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一文，原载于2020年出版的《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卷，对于研究美国在东亚的外交史，以及中美战略博弈和台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现经作者重新修订，授权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发布。修订版全文约8.7万字，拟分四篇连载，第一篇已发（见【相关阅读】），此为第二篇。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二、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三、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四、结论和启示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截至20世纪90年代）
在目前东亚主要国家既定国力和版图不变的前提下，美国东亚地缘战略的底线和极限简洁表述如下：
1.太平洋的180度经线以东，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是东亚任何一个大国无力涉及的海域；而东经125度即台湾以东，如果中国不被有形或无形分裂的话，是美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因而只是有影响但不能有效控制的海域。
2.在东经125度至130度之间的北太平洋海区则是东亚大国有效国力可及的海域。
3.东经130度至180之间的海区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大国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
4.从短期看，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在美国，但从长期看主要矛盾则在日本。因此，中美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博弈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雅尔塔和平体系中的磨合过程而不是绝对冲突的过程，是一个需要美国对中国西太平洋的利益有一个起码承认的过程。承认中国西太平洋利益的核心是接受中国统一台湾。台湾回归之后的中美关系，应当更多地是战略合作关系。
5.由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台湾问题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台湾回归祖国，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必然。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上）
美国东亚外交第三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联合日本等与中国、苏联进入全面冷战；苏联解体后，又转入通过提升日本的作用遏制中国崛起阶段，其中矛盾的主要焦点是台湾问题。这一时期，尤其是70年代后，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则集中表现为美国与苏联争霸的矛盾，此间又分两个阶段：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是美国东亚地区的直接对手，苏联只是美国的战略对手；此后中国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而苏联则成为美国的既是战略的也是直接的对手。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毁灭对东亚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使美国利用日本崛起建立有利于美国控制的亚洲均势的努力化为泡影，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太平洋西岸也失去了日本这个“避雷针”或“防波堤”。这迫使美国不得不“亲临前线”与中国和苏联作面对面的直接对抗。这种对抗不仅给东亚，更重要的——至少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是给美国带来了灾难。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在朝鲜、越南、联合国、以及中国台湾和西藏等方面进行了空前较量，其结果美国不仅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且在军事上也全面失败，最终迫使尼克松屈尊到北京与毛泽东谈“哲学”。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不是中国和美国的是是非非，而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长达半个世纪的遏制中国的战略为什么竟会输得如此彻底。如果知道了美国失败的原因，那我们也就知道未来美国以中国为对手的东亚政策的有效边界。有效边界就是一国国力可以有效到达并发挥有效作用的合理边界。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28日，美军占领汉城。10月中旬，美韩军队的先头部队离鸭绿江中朝边境仅约10公里，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过江参战。这样，朝鲜战争实际上就成了世界头号霸权国家美国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且力量极为悬殊的交手。大出美国意料，1953年7月27日美国最终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与中朝军队签署停战协议。迄今为止，与今天我们一些抗战研究中的情形相似，中国人对朝鲜战争的自豪感往往掩盖了对中国胜利原因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往往从是否道义及作战是否英勇等角度来研究这场战争成败的原因。但这很不够，因为这样研究的结论并不能解释历史上有些斯巴达克式的殉难事件。其实，美国人对什么是“战后亚洲”的认识，不是通过宣传而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得到的。美国人在开始时也是处在感性认识阶段，或说根本就没想到“输”字，而是一步到位地想战后如何在美国领导下对朝鲜全境进行战后治理。美国外交史学者对此评论说：
艾奇逊与麦克阿瑟一样瞧不起中国人，倾向于把他们发出的威胁低估为恐吓，深信中国人不敢冒险与美国的压倒性火力对抗。更有甚者，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判断，美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国人胆敢插手，他们将很快被消灭。
美国人这时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的意见。1950年7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写给约翰逊的NSC76号文件中指出了朝鲜半岛“对美国来说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全球战争爆发之前，或者说在全球战争的初期，美国在一个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调派大批军队对抗苏联，这从军事角度而言是不明智的”。杜鲁门的轻率使他的政府忽视这种警告，认为：“他们可以指挥联合国军越过把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一分为二的三八线，肃清北方的共产党分子，也许是在比李氏政权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统一整个朝鲜。”9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81/1号文件，在“美国在朝鲜的行动方案”第15、16点中称：
联合国军队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把北朝鲜军队赶到该线以后或击败这些军队是有法律依据的。可以指望联合国军总司令会获得采取军事行动的授权，包括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实施追击时进行两栖和空降或地面行动，从而彻底摧毁北朝鲜武装力量，只要采取那些行动时，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大规模部队没有进入北朝鲜，没有宣布有意图进入北朝鲜，也没有威胁在北朝鲜以军事方式对抗我们的行动。
应同时授权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制定占领北朝鲜的可能性计划。
也就是说，这时美国所想的并不是什么阻止北朝鲜的“侵略”，而是要占领整个朝鲜。这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国人民“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1日美国不顾中国警告越过北纬38度线，向北推进。10月3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表示，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0月4日，美国与英国等国辩论“中国共产党人介入朝鲜”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难地表示：“联合国军经过重组之后将开进北朝鲜，现在阻止这项进程为时已晚”，目前“惟一合适的路线将是一条坚定、勇敢的路线，我们不能过分地被中共可能只是吓唬人的举动所吓倒。”10月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颁发“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的命令。10月25日中国军队越境作战。10月12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仍不相信中国的警告，称“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害怕与美国开战的后果”，“除非苏联做出进行一场全球战争的决定，这种干涉行动在1950年还不可能发生，这段时间里，干涉很可能局限在继续秘密为北朝鲜人提供援助的水平上”。三天后（10月15日），放不下心的杜鲁门总统亲自飞赴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朝鲜局势。杜鲁门希望得到有关中国或苏联是否会干涉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麦克阿瑟以赵括论兵的口气告诉总统：
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
十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北朝鲜追求一个无望的目标。他们有10万人作为补充兵员接受训练，这些人训练无素，领导无方，装备极差，但他们却十分固执，我讨厌去消灭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
