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笔记之四：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8-07-13 10:03:17

1.webp (32).jpg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1.webp (33).jpg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笔记之四

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

　　1、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1]

　　2、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时，谈到中印后勤比较说：“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2]基辛格也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3]

　　3、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谈话，说到党的历史问题时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4]说到许世友时说：“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5]

　　4、1965年3月，毛泽东指示外事部门：“不能靠多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6]

　　5、问题就是矛盾。[7]（毛泽东，1959年）

　　6、1954年毛泽东对保健医生徐涛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药，一个是中国饭菜。”“生活里有四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吃、能睡、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8]

　　7、1962年5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田家英在湖南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炭子冲大队调查汇报，当听到这里的社员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的呼声很高时，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淡，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9]

　　8、“个人崇拜哪个地方都有，为劳动人民所必要的权威是必须有的。”[10]（毛泽东，1958年）

　　9、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11]

　　10、1949年，毛泽东不急着收回香港，以此在美国封锁的条件下栓住与欧洲特别是与英国的联系；1959年炮击但不登金门、马祖，以此栓住台湾；毛泽东在与尼克松谈判时不急于收回台湾，意在以此栓住与美国的联系。

　　11、“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12]（毛泽东，1953年）

　　12、“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13]（《鬼谷子•决篇》）

　　13、“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也。”[14]

　　14、“操舍关中而远征张鲁，伐虢取虞之计也。盖欲讨超，遂而无名，先张讨鲁之势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耳。”[15]

　　15、彼得一世比较早地看到北极的战略意义，他在重病期间曾召见海军上将阿普拉辛说：“最近我在考虑一件事，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惦记好多年了”；“我关心寻找一条经过北极海通往中国和印度的道路”；“谁晓得我们在寻找这样一条道路上或许会比荷兰人和英国人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曾经沿着美洲海岸做了多次这样的尝试”。[16]1943年，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就指出：“日本的势力消除以后，北太平洋的西部将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而东部则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要是如大部分飞行家之所信的，未来的北冰洋将反成为主要的航空路之一，那么，将来控制这些航空线的将是美国、加拿大、联合王国和苏联。”[17]

　　16、1959年10月18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当客人说到日共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要加强人民的斗争时，毛泽东说：“今天主要的问题是美国压迫的问题，民族压迫的问题，要把垄断资本看做是美国的走狗和工具。”“岸信介[18]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你们党的纲领中有和平与独立的口号，这是最合乎实际情况的。日本垄断资本有参加过战争的经验，他们是还要搞战争的，这就是他们倒向西方的原因。”“发展下去，日本是不会安心于半独立状态的，是有野心的，要起变化，要闹独立性。现在世界就有这么几个资本主义大国：美、英、法、西德、日本。所以，可不能看轻日本。”[19]

　　17、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时说：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20]

　　18、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泽东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医务人员说：有些是应该戴的，例如做手术，不戴，怕医生口腔、鼻腔的细菌传染病人伤口。）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1968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将上述谈话的整理稿委托汪东兴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暂不发表，将来再说。退东兴同志存。”[21]

　　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中国今天的成就的根源应当从包括土改在内的毛泽东的成就去寻找。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认为：

　　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经济进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非仅仅是经济开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和国际贸易——导致了这些经济经历如此快速的经济转变。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的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在这里观察的，不是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经济后果。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繁荣起来，就像印度最近认识到的那样，缺乏社会发展会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毛泽东是有意识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扩展建立基础的吗（他事实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假设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22]

　　阿玛蒂亚·森对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成就的观点是他深入研究得出并至今不变的。这可以从2005年2月17日他在香港的一次讲演中对中国现行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提出的一些批评性看法中得到反证。报道说：

　　几千年来，世界各国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特别是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提高了很多人的收入，使大量人口摆脱贫困，从而为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位经济学家也表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做法并不都是好的，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他说：“在中国进行极具想像力、而且非常成功地增加了个人收入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在给人们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出现了一些放松，医疗保健突然之间成为个人的事情，中国从一个加拿大式的医疗保健系统转向类似美国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一定是一个进步。” 阿玛蒂亚·森说，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教育和医疗服务上的一些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他说：“事实是，作为一个贫穷国家，中国把基础教育以及基本的医疗服务扩大到一个难以想像的水平，在当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尽管赤脚医生等做法后来受到批评，但是医疗服务在全国的覆盖度是相当惊人的。”阿蒂亚·森说：“我认为，医疗服务的削弱付出了代价。提供医疗服务正是全世界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所学到的一些主要的经验。作为中国的崇拜者，我提出的是友好的批评。如果我把自己置于给中国提供建议这样一个不现实的位置，我想说的是，必须审视整个医疗保健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个人必须自己购买疫苗的少数国家之一。”这位经济学家还指出，在中国90年代的改革中，除了医疗服务被削弱以外，贫困人口的减少也比80年代缓慢，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却急剧扩大。不过，他说，这些问题所得到的关注比向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问题要多。[23]

