和国这些贫穷包袱，三四年后俄罗斯就会变成西方式的富裕国家。随着社会思想的激进化，各种错误思潮沉渣泛起，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过来的粗糙的“自由谎言”和“市场神话”盛行一时。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在经济生活中，他们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等等。当时，苏联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界人士也摇旗呐喊，宣扬市场化和商业化不仅可以保障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像西方社会文艺明星一样的致富机会。
仅仅5年左右的时间，苏共政权就摇摇欲坠，政治上自身难保。苏共后期领导人习惯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香风美酒，苏共各级党组织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和号召力，在经济改革不见成效的背景下，却奢谈西式民主和自由。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一会儿宣称“中间道路”，一会儿宣称要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经济改革无计可施，政治上大势已去。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等旗号迅速地被自由激进或民族主义口号所取代。可见，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共后期在推进改革中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政治错误，特别是在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苏共在西方对其进行“和平演变”和开展“心理战”“攻心战”的形势下丧失警惕，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全面敞开大门。苏联在政治和外交上妄想投入西方自由世界的怀抱，最后输掉了“冷战”，成为任人宰割的失败者，结局惨痛，教训深刻。
自1988年开始，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组，这些改组直接触及了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本性要素，包括苏共领导地位、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联邦制、选举和政党制度等，成为导致苏联政治畸变的重要原因。苏联宪法第六条规定，苏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的核心。这一原则性的规定，却被戈尔巴乔夫视为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主要障碍。为清除这一障碍，戈尔巴乔夫做足了舆论工作。1989年12月12日，在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有代表建议将修改宪法第六条的问题列入会议议程时，他当即表示：宪法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讨论和修改。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表示：“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在二月全会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出“必须清除一切把党同专横官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的东西”，苏共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应“放弃某种法律和政治优越地位”，苏共执政地位的获得，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即依靠选票）去“争取”。在戈尔巴乔夫推动下，苏共中央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行动纲领草案进一步提出“苏共不攫取国家政权的全权”，“不追求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规定自己的特殊地位”。“鉴于这一点，党认为必须通过立法动议程序，把涉及国家根本法第六条的有关建议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就表明，苏共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与其他匆忙组建的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处于同等地位。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提出，苏共只有与其他任何政党进行平等竞选，才能获得执政地位。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中进行的广泛民主化，带来了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出现了各种社会政治团体和运动。这种进程将导致在某一阶段建立一些政党，苏共将根据这种新的情况进行工作。”这意味着苏联政党格局将沦为多党并立。二月全会通过的提交苏共二十八大审议的行动纲领草案中指出，要与“专横的官僚主义制度决裂”，实行“民主制和政治多元化”。因此，“社会的发展不排除再建立若干政党的可能性”，“苏共不谋求垄断权，准备同一切主张革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进行政治对话与合作”。这些内容，实质上就是对戈尔巴乔夫多年来倡导的“多元化”与“民主化”的回应，表明苏共在政治上要实施多党制。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法治国家”的概念和“法律至上”的思想。苏联知识界一些头面人物宣称，美国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1988年11月14日，苏联《消息报》刊登法学博士库拉什维利的文章称，苏联正在试图设立一个相当于西方国家总统的职务。1989年5月，苏联政府和苏联议会开始分权，权力中心由党向苏维埃转移。而后，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设想，同时派出一些团体秘密或公开地前往美国、法国等考察西方议会和总统制。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中表示，“三权分立”能避免大权独揽和滥用权力。他强调“国家和其他政治结构发展的主流是人民社会主义自治的思想和实践同经过多年经验考验的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的辩证结合”，“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则保证执行权力与立法权力的严格分开，并保证司法的独立性”。1989年底，苏共中央由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挂帅起草苏共行动纲领，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总统制。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助理沙赫纳扎罗夫在会见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时表示：苏联正在研究实行总统制，以给戈尔巴乔夫“非常大的权力”，在紧急情况下行使强权，总统可对议会行使否决权。他还提到“美国的制度是人类建立的最良好的制度之一”。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设立总统制问题。他指出：苏维埃在需要采取果断行动的地方未采取果断行动，因此“必须在最高领导层里重新进行力量调配”，通过“建立总统制”赋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来贯彻改革的政策”。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更换苏共这一苏联国家的“支柱”，企图摆脱苏共党组织的“束缚”；一方面又另起炉灶，建立毫无根基的总统制，借此独揽大权。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陷入困境，身为苏联首任也是末代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内外交困，四面楚歌。1991年8月，被各种势力鄙弃的孤家寡人外出到黑海度假，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一九”事件，这是苏共内部力量为保持苏联大厦不倒的绝望的一搏，也是引发政治大爆炸的导火索。在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浪潮下，苏联民族分裂势力在各加盟共和国迅速得势，向中央发起了“法律战”“主权战”，并相继宣布“主权独立”。在俄罗斯联邦和各加盟共和国遥相呼应下，戈尔巴乔夫被自己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束缚住手脚，无力维护联盟的统一。1991年8月，苏联在政治、经济、民族等领域的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急剧加深。由部分苏联领导人仓促策划的“八·一九”事件同样未能挽救崩溃中的苏联。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这标志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联盟的完全解体。
四、苏共的失败——由政治核心到泥足巨人