现在我正率第一装甲师向平壤推进。我正在考虑组织一个坦克、卡车小分队，派它们直取平壤。这得取决于我们在以后48小时获得的情报。我们已经拿下了元山。我正在调遣第五集团军，它能在一周内拿下平壤。北朝鲜人正在犯他们以前犯的同样错误，没有做出纵深部署。一旦口子合起来，在北朝鲜将会发生与南朝鲜同样的事情。
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那将使重组的第五集团军由第二师、第三师和联合国分遣队组成。我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总统点头称是。）大选过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领军。
当杜鲁门总统问“中国人或苏联人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时，麦克阿瑟回答说：
很小。假如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干预，那还管用。现在我们已不再害怕他们干预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了。
其实，麦克阿瑟那赵括式的轻率，正好为中国所利用。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同志的电报中说：
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六万至七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
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在此时此刻的轻率扼腕唏嘘，他写道：
不幸的是，在胜利的时刻，杜鲁门政府向任何胜利者都要面对的最危险的诱惑之一——扩大战争目标的诱惑——低下了头。杜鲁门及其顾问不再满足于击退侵略和解放南朝鲜，他们断定，斯大林不会来帮助他的朝鲜代理人了，他们可以指挥联合国军越过把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一分为二的三八线，肃清北方的共产党分子，也许是在比李氏政权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统一整个朝鲜。
11月24日，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到朝鲜，他发布一份公报称：
如果成功，这次进攻实际上应结束战争，恢复朝鲜和平与统一，使联合国军能迅速撤出，允许朝鲜人民和国家享有充分主权和国际平等地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美国人却在朝鲜战场上栽在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共产党中国手里。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进行了五次战役，双方战线就在“三八线”一带稳定了下来。1951年4月，杜鲁门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解职。5月，美国国务院政策办公室主任乔治· 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了美国政府希望与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的信息。1951年7月10日，中朝方面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板门店举行会谈。1953年7月27日，双方正式签署停战协定。麦克阿瑟免职回国，美国外交史专家孔华润对此事评价说：
杜鲁门不得不解除在狂躁与沮丧消沉之间莫衷一是的麦克阿瑟的职务，对一位伟大的美国英雄来说，这是一个颇为辛酸的结局，不幸的是，他的解职又给政府增添了骂名。”
美国民众给予麦克阿瑟以盛大欢迎。这说明当时美国人也不愿意接受美国可能失败的结果。但事实是曾在二战中大展威风的美国人确实是失败了，并且是败在尚处“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手里。接踵而至的是，美国的军事失败导致其外交的全面失败。五十年代初的联合国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国可以按自己意志使用的外交资源，自战争开始起，美国对联合国一直是先斩后奏。在战争之初，美国在联合国中拥有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为广泛的外交资源。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当日下午2时，安理会应美国要求召开会议，美国代表首先提出一项要求谴责北方所谓“侵略”的决议草案，该草案最后以9票赞成、1票（南斯拉夫）弃权、1票缺席（苏联）作为安理会第82/1950号决议获得通过。6月27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正式宣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使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定。当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安理会又在7票赞成、1票反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缺席及埃及、印度未参加投票的情况下，通过了与杜鲁门声明相呼应的“紧急制裁案”，即安理会第83/1950号决议。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它已经命令它的空军和海军掩护并支持韩国政府部队，并于三天后通知安理会它已下令海军封锁朝鲜海岸并授权使用地面部队。7月7日，安理会又在7票赞成、3票弃权（埃及、印度、南斯拉夫）与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第84号决议，要求会员国依照安理会决议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以供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统一使用，同时要求美国就“联合国军”采取的行动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决议还授权联合国军在朝鲜执行军事任务时使用联合国旗。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驻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除美国外，有十五个国家先后参加联合国军。7月14日，美国获李承晚完全授权可以在朝鲜境内指挥大韩民国的陆海空三军。1951年1月20日，美国在联大第一委员会提出诽谤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并凭借其把持的表决机器于1月30日强行通过这一提案。2月1日，第五届联大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诬蔑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并决定成立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企图对中国实行“制裁”。但随着战争的扩大，美国使用这些外交资源的能力日渐减小。7月下旬，麦克阿瑟提出拟于9月中旬在仁川登陆的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政双方也在考虑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可行性。8月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应重提1947年联大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的目标，以配合美国北进扩大战争规模的军事意图。1950年9月19日，第五届联大开幕，美国先争取英国支持并由英国提出一项“八国提案”，该提案于10月7日以联大47票赞成、5票反对（苏联、捷克、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7票（印度、埃及、南斯拉夫、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沙特）弃权获得通过。美国开始遇到国际社会——尽管是微弱的——的抵制。12月4日至8日，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艾德礼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协调双方立场。杜鲁门坚持坚守朝鲜的立场，认为“迎战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它。朝鲜之后会是印度支那，接下来是香港，然后是马来亚。不看清我们要遵循的路线是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国务卿艾奇逊说“我们可以在朝鲜拼命打仗，把战事尽可能拖长，尽我们所能地惩罚敌人。那样，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不会太糟”。英国不同意将大量资源用于朝鲜战场。艾德礼奉劝美国的朝鲜政策应实行多边协商，他说：“我们必须考虑联合国内的意见以及欧洲、美国和亚洲的意见。……如果我们卷入与中国人的战争，我们必须考虑这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舆论有何影响。”他说他“已经努力从中国人感觉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把它视为联合国对抗侵略。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所以不会从那些考虑出发。他们把这个问题视为那些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对抗他们的行动”。12月7日，艾奇逊向英方递交“美国在朝鲜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英方认为联合国多数国家不会同意第二种即“继续打下去，如打败了非撤出朝鲜不可，到时美国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方案，并强调英国不同意用有限战争对付中国，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部分地区。英国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英美双方讨论使用原子弹问题。艾德礼单独问杜鲁门，美国是否正在更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表示：“英国与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同伴，他不会在不和英国商量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的。”1951年初，中朝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再克汉城、仁川，直逼“三七线”。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通过一项由“三人委员会”提出的有关朝鲜及其他远东诸问题的各项原则意见。