　　尽管阿玛蒂亚·森本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在其著作中已接近得出贫困是一个需要政治手段介入才能解决问题的结论。尽管阿玛蒂亚·森不仅对中国革命，乃至对革命本身，持有许多自由主义成见，[24]但他从所有权结构及其社会改造的后果追溯中国成就产生的原因的方法是正确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接近事实的。

　　20、1965年7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西共产党同志时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无论在城市、在农村都不重视调查研究。下乡去就只是看书面材料，听报告，一层转一层，不是直接到农村去蹲点。近年来我们才检查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已有一百多万人由城市到农村去工作，是强迫去的，讲是讲点道理，但不强迫一下也不行。如果大家都不去农村，列宁提出的工农联盟就搞不好。”[25]

　　21、1966年4月，毛泽东阅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3月9日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最近几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于“有利无弊”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毛泽东批示：“已阅。需要一个反面报告。”[26]

　　22、1966年5月5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上海会见由谢胡[27]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并共进晚餐，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毛泽东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在讲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28]

　　23、1939年苏德谈判结果也让希特勒感到一种莫名的痛楚和惴惴不安，因为尽管德苏8月23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斯大林并没有向希特勒丝毫表露出与其举行高峰会晤的愿望，更不要说结盟了。1939年9月28日，里宾特洛甫在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结束之际，向斯大林当面提出“希望莫洛托夫先生赴柏林交换批准的公文和在近期内安排元首与斯大林的会见”，据苏联文件记录，斯大林则巧妙地回应说：“心诚则灵”，他说他“与元首的会面”是必需的和可能的，“如果他们都活着”。[29]1940年11月，莫洛托夫来到德国与希特勒谈判，莫洛托夫回忆说：

　　当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一直送我到前厅，走到挂衣服的地方，出了自己的房间。在我穿大衣时，他对我说：“我相信，历史会永远记住斯大林的！”我回答说：“对此我毫不怀疑。”希特勒又说：“但我还希望，历史也会记住我。”我回答：“对此我也毫不怀疑。”可以感觉到，他不仅有些害怕我们这个大国，而且对斯大林这个人物也怀着恐惧心理。[30]

　　24、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阅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问题给江青的信。毛泽东在信末批注：“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31]

　　25、美国的骷髅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

　　老布什年轻时个性形成的第一阶段是在耶鲁大学，受到了大学里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精英态度的影响。他参加了“骷髅会”，信奉一系列“美国至上”的理念。成员认为“有益的混乱”和“秘密行动”是家常便饭，“维持秩序”是核心价值。二战后的美国政府内出现了许多骷髅会的杰出会员，包括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国家评论》的创办者威廉·巴克利（他的兄长詹姆斯在里根政府内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博伦等。

　　老布什年轻时的导师是亨利·史汀生，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任陆军部长。他同样也是“骷髅会”成员，认为领导人不应该同对手争执，而应稳若泰山，划清界限，随时准备与越界的对手搏斗。

　　老布什也受到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影响，该委员会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约有2500名成员，主要集中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城市，不过其分支遍布整个美国。1950年，委员会成员詹姆斯·瓦尔堡告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目标是鼓励创建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因为无论大家怎么想，这一趋势都不可阻挡。

　　委员会既不偏向共和党也不偏向民主党，而是植根于两党。与其相关的基金会给老布什和克林顿都捐过款。委员会成员参与建立联合国，这也是树立新世界秩序的一步。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大楼得益于委员会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的捐款，50名成员成为美国驻联合国使团首批工作人员。委员会75名成员和附属机构担当里根政府重要职务或为其服务。在老布什任期内，这一数字上升到350，理查德·切尼也是其中之一。

　　在之前政府内任职的委员会成员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沃尔特·罗斯托、罗伯特·麦克法兰、弗兰克·卡卢奇、科林·鲍威尔；肯尼迪、尼克松、福特、卡特、老布什等总统，还有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和迈克尔·杜卡基斯。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也推动了罗马俱乐部的创立。罗马俱乐部第一次会议于1968年在荷兰召开，并根据委员会的核心宗旨处理国际问题；推广建立单一世界政府，美国打头阵。

　　委员会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锡安长老会”——一群邪恶的富人阴谋统治全世界。尽管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非常富有，但驱使他们的是一种真正的理想，即将美国的生活方式带到全球。这种生活方式不一定是可口可乐，棒球和苹果派，而是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这种价值能让每个人变得非常富有。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努力实现基督教创造更好世界的理想。同时，在特定的局势下，他们也允许自己变得像传统福音派那样严厉甚至残酷。[32]

