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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屏:习仲勋、浩然和我
点击:  作者:杨屏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17-05-16 1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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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习仲勋在洛阳。


  【翟玉忠先生按】习仲勋评当代廉吏别廷芳(1883-1940)以重刑治南阳时说:“别廷芳的个人行为,可以一时一地,做一方诸侯,保一方平安,但不能长治久安。你记住: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没有包公,也没有别廷芳,还能路不拾遗,那就对了。” 别延芳为一代名吏,习仲勋评亦合天理。刑罚要根据当时社会情况确定轻重严宽,世轻世重,关键是守经达权,实现以法生德,以德固法,抱法处势无为而治——那样就不会有包公,也不会有别廷芳了。世人多抱残守缺,或德治或法治,执于一端,以为真理,争论不休——良可叹也!

 

  习仲勋和浩然毕生没见过面。因为我,他们彼此关注。

 

  两位老人,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4年,我是洛阳拖拉机厂子弟中学的高中生。一个出差回洛阳的诗人,给我讲他在北京见到浩然的情形,很激动。受他激励,我认真读了《艳阳天》。1976年,在习仲勋“养病”的小房间里,我将一些章节,背诵给他听。

 

  然后,讲我对肖长春等书中人物性格刻画的分析,说习老爷子当时听得津津有味,应该不算夸张。有一天,《人民日报》头版登了评论电影《艳阳天》的文章,我刚进老爷子家门,他就拿给我看。当我真诚地对老爷子说,这辈子的理想,就是做浩然这样伟大的作家时,他却并不认同,话里有话地告诫我说,那可要考虑清楚。

 

  刚开始,我还觉得他是因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倒了霉而劝阻我,后来发现老爷子润物细无声地在引导我关注政治。熟悉老爷子的人,不难发现,他在给你讲大道理的时候,往往是从小例子上开始的。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陪他在南村果园里散步,走着走着,他停了下来。我永远忘不了,果园依山而建,老爷子站在了一个坡上,位置比我高,加上个子也比我高,他回过身来,居高临下地问我:你现在回家,能拿出100块钱不能?我说,不能,但能给你去借。我以为老爷子要用100块钱呢。下面的话,他讲出了一个天大的道理:如果每一家随时能拿出100块钱,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如果每个家能拿出1000块钱的话,我们就能跟任何敌人打一仗了,如果我们每个家能拿出10000块钱,那我们还怕谁呀?说完,他没有等我回答,皱着眉眯着眼,目光跃过我的头顶,在向北京眺望。

 

  我理解老爷子的心思,要改变局面,就是再有10000个浩然,再写10000部《艳阳天》也不行。需要有智慧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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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

 

  我狭隘地理解,为了让我热心从政,老爷子开始有意循序渐进地给我讲为官之道。这里,我再举个例子。

 

  我中学时一个同学,家是南阳西峡县的,他爸爸领我去了趟西峡。在那里,大家热传别廷芳治理西峡的事,我特别有感触,就回来学给习老爷子听。一个小偷,偷了4领苇席,报案的人说是6领。案破了之后,是报案人虚报,别廷芳把小偷和说瞎话的全杀了,结果,西峡不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且没人敢说瞎话!讲的时候,我兴致勃勃。趁着我的兴致,老爷子问了我一句话:如果让你到那个县当县委书记,你会怎么干?我脱口而出:像别廷芳一样。记得为了在老爷子面前显摆我有自己的见解,我还加了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出道德。

 

  老爷子也脱口而出一句话:你这样不行!

  为什么?我问。

  如果你本人出问题怎么办?老爷子反问我。

  我答不出来。

 

  恕我不敬,在老爷子身上用一个不太好听的词:有时候他非常婆婆妈妈。什么时候呢?给人分析问题,讲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不允许你左顾右盼!必须认真听讲!如果你能听他像老大妈一样,慢慢的把道理讲完,你定将受用终身。

 

  那天,老爷子就以别廷芳为话题,给我讲了至少一个多小时的道理。细节不能都记住,大意忘不了。

 

