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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PK“过关”——从国共双方1948年两个重磅会议说起
点击:  作者: 成都双爷    来源: 双石茶社  发布时间:2019-03-27 11:59:42

  

要讨论淮海战役,不能不从1948年国共双方最高统帅部两次战略研讨会议说起。

这就是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在194882日~7日由国防部在南京主持召开的“军事检讨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98日~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总结和检点战争以来的军事形势和当前态势,各自存在的优点和弱点,以及今后的战略预计、战争指导方针和要完成的战略目标和任务。

研究讨论淮海战役乃至三次大决战,就不能不从战前的这两次重要会议说起。

  

㈠国民党军统帅部南京军事检讨会议

 

先说国民党军方面的南京军事检讨会这议。

战争爆发的头一年,蒋介石对“解决共产党”可谓是信心满满:“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比匪军丰富十倍”[1],只要3个月至6个月,就可以“击败共军”。他制定的战略方针是“速战速决”:“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2],继而“步步进逼,使之被迫决战,然后一举歼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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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南京军事检讨会议的图,这张图是上个世纪30年代常公指挥剿共的图

 

对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初期采取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蒋介石更是嗤之以鼻:“古今中外的战事,凡战略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我们剿匪战争的原则是:‘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而匪军恰好和我们相反,他们是战略取守势,战术取攻势。而他所谓战术取攻势,亦不过是一面流窜游击,一面退守山地。他们这种守势的战略,自然非失败不可的。”[4]

然而两年来作战的结果,是蒋介石又一次被事实无情地打脸!

两年来,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年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64万人,其中俘虏163万人,缴获步枪近90万支,轻重机枪6.4万挺,小炮8000余门,步兵炮5000余门,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1100余门。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增加到149万人。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和实战锻炼,全军军事政治素质大大提高,武器装备因大量缴获而普遍得到改善。国民党军总兵力虽经不断补充,仍下降至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战争之初双方兵力对比是3.4 1,国民党军占绝对优势,到第二年末,变成1.3 1,国民党军虽然还稍占优势,但能够在第一线机动作战的兵力反居劣势。解放区面积已达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1.68亿,占全国总人门的三分之一,在大约1亿人口的区域实行了土地改革,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在长江以南的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浙江东部、南部和海南岛的敌后游击战争,有了迅速发展,分别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游击队共发展到近4万人,威胁着国民党的大后方。国民党军198万正规军的主力174万人被分割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5个战场上,陷于全面被动地位。国统区政治危机加深,经济恶化,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反卖国的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茶。在这种形势下,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还在持续进行中,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国民党军统帅部当然要力图改变这种颓势,所以决定召开“军事检讨会议”。

史载:

 

根据蒋介石的决定,参谋总长顾祝同于1948616日电告各“剿匪”总司令部、绥靖公署、兵团、绥靖区及各整编师:“为加强勘乱起见”,国防部将召开军事检讨会议。会议内容是:㈠剿匪军事之总检讨;㈡对匪军战法之研究及我军战法之检讨;㈢我军机械化装备及后勤之检讨;㈣华中作战之检讨;㈤总体战之检讨;㈥兵员征补之检讨;㈦“提高士气之方法。”电报要求各部进行充分研究,并于624日前准备提案完毕。此后,国防部有关厅局分为军政、军令两组,就政略方针、战略方针、指挥机构调整、解放军战法及对策、情报、补给、兵役、编制、装备、训练、政治工作如何与作战配合等问题,先作讨论,后形成提案。

716日后,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召开了两次预备会议。形成了政略、战略、战法、指挥、情报、编训与装备、后勤、兵员征补、政工、提高士气等23个决定草案,提交军事检讨会议审议。此外,预备会议还审查通过了涉及各兵种的具体提案248件,责令各主管部门通令实施。

82日~7日,军事检讨会议在南京国防部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肖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及军长等,加上国防部厅、署、司、局长,总计参加会议的有120余人。[5]

 

这次会议是在极其机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与国民党军方关系密切,消息灵通的《真理社》也被军方多次警告,不得透露有关会议的任何消息。政府发言人董显光佯称,各内战地区的将领的异乎寻常的出现在南京,纯系“凑巧”。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了政略方针、战略方针、战法研究等若干个决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一、政略方针

 