　　26、关于气候变暖的反向预测的晨读笔记

　　中国学者崔伟宏、承继成与美国学者S．弗雷德•辛格、法国学者万森•库尔提欧等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气候变暖的报告提出反驳，认为：

　　在自然界，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地球这个复杂的系统自组织作用形成一种准稳定态的非平衡结构，地球系统在维持与改造着这种非平衡结构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改变着全球的环境状态。

　　海平面上升是全球气候变暖引起恐慌的重要方面，然而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海平面出现加速上升及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引起海平面上升。[33]

　　作者在2012年出版的《自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一书中大胆提出与IPCC相反的预测：

　　大约从2014年开始，深度寒冷的气候将会到来。为什么说是深度寒冷呢？按照我们的预测太阳能的强度在2042年（±11年），达到最低。这意味着很冷的时期要到来了，这个时期大约是在2055～2060年（±11年），这个时候太阳能将大大减少，也就是所谓的深度的寒冷。按照我们的评价和分析，温度会下降大约1～1.5℃，这个是很小的值。如果是1℃，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但是1～1.5℃，虽然在赤道地带感觉不到，但是随着纬度增加，这将是好几倍的增加。因此我们会经历难忍的严寒，就像我们过去在1645～1775年所看到的景象一样。

　　27、1965年5月，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告诉随行的同志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34]5月25日，在回应汪东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的话时，毛泽东说：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35]

　　28、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事实求是”[36]；1942年3月9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37]

　　29、“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shī）。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38]白居易的这首诗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也是检验人品的标准。自古“盖棺定论”，此之谓也。

　　30、1965年3月，毛泽东在《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的页边对赫鲁晓夫写下这样的批语：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赫鲁晓夫的演出不过是一支很短的插曲，比较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或者考茨基的演出要短得多。今后任何人要表演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也只能同赫鲁晓夫差不多，是一支很短的插曲。[39]

　　看来，苏联还是让毛泽东说着了：赫鲁晓夫执政近十一年，而步其后尘的戈尔巴乔夫执政只有六年。二者的差别仅在于，前者只摇动了苏联帝国的边缘地带，而后者则瓦解了苏联的根基。

　　31、“‘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四句话是列宁的意思，我概括的。”（毛泽东，1965年）

　　32、“《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40]（毛泽东，1965年）

　　33、1961年，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蒙哥马利说：“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意思是说，过了50年中国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41]毛泽东还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42]

　　34、经济过度金融化是造成国家和地区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罗马时期，金融活动和宗教活动都被管制得很严。年青时对此不理解，认为罗马专制。但随着年纪增大，阅历多了才有理解，那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期为什么那么破碎，就是金融过度扩张，走在实体经济前面了，加上周王朝后期的分封导致地方力量增强，为金融势力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大金融商，如放在美国就是今天的华尔街大佬。用手中掌握着的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纵各国君王并从各国的冲突中得到巨额回报。齐相管子对金融资本的危害性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说：

　　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43]

　　这样，吕不韦等金融大佬的地位是与战国分裂程度呈正比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君权的众分，金权才会享有万乘之尊。管子在与齐桓公对话时说得明白：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之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44]

　　这段引文的核心意思是君王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和财富，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为了消除这种“中一国而二君王”的政治困局，秦王赢政向吕不韦不惜痛下杀手及随后果断采取的国家统一货币并配之于“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的目的就是将金融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并由此彻底杜绝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由于中国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灾难，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就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并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措施，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

　　35、炎黄两族中，炎帝族较先采取农业生产方式[45]和较熟练使用生产工具（火和石斧[46]），因而文明程度相对较高，较先占有优势。炎帝族从中原向南扩张与很可能因海侵的压迫从东部沿海西进的以蚩尤为首的东夷九黎部发生了冲突，九黎族逐炎帝至河北涿鹿，炎帝被迫联合黄帝并在涿鹿大败蚩尤[47]。炎黄二族的这次联合使中华民族形成最初的核心族团。此后，炎黄二族的火图腾即黄帝族崇拜的天上之火（太阳）和炎帝族崇拜的地上之火合二为一，他们的后代便被称为“炎黄子孙”。

　　36、炎帝族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使之在炎黄联盟中丧失了权威[48]，而联盟中黄帝部落对蚩尤作战的胜利确立了黄帝在部落联盟中的权威。这引起炎帝部落的不满，双方在阪泉[49]据说是为了争夺与部族生存攸关[50]的盐池[51]而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冲突，炎帝失败[52]。此后，黄帝势力控制中原并进一步向黄河下游扩张，黄帝文化也由此成为黄河流域的正统。