  习老爷子说:任何一个人,他的行为必须被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要有他个人突破不了的监督机制。不然的话,他就无法无天,无法无天了,就要出问题。你杨屏现在还小,有些事你还不懂。别廷芳是个人,一个算是成功的男人,只要是个人专权,从人性的角度,他难免要经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同甘共苦;他要和拜把子弟兄们出生入死,才能活下来,才能打下一片天地。第二个阶段,大权独揽;洪秀全占了南京,那几大天王见他时要下跪了,必须听他的,也只能听他的。第三个阶段,重色轻友;我就不给你解释了,等长大结婚你就懂了。一句话,他会觉得,只有女人在身边才安全和开心。第四个阶段,孤家寡人。这个阶段最容易出大问题,他谁都不相信了,甚至觉得连自己的女人也会害他,疑神疑鬼,往往滥杀无辜。

 

  老爷子最后总结说:别廷芳的个人行为,可以一时一地,做一方诸侯,保一方平安,但不能长治久安。你记住: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没有包公,也没有别廷芳,还能路不拾遗,那就对了。

 

  类似这样给我讲道理的事,在不一定怎样的一个场合就会发生,渐渐地,我也会向老爷子提出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了。

 

  1976年12月25日晚上,习仲勋老爷子亲手给我做了碗螃蟹酱和西红柿打卤的捞面条,为我去海南岛当兵送行。那天晚上,老爷子郑重其事地跟我谈话,主要内容有3层:第1层意思,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男人,如果想影响社会,争取最大程度地造福于人民,虽然充满了风险,还是去从政为好,不是文学,更不是商人。第2层意思,千万不要在女人和金钱面前栽跟头,那绝不是一个大男人一辈子的生活目的(老爷子特别鄙视小肚鸡肠的小男人)。第3层意思,一定要有大局观,个人情绪不能抗拒整体利益,警告我必须改掉火爆脾气。老爷子还兴奋地告诉我说,几个月后,他就将重新出来工作。让我跟他密切保持联系。1977年3月26日老爷子在给我的信中写到,1977年5月1日前,他将回北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1978年4月才到广东出任省委书记。不是胡说八道,如果老爷子果真提前一年出来工作,很有可能就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1966年我9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里就基本上不好好上课了。我家房后,仅一路之隔,就是拖拉机厂子弟中学,图书馆被造反的学生给砸了,成千上万册的书散乱一地。我和别的小伙伴抱回来很多,炉子灭了用来生火,或者叠小孩子玩的面包、手枪之类的。无意中,我翻看了《烈火金刚》。从小记忆力有些超群的我,看完基本就能记住,然后就去向小朋友们“显摆”,结果,身边聚拢了一堆人,听我给他们讲故事。他们还主动帮我做家务,给我腾出时间看书,好接着给他们讲故事听。也许是我抱的那堆书是当时称为苏联文学的专柜,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我都读了。甚至搞不明白地还读了别林斯基的文学理论等。这纯属意外的事情,点燃了我少年时期的文学梦。我初中的同学们可以证明,那时候,学校里诗朗诵,快板书,以及相声的演出,我就是作者。

 

  到了部队,这点小本事,没有被埋没,团里,师里,军区,我经常被抽去搞创作,小有名气。但是,习老爷子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是我的脾气越发地火爆了,当兵半年,先后动手打了我认为绝对是军风不正的班长和连长。虽深得了战士们的心,但还是受到了处分,不是为了考验入党,把我踹到了炊事班,然后又让我去喂猪。好在骨子里的男人气没有丢,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前,从猪圈又混到了军区教导大队打字员的我,主动要求参战,到战备值班师的步兵连队当了机枪手。

 

  打完仗后,我因为血尿严重而住院一个月,这期间,闲着也是闲着的我,读《金光大道》时,给心中最大的偶像浩然老师写了信,用现在的话说,粉丝在表述衷肠。没有想到,老师给我回信了。这下子,我的心就飞出了部队。找理由回洛阳探了家,回母校找了数理化复习资料,放弃所有的提干机会,决心退伍到地方考大学。开始寻我的文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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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1932-2008)中国著名作家。

 

  也就在这期间,我对习老爷子干了非常混账的事。每每回想起来,特别特别地对不起老爷子!2012年3月11日,我去陕西富平老爷子墓前,虽跪地谢罪,也不能减轻心中的愧悔!

