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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钰鑫: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逻辑意蕴
点击:  作者:王钰鑫    来源:《学习论坛》  发布时间:2019-06-12 1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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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鲜明时代性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逻辑;植根社会实践并在静态实践与动态实践的循环往复中实现自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逻辑;遵循历史规律并沿着社会进步逻辑实现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逻辑;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逻辑。

 

时代是变动着的历史和变动着的世界。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准确把脉时代脉搏,在与时代同步伐中不断开辟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使自身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特质和品格。今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系统阐释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1]他还曾指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力量品格”。[2]

 

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肩负的理论使命和神圣职责。唯有肩负起这样的使命和职责,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更有成就。

 

一、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鲜明时代性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逻辑

 

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代”之间内在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在根据和理论依据。把理论置于时间坐标中,从时间的维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曾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恩格斯则反复强调并阐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5]随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提出和学界讨论的深入,有学者更加明确地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条件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性,它是从理论上充分体现了时代性的内容。[6]但是,深入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时代性特征,首先要科学认识“时代”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范畴。

 

关于时代,学界的看法不一,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词语。在诸多解释中,我们采用这样一种观点:时代是指“具有特定的空间规定性和一定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7]它是人们认识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系,存在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内,是从时间意义上对全球发展进程和发展趋势的战略概括。认识和把握时代及其主题,必须深入到社会发展的实体之中准确揭示时代的性质。所谓时代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就是在特定时代中,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力量或因素对这一特定时代特质作出的约束和规定。与时代性质紧密相连的概念是时代特征,它是某一时代处于世界主导地位或支配地位的力量的本质所决定的,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多面性。它由时代性质所规定,也是时代性质的折射或反映。[8]在当代,生产力发展全球化成为客观趋势,当今时代发生的各种变化和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特征也都根源于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9]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科学把握时代特征并与之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在价值。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0]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必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内在地要与实践和时代紧密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对客观事物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成为它所处的整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是,“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11]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也会因为一定历史阶段实践条件的变化、实践本质暴露的程度、实践内容演进的实际,着眼于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而不断推动自身的丰富和发展。质言之,时代特征及其演化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题、内容、进程、风格以及世界意义等都具有客观制约性。这就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体制和内生动力——时代特征及其历史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并由此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优秀的理论品质。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时刻保持对时代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关注和回应,从而进一步转化为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同时,由于时代特征既立足于民族国家又超越民族国家,是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对特定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高度概括,这就使始终植根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内在地获得了世界意义和普适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实现自身的本土化、民族化,也必须关注并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一以贯之地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推向前进。[12]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民族复兴的历史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实现理论自身综合创新的过程。这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回应时代诉求并在中国实践的历史性展开中彰显自身时代性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理论上表现为其“体系内部的继承与发展”,其主要依据是它在“对实践矛盾的有效把握时形成的‘内在紧张’”。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为新主题、新范畴、新命题的进入预留空间,从而使其具有体系上的“弹性”。正是这种“内在紧张”,使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也不会去追求对“真理”的终结,它必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延展中以不断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以持续获得理论生命力。可以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在机制和思想动力。[13]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革命的、批评的,就在于它不苛求于理论自身的圆融性而使自身陷入封闭状态,相反,它把“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具有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相统一的理论特质,具有面向实践的开放性。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是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14]也就是说,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其克服自身历史局限性的诉求和努力。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因僵化而过时,从而丧失生命力。对此,马克思也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历史证明,倘若不和实践结合,“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5]

 

更进一步地意思是,马克思主义必然会随着实践的拓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由此形成由若干民族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组成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而决定了整个思想体系中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成果之间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特征。这必然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它既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强调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提高把握实践矛盾的能力,实实在在地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发展这一伟大实践,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这一实践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在二者的相互作用和良性互动中科学回答了每一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聚焦新的时代课题,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展开和时代特征出发,立时代之基、答时代之问,成功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二、植根社会实践并在静态实践与动态实践的循环往复中实现自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逻辑

 

从实践向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可以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为了使自身更好地面对现实并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而保持的一种理论状态,也意味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出场,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和提出。它既是从静态维度对实践深刻、成熟的理论反映,也是从动态维度对实践的历史性展开而不断作出理论回应的理论状态。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停留在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深深扎根于人们创造自己历史的实践活动之中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把握现实世界的科学理论,从而赋予自身鲜明的科学特色的同时,也赋予其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色。

 