　　37、阪泉之战后，姜炎族分流，炎帝与黄帝两族的文化也随各自阶级地位的变化及其迁徙的地域不同而呈明显差异。“历史上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相传都是黄帝的后裔。”[53]大体说来，黄帝族势力在黄河中下游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地区原有土著的文化形态，形成较为统一的以崇尚天上之火即太阳的黄帝族的正统文化，而阪泉失败后姜炎族的去向对中原周边，尤其是南方和西部地区的文化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

　　 38、“在中国古史里往往只看地名的迁徙，便可推溯出民族迁徙的痕迹来。”[54]今陕西岐山有羌氏城，渭南大荔县有羌白镇，甘肃古有羌水（发源于岷县），这与“羌”字有缘的地名由东向西继而向川藏南迁的路线[55]表明，从河南炎帝姜姓族中分化西迁的便是后来羌人的祖先，上古“羌”“姜”音可通转，《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童书业《姬、姜与氐、羌》：“古姬、姜之族似与氐、羌之族有甚密切之关系。‘姜’之即‘羌’，近人论之详矣。”[56]章炳麟《检论·序种姓》“羌者，姜也”，“神农所部，盖兼西域、青海，内得陇西，故天水亦有姜氏。观其楼橹严博，城廉百里，斯天下之壮观也”[57]。“姜，姓也，逋子为氐、羌。”[58]这说明羌人不仅为姜炎族的一支，而且为姜炎族中从事游牧业即“姜戎”[59]的部分。姜羌分流事实上是中原姜炎部族中农业畜牧业分离的结果。

　　39、姜羌火（华）族分流的本质是农业与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分离。姜炎火（华）族南下的部分坚持原有的农耕生活方式，而从中分离西迁、继而向西南进发的羌人则继续其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方式。这些南下和西进的姜炎后裔将炎帝的拜火意识传播到中国西域、西南，乃至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区别于中国东部华族的火族文化。比较而言，中国东部的火文化较西部更抽象，其外延的领域也就更广泛，如太阳，为天上大火，华，火之光。由此引申出代表中华文（炆）明等美好意象符号。《说文》中太、大二字本为一义：“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天，《说文》：大之颠。

　　40、羌族是我国西部尚火并行火葬的民族。《吕氏春秋·义赏》：“氏羌之民，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60]中国中原炎帝的自然火与黄帝的天上火及东夷的“神鸟”相互化生出太阳、火凤凰等，而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则更多地保存了姜炎文化的原始即对自然火崇拜的文化形态。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火是自然的，它象征着神圣、正义、光明、纯洁；在中国东部，太阳、火凤凰等则是与自然火融合而化生出的。中国东部河姆渡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其图案反映了河姆渡时期东部夷族的鸟崇拜与黄帝族的太阳崇拜相融合并以太阳图腾为中心的观念意识。在中国西部四川金沙出土的距今3000年的被命名为“太阳神鸟”的金钸，饰品图像中的鸟类围绕着的与其说是太阳不如说是自然火。图中的火苗栩栩如生，这是由海滨东进的东夷鸟文化与位于中原的姜炎火文化融合后的艺术表现。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61]东部齐鲁大地为中国平原地带。夷，其形若平地行走着持弓之人。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将东夷直称为“鸟夷”[62]。童书业先生说：“禹贡作时东方沿海一带尚有以鸟为图腾之部族，盖古时东方各族本多以鸟为图腾也。”[63]胡厚宣先生从甲骨文中先后找出八块甲骨上的十条卜辞材料，发现其中商先公王亥之“亥”字，头上都有一鸟形，鸟或作隹形，或加一手形，认为甲骨文中王亥字样中加鸟形，胡先生说：“王亥的亥字，为什么要加一个鸟旁呢？我们以为这便是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遗迹。”[64]

　　41、对鸟的崇拜是东部夷人受到海侵的部族对空中鸟类飞翔能力的渴望。高飞能使这些受海潮追吞的部民逃离漫天而来的海水。商是黄河下游古老的夷人部落，《诗经•商颂•玄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65]句，就是用神鸟来确立商王朝的神性即合法性。

　　42、凤（鳳），可能是南方鸟族与风族融合继而又与火族融合的图腾。先民认为鸟的飞翔是由于风的神护，于是风鸟合一的“鳳”（凤）便应时而生。《说文》：“凤，神鸟也。”《白虎通》：“其神祝融（火神），属续也。其精为鸟，离为鸾故。”[66]凤，亦为风神；同时，凤皇（亦作“凰”）也是火鸟。正是这种产生于冰期冻灾和暖期水灾带来的双重苦难的经验，造成了当时中国中原及其西部的以火为主题的图腾谱系和东部滨海地带的以鸟（凤）为主题的图腾谱系及其相应的审美文化。