军事检讨会议认为:共产党有理论、有组织、有根据地,尤其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和军事,可称党政军一元化;而国军“剿匪”,单凭军事的力量,倍感不够,必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全面动员,发挥总体战的力量。会议审议通过的《政略方针之决定》规定:要在全国深入“实施全面动员,确定勘乱第一,以政治配合军事,强化政府机构组织,提高各级职权”;要“提前缩小省区,长江以北每一个省为一个绥靖区,使政治区分与军事区分密切配合,灵活运用”;要“加强县以下各级组织并提高其职权”,“达到地方自卫自救”。经济方面要“改革财政,促全税收制度,以高度累进税率征收各种直接税”;要“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黄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要“全国上下厉行节约,首以各大都市实行配给制度”。[6]

 

二、关于战略方针

 

会议审议通过的《战略方针之决定》规定:㈠军事上应作久远之计,充分准备。增强军需生产,加强后备军之组训;㈡进剿并进,目前应彻底集中兵力,并用歼灭战与消耗战;㈢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确保华北,以利黄河以南之作战。黄河以南各绥靖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成大之“进剿兵团”,“捣毁匪军根据地,猛烈追击使成流寇,然后依各后备兵力之增强,迫匪于绝地而歼灭之”;㈣“西北须计划建立以兰州为中心之独立作战地带,陕西须建立一支骨干部队,支配战场,确保汉中,并于四川及汉中建立一个坚强兵团以应陕甘之急需”;㈤“长江以南成立绥署、绥区,培养地方武力,争取人力物力,“廓清散匪,俾总动员实施有利。”[7]

 

南京国防部将上述方针概括为:“军事上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打匪的主力”。[8]简言之,就是在黄河以北取“守势”,黄河以南取“攻势”。

会议决定:现有的整编师、军、集团军及现行之兵团一律撤销,所有部队“划一编制,等齐战力,并确下以军为战略单位,下辖23个师,师辖3个团,辎重装备适宜分配之”;“确定5个军编成一个兵团,为会战单位,并授予兵团司令官以人事、赏罚及督导、补给之全权,俾同一兵内之各军利害与共,休戚相关”[9]

会议还决定:迅速编练战略预备队。经过两年作战,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下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各战场指挥官都提出本战区兵力不够用,请求蒋介石增兵。国防部估计,“为应数乱之需要,全军总兵额”要“保持五百万人”。所以这次军事检讨会提出了编练战略预备队150万人,在长江以南、西南、西北编组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这500万人中,陆军48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70万人,勤务部队57万人,机关学校28万人,其他25万人。海军3.7万人,空军16.3万人。[10]

 

三、关于战法研究

 

军事检讨会议根据蒋介石:“取匪之长、补我之短”的训示。通过了《战法之研究决定》,内容有部队行动,兵力部署,阵法与战法,工事构筑,作战指挥等共29条。如,加强国军行动速度,以达以速制速目的;国军不善夜战、不注意警戒、忽视联络,应行改进;指挥作战应避免牺牲;加强射击技能并没法节省弹药;加强防御工事俾求发挥威力;战术指导宜多用奇兵;部队行动力求快进;应彻底集中兵力,选“匪”要害予以歼灭打击;战略战术应采绝对攻势;对“匪”作战应采用包围、迂回攻击及追击、捕捉主力歼灭战法;加强“剿匪”经验教训之即时利用,以提高“剿匪”实效等等。[11]

 

这个《战法研究决定》的各条目大多流于“正确”的泛泛之言,很不给力也难以把控。如加强国军行动速度,以达以速制速目的战术指导宜多用奇兵作战指挥应避免牺牲加强谢击技能并设法节省弹药等等。正如时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将军所言,由于与会将领对各次主要战役很少从战略、战役法,战术、战斗法及各方面去找经验教训,对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又极少研究。所以“这些对策,都是未经慎重而深入的研究,仅凭小参谋意想,不管行得通行不通,有效无效,对不对头,逐条写几句话应答就是。这就是蒋军动辄就成千成万的人被俘的原因,所以最后失败比预料快得多。”[12]

 

四、关于改进指挥机构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的《改进指挥机构决定》应该是会议最重要也是废话相对较少的决定,该决定针列举了8条针对国民党军指挥弊端的改进措施:

 

1.大本营以下为“剿匪”总部,其次动的为兵团,静的为绥区,再其次是战略单位(军)。

2.明确规定各级指挥机构之职责,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权,发扬自动主动独断三精神,一扫干涉细部及遇事请示、推诿责任之作风,指挥时须切实考虑部队实力。

