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广丨改革开放、“经济奇迹”与所有制结构变迁—

李济广丨改革开放、“经济奇迹”与所有制结构变迁——对某论坛研讨会的一个回应

点击：作者：李济广来源：“察网智库”微信公号发布时间:2018-10-11 08: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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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今年9月份，某论坛在京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国地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批学者，发表了一些大尺度的言论，令支持他们的媒体也表示令人怀疑这次会议是不是在北京召开的。

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对政府的作用、国有经济的作用和国有经济效率的否定，对已经为数不多的国有资本的发展即莫须有的所谓“国进民退”的不满，对突破所有制的束缚让私人资本取代国有资本走完“最后一公里”的期待，以及对共产党的初心消灭私有制的反感。

这种思潮完全无视党章宪法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如果这种思潮得势，意味着我党意识形态的颠覆与彻底崩塌。在这种思潮看来，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取得的成就，主要靠的是私有化市场化，所以今后搞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就是经济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本文谈谈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成就与所有制的关系，主要说明“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2018年9月习近平语），未来的改革坚持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极为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被称为“经济奇迹”。一些文章往往讲中国“经济奇迹”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由于改革开放最显著的变化是私有经济的比重与日俱增和市场化的程度日益深化，所以一些人把“经济奇迹”归功于“民营经济”即非公经济的发展，或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一些网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民生等领域问题重重，不仅没有“经济奇迹”，反而是弊端丛生。

我们认为这些看法都是笼统的或不全面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尤其是经济快速增长与所有制改革的关系，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中国出现“经济奇迹”的原因

从上世纪末以来，学术界有不少论文对“中国奇迹”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之前也有论著研究经济快速增长的的基础，这些著述通常是从某种角度出发，把“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一两个因素。如：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

70 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和各项经济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非经济政策；

政府激励和官员激励；

扩大开放，鼓励流通，发挥生产资料的比较优势；

政府行为企业化；

意识形态范式；

民间投资；

中国政治文化“集中效率”、“政治组织”、“制度创新”、“文化包容”的优势；

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和各类经济组织的运转成本；

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

多层次多地区的层级制、城乡分割与关系型社会特征、“官企一心搞经济”；

“华人的资本主义精神”（香港大学雷丁教授、波士顿大学伯杰教授）；

“中国人智商最高”（英国阿尔斯特大学荣誉教授查德·林恩）；

中国经验没有超出国际经验因而不存在经济奇迹（哈佛大学和世界银行）。

国内论述比较深入的，林毅夫、蔡防、李周（1994）提出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外向型的发展比较优势的战略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基础；郭熙保（2009）认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1]李扬（2017）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和工业化城镇化，而它们又以正向激励和金融大爆炸促成的储蓄率提高为基础。[2]

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增长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发展速度较快，必然是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体制的多方面背景，历史基础和历史趋势，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合理的政策、利弊参半的战略和不计代价的做法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要加以概括的话，那只能说，中国40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较大提高，主观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客观上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为了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必须全面、客观地认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具体说，促进中国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至少有以下十项。

1、改革开放之前30年奠定的发展基础。在“前30年”，中国农民以艰苦卓绝的努力进行的农田基本建设，以及涉农技术的突破、涉农工业的创建与发展，为后来的农业增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民向城市廉价供应农产品，加上工人阶级和技术人员拼搏努力，以及苏联援助，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后30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教育规模快速扩张——不是像大学扩招那样超过社会需要拉动GDP——满足了改革开放初期人才的需要；科技事业出现了一些列里程碑式的突破，以及企业培育的科技人才、技术工人和工业技术为上世纪80年代一些制造业企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前30年还奠定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

2、计划生育及其人口红利。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人口老化速度，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结果，不但劳动力充足，而且社会负担大为减轻。试想过去一对夫妇抚养5个孩子，大部分老人还没有退休金或工资，而后来一对夫妇抚养1-2个孩子，大部分夫妇双方的父母还要用工资或退休金支持他们，负担差距有多大？比人均收入因人口红利而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人口机会窗口”抚养比低造成储蓄快速增长（根源不是激励与金融大爆炸），从而资金充裕、利率下降，投资得以高速增长，财政收入也随之快速增加；在收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储蓄率增长速度更快；抚养比低也使人力资源投资得以迅速增加。中国1990-2015年间就是这种情况。

