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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友良 | 国共两次庐山谈判有多激烈?蒋介石想逼毛泽东朱德“出洋”
点击:  作者:何友良    来源:《现代快报》  发布时间:2020-06-08 20:04:52

 

按照蒋介石的预案,实现国共合作,“共党首要应离军区或出洋”,并明确提出要朱德、毛泽东出洋。这个要求,遭到了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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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从左往右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合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围绕着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国共两党1937年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五次重要的谈判,最终在9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其中两次庐山谈判,是指国共两党1937年6月上中旬和7月中旬在庐山举行的关于国共合作的两次谈判。它们既是1937年2月上旬到3月中旬西安谈判、1937年3月下旬杭州谈判的继续,也是1937年8月南京谈判的基础,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多次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次庐山谈判为1937年6月4日至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6月4日到庐山。第二次庐山谈判为7月13日至18日,1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达庐山。


庐山谈判的主要成果

国共两次庐山谈判,内容丰富,交锋激烈,互有进退。尽管谈判在总体态势上,蒋介石处于强势、“主动”的地位,双方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完全平等的谈判,但庐山谈判还是取得了重要成果,较以往谈判又前进了一步。

首先,谈判体现了国共坚持合作抗战的民族大义和正确方向。

谈判是一门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的艺术。这个特点,在庐山谈判中同样鲜明。中共对蒋介石的诸多限制予以争论反驳,同时作出不少让步,如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合组革命同盟会的条件及蒋介石的最后决定权,承认国民党事实上的领导地位,表示按照南京政府的要求进行改制改编。

同样,蒋介石一面对中共提出苛刻的条件,对中共的要求也一度不满,另一面也作出了一些让步,在其日记中甚至出现“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犹未发耳”之类的记载。

从谈判过程看,双方交锋固然反映两党现实政治的考量,但更突显的还是合作抗日的民族大义,民族大义自始至终主导着庐山谈判,并成为双方让步、谈判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两党合作形式上达成共识,保留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

早在庐山谈判前的1937年5月29日,蒋介石便定下取消共产党名称的预想:“对共问题,如其要公开,则应取消党名”。

5月31日,他在庐山“研究对共策略”,设想“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作为国共合作的最高组织形式,要求共产党誓行三民主义,国共“各先取消原有党籍,重填盟约、誓书”,各派五至七人组成最高干部会,以蒋为主席,蒋拥有“最后决定权”。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中,他将这个方案告之周恩来。周即电告延安,中共中央在认真权衡后作出让步,原则同意,并先后提出中共的五人名单及希望作为同盟会和两党合作“政治基础”的共同纲领。

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对中共所提同盟会纲领“承允讨论”,但最后他还是打消了合组同盟会的打算,取消共产党名称的最初设想没有实现。到9月国民党正式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

 

第三,确定了红军改编和辖区政府组成等问题。

关于红军改编,1937年春西安谈判时,双方的差距非常大:中共要求编为12个师,10多万人;国民党提出编为2个师,1.5万人。到第一次庐山谈判时,中共提出编为4个师,蒋介石同意红军编制为3个师,照12个团编制,4.5万人。虽少了一个师,但已与中共要求的12个团基本吻合,因此得到中共的认可。

关于边区政府,双方也取得共识,即成立边区政府,政府正职由南京政府从中共推荐的国民党方面人士中择任,副职由中共推荐。

红军编制数目和成立边区政府,是在庐山谈判中进一步得到确认的两个重要问题,表明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军队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

据学者杨奎松所说,第二次庐山谈判结束不到10天,蒋介石即“电催共产党人照庐山所谈在10日内改编完毕,明示南京将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及各师旅团长与政治主任名单”。

第四,蒋介石放弃了要朱德、毛泽东出洋的提议。

按照蒋介石6月上旬的预案,实现国共合作,“共党首要应离军区或出洋”,并明确提出要朱德、毛泽东出洋。这个要求,遭到了周恩来的严词拒绝。蒋虽暂未接受周的意见,在6月17日还想要“毛泽东出洋”,但最终放弃了原案,改为要朱德、毛泽东“须出来做事”。

在周恩来申述红军改编后设立的政训处主官要以“朱正彭副”(即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主官)意见后,蒋虽不同意,但在7月17日的谈判中,提出主任由周恩来或林伯渠担任,最后甚至提到可由毛泽东任副主任。

这说明,蒋介石像对待杨虎城那样来对待朱、毛的设想,未能成功,在要求朱、毛出洋包括南方各游击区领袖离开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这一点,对于中共来说,其意义非同小可。

第五,蒋介石为谈判预设的对共严格方针,也多半未能落实。

5月底,蒋介石日记记有他的“对共方针”,除前述组织同盟会外,还有10条:

“甲、经济从宽;
乙、政治次之;
丙、军事严定限制;
丁、主张坚决绝对不能迁就;
戊、行动须令一致;
己、区域与军官仅施监察亦可;
庚、勿准联合各党各派主张;
辛、勿准宣传;
壬、改党名,誓行三民主义;
癸、领袖权责。”

6月5日蒋在日记又提及:

“一、对共警告:
甲、不能提不必做之言,不能做到之事;
乙、绝对服从与一致,不得擅自宣传;
丙、不得任意活动与组织;
丁、对第三国际之限制。
二、国民革命同盟会之组织。
三、对倭之攻守。
四、对各党各派联系之断绝。”

这些说明,蒋介石在谈判前对中共的方针,十分严苛,除了经济上从宽外,在政治、军事、对共产国际和各党派关系上,都意图对中共予以严格限制。但在谈判中,所有这些方面都有松动。

因此,其日记也出现很有意思的记载,如说“与恩来谈话,解决共党问题”,但研究共党条件“费心神,不亚于去年对倭寇与粤桂叛变之情景”;又如一面表示“对共党条件应严格规定”,一面又认为对共党要“减低目标,注重实际”;一面表示对中共主张不能迁就,一面又说“共党输诚条件亦可接受”。这些,也颇能反映蒋介石在谈判时的真实心态。

第六,蒋介石同意了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在庐山谈判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表示:“在狱共党可由国方开始分批释放”。蒋还同意共产党代表可出席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及解决破坏国共合作、与共产党为难者等问题。与此同时,还确定了尽快释放被关押的沈钧儒等七君子,蒋在6月17日同意“对沈等之处置,宜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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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

 

争论最激烈和未能解决的问题

庐山谈判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有,红军改编后是否设立总指挥机关和正式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其中,公布合作宣言只是个时间问题,而设立红军总指挥机关则是贯穿两次庐山谈判,争论最为激烈而未能解决的问题。

否设立红军指挥机关,实质上决定着红军的指挥权,因此成为庐山谈判的核心问题。

早在庐山谈判前的3月上旬,蒋介石即定有对红军“只可编其部队,而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的方针。中共的原则立场则是,坚持“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最多让步为“设总指挥部”。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中,周恩来对此作了充分阐述。但蒋介石坚决不让步,其6月8、9日的日记记有:

“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立总机关,此决不能允许也”
“共党尚设军事总机关,余严拒之”,

坚持红军改编后只设政训处,还要求朱德离开红军。

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坚持设立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并在同宋子文、宋美龄等会谈中,再三陈述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不妥,红军改编后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给军事名义,并通过他们同蒋介石磋商。在离开庐山回延安后,周恩来仍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协商。

6月22日,周恩来在延安分别致电蒋介石、宋美龄和顾祝同、张冲等,重申中共中央的意见,指出如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之上无指挥机关和主持人选,“实无法进行改编”,尤其是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希望国民党方面鉴察实情,改变处置,以渡难关。

26日,顾祝同致周恩来电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指出对中共意见实难同意,要求体念其处境之苦,不必斤斤计较于此“区区小枝节”。29日,南京政府再电延安,坚持只能设政训处。

事实上,红军的指挥权是大问题,而不是“区区小枝节”,蒋介石如此坚持,也正说明该问题的极端重要。

因此,设立红军指挥机关继续成为第二次庐山谈判的重心。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国共合作更显急迫,但蒋介石不但仍不让步,而且竟然表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与6月庐山谈判时的意见“出入甚大”。

周恩来当然不满,对蒋介石表示如此则事难做通,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再申华北炮火正浓,“寇深祸至,抗战前线使用改编之红军,当在不远。编整训练,万难无兼筹并顾之统率机关。”

在蒋坚不退让之下,中共于7月17日提出从大局出发,红军改编后平时可设政训处指挥,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但这些都未能让蒋改变主意,致使第二次庐山谈判匆匆结束。

直到8月,由于日军进攻形势严峻,蒋才接受中共主张,红军的指挥机关、军队序列和统帅人选等遂得到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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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抗战纪念碑

国共庐山谈判是西安事变后双方一系列谈判曲折推进的重要环节,虽然没有最终签订协议、完成合作,但有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是谈判最终成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实现的必要步骤和重要过程。

中共中央对庐山谈判十分肯定,第一次谈判后即作出了“国共合作渐趋明朗化”的判断,“党中同志极感兴奋”。

1941年,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病逝时,周恩来发表感情深切的文章,谈及庐山谈判的功绩: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庐山谈判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史和民族抗战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系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苏区研究》编辑部研究员;来源:“东方红啦”微信公号,原载《现代快报》2011年8月22日,标题为“抗战爆发前后国共的两次庐山谈判”,本文有删减,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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