　　至于后来的“凤”与“凰”的融合，则可能是东夷蚩尤在涿鹿被黄帝打败后被迫接纳黄帝部落太阳（天火）图腾并将其与东夷鸟图腾融合的结果。《河图帝通纪》：“风者，天地之使。”[67]，以前是风举鸟[68]，现在则又加上了风助皇，“凤凰”由此而出。在河姆渡及仰韶庙底沟出土的日鸟护身符和陶饰，其中不少神鸟肚上画一太阳图案；马王堆汉墓及汉瓦当中的鸟立于日中的“日中鸟”。比较二者，我们会发现中国东夷鸟族由东向西与黄帝太阳火族在冲突中最终融合为一体。不同的只是，在南方江淮鸟族势力大的地区，太阳被囿于鸟腹中；在北方黄帝太阳族势力大的地区，认为“风从火出”[69]，鸟被括于太阳之中。黄帝族王于中原后，由“凤凰火精”衍生出的“凤凰涅槃”[70]的观念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审美。

　　43、陶彩是原始人哲学观念最忠实的记录。色彩的含义在先民眼中已超出本身的物质内容，它是一种宗教感情的表现符号。若将这些符号与火和太阳为主题的图案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们所表现的是古中华文化中最初的阴阳意识：红为阳，阴为黑。大概是黑夜里的明火可阻止某些野兽侵袭的经验使狩猎时代的先民产生了红色可避邪的意识。红，火也[71]。“火，阳也。”[72]石器时代的墓中人骨上涂朱及后来文化遗址中在房宅墙壁及地面上涂朱的现象，大概就是这种“避邪”意识的文化表现。今天中国人仍有红喜黑丧的观念，这些都可以发源于火（华）族文化的阴阳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在中原地区的传播的史实中得到解释。

　　44、炎黄分裂同时也是本属火（华）族内部出现的“南北分裂”：被统治者的“南方世界”最终推出可以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北方世界”抗衡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道家老子的学说；黄帝正统的“北方世界”最终也推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两者正奇相合，成为发育中华文化的最初的具有理论形态的基本酵母。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73]孔子的“道”强调的是一种君臣上下的礼节关系。老子则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74]。孔子言“中”：“中庸之为德也，至矣乎，民鲜久矣。”[75]老子亦言：“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这里的“中”与孔子的“中”不同，前为中止，后为中空。从思维方式上看，孔、老似乎均采源于尚中意识的正、反、合逻辑，不同的是，孔门之“合”的结果是对立面的调和；而老子的“合”则是向原始回归。关于此，庞朴先生表述得极精彩：“儒家是由二进到三，以三来中和二；道家则是由二返回一以一来泯灭二。”[76]寥寥数语，道尽两门真义。

　　45、辩证法是被压迫人民的守护神，只有被压迫者才最渴望变化，因而只有他们才能将辩证法贯彻到底。老子用以“无”为本的“道”否定王族贵族以“有”为本的“道”并破天荒地提出一套相对主义的判断方式来否定王族世界的绝对秩序。世界在老聃眼中变成了一个二元互补的存在：“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77]是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78]。在老子看来，贵族以平民为本，其间无绝对贵贱之分，是故“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79]。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权威的肯定存在于权威的否定之中；继而，老子告诉统治者：“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80]放弃统治才是最好的统治，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81]

　　46、 “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82]“地犬牙相制”也是大英帝国得以长期操控欧洲大陆国家的主要策略。

　　47、934年5月2日，斯大林在与季米特洛夫谈话时说：“《资本论》是对人类思维的考验（正如马克思所教导的）。”[83]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出一支由蒋介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苏联。访苏期间，蒋介石知道斯大林看重《资本论》，他也知道他的通信会被检查，为了讨好斯大林，蒋介石给宋美龄的信中说他正在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觉得这本书的前半部分非常难懂，但后半部分不仅思想深刻而且引人入胜。”[84]1950年初，莫洛托夫拜会毛泽东后，对斯大林说：“值得接见他。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资本论》。”[85]

　　48、罗马人为纪念他们摧毁耶路撒冷特别铸币，铭文是“捕获犹太人”，并刻下“元老院同意”的缩写[86]。

　　49、朱自清说：“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87]

　　50、人类历史越是久远，其命运对自然就越是依赖，其兴衰曲线就越贴近自然环境变化的曲线。中国是农业国，在其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它的一些重大变化总是与自然变化的某些重要节点相扣合。

　　（1）“五星合，是为易行”