主要内容有首先在朝鲜安排停火；停火后“所有非朝鲜的军队将分适宜的阶段撤出朝鲜”；“一俟获致关于停火的协议，大会将设立一个适当机构，其中将包括有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政府代表，以便依照现有的国际义务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来求得远东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福摩萨（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该决议以50票赞成、7票反对（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萨尔瓦多及台湾国民党代表）、1票弃权（菲律宾）获得通过。尽管这一决议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意愿，但鉴于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盟国的要求和谈的呼声，美国也不得不勉强投了赞成票。美国舆论和两党国会议员纷纷指责艾奇逊，要他引咎辞职。共和党国会领袖塔夫脱甚至称这项决议是“美国曾经同意过的最彻底的投降”。至此，美国在联合国的外交资源开始明显萎缩，时至1953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外交较量也随其军事失败而惨败。越南战争几乎是朝鲜战争的复制，而美国对越战的战略设计所犯的战略目标与资源不匹配的致命错误几乎也是朝鲜战争的复制。“肯尼迪在印度支那所面临的紧急事件首先来自老挝”。1961年初，老挝内战不断，美国扶持的代理人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美国明确向苏联发出信号：美国宁愿开战也不允许共产党接管老挝”。为此美国准备军事干涉。1961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海军少将“在整个会议期间反复而强烈地表明这样的观点：除非美国准备在老挝进行军事行动，否则我们将会失去整个东南亚”。同时他也意识到“在老挝采取行动还存在极大的困难。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准备进行激烈、长期、艰苦的战争，并且很有可能卷入与共产党中国的战争”。4月28日，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1909-1994）致电国务院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在老挝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不符合我们特殊的国家利益”。“一定不能同意总统在偶发事件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就做出决定，动用美国有组织的军队。这可能会迅速引起朝鲜战火重燃、冲绳岛和日本的基地遭到轰炸、沿海岛屿和福摩萨可能受到空中以及其他形式的攻击。”4月29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司法部长肯尼迪、副国务卿鲍尔斯、副国务卿帮办约翰逊、助理国务卿克瑙吉、远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约翰•斯蒂夫斯、海军少将、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等就军事介入老挝可行性进行评估。会上充满着目标与资源间的悖论，斯蒂夫斯几乎与当年麦克阿瑟持同一逻辑，认为：“如果我们决定我们守不住了，那么我们就是在写下在东南亚失败的第一章。”伯克认为：“你每作一次让步，下一次就更难坚持。如果我们放弃老挝，我们将不得不把美国军队派驻到越南和泰国。我们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去取得胜利——或许是‘全套的’。现在占领要比以后更容易些。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登陆老挝，尽可能多地控制一些地区，明确表明我们不能被赶出东南亚。”接着美国再次陷入针对中国参战的两难悖论及其无解之解，即用无限手段——用使用原子弹——解决有限问题的困境之中。军方代表德克尔将军说：“我们在东南亚不可能赢常规战争；如果我们投身进去，我们就应该争取胜利，这就意味着对河内、中国的轰炸，或许甚至使用原子弹。”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没有把握地设想：“如果我们把部队开进去，然后又撤退出来，那时我们看起来会比现在还愚蠢。”他反复问：“我们是否准备坚持到最后？”军方代表勒梅将军说：“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共产党中国的卷入。”肯尼迪问：“可以不可以用空军来解决问题。”国务部长麦克纳马拉陷入无解之解，说：“你可能要用核武器了。”最后会议转了一圈又陷入两难困境。斯蒂夫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承受得起东南亚的陷落。”只是由于1962年7月23日老挝问题各方在日内瓦签字，确认老挝中立，授权国际控制委员会监督停火，并要求在75天内从老挝撤出一切外国军事人员，美国才放弃大规模军事干涉老挝的选择。但美国却没有化干戈为玉帛，而是将战略目标指向越南，其战略意图还是遏制中国。1963年11月2日，肯尼迪遇刺，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次年约翰逊赢得大选。1964年起，约翰逊政府逐步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决策层还是在由中国参战导致的战争规模继续扩大而赢得战争的手段却极为有限的两难之中。“约翰逊曾告诉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表明他不想再有一个朝鲜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生，但也不想随后有人再提出‘谁丢失中国？’这一类问题。”可就是这种犹豫使约翰逊再次犯了杜鲁门在威克岛曾犯的轻视中国和苏联的错误。1964年2月15日，美国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提醒国务卿：“我们得到警告，如若向北推进，战争将会升级。我还相信，又有一些战机被布置到海南和华南。”他警告国务卿：“若没有对在敌人能力范围内任何程度的升级行动做最充分的准备，我们不应执行攻击的计划，哪怕是有限的行动。升级的可能性是与他们对我们的决心与可动用的实际军事力量的判断成反比。”2月21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进行评估。3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纳马拉的复函中认为“共产党中国有能力同时在诸如东南亚、韩国和台湾这样广泛的地区中的一个发动有限的地面和/或者空中攻击。然而，有限的后勤能力严重制约了他们在多个地区支持陆海空行动的能力。但通过集中力量于任何一地，他们能够发动一场全方位的攻击行动。”接下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选择手段上立即陷入两难境地，即将无限非常规手段——核武器——应用于有限和常规战争，认为：“广泛使用基于空中力量之上的地面和海上力量，但非核攻击可能不会促使共产党中国/北越中止侵略，然而核攻击却极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侵略。以封锁形式使用海上力量是最有效的，但在它产生实质效果之前需要相当的时间。另一些诸如声东击西的两栖袭击也可起到类似的作用。以空中和海上方式使用秘密常规武器会比单纯空中行动更为有效。然而，对于硬目标，秘密武器的效果相对就小得多。”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建议“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空袭共产党中国的核弹制造基地”。1964年10月28日，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致信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对越南战争提出异议说：
我感到不安的是同整个亚洲相比，美国政府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南越和老挝的太多。这或许是我们面临共产主义大挑战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们仅把精力集中于狗的尾巴而非狗本身上，最近的发展更加剧了这一情况。（我还要说我甚至不能断定这尾巴到底属于哪条狗，过分强调北京对于南越危机的责任是危险的）。
1964年1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越南人作出在北越遭到美国进攻时予以支持的保证。1965年1月苏联宣布苏联部长议会主席柯西金出访东南亚国家。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顺访北京。但美国决策者再次犯了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曾犯的轻视中国和苏联的错误，他们认为：“苏联虽然增加了对北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其宣传作用却大于实际作用。”2月中旬，美国正式实施第一阶段的“火箭行动”轰炸计划。3月2日，开始对北越实施“雷鸣行动”持续大规模轰炸计划。1965年3月8日，美国在岘港登陆，进一步将以越南国内对立为主的“特种战争”升级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作出此决定前，约翰逊总统也被困在有限常规手段与无限常规战争间挣扎：一方面是“柯西金将鼓励河内继续加强他们所实施的颠覆政治活动和游击战争”，另一面又是如美国从越南撤退“这将会为共产党接管整个东南亚铺平道路”。2月3日，约翰逊总统无奈地问其助手：“如果你们是美国总统该怎么做？”2月8日，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上书约翰逊总统，痛陈已见：
你们可回忆一下我在会议上阐述的内容，那就是在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前，必须充分体会到它们的全部涵义，包括所涉及的费用、事实等。依我看来，如果我们在北越走得太远，那么可能比我们在朝鲜所处的境地还恶劣。
从更广泛的方面而言，我们不仅不能依赖于南越人，也不怎么能信任老挝人、泰国人或柬埔寨的任何人。在印度支那之外，由于东南亚事件的不断发展，我们被挤进“钳子”中。中国对东南亚有不祥的影响。在一定情形下，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促成澳新美安全条约，这是一个号召我们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援助的条约。
最后，正如你所知的，我们和遍布全球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已签订了大约42个不同类型的多边安全条约，并已散布到全球各地。除了核武器，我们已没有能源或力量能遵从这些协议。如果同时要求实现承诺的话，我们就会“手伸得越长，力量越薄弱”。就算通过整体动员，我看也没有什么希望能同时实现这些义务的很大一部分。
现在对这种情况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别人也不会知道。但我相信在亚洲本土上冲突扩大的趋势和不断加深的军事义务，不会有一个答案。尽管我们的愿望相反。