 

  由于不想在部队干了,在给习老爷子(已经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我所在的部队归他管)的信中,我把在部队里看到的坏现象一一列举,加上自己非常情绪化的评论,向他发泄不满,甚至说,现在(指1979年)的社会风气比粉碎四人帮前坏多了。我实在干不下去了,要退伍。

 

  不是我攀龙附凤,习老爷子在我心目中就是个亲人,是一个平日里总拿我逗乐的胖老头儿,一个我无论怎么胡说八道,也不会生气的长者。结果,对我爱恨交加的老爷子,这次在广州军区党代会上却对我发了脾气,军区保卫部来人追究我的责任,让我检讨。我很委屈,不无气愤!歪着脖子跟保卫干部吵了起来,挑衅地问他们:敢枪毙我不?过了不几天,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部队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让我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去治病。到了广州以后,习老爷子的秘书张志功叔叔跟我谈话。说老爷子不知道保卫部居然找了我,但是,我对当前形势的糊涂认识,还是让老爷子心里很不安然。希望我认真查清血尿病因,恢复健康之后,好好看书学习,在部队好好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张叔叔在关心了我一番之后,又温和地批评了我。他告诉我,习老爷子对广州的气候很不适应,几乎每个月都要感冒。发着烧还要开会和到外地调研,几乎天天休息不好,工作非常繁重,广东又问题复杂,老爷子十分辛苦。张叔叔希望我以后胡乱发牢骚的信就不要写了,“你信中说,一些老干部简直比四人帮还坏的话,让习书记非常生气”。记得很清楚,儒雅的张叔叔,对我说这话的时候,表情非常严肃。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些档案的解密,我才知道习老爷子在广东搞深圳特区时担了多大的风险!才知道当时已经往70岁去的习仲勋老人受了多少累!遭了多少罪!他另一个秘书曹志斌大哥,曾经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老爷子到徐闻县调研,住县委招待所,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夜里起来到院子里上厕所,被突然降下的大暴雨困在厕所里近两个小时。就在老爷子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夜以继日地呕心沥血时,不懂事的我,那真是吃饱了撑的,总对老爷子胡说八道,惹他生了不少的气。

 

  后来我明白,老爷子发脾气还有一个原因:失望!他觉得我恋家,是个小肚鸡肠的小男人,没有出息!

 

  1979年12月24日,我离开部队,退伍回了洛阳。

 

  1980年12月22日,作为洛阳日报记者的我,在北京月坛北街6号楼1门8号浩然老师的家中,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中国有句老话:总有一些不要脸的人,美不过你,他喜欢与你比丑!就像现在网络上一些拿裸露当噱头的臭女人一样!类似于从维熙这样的人,也挂着作家的名头,作品写不过浩然,别的本事却不小,热衷于搞人身攻击。这让生性软弱的浩然老师非常无奈,气得血压窜高,高血压药吃猛了,又转成了低血压,回过头来再治低血压,结果又弄成了脑痉挛。我见他的时候,状况非常不好!从小爱帮人打架的我,对浩然老师说,我可以去找习老爷子说明情况。

 

  我永远不会忘记32年前那一幕,影响了我一生的一幕:浩然老师盯着我的眼睛问,仗势欺人是美德吗?

  看我半天无语,老师又问,你来世界上一遭,准备干什么想好了吗?你准备小时候与人打架,长大了与人斗争,不是整人,就是被整的过一辈子吗?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人这一辈子最难的是什么?浩然老师接着问我,没有等我回答,他就说了如下的话:就你这个子,一天24小时不睡觉,刻苦到家地练打篮球,累死你,也不会有出息,因为你没有找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


  再往下,一问一答中,老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给我指明了生活的道路。

 

  知道莎士比亚吧?老师问。

  知道。我答。

  知道莎士比亚同时期的皇帝和百万富翁吗?老师问。

  不知道。我答。

 

