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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荣政 李静:正确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相互关系
点击:  作者:梅荣政 李静    来源:红旗文稿  发布时间:2017-07-09 11: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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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包括境内外多种媒体,围绕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评价,争论不已。从争论的性质看,有不同学术见解的争鸣、不同认识的思想碰撞,也有不同政治立场和历史观的对立和较量;从所持的态度看,有客观、严谨的分析,以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或者对不科学的认识予以纠正;也有刻意标新立异,通过曲解甚至任意编造历史以达到其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的。不同的争论性质、不同的研究态度,反映出历史唯物主义与坚持唯心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从本质上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接力探索、蕴蓄积累和开创发展的奋斗历史。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和相互关系的认识与解释,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抓住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深入思考和科学分析有关方面的舆情,拨开谬论邪说的迷雾,阐明历史的真相,明辨理论是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始终一贯的明确结论上来。

 

  一、 两个历史时期探索的主题、主线是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一精辟论断,如实反映和高度概括了两个历史时期探索的同一主题、主线: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一主题、主线表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新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进行的历史创造活动是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发展主题、主线的确立,是由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其一,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只有完成前一个任务,才能为完成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中华民族完成了第一大历史任务,必然开始向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迈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其二,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包括党的领导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奋斗的目标追求。中国全部近代史证明,要实现这一目标,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实现。

 

  其三,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头几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借鉴了不少苏联的做法,其间也走了一些弯路。1956年春,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与苏联模式不同的新思路。虽然在这种建设进程中出现了“文革”等严重错误,但我们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全面拨乱反正,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作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决策,纠正了错误并开创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

 

  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的展开过程,就是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过程。它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逻辑的历史统一。这种探索接续至今天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并在实践中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的四者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党和人民在深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科学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认识的体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发展和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国人民实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成果。这一成果既是在第一次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获得的,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在持续探索自己国家历史发展主题主线的过程中,用新的思想和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二、 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具有发展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阶段性相统一的特点。两个历史时期的客观进程,表明二者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其内在联系是本质性的。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在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然历经千辛万苦、艰难曲折、付出了各种代价,但依然“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这些独创性的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正反两方面经验、思想保证、理论准备、物质技术基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又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上述表明,我们党探索和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分成了前后两个时期,但这是一个不可割裂的统一历史过程。

 

  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以更为宏阔的历史视野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党和人民以获取“根本成就”为价值目标,孜孜求索,奋斗不息,创造积累,一以贯之,这就是近90多年来、更是两个历史时期历史联系的本质所在。

 

  毋庸讳言,我们党在前一个历史时期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文革”的重大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新中国的历史发展造成严重挫折。但是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要把握几个严格的界限:一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因缺乏实践经验、客观条件犯错误,不同于根本否定或抛弃社会主义;二是某一个时期犯错误不等于整个历史时期都在犯错误;三是做某件事情犯错误不等于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错误的;四是发现错误就纠正错误不同于顽固地坚持错误;五是要分清功与过哪个是主流,不能颠倒主流与支流。前一个历史时期虽然犯有错误,但并没有中断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也是如此。确如邓小平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三、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是在螺旋式上升中产生的区别

 

  两个历史时期相互联系,又有区别。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前后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执政路线之间的关系,核心是是否承认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总的说来,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中产生的区别,是探索、创立、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别。

 

  从制度层面看,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党已经建立了新中国,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权性质、国家结构和政权体制四大方面构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根本的、基本的和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坚持这些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又根据改革开放实践对其进行完善。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过多次讨论,对宪法进行修订,创立发展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逐步形成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通过改革国家的权力运行模式,建立起相应的政治体制,现在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的、基本的和重要的政治制度从未动摇过。

 

  在经济制度上,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单一等问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方面,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经济运行方面,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的创举完善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但并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

 

  在思想文化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汲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当中曾受“左”的错误影响,导致“文革”严重错误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经过全面拨乱反正,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我们党提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立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文化体制。进入新时期,党中央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力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丰富、完善。

 

  从党的基本路线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这条基本路线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的。这条基本路线也是在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其基本内容看,首先是“一个中心”。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城市中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强调不把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做好,我们就会失败。当时就确定了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向。在1956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我们党正确把握国内主要矛盾,进一步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是之后一直到 20世纪60 年代前半期,由于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

 

  再看“两个基本点”。1956年我们党发表了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把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概括成五条,这是我们党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最初提法,之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将五条基本经验概括成“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而将这六条政治标准提炼、概括成“四项基本原则”,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

 

  关于改革开放。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定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个阶段,因此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把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确定为基本方针,并提出向外国学习,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但是囿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原因,没有形成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

 

  再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可分阶段的思想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当时,这一观点没有来得及形成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前一个历史时期,为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准备了理论和物质条件,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展成今天的“五个基本”(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是经过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接力奋斗,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的结果。这表明从党的指导思想层面看,两个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在继承、延续中的前进、上升和创新。

 

  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方面,关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连续性和区别,邓小平有一个明确的论断:“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300 页)这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实事求是的表述。历史证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是波浪式发展。”(《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也是如此。若无区别就不会出现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但区别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断裂、不是彼此的根本对立,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的辩证联系、创新性发展。

 

  (作者:梅荣政,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分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静,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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