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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在今丨巨变与新生:从1919到1921
点击:  作者:郝在今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9-04-26 09: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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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发生的五四运动正走向自己的百年。随着时间的运行,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非但没有被遗忘,反而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新时代的中国,更加需要爱国精神、进步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大海永在,五四精神永在。

 

剧变:诉诸民主的爱国激奋

 

一天之中发生的事件,改变了中国一百年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五四运动。

 

1919年5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那时的市面光怪陆离,人力两轮车就算先进交通工具,和骑兵并行的还有人抬的轿子。城里只有不多的几辆汽车,奔驰往返的多是马车。最摩登的地方要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经常西装革履,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却总是一袭长袍,而教授辜鸿铭还留着一条小辫。须知此时清朝已被推翻七年,早就没人强迫剃发了。

5月4日晴间多云。民国伊始,天安门不再是皇帝颁布诏令的神圣之地,旁边开辟了一块中央公园,供普通百姓游览。虽然长安街东西两边都有三座门挡着路口,从天安门到正阳门的中华路两边被高大的红墙夹住,但天安门广场还是四通八达,又比别处宽阔,自然成了市民聚会的地方。可是,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们却没有心情游玩,大家都感到:有大事了。

 

东南西三面,都有大队学生涌来,有的穿长袍,有的穿黑色短制服,人人举着小旗,喊着口号。下午1点多,金水桥边已经聚集了两千多学生,一幅横幅上面有四个火红大字:“还我青岛”。

 

口号声此伏彼起,围观的人们即使听不清演讲内容,也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巴黎和会即将签署和约。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德国失败。作为胜利的协约国成员,中国连日举行大庆。当年义和团杀掉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战败的清政府不得不竖立牌坊赔礼道歉,现在,中国人把这块象征屈辱的牌坊改为“公理战胜碑”,迁到中央公园,在这里庆祝对德胜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演说“劳工神圣”,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欢呼“公理战胜强权”。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好不容易当了一次战胜国,中国代表提案“废除不平等条约”。举国盼望:这次可以收回被德国霸占的胶州湾了。

 

中国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美英法一起向中国施压,巴黎和约将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完全移交日本。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还是没有被列强放在眼里。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被证实。熊希龄、梁启超等政界人士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决议5月7日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讨论对付办法。可是,学生们等不及了。3日晚,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一千多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聚会,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全场义愤填膺,当即通过决议:联合各界一致力争,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明天在天安门集会示威。

 

4日下午的天安门集会,学生们轮流登台讲演,发布宣言:“……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大家整齐队伍,浩浩荡荡走向东交民巷。那里是外国使馆的驻地,学生们要去那里呼吁西方国家,制止日本侵吞中国的行为。

 

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国中之国。四周的围墙又高又厚,傲视不远的紫禁城;墙头的枪眼控制着墙外禁止通行的操场,大炮将中国中央政府各机关统统纳入射程。学生队伍不得不停在东交民巷西口的铁栅栏前,使馆界巡捕声称必须向大总统请示才能放行。电话请示进行了两个小时,学生们在太阳下暴晒。罗家伦等四个学生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上陈词,期望得到“同情之援助”。美国使馆收下了陈词,但表示公使不在,难以晤面。洪流受阻,改道奔流,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学生队伍立即转向东北方向的赵家楼。这个行动超乎预先计划,总指挥傅斯年极力阻止,可是,连他自己也被洪流裹挟而去。

 

震耳的声浪和奔涌的人潮淹没了赵家楼曹宅。火光升腾,曹宅起火。赵家楼的烈火照耀着北京的夜空,中国人的心也在燃烧。国务总理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学生,警方、军方部署武力镇压。各校的学生也在开会,商讨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学。北大校长蔡元培参加学生大会,表示负责营救被捕学生,劝说学生恢复上课。学生们不肯接受停止活动的建议,还成立了学生干事会,自己领导自己。1919年5月4日,烈火在中国首都升腾。

 

接力:从北京到上海,从学生到工人

 

北京学生的示威,尽管有火烧赵家楼之举,还是被社会各界公认为爱国行动。5月4日那天,在学生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北大教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北师范教授鲁迅,都在哪里呢?