　　古人视五星相聚为祥瑞。宋人李昉《太平御览•天部七》就专辟“瑞星”节，其中引有：

　　《易坤灵图》曰：至德之萌，五星若贯珠。

　　《尚书考灵曜》曰：天地开辟，元历名月首，甲子冬首。日月五星，俱起牵牛。初，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

　　《汉书》曰：高祖初入关，五星聚于东井，秦分野。

　　《天文录•星占》甘氏曰：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宁，歌舞以行，不见疾疹，五谷大昌。

　　《汉书•天文志》曰：凡月蚀五星，其国皆亡：岁以饥，荧惑以乱，镇以杀，太白强国以战，辰以女乱。[88]

　　《史记》卷二十七《天宫书》：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89]

　　《史记》卷二十七《天宫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90]五星出东方利中国。[91]

　　夏为中国之始。明人孙瑴[92]著《古微书》，在其中《孝经钩命诀》篇说：“禹时五星累如贯，炳炳若连璧”[93]，这种现象被天文学理解为金、木、水、火、土“五星相聚”。通过计算确定其发生年代为公元前1953年。古本《竹书纪年》载，“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朔，日有食之”，这次日食被认为发生在公元前1876年的日食。仲康为禹的第四代，据《竹书纪年》所记禹任首领45年，启在位16年，太康在位4年的情形推断，则禹受禅始年为公元前1948年。[94]此间，禹建夏朝。夏，《说文》：“中國之人也。”《三礼•宗》：“主夏者火。”《尚书考灵曜》：“火星为夏,期专阳相助，同精感符。”[95]

　　与此对应，公元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之始。国旗为五星红旗。

　　司马迁说：“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建国迄今，凡六十九年，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96]，曾不可一世的美国已如西天残阳，而东方中国仍祚运雄健，向“两个一百年”目标奋进。天命如此，能不戒惧！

　　（2）“帝出乎震”

　　《易经》第十六为豫卦。豫：震上坤下，雷地豫。彖曰：利建侯行师。象曰：雷出地奋。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97]六三，盱豫悔，迟豫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陈鼓应解释说：“自大豫乐而导致悔恨，这是因为六三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98]

　　豫卦初六爻相皆凶，朱熹注释说：“阴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时主事，故不胜其豫而以自鸣，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99]六二辞美，“介于石”，“以中正也”。六三：盱豫悔，迟有悔。朱熹注释说：“盱，上视也。阴不中正而近于四，四为卦主，故六三上视于四而溺于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为事当速悔，若悔之迟，则必有悔也。”[100]

　　这让人想起1927年4月12日，这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对此执迷不悟，“悔之迟”，则必有大悔也。

　　《易经》第十七为随卦。随：兑上震下，泽雷随。彖曰：元、亨、利、贞，无咎。兑为泽，震为雷。然震亦为春，为东方。随卦上泽下东。《周易·卦序》：“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101]

　　《易•说卦》：“帝出乎震”，但仅此还不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102]，还要经过“齐乎巽[103]，相见乎离[104]，致役乎坤[105]，说言乎兑[106]，战乎乾[107]，劳乎坎[108]，成言乎艮[109]”[110]的历练。

　　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111]在说这句话时，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心中回荡着的一定是司马迁那句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12]

　　不能说司马迁的谕言出自《易经》，但与《易经·说卦》“帝出乎震（东），齐乎巽（东南），相见乎离（南方），致役乎坤（西南），说言乎兑（西），战乎乾（西北），劳乎坎（正北），成言乎艮（东北）”[113]的谕言高度相合。“说言乎兑”，兑卦既有“沼泽”的表征，又有“西边”——这让人联想到红军长征中跋涉草地的悲壮情景——和“喜悦”的双重含义[114]。“成言乎艮”，《易•说卦》：“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南怀瑾解释说：“艮，是东北的卦位，是万物所成终结的地方，也是万物的开始的地方，所以说成就是在艮卦。”[115]

　　有意思的是，此线正与毛泽东率军从东南经西南，北上陕北延安，后东移河北西柏坡，再至东北后终取天下的路线相一致。过了雪山和沼泽地，毛泽东“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心情自不待言。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毛泽东目光投向东北。5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116]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同汪东兴谈到张国焘时说：

　　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就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117]

　　得道天助，毛泽东说的路线与司马迁说的“盖若天所助”[118]的路线不谋而合，也与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相合。1958年12月，毛泽东为这首诗批注说，长征“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119]这一年中，毛泽东心情除了“尽开颜”之外，其诗词的战略张力更是直逼九霄。