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这封情切意真的信于第二天就受到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的一一驳回，其基本逻辑还是没有摆脱前述两难困境，只不过是避重就轻而已。邦迪并没有正面回答参议员提出的“手伸得越长，力量越薄弱”这样一个尖锐问题。2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小詹姆斯·汤姆森致函国家安全委员会切斯特·库柏，也对在越南军事升级一连提出四个疑问：1.我们正视——总统正视——中国全面干预的危险了吗？2.这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愿意——总统愿意——在东南亚面对北越和中国军队联合发起地面战争吗？3. 也许是更重要的，美国人民愿意面对在越南的地面战争——一场已经使民族疑虑重重的战争，它远远超过明确的朝鲜战争所具有的一些关系（侵略和“联合国”的反应）吗？4. 最后，在很多新闻界和国会议员的批评下，被忠诚地坚持“谈判”的想法怎样了呢？以前许多有思想的人还坚持这种想法吗？最后他提出自己的看法：
总之，我担心我们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南越是否会表现出如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是否值得同中国打一场地面战，且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很难保持中立立场，发生这场战争的几率是很高的。
即使到了1966年就连以提出“遏制战略”出名的乔治·凯南也在一次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表示“这场战争是愚蠢的，而且极有可能导致一场与中国的灾难性对抗。他坚持认为，撤军虽然意味着共产主义对南越的统治，但不会对美国任何重要利益造成损害”。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始终摆脱不掉合乎逻辑，但又实现不了因而对美国而言是近乎无限的战略目标。1965年2月13日，助理国务卿鲍尔以备忘录的形式向约翰逊总统汇报经国防部长讨论过的“关于在北方逐步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所可能造成的风险”评估报告。报告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参战的无解难题中又回到“美国面临与中国的地面战争将引起美国是否需要使用核武器的争论”，认为“回想一下朝鲜战场的经历，一些美国人争辩说，只要使用核武器就可避免美国地面部队与中国大规模部队的战争，因为核武器使美国占有明显的优势”。2月18日，在鲍尔的备忘录的基础上形成《特别国家情报评估》，确认如果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越南战争，中国、苏联也将大规模介入。但美国最终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3月8日，美军在岘港登陆，进一步将以越南国内对立为主的“特种战争”升级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美国与苏联和中国的地缘政治较量在越南大规模展开。毛泽东看出了约翰逊的短板，当年6月13日毛泽东对来访的胡志明说：“约翰逊这个人不高明，不对头，不合逻辑，不个准。”196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援助南越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社论，表明中国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派遣自己的人员，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同时也时刻准备派遣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4月2日，周恩来总理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以1950年10月3日曾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表示中国出兵意志时同样的口气说：“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他强调：“美国说这是局部战争，它所进行的是有限轰炸和有限的扩大，但是，即使它主观上想限制战争扩大，实际上也限制不了”，战争将会扩大到中国。周恩来严厉警告美国玩火的危险，他声明：即使美国不把对越南的侵略扩大到中国，中国也一样要援助越南，而且已作好了同美国作战的一切准备，但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4月8日，黎笋率团访问中国，正式向中国提出了派遣志愿军部队援越的请求。中越两国达成原则协议：中国将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志愿部队。5月16日，周恩来向来访的越南南方“民解阵”领导人重申，只要越南需要，中国将如同入朝参战那样入越参战；中国边境省份已做好了准备，整个中国也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扩大到中国领土，战争就无法限制了；美国打空战，中国就可以打地面战。1965年6月至8月，第一批志愿军工程部队和高炮支队从广西云南奔赴越南战场，1966年8月，周恩来向范文同建议，中国可派出100名军事专家，组成小组，深入越南南方帮助越南南方人民的抗美斗争；1967年，中国领导人甚至答应北越领导人，一旦美国在越南使用原子弹，中国也将向北越提供核炸弹，以破坏美国在南方的军事基地。截止1967年，中国在北越的志愿部队人数达到15万人。与此同时，苏联对越南抗美战争提供军事和物资的援助也在急剧增加，“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中包括先进的战斗机、坦克和地对空导弹及3000名军事技术顾问。与朝鲜战争不同——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一出兵，美国就开始准备后撤，而这次在越南战场上，中国一旦出兵，美国就会又面临着麦卡锡时代曾出现的“谁丢失中国？”的责问。因而，战争一旦开启，美国政府就没有退路，美国参战的“合理性“的论证迫使美国人必须全力以赴。1965年11月3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约翰逊总统起草的文件针对中国以确定“在越南的行动方针”，文件认为：
美国的战略。关于2月份决定的轰炸北越和7月份批准的第一阶段部署计划，只有它们有助于长期遏制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时，才有意义。中国——像1917年的德国，像30年代末西方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像1947年的苏联——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其威胁在于削弱我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更遥远但更危险的是，把所有的亚洲国家组织起来反对我们。美国长远的政策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一种直觉性理解基础上的，即认为亚洲的人民和资源能够很有效地被中国或中国人组织的联盟动员来反对我们，而这一个联盟的潜在力量能够迫使我们处于守势，并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这种直觉式的对安全威胁的理解融合另一种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方式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我们的国家目标，美国应该行动起来，它是一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保持相同发展方向的需要。我们会走向经济上的富裕，走向开放的社会，走向与各国进行合作；我们继承的角色和我们已经为自己选择的角色是扩大我们的影响和力量，挫败反对这些目标和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意识形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使它们沿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前进。如果一些有力量的和充满敌意的国家——不论是德国、日本、苏联，还是中国——被允许用和我们相反的意识形态去组织它们自己的世界，我们的目标就不能实现，而我们领导者的角色也就不能发挥作用。
一个遏制中国的长远努力有三条前线（意识到苏联在北面和西北面“遏制”中国）：（a）日本—朝鲜前线；（b）印度—巴基斯坦前线；和（c）东南亚前线。今天要决定在人力、金钱和国家荣誉上做出巨大投资的话，只有在考虑了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持续的平衡努力和其他两个重要的前线以后才有意义。亚洲的趋势是朝着两个方向跑——因而也不利于我们的利益；没有理由对我们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打造我们的盟国和联合战线（特别包括日本和印度）的能力过度悲观，这将防止中国实现它的目标，直到它的热情衰落下去。然而，这个工作——即使我们能够把一些责任转移到一些亚洲国家身上——将继续要求美国予以关注、金钱、以及有时不幸包括生命。
1965年2月7日，越南共产党的军队突袭了在波来古（Pleiku）的一处美军基地。约翰逊下令实施大规模轰炸计划，该命令于2月28日生效。“美国的空中力量的大规模使用也未见成效。约翰逊取消了目标选择上的很多限制，但仍无济于事。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表明，轰炸对北越士气或向南方输送人员和物资的能力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1965年至1967年是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的时期。1965年美国对北越的空袭机次为3.5万次，1966年为7.9万次，1967年为10.8万次；同时投掷炸弹的吨位分别为6.3万吨、13.6 万吨和22.6万吨。此间美国似乎因朝鲜战争对中国参战有神经质式的担心，担心中国突然“从天而降”。1966年1月25日助理国务卿钱尔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写道：
很明显，加速中国正式介入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作为开端的突破口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但是我们的确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不幸的是，我们也许只有在灾难发生之后才能找到它。
我们在朝鲜战争期间就没能正确把握战争开始的突破口。直到30万中国军队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意识到与中国的战争开始了。
1950年10月在朝鲜，我们对于中国的意图面临同样的问题。情报机构那时自信中国不会介入，我们应该永远不要忘记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一场对话的内涵：
“杜鲁门总统问麦克阿瑟将军，你认为，中国是否有可能加入北朝鲜一边参战？”
“麦克阿瑟将军摇摇头说：我可以说这几乎不可能发生，他们有几十万人在鸭绿江边，但他们没有空军力量。如果他们试图过江，我们的空军部队会屠杀他们的。可能最多6万人就可以做到，我们的步兵能轻取他们。我预计朝鲜的空中之战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我们可以让士兵们回家，至少在圣诞节前到日本。”