苏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党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取得过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这样一个有着九十多年历史、连续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苏共成败兴衰，成了一个令人费解、值得深思的历史性谜题。研究和反思30年前苏共垮台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可以发现，苏联剧变关键在苏共，导致苏共蜕变的关键问题出在苏共内部。俄罗斯有句谚语，鱼从头上开始烂。苏共蜕变正是从党内高层开始的，而苏共高层的蜕变又是与苏共自身思想蜕变和组织裂变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之基。党的领导关键是确立正确的方向与路线。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败的关键。30多年前，戈尔巴乔夫在担任总书记的6年多时间里，推行了一条“由削弱到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的错误路线。戈尔巴乔夫通过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关于苏共作为领导核心的规定，在苏联盲目推行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削弱了国家力量，搞乱了社会，结果导致地区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崛起。苏共在境内外反共势力的合力进攻下被瓦解、被摧毁。苏共作为国家政权的核心，作为凝聚苏联各民族的政治领导核心被动摇了、被打垮了、被推翻了，完整的苏联被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一句话，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苏联，也就没有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苏联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结果。苏共是维系苏联大厦的重要的政治支柱，是苏联国家政治体系的根本和核心。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首先将苏共列为政治改组对象，在不到6年时间里使苏共遭受了改革—削弱—边缘—分化—更换—抛弃的悲惨命运。苏联与苏共“同呼吸、共命运”，苏联走向取决于苏共执政能力。1985年，戈尔巴乔夫依靠苏共内部选拔和派系权衡上台执政。然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仅一年便推行了错误改革，倡导“民主化”“公开性”，迅速使苏共丧失对改革的掌控和引导能力，在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不力的情况下，把苏共领导视为改革前进和社会发展的“阻碍机制”。戈尔巴乔夫把1800万各级管理人员都视为“改革的阻力”，使他们经常受到“激进派”的攻击和干扰而无法正常工作。苏联部长会议在成立一年半的时间内就被激进的议员提出6次不信任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政府每天都受到攻击，打开报纸，都在骂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工作？”原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在总结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时写道：“改革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却背道而驰，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苏共与苏联政府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1990年，苏共已经感受到非常严重的危机，在苏联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政治多党制的背景下，苏共已经是徒具形式上的统一，党组织的号召力、战斗力被大大削弱。在1990年苏共举行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表达了对党的高层领导及总书记身边人员的不满情绪，许多人忧虑党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摇摆不定。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改革理论处于变动和自我发展中，应该根据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来总结新的理论和结论。大会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文件，不仅使苏共的宗旨发生了根本变化，还使得苏共的组织根基也被彻底颠覆。同时，会议加强了“共产党人和团体单独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许多人认为此项决议实际上把党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俱乐部”，削弱了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战斗力。此外，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借此次会议也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性。1988年，一些非正式组织如“民主联盟”就曾提出废除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随着人民代表选举活动的开展，一些政治势力看到与苏共拉开距离更容易走上政治舞台，于是在1989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人代会上，“民主派”要求废除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之后，苏共党内外的一些势力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启发下，把取消党的领导和建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作为政治斗争目标。戈尔巴乔夫对多党制公开表示支持。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决议，取消苏共对国家政权的法定领导地位。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将在民主过程范围内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选举范围内争取执政党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苏共起着议会党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所设计的新的党政关系模式实际上就是向西方议会制模式靠拢所迈出的一步。在咄咄逼人的“民主派”等自由民主派喊出“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并举行集会游行的影响下，苏共先后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州、市丧失了执政地位。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他身边的政治谋士就准备了从政治和思想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计划。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利用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包括将苏共分为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据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60年代以后曾担任过几位苏共总书记政治顾问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当时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的确也曾讨论过这一政治建议。以这位院士为代表的一些苏联高级知识分子也认为这一政治建议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党。不仅苏共在政治思想方面面临即将分裂的现状，苏共二十八大还为按民族和地区继续分立留下了空间。这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规定，除了与苏共有着共同的“纲领性原则”之外，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以后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文件，独立解决政治、组织、干部、宣传和财政问题，在共和国的国家体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领域实行各自的路线，与其他包括国外政党的组织和社会运动单独建立联系”。据此，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之间建立联邦关系是导致后来苏联被否定和肢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的分裂主张，注定了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在“八·一九”事件后宣布解散苏共的前夕，描述了苏共中央内部的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共面临分裂的危局。