　　（3）万年等一回：太阳黑子峰值再现

　　天气冷暧变化与太阳黑子变化有着直接关系。当太阳黑子存在时，气温上升，太阳黑子消失时，温度便会下降。“1780s至清末，中国气候较为寒冷，特别是1870s，中国东中部地区冬季温度较1951～1980年平均低1.4℃，为清朝最冷的十年。以后中国温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至1910s，东中部地区冬季温度已与1951～1980年观测温度的平均值相近。”[120]从1950年起，太阳黑子也空前活跃。新中国时期的太阳黑子数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仅有的峰值，同时也是自公元前9000年来出现的第二次太阳黑子最活跃的时期。

　　天气暖冷对主要以农耕为业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影响是巨大的。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柞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象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121]

　　中国天气暖冷对其北方部落产生的生存空间的压力是巨大的。学者程洪认为：

　　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122]

　　这就是说，“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123]。张家诚认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124]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还是一个基本靠天吃饭的农业国，此间适逢万年难遇的太阳黑子最为活跃的高峰时区并由此进入长时段的暖温气候，这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及新中国的大礼。

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

作者：张文木

当当广告

购买

注释：

[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二册上，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00~901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3]［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402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2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页。

[8]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42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103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11]［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13]曹胜高、安娜译注：《六韬•鬼谷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8页。

[14]转引自张作耀著：《曹操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15]《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胡三省注。

[16]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17]［美］李普曼著，罗吟圃译：《美国外交政策》，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76页。

[18]岸信介是日本现任首相安倍的外祖父。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217、218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9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506页。

[22]阿玛蒂亚·森著，任颐、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

[23]《诺贝尔奖得主谈中国医疗保险问题》，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finance/2005/02/200502190001.shtml。

[24]福利经济学两大基本定理，第一基本定理假设：完全竞争下的任何一般均衡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第二基本定理说，给定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必定存在资源禀赋的初始配置，使得从这一初始配置出发所实现的一般均衡的资源配置，恰好就是给定的那个帕累托最优。第二定理认为无成本的转移资源，进行再分配，可以基于效率最大化处理资源配置问题。一般的历史经验是，资源的无成本，或低成本转移几乎没有例外是在政治革命的条件下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有道理的。

对于这一问题，阿玛蒂亚·森持有回避却又不能回避的矛盾心态，他在《伦理学与经济学》（On ethics & Economics）一书中说：“‘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的实际应用还要求资源再分配在政治上的可行性，而这一资源再分配是实现社会最优状态所必需的。再者，即便必要的财富转移总量可以被计算出来，并且在经济上也是可行的，但在像财产所有权的剧烈变革这类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时，政治的可行性仍至关重要。为市场机制辩护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常常祈求于‘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由于这一定理的应用意味着，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之前，必须首先进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转移，因此这一定理只有在作为某种‘革命手册’时才有可能具有实际用途。”参见阿玛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1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2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页。

[27]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3～584页。

[29]《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1939年9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536页。

[30]［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0页。

[32]［以色列］戴维·阿尔贝尔（David Arbel）、［以色列］兰·埃德利(Ran Edelist)著，孙成昊、张蓓译：《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325页。

[33]崔伟宏、［美］S．弗雷德•辛格（S．Fred Singer）、［法］万森•库尔提欧（Vincent Courtillot）、承继成编著：《自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34]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35]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参阅同书第351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38]白居易《放言五首•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唐诗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39]《关于〈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的批语》（1965年3月11、17、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页。

[41]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42]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43]译文：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管子·轻重甲篇》，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64页。

[44]译文：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管子·轻重甲篇》，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25~1426页。

[45]《说文》：秋时万物成而孰。《律书》曰：辛者，言万物之新生，故曰辛。《律历志》曰：悉新于辛。释名曰。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

[46]“从典籍记载看，炎帝族号高辛氏，而黄帝号高阳氏。关于高辛这一称号的含义，过去尚未有过确解。实际上，辛即薪的本字。辛在甲骨文中形如，取象于以斧析木之形。有薪（辛）即能得火，所以高辛氏其实初义应正是火神之别号。又，天上之大火星所在的东方星区，古天文文学中称作‘析木之津’，而东方之歌则名‘破斧之歌’”。何新：《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56～157页。

[47]需要说明的是，炎黄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与黄炎二帝之间的阪泉之战的时间先后，历来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帝王本记》中认为涿鹿在先，何新先生在《诸神起源》中采用此说。而范文澜则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则以阪泉为先。吕思勉在《中华民族源流史》中则认为司马迁“未免自相矛盾”，推测“两役或竟是一役”。笔者采用司马迁的说法。

[48]“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史记·五帝本记》。

[49]“阪泉应在今山西省南部解县境。大抵这两部族的势力均在向北伸展，渡过黄河。”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6页。