3.检讨国军半年来每次失败,固有其他因系,而大率因将领间意见不合,致指挥行动发生隔阂错误(如宜川战役有豫东战役),以致作战经过中协同未臻密切而失利,今后须严格整饬作战纪律。

4.对方面军之作战命令,仅予以任务、协同及概略时限即是,忌作划定阶段、限时到达之类规定。尤忌越级指示,以免下级无所遵从。

5.依当前情势,“匪”之争取目标已由农村向都市,明确划下必守之要点,“筹拨经费,责成有关剿匪总部、绥署构成坚固工事“,长期驻守,成为战场之坚固支撑点。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6.根据现拟作战计划,长江以北地带应分为两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其中,一区包括长江、黄河间之地域,另一区则包括华北及东北。每一区仍可由其统帅划分为若干作战区。

7.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

8.切实注意作战与后勤之配合。[13]

 

该决定中特别强调要“课重各级指挥机构之权责”、“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权”、“尤忌越级指示”、“避免大本营遥制”。

这是会议最有意义也最靠谱的检讨成果,所列8项,都还算是有针对性的改进措置——特别是其中第4、第6、第7条,尤为重要的是第6条,即:华北东北划为一战区,徐州、华中划为一战区,统一事权及指挥。站在国民党军整体利益的立场,这不失为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谋划。

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谋划”,到了也落不了实!

 

五、关于增加作战意志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的《增强作战意志之决定》列举了8条改进措施:

 

1.严肃军纪,爱护士卒,为增强作战意志之先声。平时须使之畏威怀德,战时始能赴汤蹈火。高级将领尤应以身作则,率先躬行。

2.部队组织复杂,中饱浪费等现象半由生活不安半由官兵学识低下所致。宜提高官兵公忠体国之热忱,改良风气。高级军官生活尤应以身作则,树立良好楷模;部队与学校特别注意管理教训,下上一致,奉公守法。人皆于作战,物皆管理有方,力矫以往积习。部队、机关、学校均以此为考核成法之标准,明下赏罚,丝毫不苟。

3.调整人事为军队整训必要之条件。凡不能作战之部队须毅然加以调整,决不顾虑封建关系。选择将领尤须注重作战、教育及处理经济、人事能力与操守。各级指挥官亦须根据作战及工作成绩调整,遮可依优胜劣败、新陈代谢之原则改造军队。

4.高级指挥官动辄坐镇后方,致与战地隔绝,不能捕捉战机,应尽量接近战地。战役指挥官应在战场。

5.以往会战除少数高级将领明悉情况下,各级官兵俱茫然无知,如战况不利,则全般陷入混乱。应于战前使各级官兵明悉其作战目的。

6.保持部队人事之传统关系,增强作战精神。

7.部队与士兵应具备言语习惯生活相同之条件,平时减少逃亡、战时加强团结。

8.学习“共军”实行军事民主,不但经理公开,赏罚公断,并应于每次行军作战以后由官兵分别对所担负之任务作详尽之检讨,改正错误,砥砺未来;对控制良好之士兵并支详为战略战术之意见征询。依据多数之主张举行誓师及组织敢死队等,以激励士气。[14]

 

会议决定,要“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并提出三项措施:一是“阐明剿匪截乱的目的,确立必胜信念”;二是“坚定对元首之信仰”,在蒋介石指挥下“勘乱”必能成功;三是“发扬不成功便成仁之精神”。

这些条款,不能说言之不成理,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对症,但都囿于将帅品行和带兵方法的道义说教,且为泛泛之言,空洞乏力,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根本化解不了也应对不了“作战意志衰退”的根本缘由,治标已属勉强,遑论治本!

这次会议还议定了“关于组训战略预备队和加强军工生产的措施”。

从会议议定的上述主要内容的来看,大多是中规中矩和程式化的内容,真正有价值能落实且能发挥效用的内容不多。这当间当然有更深层面更本质而他们又愿且不敢面对的根本缘由!这就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得下的了。

然而蒋介石本人不这么着认为,他在检讨会上说,这次检讨会“意义十分重大”,“是今后剿匪成功的关键”,他还告诫他的将领们,只要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实施,“即可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15]国防部事后也发表谈话说:“过去国军与匪为三与一之比,今天也许快成二与一之比例。但国军有空军,装备补给干部都比匪优良,以国军的实力剿匪仍有绝大把握,得到胜利。”[16]