就在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谈话时，已经有10多万中国共产党部队在北朝鲜，另外有20多万人准备跨过鸭绿江。在11月中旬至少有30万中国士兵投入战斗，而南朝鲜、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军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前，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朝鲜达到了顶峰，超过了100万人。
约翰逊及其顾问们对批评无动于衷，战争持续升级，但“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国的军事努力徒劳无益”。与此同时，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也开始后退。1966年6月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组研究报告就“美国的基本战略选择”提出看法，认为：
为应付中国给我们带来的难题，我们必须在三种主要基本的国家战略中做出选择，即脱身、遏制和摊牌。第一和最后一种战略所带来的缺点明显地超出了它们的优点。
今日的北京政权正处在革命时代的曙光之中。毛离世之后的新时代与正在消逝的时代如何不同，这一点现在无人能说出，但变化迟早要来临。
美国准备将中国视为构成和平的亚洲均势的众多组成部分之一。
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
1967年春，曾坚决支持越战升级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承认升级未能达到主要目的，建议总统停止或限制轰炸。后与约翰逊意见不合，麦克纳马拉离开五角大楼。在越南问题上，约翰逊在政府内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1968年1月31日，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历时45天，他们对36个省会、5个大城市、64个区府和50个战略村同时发动进攻，袭击了美国大使馆、西贡机场、“总统”府和南越“政府”总参谋部，并攻占古都顺化，歼敌15万人。世界为之震惊。3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轰炸。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并转而推行“战争越南化”——实质是准备从越南撤退——政策。5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宣布美国从南越撤军的三个基本条件。5月14日，尼克松就越南战争发表演说，称美国在南越仅追求有限目标，针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十点全面解决办法》，愿意在年内从南越撤出大部分外国军队。9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宣布要在1970年年底或1971年年中以前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被迫签订《巴黎协定》（即《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1975年，越南军民发动旱季攻势，4月30日，解放西贡，5月1日解放整个南方。美国自北方战线即朝鲜战争之后，又在南方战线即越南战场上再次遭到失败，其主要对手还是同一个中国。与朝鲜战争相比，美国在越南投入更大，败得更惨！朝鲜战争是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几乎由美国独立承担的与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区域性战争。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曾在杜鲁门总统面前以嘲讽的口气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提出质疑。他说：
印度支那的局势令人费解。法国人有15万人组成的最优秀的部队，指挥官是声誉最高的。他们的军队是我们在防御带的两倍，对抗他们的力量只相当于北朝鲜人的一半，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消灭干净。他们本可以4个月内把敌人消灭，可是近来我们看到出现了僵局。这提出了一个更引人关注的问题。法国军队的能力和质量如何？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很出色。他们在第二次大战中表现不佳。现在的法国士兵的水平令人怀疑。如果法国人不打算战斗，我们是表示反对的，因为防御欧洲的任务是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他们在印度支那拥有法国军队的精华，而他们却没有战斗。
令美国怎么也没料到的是美国军人在朝鲜战场与中国人交手后得到的却是与法国在印度支那同样结果，这个结果将麦克阿瑟的话改动一下就是美国人“在朝鲜半岛拥有美国军队的精华，而他们却没有战斗”。麦克阿瑟提出为什么在越南法国会失败的问题，现在我们在此需要回答的，是在朝鲜美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问题。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1949年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NSC48/1、48/2号文件（即《美国的亚洲政策》），其中已将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得明明白白，这些半个世纪前的研究结论即使在今天美国人的视角看也是非常到位的。是美国没有政治和外交资源吗？也不是。可以说，二战结束之初，美国对联合国拥有巨大影响力，当时事关朝鲜的几个联合国决议在美国操控下均获得通过。那么，为什么在这场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战争中失败的竟是强大的一方呢？读读美国当年的文件就不难对美国失败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1950年11月3日，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斯图尔特在写给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等的备忘录中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战争提出他们的评估，认为：
国务院中国事务科深切关注到目前恶化的北朝鲜局势，我们卷入与共产党中国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没有必要列出这种事态为我们带来的种种军事和政治问题，与共产党中国的重大冲突违背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那种冲突只会使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人受益。我们心里应该想到：要是与中国的战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一种悲剧，是可能给美国带来灾难的事情，我们应千方百计地尽力防止出现这种局面。
应该把中共在朝鲜进行干涉的问题作为一个紧急问题尽一切努力用政治手段解决。最好是通过联合国解决，就我们的意向，通过我们的盟国进行直接谈判，与中共政府组成临时委员会以及通过其他可行的方法让共产党人放心。
12月1日，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认为苏联人知道朝鲜对美国并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区，其次是失去朝鲜可能会威胁到日本，并且也许会最终失去朝鲜和日本的结果，但西欧才是美国的主要关注点，美国宁可看到失去朝鲜和日本的结果，也不能失去西欧。J.劳顿·柯林斯将军“强烈反对舍曼上将关于守住朝鲜的观点。认为即使从地缘政治上考虑朝鲜也“一文不值，因为俄国人占有海参崴和另一侧的阵地”。他认为对付中国出兵除了“只有使用或威胁使用原子弹”，美国实际上无计可施。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
从获得的所有估计来看，中共似乎有能力把联合国部队赶出朝鲜，只要他们想这么做。有两种方式阻止这一能力成为现实：一种是敌军认为这么做付出的代价太大而自动放弃；一种是在那一战区投入大量额外的美国军队，不过这么做的结果是严重妨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投入，包括影响日本的安全。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为朝鲜获得大量额外部队是不可行的。我们相信，朝鲜不是一个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地方。我们还相信，我们不应在面对全面战争的威胁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把我们剩下的可用的地面部队投入到对抗中共部队的行动中。
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参战不久就意识到美国全面卷入这场战争的危险性，但是由于美国将美国的军事行为与所谓“道义原则”而不是与基于现实政治的国家利益相捆绑，使美国骑虎难下。中国出兵没有几天，美国政府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的问题。马歇尔说：“接受停火会表明我们十分软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11月28日下午3时在白宫就朝鲜问题召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艾奇逊国务卿、柯林斯将军、海军部长马修斯、海军上将舍曼及国务院、财政部等方面人员。马歇尔已开始考虑退出战争问题，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履行我们的联合国义务，但是不要变成一个国家或者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卷入在中国与中共的全面战争。”他再次强调了其他陆海空三位部长的观点“即我们不应与中共发生战争”。会上，参联会也支持马歇尔认为“我们不应被拖入同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副总统在会上问总统：麦克阿瑟将军是否作过让军队在圣诞节前回家的声明，如果作了，他是否知道迫在眼前的是什么。马歇尔认为麦克阿瑟的声明令美国尴尬，表示美国必须想办法回避它。副总统说，中国可能投入了比现在估计多得多的人力，除非美国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否则前景十分黯淡。马歇尔回答说：“这个可能性令人沮丧”，表示他不知道答案，但希望避免卷进朝鲜冲突，应考虑美国“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国务卿艾奇逊说也许应该告诉麦克阿瑟：联合国和美国的观点是，“他没有必要占领那一地区，我们希望结束这一冲突。我们无法在朝鲜击败中国人，他们可以比我们投入得多。最后杜鲁门总统批评“有些人宁可看着国家垮也不愿政府取得成功。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但是有一部分确实这么想”。