以实践为基础进而反映客观世界规律与结构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逻辑基点。马克思曾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6]然而,一方面,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意味着,作为对社会实践的某种反映的意识、理论或学说,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带有特定实践所具有的时代特质并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作为主体的人的历史局限性以及其受到的客观制约性,决定其认识事物及其所提出的理论具有相对性,必然随着实践地拓展、时间的延伸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17]对此,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在马克思看来,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8]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直面现实社会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中诞生并不断丰富发展的,由此获得了时代的合理性与理论的解释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其所展示出来的时代性正是由其内在的实践本性决定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植根实践且具有空间规定性的开放过程。尽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存在实践本体论的问题仍有争议,却形成了这样的普遍共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曾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19]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都使理论更能满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今天,中国问题、世界问题和人类问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制约,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完善自身从而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要有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坚持历史进步的标准,既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走向,也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和走向,以现实运动的微滤为指向扎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历史的根本性变革,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继续前进。

 

这就需要讲清楚:一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对事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回答,具有普适性。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地塑造着全新的世界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对此要有精准把握并作出科学回答。二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离不开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否则就是抽象的、空洞的、言之无物的逻辑推论。这是因为,“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20]三是由不同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中所处的特定逻辑时间和实践内容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不同民族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甚至于表面看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但就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它是已经被其他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作出的回答,其所贡献的不过是把基本原理同本土实践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加以运用而取得实际的成效。四是要把全球视野和本土眼光结合起来,因为只有把握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才能在这一个基础上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贯彻社会进步逻辑、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要在时代前行之中,善于把握动态的实践和静态的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善于在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可以相互转化,进而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任何一种理论,就其实质来说,它是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整个社会状况的精神表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它强调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和无限发展。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21]也就是说,不断变化着的实践活动,对认识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自从社会主义实现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的飞跃之后,马克思主义就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22]因此,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必须要发展自己、丰富自己。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要以创新的思维把握实践,在使自身得到创新发展的基础上真切反映时代精神,科学回答时代课题,积极引领时代潮流。

 

今天,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更加准确地把把握住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和指引这一伟大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就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及时总结开创性独创性的实践经验,不断发展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23]

 

三、遵循历史规律并沿着社会进步逻辑实现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逻辑

 

“历史具体”是马克思主义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渊薮和沃土,它内在地把实践和时代紧密结合起来,包含着共时性规律和历史性规律的全部秘密,为人们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生机制提供了现实的基地。究其根源在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24]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一定时空联结中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5]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拘泥于也不停留于对纯粹思想领域中来把握历史和实践。

 

既然马克思主义内在具有把握时代的品质,但能否准确把握住时代脉搏,取决于主体作用的发挥。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主客体相统一的。任何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把握,都受到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影响,渗透着主体的目的、既有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的作用。[26]这就意味着,主体并非被动地接受客体的信息。进一步地说,要把时代看作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变化的、分阶段的,在不同时代和实践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由此,在时间序列上,时代性质、时代主题、时代特征等发生变化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带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从全球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人类先进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再一次综合创新,都是对现实社会主义(实然)与理想社会主义(应然)之间关系更加成熟地把握。从本土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在占有既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作出新的理论应答,是对社会主义实然形态的实践探索所进行的理论升华。[27]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具有时序规定性的动态过程。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8]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从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也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修正、更新自己。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7篇序最生动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时代性。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承担着科学理论的创作,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独创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此后,世界上主要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坚持这一论断,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推进和纵深发展,深化时代、时代性质、时代特征、时代主题的认识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和节点,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在进行着新的探索,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遭遇了挫折。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并由此开始探索和回答这一时代主题下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然而,直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才在党的文献中正式被提出来,这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一以贯之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并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的格局,即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整体推进的发展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从世界维度和民族为分别确立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着眼点,提出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在世界历史中定位本民族和国家的逻辑时间,进而定位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位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位置。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空间范围来看,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带有强制性,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融入世界历史。这就导致在世界历史中,不同民族和国家所处的逻辑历史也不完全相同,在这些民族和国家所形成的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对其他国家已经回答过的时代问题进行再回答,也有的是是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进行独创性的回答。另一方面,从时间演进来看,尽管时代是符合进步逻辑向前发展的,但时代特征是具体的、历史的,既可以是直线递进的,也可以是曲折反复甚至会出现交替的。尤其是当时代特征投射到具体的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不同阶段预见相似时代命题的现象。也就是说,在时空规定中,必须考虑马克思主义世界性和开放性在时间序列中的具体呈现。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其在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进行定位,摆在社会的总体中去把握。

 

对中国来说,早在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就曾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实际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29]今天,我们总体上仍然处在毛泽东所指明的时代,但时代的内涵、条件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世界与中国的相互融入,从而使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愈来愈走到了世界历史时间的前沿。从逻辑时间来判定,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已经迎头赶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正在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转折与伟大跨越,正在承担着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使命。习近平从科学社会主义焕发新生机、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呈现新态势的时代背景出发,准确把握“历史具体”,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30]