 

胡适正在上海迎接美国哲学家杜威,而杜威对运动有诸多指责。鲁迅那天始终在南半截胡同的家中,十分关切地听取孙伏园等学生介绍天安门游行的情况。

 

陈独秀头天晚上刚为《每周评论》著文,指出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号召“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这期刊物,恰恰在5月4日发行。李大钊在北大红楼一层的图书馆办公室,这里一直是学生商讨山东问题的场所。这天下午,不断有学生赶到这里向老师汇报示威情况。

 

突然爆发的“五四”,是学生自发的爱国事件。而深究前因,却是启蒙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与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着关系。

 

北京的“五四”,迅速扩散到全国。5月7日,上海首先举行国民大会,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集队向英、美、法、俄、意使馆呈书请愿,北京政府扛不住各界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随之,天津、济南、太原、长沙、吉林、南京、广州、武汉、南昌等城市也先后集会声援北京学生。“五四”点燃了导火索,中国人胸中蓄积的反帝情绪爆炸了。全国各地陆续成立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工商各界纷纷声援学生,普遍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日本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学生的“排日”活动,日本炮舰进驻中国的天津、吴淞、青岛、山海关等口岸。驻北京的日军派出一个排,公然荷枪实弹上街示威,通过北京总统府时,中国警卫居然还向日军敬礼。

 

两面挤压之下,5月14日,大总统徐世昌一方面通电挽留辞职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方面也挽留举国唾骂的曹汝霖,还下达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19日,北京2万5千多学生举行总罢课,强烈要求拒签巴黎和约,惩办国贼。25日,徐世昌命令京师和各省严厉镇压。6月3日,北京风雷骤起,沙尘蔽日,军警逮捕学生170余人,次日又拘禁700多人。两种力量顽强较量。

 

上海传出的消息,再次令举国震惊。5月5日夜里,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得知北京“五四”消息,立即到复旦公学敲钟报警,大学部、中学部的复旦学生当即奋起。5月7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日子,就在北京学生被禁止上街的这天,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了2万多人的大游行、大集会。5月9日国耻日,上海学校罢课,商店停业。6月4日,上海学生当日停课,沿街跪求商人罢市。

 

6月5日上午,在学生的强烈要求和店员的支持下,上海各商号陆续罢市。而上海的工人,不待学生呼吁,就主动罢工。同时,上海各校也普遍罢课。人称上海“三罢”。

 

上海是中国第一商埠,有商业公团63个;上海是中国另一文化中心,有大中学生2万人(仅次于北京的2万5千人);上海是中国产业中心,有工人50万众;内地各城市无不视上海为转移。上海的“三罢”成为北京“五四”的第二波次,再次动员了全国。罢工罢市动摇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上海驻军与官员急电北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北京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准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职务。

 

人民的斗争只是取得阶段性胜利,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巴黎和约还是那个和约。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李大钊亲自上街散发宣言。陈独秀同高一涵登上新世界游艺场的屋顶散发传单,被暗探当场逮捕。这又导致全国的抗议浪潮再起。斗争之中,中国人民的组织性迅速提高。超越城市范围,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超越行业范围,天津成立了各界联合会。

 

巴黎和约将在6月28日签字,全国各界又掀起拒签请愿运动。和约首先关系山东命运,山东驻军第五师全体士兵通电抗议,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请愿团到北京。山东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共同守候新华门,坚持面见大总统。陕西代表屈武以头撞柱,血溅总统府。

 

6月27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团体举行拒签和约的万人大会,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务请抵死坚持,否则国人必有以待公等。”签约前夜,巴黎的中国代表已经收到国内发来的拒签电报7000多份,而中央政府却依然态度含混。6月28日签约日,旅欧学生、华工3万多人齐聚巴黎,包围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声称“专使出门当扑杀之”。

 

这天,中国代表没有赴会签字。代表团最年轻的顾维钧出面发表了一个宣言,表明拒签的态度。此刻,中国代表团依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拒签指令。

 

中国的立场,虽然没有得到世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认可,但是,这毕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中国的民心,极大地唤醒了,中国的民众,广泛地联合了。从“五四”到“六三”再到“六二八”,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已不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时间持久的运动。

 

新生:新人、新阶级、新政党

 

一个运动能否具有长期的作用,关键在于是否有新人崛起。

 

时入1920年代,当年的辛亥中人,有些已显老态,而马克思主义者却始终与青年同气相求。离北京最近的天津,在五四运动期间始终是联络全国的枢纽。由于北京当局的严格禁止,各地团体与北京联络,往往通过天津进行。而天津的爱国组织,也成立得较早。天津首创成立跨行业的“各界联合会”,又派出代表四处鼓吹,推动全国各省都成立联合会,最终形成“全国联合会”。