不光是蒋介石,就连一直密切注视中国战局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会后的824日给国务院的报告里也写道:“共产党的军事供应现在似乎尚未达到己能支持大规模的、持续的、有足够力量和持久性的攻击,夺取国民党任何一个防守较强的城市中心的程度。”报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严守他们的包围、消耗和有限制的进攻的战略。[17]

后来发生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他们又一次自己打了自己的脸——而且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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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41194882日蒋介石在军事检讨会议训辞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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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61948828日顾祝同呈蒋介石军事检讨会议作战指导方面议决三案及办理情形

 

㈡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

 

一个月后的19489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自抗战胜利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聂荣臻、徐向前、饶漱石、曾山、邓小平、薄一波、邓颖超、廖承志、滕代远、叶剑英、贺龙、陆定一刘澜涛。列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有杨尚昆、李维汉、胡耀邦、傅钟、胡乔木、安子文、李涛、冯文彬、黄敬、李克农等。

会议的任务是总结检查过去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今后时期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

中心议题:“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后来改成四言句——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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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会议会址

 

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大常委”都在会议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8];刘少奇的发言着重谈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在谈到战争问题时提出了“过两关”问题:“……第一、第二两年的困难我们已经克服了。(邓小平插话:真正的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还有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没有过,大的会战,一次消灭其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带决战性的攻坚和大的会战常常是联系着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敌以大兵来援,那于我是最有利的(朱德插话:将来在徐州有最大的可能。)”[19];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坚决以武装消灭反动派,争取五年胜利。一、“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三、增强各战场的战役上的协同与配合。四、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相互配合。五、“军队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20];朱德发言指出:“一年来我们的部队大有进步,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不能满足于现状。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路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连续作战”,继而还指出:“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21];任弼时发言指出:“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不超过收人的百分之二十(除间接负担外),否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故亟需军队向前进,把这批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我们须知,农民现在确实是忍耐负担着,但忍耐是有限度的,而且一旦农民向我们兑现期票时,那就很成问题了。不能使负担无限加上去,否则农民将向我们兑期票了。这只有军队向前进,推向南去”,“我们从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加强纪律性的条件,一是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保障政策的统一执行;二是要建立制度、制订法令条例。[22]

会议还明确提出了两个“500”计划目标:五年内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500个旅(师),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7月算起),完成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计划还从各大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规定军师编制人数分大中小三种。东北一个师1.2万人,一个军为4.2万人;西北一个师为8000人,一个军为2.5万人;华北、中原、华东一个师为9000人,一个军为3万人。

根据九月会议关于要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精神,中央军委于111日对全军的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师、旅统一称师。军以上设兵团、野战军两级,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地方部队以旅为最高单位,隶属各军区。军区分为一级军区口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游击部队仍称纵队、支队。

关于兵员补充,计划要求各战略区、各部队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争取补充俘虏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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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九月会议的土鳖大佬们(不知对不对,找不到更清楚的图了)

 

中央军委还根据周恩来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三年度军事计划》,规定了全军在战争第三年应完成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15个旅(不久扩大为I28个旅)左右的任务,并根据各个野战军和野战兵团实力大小,作战地区情况,分别分配了歼敌指标:西北野战军歼敌12个旅,牵制西安胡宗南集团,使之无法以更大兵力增援中原战场;华北第一兵团歼灭太原阎锡山集团14个旅,攻克太原;中原野战军歼灭武汉白崇禧集团14个旅,攻克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华东野战军歼灭徐州刘峙集团40个旅,攻克济南和苏北、像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华北第2、第3兵团歼灭北平傅作义集团12个旅,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东北野战军在华北第二、第三兵团配合下,歼灭沈阳卫立煌集团及华北傅作义集团共35个旅,攻克北宁、平绥、平承、平保铁路线除北平、天津、沈阳3点以外的一切城市。[24]

——这也就是说,人民解放军每34天,就要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旅)!

多年后有行家点评了这个“下达歼敌指标”:“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按照预计的战争进程,给各大战略区下达了歼敌任务,要求每个战略区每年消灭敌人多少个师旅。这在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25]

除了在军事上规定并下达了每年必须歼敌正规军100个旅(师)左右,5年共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的指标外——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这次会议还讨论规定了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政治上,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4万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在经济上: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任务,指出这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26]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为了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还必须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党的周围,并为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好准备。[27]

会议还议定了人民解放军在第三年度的战略方针,“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28]——也就是说,要力争把国民党军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地区。

这个极其重大的战略方针中,南线作战显然是个重头。

军委为南线战场拟定的计划为:

 