12月4日，杜鲁门会见英国首相艾德礼讨论朝鲜问题并诉苦衷：“美国在东方和西方负有责任，我们自然首要考虑欧洲的防务，但是我们同样对朝鲜、日本、菲律宾负有责任，正如英国对香港和新加坡负有责任一样。”艾德礼看到西方人的弱点，他说“我们没有十分强大的部队”，“就英国而言，他们几个月都不可能调任何军队去那里”。艾德礼劝杜鲁门：“整个问题十分严重且十分令人厌烦。联合国可能会丢面子，特别是在远东丢面子，我们也都会丢面子，但是我们必须衡量利弊。英国人民在他们的历史上曾经面对过一些艰难的局面。”在他看来，西方人“不能如此深陷于东方，这样会使我们自己在西方处于攻击之下，毕竟西方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阵线的主要战场。”杜鲁门与艾德礼“他们讨论了原子弹及其使用问题”。这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兵后的朝鲜战场已无计可施。1951年2月，美国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出从朝鲜撤军问题。这离中国出兵参战还不足四个月。2月13日，美国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从朝鲜撤军问题。会上参联会表达了他们关于从朝鲜撤军的立场，即“由于美国还承担其他军事义务，他们倾向于下一个冬季前撤军，但是朝鲜的军事局势表明无法强制执行这一撤退”。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认为：“从朝鲜地区撤出军队是我们的政治目标，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力量从事国内建设、保卫日本和西欧等等”。2月23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再次重复美国不能继续扩大朝鲜战争的原因。他写道：
联合国军需要大量增援以展开北朝鲜的大规模行动。而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提供这些增援力量。即便可能，将这些力量投入朝鲜，就会使其他地区面临苏联的威胁。即使联合国增兵，莫斯科—北平轴心仍有无限的后备军队可投入朝鲜，以阻碍联合国军的全面胜利。随着战事向北推进，敌人的力量及阻止联合国军前进的力量将显著增加。
事实上，联合国所有成员，包括积极参与朝鲜战争的大多数国家，都强烈反对任何逾越三八线的行动。这些意见的基本理由是：（a）把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北就完成了反侵略的主要任务；（b）进入北朝鲜（1）便无法早日解决朝鲜问题，因为敌人不会接受除了三八线以外的任何东西，（2）大大增加了同中国发生敌对行动的压力，（3）在亚洲一个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中不断增加军事资源投入，（4）大大增加苏联直接介入朝鲜的风险以及随后的全面战争风险。
结论
权衡利弊，联合国军向北全面越过三八线地区并非上策。
建议
a．将此备忘录交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政策基础，以便准备给麦克阿瑟的批示草案并供总统考虑。
b．经总统同意向麦克阿瑟传达该指示后，国务院将与其他参加朝鲜战争的各国商议此事。
上述分析结论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见解发生冲突。杜鲁门经与国防部长、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讨后于1951年4月11日免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这标志着美国的朝鲜政策在中国10月25日出兵后，就从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后形成的可以扩大战争规模的立场，迅速转到准备从朝鲜撤出的立场。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的任务并不是打仗而是让美国“体面地”从朝鲜战争中摆脱出来。1951年11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李奇微：“我们宁可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也不要中断谈判或使谈判出现僵局。”1953年7月27日美国最终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与中朝军队签署停战协议。我们看到，造成美国朝鲜政策上述转变的直接原因表面上看是中国出兵，而其深层原因则是美国没有支撑在朝鲜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从1951年5月3日到6月27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举行为期七周的远东军事形势联合听证会。会上杜鲁门说：“全面进攻中国的军事行动必须避免，不要说别的理由，只因为它是一颗巨大的饵雷。”艾奇逊说，如果进攻中国，“就要冒被陷入无底洞的危险。这种战事没有个结束的日子，它会把我们的血放干”，而俄国人在欧洲就可以放手地干。1951年底，面对久拖不决的朝鲜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致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近乎哀号地写道：“从美国的军事角度出发，美国的陆、海、空军长期被困在一场无结果的战争中，还有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如果美国坚持扩大战争目标，那美国就不能不面对“美国为实现其目标还要在朝鲜投注多少军事资源” 的问题。正因此，1951年4月6日，总统、国防部及国务院曾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即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调遣美国远东驻军攻击敌人驻满洲的空军基地及飞行器，并打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附近区域”，但这项批准通知被扣下直到麦克阿瑟卸任都未发给他。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再次要求“进攻敌人在满洲和山东半岛的空军基地”的授权，尽管得到参联会的同意，但受到相当复杂或说根本无法操作的条件限制。现在回头总结美国在朝鲜战争失败——同样也是后来直至半个世纪后小布什时期美国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的军事失败，而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目标与可支撑战争目标的资源的严重不匹配。而越洋进行大规模地区性战争，使美国用以支撑这场战争的资源更显脆弱。在战争发动不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对此有所认识，1950年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要求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战争进行评估，清醒地认为：
朝鲜与美国相距甚远，让美国长期在那一地区打一场未宣战的战争，其人力、物资和金钱耗费都是巨大的。相反地，中国与朝鲜是近邻，所以让中国共产党人无限期打这场战争，用他们取之不尽的人力，加上苏联的设备，代价相对就小多了。美国部队继续卷入朝鲜事务符合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这样能给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带来沉重的负担。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从全球战争的角度讲，美国因此会失去平衡，而苏联会进一步完善并完成其全球争霸的计划，准备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如果容忍未宣战的战争来削弱我们的实力，使我们经不起苏联在其他地方发动的进攻，对朝鲜进行的干涉就会妨碍美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朝鲜取得小规模战争的胜利，但如果全球战争爆发，美国就会败给苏联。
只是由于麦克阿瑟、艾奇逊等被二战胜利冲得忘乎所以，才使美国政府不愿采纳甚至不愿考虑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确意见。
20世纪50年代，美国面临的是两洋任务，从大西洋方面看，美国面临阻止苏联的扩张和复兴欧洲的任务。1947年6月马歇尔复兴欧洲计划出台，9月苏联东欧国家成立“情报局”。1948年初至1949年初，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第一次“柏林危机”，与此同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1952年5月16日，美英法德签订《波恩专约》，宣布恢复西德主权，实际上承认西德重新武装。次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订，而同时苏联也开始考虑与东欧国家成立相应军事联盟以与西方对抗。在欧洲与苏联关系日益紧张的形势下，面对已经开辟的朝鲜战场，美国就没有可以支撑两洋同时发生战争的资源，况且朝鲜战争还是被美国认为的在“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 战争。目标没有可匹配的手段和可支撑的资源，这样的目标就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建立在海市蜃楼上的战略就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毛泽东也是在战争之初就看到了这一点。1950年10月2日，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
毛泽东在中国出兵入朝参战不久，数次约民主人士周世钊谈他对中国参战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结果的考虑。他告诉周世钊：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
在回答周世钊提出的假如美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派大军从中国海岸登陆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那它不敢。这样做，我们也不怕它，并且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派兵东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必争之地，它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斯大林更是看透了美国发动战争能力的脆弱性。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与到访的周恩来、陈云等中国领导人谈到朝鲜战争时说：
朝鲜战争表明了美国的弱点。16国的军队不能在朝鲜长期打下去，因为他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不能指望取得胜利。
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士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袜子、雪茄和出售的其他商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