  你这个年纪,有这么丰富的阅历,还上过战场,多难得呀,不要怕吃苦,赶快写东西吧。我的文化底子薄,你要汲取我的教训,学好外语,将来写不动了,还可以像鲁迅那样翻译作品。本不该替人拿主意,咱们关起门来说话,哪说哪了啊。千万不要走当官的路。现在的当官的,他能说人话吗?在家里说的话和在场面上说的话,什么时候敢一样啊?他们多累呀?这么多年,毛主席、周总理,我什么人没见过呀?除毛主席自己以外,哪个人不得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哇?风风光光的后面,哪个人不提心吊胆呀?邓小平文革中间出来工作,第一次会见的外宾,是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我陪同。他小心问我文艺政策,生怕说错了什么。他当年真是谨慎谨慎再谨慎哪!没两年,还是被打倒了。现在又起来了,再接着干,你说这搞政治的人,肚子里得有一颗多硬帮帮的心脏哪!我这肚子里的心太软,干不了,劝你也别干。

 

  浩然老师的话,我听了一辈子。几次已经当上了小官儿,在仕途一片光明的情况下,我都丝毫不犹豫地辞去了。以至现在连公职都没有了。

 

  在这里,我还得赘述一件事。熟悉习仲勋老爷子家况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没在老爷子身边见过我?这事,还得归咎于浩然老师。

 

  原本从浩然老师家出来,我是想去见习老爷子的。浩然老师对我讲了下面一番话: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你打酱油买醋了,你现在对他最大的尊重,就是不打扰。除非你把当年对他的帮助作为投资了,要是那样的话,你的人品就有问题了。

 

  听老师的话,我一直没有去打扰过老爷子。

 

  8年后的1988年10月20日,洛阳矿山机器厂一位姓任的师傅走进了我的办公室,素不相识,确认我是杨屏后,告诉我,他哥哥原来是习老爷子的兵,领着他在北京见到了老爷子。老爷子让他回洛阳一定要找到我,叫我马上去北京一趟,并把老爷子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由于我已经买好21日带4岁的女儿去新疆的火车票,我先去了独山子和克拉玛依,然后28号从乌鲁木齐飞到北京,29号上午,我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到了阔别12年的老爷子。他笑呵呵地抱着我女儿,说日子过得真快,小杨屏都有孩子了。

 

  我问老爷子,叫我来北京有什么事?他的一句话,夸张点儿说,让我泪落如雨:“男子汉30而立,你今年31,准备怎么立?需要我怎么帮你”?

 

  贵为国家领导人,如此重情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仍惦记着我这总惹他生气的小朋友,让我除了落泪,当时真的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轻轻地摸摸我的头,竟然老顽童似地笑咪咪叫我的外号,杨大头。他让我别激动,鼓励我像以前那样说实话,提什么要求都可以。结果,我还真提了要求,内容,他觉得很意外,但很高兴。我请他推动国家尽快设立新闻法,如果立了新闻法,一方面,法律可以保护舆论监督政府;另一方面,可以用法律约束品行不好的记者。我告诉老爷子,我非常喜欢新闻工作,就是因为写批评稿件,得罪了市委书记,被赶出了洛阳日报。

 

  老爷子龙颜大怒,责怪我为什么不早说。

  我没敢告诉他,浩然老师不让我打扰他。

  但是,话题马上就落到了浩然老师头上。老爷子要为我安排宾馆,我说在浩然老师家住下了。

 

  浩然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老爷子很认真地问我。

  我回答:浩然老师一辈子除了写作,心无旁骛。文化大革命中不但不整人,杨沫等好多个作家都被他保护过。1974年江青让他带信到广州军区,他把信交给许世友后,在万人大会上,始终一言未发,随即就去了西沙。1976年元旦,浩然装病住进301医院,一直到粉碎四人帮。

  你怎么不早说!老爷子在埋怨我。

  肯定是有哪个王八蛋在你面前告黑状了吧?我问老爷子。

  老爷子闭口不言。

  我追问老爷子,他说了下面的话:代我向浩然同志问好。

  第二天,我到河北省三河县见到浩然老师,转达了习老爷子的问候。


  如今,对我恩重如山的这两位老人都走了,我一事无成,让他们都失望了。

 

  真是对不起了。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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