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日军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连遭败绩。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7月28日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礼)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7月26日晚发表了美、中、英对日最后通牒式公告，史称《波茨坦公告》。中国没有参加会议，但公告发表前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蒋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项保留条件：他要我们把列在上面的三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的名字次序更换一个，他要把他放在英国首相之前，因为这样做会在国内对他有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这项改动。”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后加入该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公告实际上是美国一手操办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与中国领导人、英国领导人会商。而美国起草这份公告的目的，仍然还是着眼于美国利益。短期的目标是减少美国军队在进攻日本本土时的损失，长期的目标是争取日本在战后能够最大限度地服从美国的战略目标。至于罗斯福生前信誓旦旦的“日本军国主义必须象德国军国主义一样被彻底铲除”很快就成为了昨日黄花。因此，按美国政府的看法，对日本的处理有别于对德国的处理，简单地说，德国的投降是真正的无条件投降，而日本的投降实质上是有条件投降，其条件就是“不包含变更天皇的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因此，日本天皇的“八一五”《终战诏书》，只是宣布为了日本民族生存和为了“人类文明”而“终战”，没有“投降”“战败”之类的字样。

起草《波茨坦公告》的是两位美国国务院的“日本通”官员。最早是国务院特别助理杜曼。他是出生在日本的美国人，直到13岁才回到美国，后来担任过国务院的日本课课长。提出最终稿的是曾经长期担任过美国驻日本的大使格鲁，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和代理国务卿。

当时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不废除天皇制，日本就无法消除军国主义，日本就谈不上民主化。但格鲁和杜曼认为，保存天皇制符合美国利益。因为，第一，如果美国明言要废除天皇制，日本就会继续顽抗，美军势必付出更大的牺牲;第二，还要放眼战后的大格局，如果美国要废除天皇制，就不免会与日本真正交恶，美国在远东的影响力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据《昭和天皇“独白录”》记载，当裕仁天皇将他对投降的决定通知皇族的时候，朝香亲王问如果“国体”(即天皇制----引者注)得不到保留，战争是否还要继续时，裕仁回答说：“当然”。

在杜曼和格鲁，特别是格鲁的努力下，排除了反对派的意见，这个为美国起草的敦促日本投降的宣言书，最终成为了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这个公告最可肯定的是仍然坚持了《开罗宣言》的限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原则，但留下的最大遗患是实际上为日本保留天皇制留出了余地，使得日本的错误历史观有了很大的市场，以致于发展到了今天成为了日本的主市场。

《波茨坦公告》传到日本后，并没有引起日本的重视。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主战派的强硬以及日本民众一直还受到“一亿玉碎”的激励，加上日方摸不清盟国的真实意图等原因造成的。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举行记者会，记者问：“对于三国联合公告，首相的看法是什么?”铃木回答说：“我相信三国联合公告仅仅是《开罗宣言》的重复，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并没有发现什么重要价值，没有什么要求助，仅仅是完全忽略它，为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而战。”

这种忽略的直接后果是引来了美国的在8月6日对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苏联8月8日的对日宣战彻底消除了日本企图通过苏联调停的幻想。

在日本忽略期间，有些日本驻外官员却全面理解了美国的心机。当时日本与反法西斯盟国的外交联络，是通过日本驻瑞典和瑞士的外交机构进行的。日本驻瑞士的公使加濑俊一，在详细比较了《波茨坦公告》和《克里米亚宣言》(对德国投降要求)后，发现对日和对德的态度有“显著不同”，其中主要有：没有触及天皇及政体、承认日本的主权、在使用无条件投降的字句时只限于日本军队等。他认为，美国为了防止苏联的势力扩张，想早日结束对日战争，没有打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招牌，事实上是要放宽条件，早日和日本言归于好，所以美国争取了主动权，发出了三国公告。加濑俊一将这些意见于8月1日用电报报告了东京的外相东乡，还标以“十万火急”。这封电报也转给了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佐藤研究后完全同意，也于8月5日发电告诉了东乡外相。佐藤的电报到达的第二天，广岛遭受到了原子弹爆炸。8月9日，长崎也遭遇到了广岛同样的打击。

日本为何去何从举行了的御前会议，并于8月10日凌晨由天皇作出“圣断”，采用“只把保持政体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东乡案(甲案)”。8月10日上午7点半，华盛顿收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上午9点，美方由杜鲁门总统主持，开会审议对日本的《答复》。美方的立场是“天皇统治国家的权力，要置于联合国军(即盟军---引者注)最高司令部的限制下。”8月11日，美国将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消息通报给了苏联。

英国著名研究日本史的学者肯尼斯.G.韩歇尔，在其名著《日本小史》中指出：“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中国领导人，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美国政府对裕仁的立场基本上是谨慎处理。美国并不真正想废除天皇制”。“裕仁的伟大救星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麦帅感觉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将是防范混乱与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见该书第188页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年)

日本对美国那些“国务院的日本事务专家”是感恩的，特别是对格鲁和杜曼。1960年5月17日，日本赠给杜曼二等旭日重光勋章。稍后，在9月29日，日本赠给格鲁一等旭日重光勋章，这是为了纪念日美百年修好而去美国的皇太子夫妇特意送去的。

（来源：本文原标题《日本是真正的无条件投降吗？》，“淮左徐郎”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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