3、经济技术发展的后发优势。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一旦进入增长的顺利时期，就不必重复先进国家经济技术进步的轨迹。后进国家可以通过购买先进国家一些已有比较先进的技术或次优技术或大流技术越过一些发展阶段，可以模仿先进国家的比较先进的技术进而通过改进创新实现一些赶超，可以实现弯道追车例如从没有电话到直接使用智能手机，此过程必然导致后进国家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先进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期正是处于这一阶段。虽然这一时期工业化城镇化是在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一时期为什么工业化城镇化进展迅速？是因为本文所述各种因素促进了工业化或非农生产的快速发展的快速发展，工业化或非农生产的快速发展又带动第三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也是弯道追车原理在起作用。

4、国有经济发挥的中坚作用。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公有制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90年代和本世纪，国有企业提供了基础能源和基础设施，在生产公共产品、建设重大工程、实现工交部门重要技术创新等方面承担了主要任务。国有企业较高的劳动报酬——通常比私营企业差不多高一倍——改善了社会消费能力，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下滑时期更多地承担起了扩大投资需求的角色。政府投资发挥了结构调整、发展关键行业、维护粮食安全等作用，国家控制土地使城市建设用地和企业用地供应极为便利，在上世纪80-90年代低价供地更是大大降低了私营企业经营成本。多年来，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缴税比重远大于国有企业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如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指出：2014年1-11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业每100元营业收入，国有工业企业税负为其它企业的2.6倍。实际上，规模以下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他们纳税更少，小微企业往往不纳税。

5、出口拉动的增长战略。中国外贸依存度上世纪90年代在29.8%-42.3%之间，而同为大国的日本仅在13.9%-17.3%之间，美国在17.4%-23.5%。中国外贸依存度2007年达到68.02%，2010年为50%，而2010年同为大国的美国外贸依存度只有28%，日本只有26%，欧元区17国为34%。尽管外贸依存度这一概念不够科学，但横向比较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证明“出口拉动”没有疑问的是，中国从1990年开始除个别年份外持续顺差，到2005年开始每年贸易顺差都在千亿美元级别以上，现在每年还有万亿级别人民币的贸易顺差。价值20多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是本币低估的表征，而在长期中央曾是外汇买卖的唯一中介，巨额外汇购买导致外汇价格维持在高位即本币价格偏低；近年来储备下降的很大原因是藏汇于民。出口拉动作用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东南沿海经济增长速度快的省份其外贸依存度是中西部大多数省份的10倍左右甚至30倍以上——不在于哪个省私有化程度更高！当然，出口拉动的代价是制造出口商品的巨大生态消耗和劳动消耗，以及外汇贬值风险。

6、吃苦耐劳、劳动付出多而劳动报酬少的劳工。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这种说法虽然以偏概全，但说出来一个道理。中国劳动供过于求而又缺乏能与企业协商工资的工会，地方政府为了留住企业便维护资本利益，导致劳动者相对待遇很差。“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2006年美国为0.305:1，中国则是0.755:1，[3]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剩余价值率高达253%，浙江规模以上工商联会员民营企业剩余价值率则为400%。[4]劳动者劳动报酬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又吃苦耐劳，这种低劳工成本对外资有极大的吸引力，对内资则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而在经济快速扩张时期，这种积累很容易转化为投资。

7、共产党强力而持续的领导和社会稳定。所有的执政党都要发展经济，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点，一是它的领导强力而持续，这一点保证了政治与社会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极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共产党的领导的与公有制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公有制在它存在的领域发挥着比私有制更好的经济作用。三是与社会主义相联系而又强力的党委领导，必然通过各级国家政权发挥重要的经济调节作用。强力领导的党有能力对市场所决定的资源配置进行有力度的纠偏，例如有能力且愿意以较为直接的行政计划手段去调结构、去产能、搞大工程、扶植高新技术、用发展经济的手段扶贫、搞大开发等等，虽然也会有失误有争议，但对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无疑的。