 

4月,留日学生周恩来回国,一到天津,就反对母校南开学校聘请徐世昌、曹汝霖担任校董。已经没有天津学籍的周恩来积极参加天津的运动,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著文介绍世界新思潮,主张青年“应该去做真正的群众运动”。天津学界的先进青年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邓颖超是“逸豪”(1号),周恩来是“伍豪”(5号),社中还有郭隆真、刘清扬、马峻等人物。

 

湖南还出了个毛泽东。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毛泽东本来注定会参加北京的五四运动。可是,4月份,他却因家事离开北京,经上海回到湖南。错过地点,不等于错失历史。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却有机会成为湖南的五四领袖。

 

湖南长沙,早有新民学会的组织基础。从北京归来的毛泽东,又带回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信息。由毛泽东等人筹划的湖南运动,尽管起步不是最早,却在组织上更显周密。首先以新民学会成员为骨干,在5月28日创建全省学生联合会,下设评议部、执行部等办事机构。6月2日,学联召开全省学生代表大会,20个学校的代表共同议决罢课。6月3日开始的罢课活动,立见成效。男校罢课之后,女校迅速跟进,连没有罢课的小学也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国货。还成立了“十人团”,作为学生活动的基层组织。学联又串连社会各界,同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联合发起“湖南省国货维持会”,又由国货维持会派出30个宣讲团到全省各县宣传。在各界普遍发动的基础上,又适时成立了全省各界联合会,建立了真正的平民团体。

 

参照北京陈独秀出版《每周评论》的经验,湖南也创办了一份《湘江评论》,多数文章都由毛泽东个人撰写。毛泽东剖析大局,倡言俄国十月革命所掀起的世界革命风暴,“这种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中国,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毛泽东鼓舞无畏精神,“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毛泽东提出明确的斗争方式,“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一再加印,影响超出湖南,波及全国。

 

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签和约之后,全国各地的运动似乎告一段落,而湖南的毛泽东等人,却及时为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斗争目标——驱张。

 

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搜刮民财,摧残教育,湖南人恨为“张毒”。张敬尧公然逆五四大潮,解散学联,刺杀上海国民大会来湘代表,驱散抵制日货大会,甘作湖南公敌。毛泽东组织全省各界联合行动,还派出代表团到北京、上海、广州游说,分化利用军阀矛盾,终于迫使张敬尧退出长沙。

 

“驱张”的胜利,被别处称为湖南的“五四运动”。这也显出:五四运动的成果,已经远远不止拒签和约了。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首次显示出强烈的革命性。

 

上海的工人未经学生鼓动,就自愿自动地罢工,而且,在上海护军使强令开市、上海总商会决定开市的情况下,工界仍共同决议:“即令商界答应开市,工界同胞决不因此终止,誓当再接再厉,继续罢工。”作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工人对运动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学联告同胞书称:“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

 

学生、工人,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力量。新人、新力量,又有新的思潮为指导。五四风起,社会主义思潮风行全国,马克思主义成了显学。

 

受此影响,孙中山整理革命思路,于1919年10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会见李大钊,并经李大钊介绍,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5月1日,中国人民首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与国内的毛泽东万里通信,共同选择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上海、山东、湖北、湖南、广东诞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个崭新的革命政党诞生了。

 

新人、新阶级、新政党,五四运动的直接成果,是把中国引上新的道路。

 

邓颖超在回顾五四运动的时候,把中国人民比作大海,把运动领导人比作浪尖上的白色泡沫,“大海生下并负载这些白色泡沫,这些白色泡沫常常更生”。

 

当年的五四弄潮儿,后来在风浪中各有沉浮。北京五四游行的指挥人傅斯年、罗家伦,后来留学美国,专注学术。湖南的毛泽东、天津的周恩来,成为中共领袖,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起草北京学生宣言的许德珩,后来创建“九三学社”任主席。陕西学联赴京代表屈武,后来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千波万浪之中,汇成一支巨大洪流。五四风起云涌后三十年,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上个世纪发生的五四运动正走向自己的百年。随着时间的运行,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非但没有被遗忘,反而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新时代的中国,更加需要爱国精神、进步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大海永在,五四精神永在。

 

(作者系文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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