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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国际化陷阱是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的预演
点击:  作者:王今朝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4-27 11: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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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际化陷阱何以产生

 

  所谓陷阱,就是使人受骗上当的圈套、坑穴。为了使别人更容易受骗上当,必须铺设具有诱惑力的诱饵。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最多只是西方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并不必然存在。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为了使中国落入西方人所熟悉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必须用“想中国之所想”、“中国之所急”的办法,才能诱导成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示,中国之所想、中国之所急最大莫过于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现在,这种前景的现实性已经极为可能,连许多西方人都已经深感头痛了。

 

  中国经济赶超西方应该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济一直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所谓赶超西方,其实只是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回归而已。这是由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勤劳的民族、聪明的人民、广阔的国土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所无法改变的。中国不想侵略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也不应该想侵略、遏制、围堵中国。这是民族权平等的必然要求。然而,一些西方人根本没有历史观念,他们因为自己国家在近代历史上由于特殊原因偶然成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形成了一种反历史的欧美中心主义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必须按照他们这些少数西方人的观念来设计,这是黑格尔精神第一世界第二的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种特殊体现。这种反历史的欧美中心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世俗表现映射到中国国内,就是一些人所主张的国际化、与国际接轨。正是这个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的主张构成国际化陷阱,成为中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的预演,也成为活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之一。[1]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毛泽东主席事实上一直在与这种倾向作斗争,无论是与王明路线的斗争,还是从一边倒的转向,都是如此。只是毛泽东主席没有提明确地提出这种倾向。但他明确提出了一个避免陷入国际化陷阱的策略:独立自主。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对外开放的旗号下,这种由来已久的国际化陷阱又逐渐重新在中国生成。把在西方发达国家所布局、把持、控制并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视为顶尖论文,给予晋升、物质和名誉奖励,把西方国家所培养、所控制并有意无意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中西方学者视为顶尖学者,给予大师头衔光环,引为座上宾,甚至备供国策咨询(米尔顿•弗里德曼、科尔奈对中国市场化改革提供过建议)。在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为怪。但让这样的现象蔓延必将使中国付出惨痛代价。

 

  二、国际化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的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说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中国还没有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都在利用国际化为中国铺设国际化陷阱了。本来,如果国际化陷阱成功,中国就不会实现真正的崛起,也都不会真正挑战现存大国。但如果现存大国的国际化陷阱策略成为司马昭之心,则中国之崛起必以破除这种国际化陷阱为先导,由此所产生的摩擦、冲突,不足为怪,却可能被现存大国内部极端势力(仇中、仇华、仇亚、仇共、仇马)通过媒体夸大引导其国内舆论、动员其国内乃至国际力量,挑起与中国的战争。这就可能使得其所宣称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中国为了避免被“修昔底德陷阱”所伤害,也必然要做大量、充分的准备。新中国建国六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和平发展。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不想危害西方,西方也不能想危害中国。为此,西方就应该如停止供应民主资金那样停止实施对中国实施“国际化陷阱”战略。

 

  “中等收入陷阱”说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的经济发展可能陷入停滞。如果把这种理论看成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未尝不可,因为它可以提示新崛起的大国对进一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新中国建国前,郭沫若老撰写《甲申三百年祭》,实际上提出了新政权的“闯王陷阱”。对此,毛泽东主席给予高度评价。在二十世纪中叶,有西方学者提出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理论。如果把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理论视为一种揭示经济发展困难性的一种理论,就言之有理。但如果把这种理论作为一种必然,那就是历史的宿命论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走西方道路成为一些著名学者的明目张胆的主张。宪政说已经为中国人所警惕。但还有一些其它西方说法,中国人还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虽然不能说是因刘易斯人口流动理论所指导,却与后者具有极强的一致性;中国人口在大城市的集中虽然不能说是受西方城市化理论所指导,与后者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中国的市场化、私有化、货币化进程虽然说是独立自主决定的,但与有西方人参与或受西方人影响的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也不无关联;中国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某一年银行推出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主张应该也不无关系。[2]而中国的国民经济统计采用西方的GDP统计框架,就只能说是在很大程度上照搬西方了。在这些进程中,中外因素、党内党外因素、学术内外因素交叉作用,不同因素在不同时期起到不同作用。有的可能是第一次推动,有的可能是推波助澜。而待到中国发展六十多年,我们回首反思这些进程,就不难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自身独特的因素,必须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科学地、谨慎地加以确定,必须避免陷入国际化陷阱了。