8、利弊参半的“增长主义”。长期以来，我国不仅企业竭力追求扩张，政府也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其原因是，决策机构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高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性，增加就业片面依赖保速度；对市场机制的自利性动力抑制不足甚至鼓励助推企业扩张，晋升标准不严谨使地方官员以增长作为重要的能力显示方式，非均衡的财政体制与不规范的财力使用，地方官员的自利机会，都成为地方官员拼命追求投资与增长的动力与动机，而非民主的经济决策机制、对盲目增长副作用的忽视，使这种动机得以实现。[5]可以说，没有那个国家像我国那样，上一级官员会对下一级官员提出发展经济的严重压力与要求，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官员那样辛辛苦苦、不计代价地招商引资。

9、市场机制从无到有的建立。虽然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存在改革的问题，但真正能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制度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相比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市场化的工资激励和利润激励具有自发的动力，市场供求机制能进行灵活的自动调节，因此发挥了很多人的能动性，这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贡献。但近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早已建成，本来意义上的改革也就完成了，所以也就谈不到市场机制对经济“快速”增长继续发挥多大作用了。而且不要忘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成就，基本上也是奇迹，而那时那么多的市场化国家经济不景气。

10、非公经济的适度发展。这一点下面详述。

中国“经济奇迹”与所有制结构演变

(一）辩证、理性地看待非公经济的崛起与贡献

上世纪80年代，涌现出很多个体户，缓解了当时的就业紧张情况，更多地满足了人们对产品与服务的需要。在市场机制逐步扩张的情况下，很多小型国有、集体企业，国家和社会很难把他们监控好，因此逐渐衰落下去，此时私营企业逐渐增加，接替了那些空缺，维持了就业和生产经营活动。这就是非公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速快”的主要贡献。

然而，主流舆论或明或暗地一直认为，非公经济或所谓民营经济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力军。一些论文提出，私营经济比重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快，许多论文认为，我国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过程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规模不断下降和所有制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由此促进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他们认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功劳，因此不断呼吁加快非公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私有制经济增长是一些原因引起的，经济增长是由另一些原因引起的，而两种结果遇到了一起。本文第一部分说明了经济增长的复杂原因，其中私有制经济在过去经济快速增长中的贡献，如果非要百分数来表示的话，也只能说是个位数。所以，在一定的时间或空间，私有制经济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数学上的和时间上的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绝不等于因果关系。

一些人觉得，新创办一个私营企业，就增加了一些GDP；私营资本扩大，GDP也就随之增加，因此，私营经济的快速增长，造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加上以贱卖为主的私有化浪潮导致私营经济超常快速扩展，而私营经济的扩展表现为经济的发展，但不是私营经济自己的魔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也就是那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私营经济不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客观条件，私营经济本身都不能快速发展。同理，目前大多数国家市场化程度并不低于中国，经济增长却经常陷入停滞，也是因为他们缺乏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客观条件。

很多人说，目前新增就业主要是“民营企业”提供的，大部分GDP也是“民营经济”贡献的，所以“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问题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部分GDP和就业增量由私有制经济来贡献的状况？大部分GDP和就业增量由私有制经济来提供是合理科学的吗？大部分GDP和就业由非公经济来提供，其原因就是非公经济比重占了国民经济的绝大部分，而过度私有化是宏观低效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常识告诉我们，私有制市场经济恰恰是当代社会阻碍生产力顺利发展的基本社会因素。如果国有经济比重大，由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必然是质量更高的就业，由国有企业提供的GDP会是带来更多幸福感的GDP。

人们通常认为，外部投资来的越多，中国的经济发展得也就越快。近40年与前30年相比，开放的最大变化是大量引进外资，即引进外部私有制经济。应该说，在上世纪的中国，资金不足，没有市场经济管理的经验，对国外市场不熟悉，技术差距大，引进一定数量的外资有助于缓解这些困难。