如果读一下当时麦克阿瑟的一些战场分析报告，会发现这些报告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是非常到位的；但深究起来，就会发现其不足是他似不考虑美国是否有财力支持其战场目标的实现。这是这位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与美国国务院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战争之初，麦克阿瑟和杜鲁门等只考虑到局部军事目标的“合理性”，而没考虑到美国是否能够调动实现这样一个“合理”目标的国家资源。事实上，1950年12月，也就是中国参战不久，麦克阿瑟已意识到“我们的部队在数量上不足”，他在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以埋怨的口气称：“除非迅速提供最大数量的地面援军，否则这支部队将被迫不断撤退，抵抗力量也会随之越来越弱；要到被迫处于滩头碉堡地位，这固然能延长抵抗的程度，但除了防御以外也不会带来任何希望。”1951年1月1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承认：“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便出现我们必须从朝鲜撤军的情况，我们也必须使世界了解，我们的困难在于军需方面。”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致李承晚的信中带有埋怨的口气解释美国已无力继续这场战争的原因：
团结原则的实现不能没有牺牲。没有人能只做他想做的事。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00多万美国孩子离开他们的家庭、亲人和和平事业，奔赴遥远的朝鲜。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时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团结的神圣原则来挽救贵国于巨大的灾难。那100万去贵国的美国孩子中，2.4万名牺牲，11万名受伤。我们在金钱上付出了成百上亿美元。那就是我们为忠诚于你提出的团结原则付出的一部分代价。
1953年7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后的策略”提交的报告中承认：
自由世界的欧亚大多数国家很可能会赞成朝鲜中立化，因为这种解决办法看起来是消除了美国和共产党世界之间的一个危险的磨擦区域，从而减少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性，还因为要强化美国在南朝鲜的地位就会大量消耗美国资源，不然，这些资源可以用在别处。
通过解除其对在朝鲜的美国基地和大规模装备精良的韩国军队的支持，美国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用于加强自由世界在其他地区的军事地位。
美国为这场战争动用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大部，直接军费高达200多亿美元。在只有15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中，美国提供陆、海、空战争费用的50.32%、85.89%和93.38%。1951年春，杜鲁门亲自出马呼吁拉美各国为美侵朝战争“分担重担”，只有哥伦比亚作出响应，派了象征性的地面部队赴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据统计，美国用于朝鲜战争的直接费用按1967年不变价格计算共达693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15%。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在朝鲜战争的胜利时将“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作为其中美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看来，与战争之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一样，美国确实没有能力提供支撑打赢一场远距离区域性战争的资源。如果中国和苏联再不罢手，美国只剩唯一的手段——原子弹了。除了物质资源不足的原因外，美国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及国内的“极右”思潮也是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许多美国政治家始终摆脱不掉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两难困扰。与德国威廉二世之后的战略思想史进程相似，形式逻辑完备而经验逻辑不足，战略目标论证成立而支撑其结论的资源匹配不足，是二战后尤其是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及小布什时期美国战略研究的通病。当这种思维通病被应用于东方战争时则更显得致命。如果说以中国为源头的东方文明使东方人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深厚的辩证法（阴阳）渊源，那么，似乎是上帝的补偿，发源于地中海的欧洲文明使西方人则占据着形而上学——尽管有赫拉克利特、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有力矫正——的哲学王冠，以至形而上学成了推动西方基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主线。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目标脱离资源支持的基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战略还可以得到具有黑格尔和康德辩证法底蕴的俾斯麦有限守成思想矫正的话，那么，对于其民族国家历史较短、发展迅速而又处于东西方文明边缘地带的美国人——还有日本人——来说，他们在获得形而上学“补药”益处的同时，更易受到这种“补药”副作用的损害。这种损害具体表现为其国家战略设计中的形而上学优势因得不到辩证法的有力矫正而转化为“一根筋”式即片面的形而上学认识路径及由此带来的国家灾难。
麦卡锡主义是造成20世纪五六年代美国国家灾难的意识形态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野的共和党利用所谓“共产党人渗入政府”问题攻击民主党政府。1950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Maikaxi）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无中生有地宣称有205名共产党人渗入到国务院，此后，麦卡锡利用参议员的特权，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大肆指控和调查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渗透”，进行非法审讯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麦卡锡主义诬陷诽谤的范围，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面，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红队被迫一度改名。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和费正清、进步作家斯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员被解雇，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意识形态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惊呼：“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由于大陆封锁、麦卡锡主义和杜勒斯—饶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匮乏和代沟。”麦卡锡主义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以至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虽然此后麦卡锡主义衰落，但它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宁“右”勿“左”的另类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国的战略设计走向。而美国继朝鲜战争失败后再次飞蛾扑火式奔赴越南战场，并再次遭遇比朝鲜战争更大的灾难，既是美国形而上学战略设计的恶果，同时也不能不承认麦卡锡主义对强化这个过程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鉴于共和党右翼的国内政治压力，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有必要以北纬17°线在越南划界，那些判定杜鲁门政策应为失去中国负责的人，不希望看到因丢失印度支那而遭受指责”；肯尼迪更是“深深地担忧，如果不能阻止共产主义横扫印度支那，他将被打上‘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标签……由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社会中势力犹存，倘若共产党人在越南再度胜利，他在1964年再次当选的希望就极为渺茫了，民主党将再次遭受灭顶之灾”。
如果说麦卡锡主义从意识形态上强化了美国人的唐·吉诃德式的冒险意识，那么，乔治·凯南较早提出的“遏制理论”则为麦卡锡主义的外交实践提供了“完美原逻辑依据”。1946年2月22日，当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542个英语单词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致国务院电报第511号》，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国整个冷战政策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前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前苏联的一项长期战略。这就是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遏制政策。这份电报认为，苏联始终感到它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说“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天生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心理”，美国在估计苏联政策时“任何人都不应低估教条的重要性”，苏联将“在一切认为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作出努力来推进苏联政权的正式疆界。在目前，这种努力暂限于这里某些邻近的、被认为战略上直接需要的地点，如象伊朗北部、土耳其，也许还有波恩荷尔姆岛”；“苏联听不进理智的逻辑，但对武力逻辑却十分敏感”，因此，凯南建议美国政府：“如果对方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需要有影响威望的摊牌”。