[50]“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23页。

[51]钱穆认为：“解县有著名的盐池，或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之资格，黄、农两部族在此战争，殆亦为此。”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6页。

[52]“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记》。

[5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0页。

[5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6页。

[55]在今甘肃岷县东南的岷江古称羌水，因羌族居区而得名。屈曲东南流，至今舟曲东古桓水（即今白龙江）合。又东南至文县东与古白水（即今白水江）合，东南至今四川广元西南入嘉陵江。故今白龙江、白水江与岷江合流的一段，古皆有羌水名。此途沿岸很可能亦为羌人南下入川、滇的路线之一。

[56]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载《童书业著作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82页。

[57]转引自《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58]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59]“姜戎，春秋时西戎之别种，姜姓。”章炳麟：《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60]《吕氏春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404页。

[61]《康熙字典》，参阅《汉典》，http://www.zdic.net/z/16/xs/534E.htm。

[62]［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五帝本纪·舜》，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63]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载《童书业著作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81页。

[64]参阅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第七章《图腾崇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3、146页。

[65]袁愈荌译：《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66]［清］陈立撰，吴则虞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7页。

[67]转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天部九》（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68]《国语》曰：“飘风之末，不能举鸿毛。”［宋］李昉：《太平御览•天部九•风》（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69]“易曰：风自火出，家人。”［宋］李昉：《太平御览•火部一•火上》（第七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84页。

[70]“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满500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郭沫若：《凤凰涅槃》，《郭沫若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71]《说文解字注》：红，“南方闲色红也。工声。户公切。”火，“南方之行。炎而上。呼果切。”

[72]［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十七•皇王部二》（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64页。

[73]《论语·学而》。

[74]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15页。

[75]《论语•雍也》。

[76]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93~94页。

[77]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0页。

[78]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1页。

[79]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23页。

[80]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30页。

[81]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28页。

[82]《史記》卷十《孝文本紀》，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1册上），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83]［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84]转引自［俄］亚历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辉等译：《毛泽东传》（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页。

[85]［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86]罗伯特.E.勒纳等著，王觉非译《西方文明史I》，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87]朱自清：《论气节》，《朱自清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88]［宋］李昉：《太平御览•天部七•瑞星》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2、63页。

[89]［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天宫书》，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90]［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天宫书》，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页。

[91]1995年10月，中国—日本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墓地在清理到一个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男女合葬墓时发现了男主人的织锦护膊，在只有18.5厘米×12.5厘米的狭小面积的织锦上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为流行于汉魏时期介于篆隶之间的缪篆书体。织锦还以“青赤黄白绿”五色与“五星”对应，把阴阳五行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精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之谜》，载《光明日报》2015年2月11日10版。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5/0211/49247.html。

[92]孙瑴（jué）（1585～1643年），字子双，又称双甫，自号贲居士。湖南华容人。父孙羽侯，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刑科给事中；兄孙榖，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官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著有《古微书》《贲园诗文稿》《洛书纬》《河图纬》《孝经纬》《论语纬》《诗纬》《乐纬》《礼纬》《易纬》《春秋纬》《尚书纬》《录运期谶》《甄曜度谶》《礼含文嘉》等。

[93]［明］孙瑴：《古微书》卷三十《孝经钩命诀》，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79页。

[94]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注释①。

[95]转引自［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时序部六》（第一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96]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

[97]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会1988年版，第115页。

[98]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64页。

[99]［宋］朱熹撰，苏勇校注：《周易本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00]［宋］朱熹撰，苏勇校注：《周易本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01]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会1988年版，第417页。

[102]《孟子•告子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5页。

[103]陈鼓应：巽东南也；齐，齐备。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2页。

[104]陈鼓应：离，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2页。

[105]陈鼓应：坤了者地也，西南方为坤。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2页。

[106]陈鼓应：兑，正秋也；代表正西方。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2页。

[107]陈鼓应：乾，西北之卦也；战，当训为战栗。战，《尔雅•释诂》：惧也。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3页。

[108]陈鼓应：坎，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3页。

[109]陈鼓应：艮，东立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4页。

[110]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会1988年版，第407页。

[1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页。

[112]［汉］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113]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会1988年版，第407页，其中各卦方位解释，详见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0～714页。

[114]兑，八卦之一，象征沼泽，古通“说（悦）”。吴昌恒等编：《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115]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会1988年版，第408页。

[1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117]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晚上与汪东兴说起这段往事：“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 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118]司马迁说：秦始小国僻远，“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1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注释1。

[120]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9页。

[121]［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122]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123]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124]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另可参见何凡能、李柯、刘浩龙：《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农业影响研究的若干进展》，载《地理研究》2010年12期。

1.webp (3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