但是到了本世纪，中国的资本已经过剩，中外大量的人员交流和神奇互联网上的信息交流，使得我国对国外的管理、一般技术和市场都十分熟悉，而且不少研究论文早就指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愿望从未实现，也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过量引进的外部资本，对中国的管理和技术进步已无多大帮助，而且挤占中国市场，对包括国资在内的内资具有极大的挤压效应，控制中国行业，扩大非公经济比重，攫取巨额中国财富。在金融领域引进外资更是有弊无益。在这种情况下，过度进入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正向力量没有负向力量大。

（二）科学、深刻地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式微与效率

在改革时代，大批大中型国有集体企业被私营、外资企业所取代，并不是因为公有经济占主体无法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许多国有企业利润率下降乃至亏损，并不是公有制本身低效率，而是因为与非国有企业比较起来，工资保险福利占企业增加值比重大，企业办社会负担重，税收负担大，利息支出也多，而且体制不顺、改革不合理，[6]此外，国有企业不像非国有企业那样容易偷税行贿，不像外资与私营企业那样得到大幅度优惠与支持，不少资源型国企到了资源枯竭期，计划购销终止需要重塑供需关系和价格体系、拨改贷转换期也都给国有企业带来极大困难。即使是这样，就“社会贡献率”即投入产出之比而言，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也是高于非国有企业的，而国有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宏观效率上。[7]

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被大批卖掉，除少数确需破产外，主要是私有化“改制”浪潮影响、监管不到位导致国有资产被侵吞的结果。概括地讲，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此消彼长的原因是：客观条件对国有企业不利，国有经济治理机制严重不合理导致国有资本严重流失包括私有化浪潮贱卖公有制企业，各方面大力推进非公经济发展而不大力扩展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从公有单位得来的收入自发转化为私人资本但私人资本不会转化为国有资本。

判断哪种所有制优越，所有者利润率不是标准，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是唯一标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都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内容，因而所有制对文明状态各方面的影响，都是衡量所有制好坏的必要标准。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事实，公有制的基本优越性在于：

公有制相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有利于经济平稳顺利高质地发展，有利于根据社会与人民需要配置资源、发展好教科文卫公益事业；

公有制是真正实现人民民主的前提；

公有制是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劳动平等、人民中心、人的解放、人的发展的基础；

公有制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风尚，实现社会和谐；

公有制是人类彻底解决生态平衡的根本保障。

作为民族国家当前国企还有很多特殊作用，如控制经济命脉、维护国家安全、调整产业结构、承担社会责任和特定任务等等。

有论文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隐性资产侵蚀、腐败和不平等的问题都是公有制理想代价，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公有制既定时期治理体制或实现形式有问题不是“公有制”有问题。[8]国有经济存在的问题，源于一些人倡导的已为大量学者指出其逻辑错误的改革——依赖所谓的“产权改革”，依赖私人资本对国有资本领导者实施制约，依赖“政企分开”，依赖领导者分享剩余——这些都不会充分有效。如混合所有制不是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9]笔者多年研究的结论是，公有经济实现有效制约有赖于职工与公众对国有经济的决策权、官员权力间的制衡、抑制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机制建设，[10]这也包括领导者的竞争性选拔，而激励机制则应主要依靠按劳分配和经济责任制。

很多文章，尤其是天则研究所，论证、散布说，国有企业的效益来源于垄断利润、财政补贴、少交土地资金和矿山租金，利息优惠，真实的净资产收益率为负。这些说法不是歪曲事实、误解事实，就是错选数据、错用数据，错算数据。[11]不应让这些流言误导决策。

综上，把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实现的经济成就”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抽象地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笼统地说成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站在科学的角度来看都是不严谨的，不利于我们趋利除弊，说成是私有化市场化的结果更是荒谬的误导的。

所有制结构变革和“经济奇迹”的负效应

私有化改革不仅不是促成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反而带来了一些列副作用或者叫恶果。这些副作用既为私有化市场化“转轨”所引致，也与过度追求“增长奇迹”有关。