戈尔巴乔夫写道，苏共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解体，“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罗·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指他宣布解散苏共的事——引者注）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2010年4月6日，在苏联“改革”25周年之际，俄罗斯《独立报》（政治专刊）刊登对戈尔巴乔夫的专访。面对俄罗斯记者，这位苏共最后一位总书记还是自我辩解、极力开脱，将他自己领导“改革”失败的原因归于没有及时改革苏共。记者问：“有人指责您把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从宪法中删除了，而且您却没有把国家管理现代化的工作进行到底。您同意这些说法吗？”戈尔巴乔夫回答：“我以为（我看成是自己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及时改革苏共，这导致苏共后来实际上变成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进程的障碍。”几个月后，在“八·一九”事件20周年前夕，面对英国《卫报》记者，戈尔巴乔夫便不再遮遮掩掩，直接敞开心扉，表示他“应该更早些放弃共产党”。除了在外部面临民主派的竞争与攻击外，戈尔巴乔夫等高层也在内部实际上背弃了苏共。1990年之前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怀疑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戈尔巴乔夫在向“民主派”做了一系列政治让步之后，开始为自己安排退路，提出国家需要设立总统一职。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之后，立即成立了相当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总统委员会。总统委员会制定决策方案后，或通过总统交给立法机关议决，或由总统发布命令执行。而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无能力影响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执行，制约戈尔巴乔夫的能力越来越小。虽然戈尔巴乔夫仍保留了总书记的职位，但更多的是有意摆脱苏共的控制，到最后完全抛弃了苏共。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决定抛弃苏共。苏共二十八大会议期间，他在回应自己多年的助手切尔尼亚夫时提到：“听着，托利亚（切尔尼亚夫的名字的爱称）……许多人像是约好了一样，都说服我甩掉总书记一职。可你要明白：这个讨厌至极的疯狗（指苏共）不能松开绳子。如果我这样干了，那这个庞然大物就会全部扑向我。”戈尔巴乔夫亲手解散了苏共，但他对自己的言行并没有丝毫的悔意与不安。他认为：“从更广袤的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义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1985—1991年间，苏联经济年增长率从2.3%跌到-11%；苏联外债从105亿美元增加到520亿美元；黄金储备从2500吨降为240吨；货币汇率从1卢布折合1.5美元变为0.011美元。经济形势极度恶化造成社会日用消费品市场供应急剧紧张，各地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引发职工群众不满。1989年前7个月有500多厂矿企业先后爆发罢工，苏共彻底失去了民心，广大党员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大批苏共党员纷纷退党。更为严重的是，1991年7月，叶利钦签署了其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后的第一道总统令，宣布禁止一切政党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内的活动，实际上是将苏共组织机关从政府机关、军队和企业中清除出去。而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是拒绝动用总统权力维护苏共的利益，甚至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一个政党缺乏政治纪律，会导致组织松散，缺乏战斗力、生命力，严重则会走向崩溃。苏联解体前，在“民主化”“公开性”等口号的蛊惑下，苏共不再坚持民主集中制，党员可以公开违背组织决议，发表不同意见，各级党组织开始实行所谓自治，导致一些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为否定苏共历史、社会主义，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急先锋，变成西方意识形态俘虏，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轰然倒塌了。
五、以苏共为鉴——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
开展比较政治研究，不应局限于方法讨论，还应聚焦两方面：一是要有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二是要选准研究的对象和对比坐标。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政治学人来讲，有着相近的历史道路、制度和相似意识形态背景的苏联、苏共是最具比较价值和意义的研究对象。在100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对苏联及俄罗斯问题的研究，苏共兴衰史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可以对照检查，引以为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对国际地缘政治和世界力量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3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和研究从未间断，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和研究，角度不同，结论各异，众说纷纭。有人归纳出，国际上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的说法有50多种，如“体制僵化说”“经济落后说”“民族矛盾说”“改革失败说”“冷战较量说”等。苏东剧变，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塌，还包含了社会制度改变颜色、道路改弦易辙、大党败亡、国家政权更迭等含义。由此可见，苏东剧变原因复杂而繁多，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军事的、民族的，历史的、现实的，内部的、外部的等。毛泽东同志曾强调：“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苏共、苏联兴衰历史表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败的关键。“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苏联这么强大，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有注意那样，就会出事。”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江泽民同志强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殷鉴不远！新时代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抵御各种错误思潮侵蚀。在内政方面，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外交方面，坚决回击美国的西方价值外交，绝不重蹈苏共、苏联的覆辙。中国共产党引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重新焕发活力，让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振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一时间，“历史终结论”“西方完胜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论调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顶住巨大压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天地之大，黎元为本。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深厚的基础和最大的底气。经过100年艰苦卓绝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发展道路。步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奋力前行。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中国前进的不竭动力和中国力量的源泉。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之治是人民之治。发扬社会主义人民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拓展全过程民主等人民民主新样态，凝聚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磅礴伟力，努力实现民主的高质量与治理的高效能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研究”（21ZDA124）的研究成果】（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副主编；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政治学研究”，原刊于《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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