南线以中原战场为中心敌人在此集中了七十五万人,共中正规部队有八十四个旅,一年内我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如能全歼卅个旅(七月份已歼的五个旅在内)即使敌人不可避免地要从其他战场抽调援兵,但我东北西北两战场如能控制和消灭多数敌人,敌人必将逐渐失去共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

南线的华东战场有敌三十六万人,共中正规部队卅五个,一年内我如能攻占济南,山东兵团南下机动,连同苏北兵团华东至少可以达到歼敌十二个整旅的要求(七月份已歼的两个整旅在内)。[29]

 

朱德总司令在会前的总部作战局战况会议和这次会议上还明确指出:“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那时“啃不动”的也要啃动,“拔不掉”的也要拔掉[30],“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31]

这已经是在对即将发生的南线大决战前景作出粗略勾勒了。

19488月~9日间,国民党军统帅部和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召开的这两个重磅会议,在各自对头两年战争作出全面检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的作战任务与计划:两个数字相同的建军计划——两个500万:国民党要维持军队500万人,共产党要建设军队500万人;两个相对的战略总目标:国民党要“转败为胜”完成“勘乱”,共产党要再用三年时间从根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对国民党军来说,1948年 是能否挽回颓势,“获得剿匪成功”关键的一年!

而对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一年是“过关的一年”[32],是“决定胜负的一年”[33]

——双方统帅部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场战争的命运,将在这一年,见分晓!

真可谓无独有偶,针锋相对!

在南线战局中担负领导责任的中原局书记邓小平被党中央赋予重托——他于1948725日离开中原局,8月上旬赶到西柏坡参加九月会议,并在会上多次发言。会议结束后,又在西柏坡逗留了十余天,直到924日后才离开西柏坡,踏上返回中原之路。[34]

其间,他与中共中央和中居军委领导人们交流的最重要话题,一定是南线战局!

九月会议结束不到半个月,人民解放军就闯过了第一道关!

 

注释

 

[1]《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61日在军官训练团第3期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136页,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10月刊印。

[2]《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515日在军官训练团第2期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113页,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10月刊印。

[3]《高级将领精神心理之改变与剿匪战略之研究(1947226日在南京对高级将领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2页,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10月刊印。

[4]《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415日在军官训练团第1期训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68~第69页,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10月刊印。

[5]《军事检讨会议预备会议记录(1948716日)》、《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972页,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9~第2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7月第1版。

[6]《政略方针之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3~第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7月第1版。

[7]《战略方针之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7月第1版。

[8]《各线国军改变战略,歼匪主力成就颇大,检讨半年战局已获证明,国际第五纵队必被打垮(中央社讯:国防部顷发表本年来战局总检讨)》,《中央日报》194888日第2版。

[9]《顾祝同呈蒋介石军事检讨会议作战指导方面议决三案及办理情形(1948828日)》,[]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典藏号:002-080200-00332-056-001

[10]《国防部民国37年下半年度计划纲要》,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4月第1版。

[11]《战法研究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7月第1版。

[12]《改进指挥机构决议》,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5~第2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7月第1版。

[13]《改进指挥机构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7月第1版。

[14]《增强作战意志之决定》,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7月第1版。

[15]《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194883日主持军事检讨会议开幕典礼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489页,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10月刊印。

[16]《大公报(天津版)》194889日,转引自《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13~第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4月第1版。

[17]《南京美国大使馆致国务院关于一般大事纪要报告(194882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928~第92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18]《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8月第1版。

[19]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194891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8年)》第459~第4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月第1版。

[20]《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8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3月第1版。

[21]《朱德年谱(中)》第1300~第1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1月第1版。

[22]《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5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月第1版。

[23]《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29~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9711月第1版。

[24]《军委关于战争第三年歼敌任务的指示(1948927日申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8年)》第509~第5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月第1版。

[25]李际均:《不确定性与战略战役主动权》,《论战略》第14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1月第1版。

[26]《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1010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7~第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12月第1版。

[2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9月)》,《毛泽东文集》第136~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969月第1版。

[28]《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1010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12月第1版。

[29]《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29~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9711月第1版。

[30]《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讲话(1948823日)》,《朱德选集》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838月第1版;《朱德年谱(中)》第1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1月第1版。

[31]《朱德年谱(中)》第1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1月第1版。

[32]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8913日)》《任弼时选集》第458页,人民出版社19879月版。

[33]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朱德选集》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838月版。

[34]《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册第755~第7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2月第1版。邓回到中原局的时间是19481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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