1、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私有制所取代。据研究，到上世纪末，国有资本就只占全社会资本总额的26%，集体经济资本占9%（樊纲、姚枝仲，2002）[12]，2008年，全国直接经营性资本财产中国有资本（不是资产）有占24.35%，集体占7.24%；全国所有者权益角度的资本性资产中国有经济占10.50%，集体占2.76%；全国社会所有财产中国有占18.63%，集体占2.24%（李济广，2011②），[13]近年来公有就业在22%左右（李济广，2017)。[14]一个有点高估的计算认为2006年二、三产业公有制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37%（李成瑞，2007）[15]，另有研究认为到2010年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占27%（赵华荃，2012），[16]有研究根据就业结构，按2013年末数据计算，证明我国第二、第三产业公有制怎么算都不占主体地位（何干强，2016）。[17]如果有人非说公有制经济还占40%乃至50%以上，必然违背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和常识。

习近平所强调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内涵就是公有制。[18]社会资本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冲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理论面临挑战，并且带来与公有制优越性反面的影响。私有制经济比重过大必然对经济低耗高质、平稳顺利发展，对教科文卫事业的公益性，对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民主、共同富裕、劳动平等、社会风尚以及彻底解决生态平衡等等问题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几十年中腐败持续膨胀，虽有制度建设不力的基础，有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但资本与官僚的广泛勾结，不能不说是最突出的表现。

2、劳动关系恶劣、雇佣化。目前国有单位就业市场化已产生不同程度的雇佣因素，[19]混合所有制企业劳动者收入分配有一半的成分变成了按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分配，而私有制企业必然实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纯公有制企业的民主管理都困难重重，直接隶属于私人资本的劳动者，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主人翁作用就更不可能实现了。由于地方政府为了保增长促增长而重资本轻劳动，我国私企的劳资关系状态远不如其他国家。劳动时间在世界遥遥领先但报酬低下，大多数企业社会保险缴费低于标准而且残缺不全甚至完全不缴费，许多工厂工伤严重，工作环境差，许多企业克扣抵赖工资，常常随意解雇或减薪，年龄大一点就会被拒之门外。国有企业在这些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好但也日益市场化。

3、社会分配两极分化。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迅速提高并居于世界前列，到上世纪90年代两极分化态势基本形成。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撰写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2年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2016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大型土豪”人数已占世界第一。与庞大资产阶级相对应的是存在生活压力的诸多普通劳动阶级、庞大的贫困准贫困人口、庞大的失业半失业隐性失业人口、不少看不起病的患者、一些居住条件差、入学条件差、营养不充分的群众。在此状态中，与劳动对立的还有许多外国大资本。虽然管理工作不到位和历史因素是一些分配不公现象的原因，但收入分化和财产分化如此严重，基本原因就是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非公有化。邓小平同志所担心的“十个如果”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提出的，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4、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在“增长主义”氛围下，出现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保增长”“投资拉动”“刺激消费”“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等似是而非的观念，出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城镇化”“招商引资”等工作中存在着的不科学做法，“无声增长”“无情增长”孕育着“无未来增长”，增长逻辑、资本逻辑压倒了生态逻辑和社会逻辑。“增长主义”下的剩余价值追求和GDP追求不计生态成本、忽视生态生产和生态效率、轻视生态福利，破坏了商品经济增长速度的生态均衡条件，并且藐视生态公正。[20]结果，水、空气、土壤、土地、食物、绿地、森林、空间、能源、原料等资源环境遭到触目惊心、众所周知的破坏。

此外，巨额贸易顺差和国际储备意味者资源和环境为国外所利用，汇率低估造成的汇率补贴和出口退税还导致巨额使用价值财富外流；资本项目顺差以及境外股权融资数量远大于对外股权投资同样造成生态外用，本币低估和增长主义倾向下的招商引资还使外资廉价利用资本输入国资源环境。[21]用来拉动经济的天量闲置房地产和闲置开发区也是对生态的严重损耗。

陈真玲（2012）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除了民生代价、环境代价，还有政治代价（社会管理成本上升,政府公职人员腐败和政府公信力下降，国际政治矛盾增多等）和文化代价（社会思想道德下降，唯利是图，社会信仰缺失等）。陈真玲计量，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社会代价增长0.45-0.48个百分点。[22]虽然社会代价用数字加总难以科学，但形象地说明了经济增长给我们带来效用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负效用。