这份文件受到美国国务院的表扬，凯南也为此奉命回华盛顿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时任海军部长的福莱斯特尔下令复印这份电报作为几百名高级军官必读文件。年底凯南为福莱斯特尔又写了一份《美国与俄国》的意见书，提出对苏十原则，指出美国与苏联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目标，不要害怕（在美苏关系上）出现不愉快和公开分歧；“对于我们看来似乎只是小事情也不要害怕使用重武器”，他认为只有态度强硬才能使对方让步，所以美国应该“在任何时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都保持坚定和警觉的姿态”。福莱斯特尔将这份报告转交国务卿马歇尔。1947年7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将凯南在美国对外关系学会上的讲演报告在《外交季刊》以《苏联行为的根源》的题目发表。美国国务院收到凯南第“511号电报”后没几天即３月４日，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以《和平砥柱》为题发表“铁幕演说”。它从外面又加大了美国政府对凯南建议的重视。此后，美国外交迅速转入凯南提出的对苏遏制战略并形成相应的外交政策。1946年4月1日，美国国务院向跨部门委员会提交一份由国务院官员弗里曼·马休士（H.Freeman Matthews）执笔并以凯南遏制理论为基调的备忘录，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首次把美、苏争端视为苏联制度本有的特征”。马休士为美国提出以海洋为基点从全球范围遏制陆权大国苏联的政策建议。9月24日，美国总统顾问亲信克拉克·柯立福（Clark Clifford）在一份最高机密研究文件中明确主张：“对苏联侵犯美国、或侵犯攸关我们安全的世界某地区之主要遏阻力，将是我们的力量。”这项政策后来在实践中就演化为一项旨在全球保卫“所有受到苏联威胁的民主国家”的政策。这项政策所要防范的地区几乎覆盖全球。更有甚者，凯南理论将与苏联本是地缘政治利益之争转义为不可调和的意在“遏制共产主义思想蔓延”意识形态之争，这样就将一个有限地点和时间的安全目标变成一个美国国力根本承受不起的无限区域和无限时间的全面斗争。真是“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美国人的天真气使其在世界和平奠定之初就背上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背得起的工作即向自己定义的红色“撒旦”宣战。此后美国就象一辆由凯南在前面拉车，麦卡锡在后面执鞭的马车——当然还有英国丘吉尔在后面的忽悠，满载着美国大兵冲向朝鲜半岛，冲向中南半岛，最后冲向充满灾难的血色黄昏。1972尼克松“关岛讲话”，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实际就是对凯南无限遏制理论和麦卡锡主义的第一次也是最有力的校正，校正后的美国得到再次复兴。基辛格对凯南的遏制理论及其对美国作用的批评比较辛辣：
在外交政策上自我要求道德完美的国家，既不能获致完美，也不能得到安全，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遏制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一度充满理想色彩、对苏联动机的评估深刻，可是对如何开药方却又抽象玄阔。
事后，凯南也反思说：“如果是在六个月以前，国务院接到这样的电报时，大概会皱眉头，撅着嘴，表示不能赞同。如果再迟六个月，也许会使人听起来似乎是多余的重复，好象是在对虔诚的信徒说教。”虽然凯南提出了遏制政策，但当他看到遏制政策与愈演愈烈的常规武器及核武器军备竞赛联系在一起时，他极为沮丧。因为他一直深信，美国无法根据自己的设想来改造其他国家。为此，他反对美国干涉越南及发动越南战争，反对里根政府的军备竞赛；对于自己在1948年提出的对苏“政治战”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信条，后来他遗憾地说，这是他一生之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1957年，凯南已经重新诠释了自己的遏制理论。他写道：
国人经常问我，对付苏联威胁最应从何处着手，我的回答是：在美国失败之处，在我们眼中自惭形秽的事物上，或者令我们担心惊悸之处；针对种族问题，我国大城市的情形，我国青年的教育与环境问题，以及专业知识和普遍了解之间的差距。
这实际上凯南已将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从“共产主义”转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认为美国批判自己才是胜利之道。基辛格说凯南在“十年之前，也就是他对其理论演变成过分重视军事层面大失所望之前，凯南根本不承认这种选择”。在冷战结束后，他反对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最致命的政策失误。可以说，他所主张的美国外交应该是一种“谦虚而温和的”外交。2005年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去世，去世前又看到少不更事的小布什再次高扬起凯南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论，再次承担起美国背不动的在全球与“撒旦”斗争的任务。不同的只是，美国与之斗争的对象从以前的“共产主义”变为“恐怖主义”，以前的以“反共”划线变为现在的以“反恐”划线。但结果都是一样：美国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战式的灾难和美国外交在小布什内阁之后将再次受到“尼克松主义”的再次校正。（2）从朝鲜到越南，美国在同一逻辑下陷入更大的失败关于越南战争失败的原因，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此有极为深刻全面并有助于理解21世纪初的美国外交的评价，他在其主编的长篇巨著《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
如果说战争的失败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这场战争的代价对美国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它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苏联在战略平衡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日本与西欧重新获得的经济优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灾难性经济政策，包括为越南战争筹资的手段，都对美国衰落的时机和深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美元的地位一直很虚弱，国际收支的赤字问题困扰肯尼迪，但直到1964年，该赤字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艾森豪威尔之后的诸位总统都未对国家安全的代价给予足够的重视。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傲慢地拒绝对他们追求的外交目标所需的代价予以密切关注，在他们的考虑中，国际收支一向从属于安全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当政府印制越来越多的美钞来应付其创建帝国的各种行动时，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约翰逊和尼克松都试图将战争开支和通货膨胀转嫁给他们的贸易伙伴。1965年，法国起而发难，要求美国拿黄金兑换他们手中的美元，1971年，英国和德国也开始反对美国的国际货币政策。世界开始厌倦以收存贬值的美元作为免受苏联威胁的代价。他们认为苏联的威胁已大大减小；他们厌倦以收存贬值的美元，去支持一个大多数欧洲人都反对的美国人的越南战争。在盟国领导人心中，当货币问题开始向安全问题提出挑战时，紧张情绪在潜滋暗长。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解释说：“由于外交和国内问题的双重原因，美国政府对扩张性和通货膨胀政策不停息的追求最终削弱了美元的地位，撼动了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开始成为］全球经济中既危险而又受到排斥的一员。”
1950年至1954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年平均为17亿美元，1955年至1959年（1957年除外）平均每年为25亿美元，1960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为28亿美元，1965年至1969年平均每年猛增为34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导致美元地位下跌。1950年至1970年，外国政府、中央银行和私人握有的美元，从84亿增加到430亿，而美国黄金储备则从243亿美元，进一步降到163亿美元。60年代前半期，美国外贸顺差平均每年为54亿美元，后半期下降到30亿美元，1968年仅为83700万美元，是1937年经济危机以来的最低点。据统计美国用于越南战争的直接费用按1967年不变价格计算共达1488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14%。美国国力在60年代末期严重衰落，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孔华润接着写道：
美元贬值提升了美国的商品价格，致使其失去了海外市场，到1971年，美国在这个世纪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在这一年里，为阻止黄金外流，尼克松政府拒绝拿黄金兑换美元，尼克松的属下宁愿结束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从而破坏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20世纪20年代所设计的、给参与国带来惊人财富的布雷斯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假使没有这次战争，假使没有受到通货膨胀困扰的为国民提供工作和服务的国内计划所造成的恶果，美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会依然存在，但是，这些问题因耗费在越南的数十亿美元而恶化了。经济停滞不前而物价却快速增长，即所谓的滞胀，在20世纪70年代打击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之后，德国和日本被剥夺了参与大国角逐的机会，因而成为美国衰落的主要受益者。日本人将其研发预算的99%用到民用生产上，从而轻易地占领了美国市场，而美国却将研发预算的50%用在武器装备方面。另一位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解释了诸如日本和德国这样的贸易国家的兴起，尽管并非出于自愿，这些国家选择了贸易而不是军事手段去获取财富和权力。撇开对日本卓越的工业计划的不实指责，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由于那场毫无理智的越南战争，美国至少加速了这个世界所面对的“日本第一”的到来。塑造一个全新的、后霸权领导风格的机会，随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一起被挥霍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