 

四、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逻辑

 

现实逻辑是从共时态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对时代的把握和回答,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本性最直接、最现实的表现。“现实”具有历史性和总体性的特征,反映着事物的相连联系和相互冲突。对所处时代的科学判断和所处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也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31]前文已经比较扼要地介绍了历时性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从共时性的维度来认识和把握这一世纪性课题。邓小平曾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2]只有精准地把握住理论的当代走向,才能够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就要求要求我们科学回答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样态,既要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维度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从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历史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原因和实质、科学分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等方面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一方面,我们立足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状态、发展特点和发展需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性展开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带有独创性原创性的经验,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握世界发展的脉搏,研究当代世界发生着的巨大变化,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通过对新的实践探索中所产生的新问题的科学回答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此外,我们也要认识到,今天,世界上95%以上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只要少数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通过不断使自己强起来以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的越老古朝等国家也要通过发展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否则,就难以使马克思主义获得通往未来的不竭动力。客观地说,我们正在见证着“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的崩溃,“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研究和回答的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正面临的现实问题,它既是开辟未来的出发点,也社会主义未来的摇篮。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与路径。首先,精准把握时代特征是前提。列宁曾对时代问题进行过系统地思考和解答,明确指出:“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33]这就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要求。今天来看,随着中国日益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央,时代特征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成为理解和把握中国国情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我们既要把对时代的思考和把握摆在重要位置,也要把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把握。其次,结合时代特征进行理论阐释是基础。法国学者雅克·阿塔利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重新回顾马克思的一生,我们还会意识到这位在无数悖论之中被审视的卓绝灵魂充满了极度的现代性。”[34]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然成为凝固的、静态的文本,但将其置于时代演进中进行分析和把握,努力挖掘经典作家留给我们的大量文本与当今时代特征相契合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再次,科学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课题是核心。每一时代都有其需要回答和解决的课题,并由此对理论发展提出了诉求。可以说,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对时代所提出课题的回答和解决就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线、主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与时代特征和社会实践相脱离的倾向,都无助于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和正确解决,那种单纯强调文本研究而忽视时代发展的倾向是不可取的,单纯强调时代发展而脱离文本的倾向也是不可取的。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对“主体”问题作出科学回答。既要回答“谁去化”和“谁化谁”的基本问题,也必须充分考虑其主体条件以及主体作用的发挥。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回答的现实问题内在地有主体的作用在内。在我国,我们大致上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体构成分为三大群体:

 

第一类是人民群众。作为从事历史活动的现实存在的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历史活动的创造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体。根本地说,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向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和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需要指出的是,在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人民群众主体时,要从历史的高度来理解“人民群众”这个概念,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由此决定其理论需要、理论取向以及实践内容都会不同。

 

第二类是领袖群体。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始终能够与时代同步伐,保持着旺盛的生机活力,离不开领袖群体作用的发挥。毛泽东曾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35]在中国,就是像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杰出领导人凭借其理论素养、理论勇气和理论智慧,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并在理论上作出回应,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当代中国,作为党的领袖,习近平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示出强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

 

第三类是知识分子群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无疑是“集体智慧”的历史性彰显,知识分子群体是这个集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磨难与屈辱的国家来说,知识分子群体是具有特殊地位、发挥着特殊作用的社会阶层,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百余年时间中,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国情的探究者、时代特征的研判者,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今天,担负起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更加迫切地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创立170周年这样伟大的历史节点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也可以发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得到了充分彰显![36]今天,我们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就是要继续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并通过接力奋斗使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乃至世界范围内生动地展现出来!

 

注 释:

[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页。

[5]《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列宁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6] 顾钰民:《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若干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

[7] 叶险明:《“知识经济”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153 页。

[8] 陈金龙:《时代特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9期。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2页。

[12]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意味着时代因素逐渐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党的十四大开始逐渐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成为全党共识。然而,直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我们党才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标志着我们党在这一问题上逐渐形成高度的理论自觉。

[13] 侯惠勤:《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紧张”》,《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20]《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21]《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22]《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23] 王钰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理路与理论贡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25]《列宁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4页。

[26] 陈锡喜:《“发现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起点》,《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27] 王钰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2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30]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31]《胡锦涛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3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33]《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34] [英]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3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作者系博士,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站博士后;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研究”[编号:18VSJ010]阶段性成果;来源:原文刊于《学习论坛》2018年第11期,昆仑策网编发时有个别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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