5、给新时期经济发展带来隐患。

（1）非公经济的负向力量。私有制企业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过度，在经济衰退时期投资萎缩，助推经济起落和经济危机。私有化及其两极分化压低了社会需求。“富不过三代”的铁律使私营企业缺乏“恒产”，破产倒闭此起彼伏，影响经济运行的稳定。个人致富氛围和原始积累背景造成的道德滑坡对信用、法制、选贤任能、公正激励、廉洁从政等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2）片面追求增长的后遗症。对“经济奇迹”的片面追求，导致产能过剩，资源过度开发、环境严重污染和破坏，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受到制约。出口拉动战略骑虎难下。本来，大国有条件集中人力财力研发尖端科技，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分散企业赚了大钱后，去搞房地产和金融攫取短期暴利；政府对出口和非公企业的大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把他们惯坏了。此外，城市的增长吸取了农村的精华，使得农村无法跟上城市前进的步伐。

（3）过度开放的隐忧。经济金融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与国际经济规则接轨和出口拉动战略使得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资本流动的影响以及霸权主义政治的钳制。几十年中顶尖大学中的优秀毕业生大量外流，削弱了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国外资产阶级经济学进入中国后控制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碍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学术引导。

结语

本来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任务——走向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并存、放开贸易引进外资——实际上早已完成。如果不把“改革开放”理解为特定过程而是一种状态，那么大多数国家都可以称自己处于“改革开放”时代。“新时代”的启动客观上意味着特定含义的“改革开放时代”事实上的结束。

“新时代”应是对公有计划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的扬弃，通过否定之否定，实现螺旋式上升；在新时代，需要对存在的问题客观正视，高度重视，冷静分析，加以解决，避免社会主义和执政党的颠覆性前途！在新时代一系列重要战略和常规改革中，应高度重视习近平“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观点，采取有力支持措施落实习近平“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战略；在数量比重上让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主体地位将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因素的核心任务。找准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民主管理、权力制衡、制度制约、按劳分配、干部的竞争性选拔，以及政策支持，是公有制健康发展、获得上上下下一致拥护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的主要保证。

参考文献：

[1]郭熙保：《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新解——来自后发优势视角》，《学术月刊》2009 年第2期。

[2]李扬：《冲破“双储蓄不足”的瓶颈——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大成就》，《财经》2017年第24期。

[3]李济广：《劳资分配比例的中外比较》，《统计研究》2008年第10期。

[4]李济广、刘倬：《民（私）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格局实证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李济广：《增长主义生态批判》，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年。

[6]李济广：《公有制经济的高效率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

[7]李济广：《国有经济的使命、效率及改革——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研究报告评析》，《探索》2013年第1期；李济广：《公有制经济的高效率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

[8]李济广：《公有制理想的代价还是体制不合理的代价》，《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10期。

[9]李济广：《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形式与治理保障》，《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10]李济广：《企业治理体制中的国有企业监督制约机制：基于案例的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李济广：《国有经济预防腐败监督制约体制改革策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李济广：《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矛盾及其应对》，《宜春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李济广：《公有经济的民营化治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

[11]李济广：《国有经济的使命、效率及改革——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研究报告评析》，《探索》2013年第1期。

[12]樊纲、姚枝仲：《中国财产性生产要素总量与结构的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

[13]李济广：《我国现阶段财产所有权结构统计评估》，《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

[14]李济广：《论所有制结构量化评估方法——兼与裴长洪研究员商榷》，《当代经济研究》 2017年第7期。

[15]李成瑞：《大变化——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上)》，《探索》2007年第5期。

[16]赵华荃：《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评价》，《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

[17]何干强：《振兴公有制经济刻不容缓》，《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18]李济广：《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19]李济广：《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矛盾及其应对》，《宜春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20]李济广：《增长主义生态批判》，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年。

[21]李济广：《汇率低估、贸易顺差、外资净利用与生态文明损失》，《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22]陈真玲、鲁奉先、王光辉：《中国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分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