 

  “塔西佗陷阱”说认为,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有西方学者曾指出,经济落后国家的人民的思维能力低下。这就为“塔西佗陷阱”提供了认识能力基础。中东颜色革命即是最近证明。中华民族是思维卓越的民族。从可比性看,老子的《道德经》辩证法和唯物论哲学不输于马克思主义,毕竟,老聃所经历的社会远比马克思所经历的社会更为简单,信息更为闭塞。赵奢在生前能预测到赵括被赵王选为统帅,导致自己和赵国身死国灭。中国古代就有许多人出身贫寒,却能历史重大时刻脱颖而出,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令任何对这个民族还有非分之想的异族在这个民族的智慧面前终成思想、理论、行动上的侏儒。也因此,中国无论古代的统治阶级还是文人墨客,其主流都具有极强的公信力。即使他们说些假话、做些坏事,人民依然给予他们莫大的信任,更不用说许多所谓假话、坏事或是莫须有,或是基于自身狭隘利益带着有色眼镜的人所产生的片面之词,或是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因此,塔西佗陷阱说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理论。然而,如果今天中国的少数学界“精英”、政界“精英”、商界“精英”,挟学术、知识、权力、资本之力量,以国际化为大旗,就有可能使代表中国大多数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公信力降低,甚至失去,从而使塔西佗陷阱成为又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从相当程度上说,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只是国际化陷阱的一个表现而已。毕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对待历史和祖宗是非常认真的,是主张采取慎终追远态度的。

 

  三、结论:打破国际化陷阱是现阶段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一个伟大斗争

 

  事物本身是复杂的,同一事物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具有不同的属性,所以对事物的正确的认识是不容易形成的。人类走到了21世纪,但对事物的认识中出现偏颇的可能性,依然可以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来概括。中国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不能用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等教科书来代替。西方宏微观教科书根本不是真正的宏微观经济学,而只是西方一些人对于宏观和微观经济问题的高度片面认识的一家之言。这是因为,在微观层面,不同个人之间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地位的巨大区分,正是这个区分是造就宏微观经济矛盾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而这个最主要的因素在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等中都付之阙如了。[3]这只能理解为有意的煞费苦心地忽略。因为,从客观效果看,这为西方推行其服务其自身利益的国际化战略、使中国陷入国际化陷阱进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进行了极好的理论铺垫。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识别、打破这个国际化陷阱是不难的。但考虑到国际化陷阱在中国存在的时间之长、影响之众,不能不把打破国际化陷阱看作是现阶段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之一。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革命的第二个问题是认清敌人的伎俩并采取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反对措施。[4]只有这样看待问题,才能推动和保证革命和斗争的胜利。

 

      注 释:

 

  [1]历史虚无主义本身就是用西方来否定中国,认为西方月亮比中国圆。国际化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之一。

  [2]基础设施建设有必要,但这种建设如果过度,其经济效率远远低于在战略性产品上取得突破带来的收益就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如果中国汽车企业都是自主品牌,如果中国早就生产出大飞机,如果中国早就生产出芯片,那么中国的2016年的实际GDP本来应该高出很多,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更强,应该中国学界根本不可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无效讨论。

  [3]笔者曾见到有两位欧洲资深经济学者在访问武汉大学时,对中国大规模引进美国教科书非常惊讶。他们说,欧洲和日本是用专著来教授经济学的。用专著来教授经济学,可以很快地培养出学生们的研究能力。专著一般是资深学者写的。而美国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是刚毕业没有多少年的博士写的。而据说,俄罗斯人早年课堂讲授根本不是满堂灌,而是老师在一个学期花部分时间讲些基本理论,然后就花大量时间组织研讨。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研究素质培养。今天,中国用查重、惩罚的办法来提高论文质量,是文不对题的方法。

  [4]毛泽东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对于“军事胜利”的定义超越了《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认为:“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而毛泽东主席所定义和追求的胜利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实现了远超《孙子兵法》所说的“胜敌而益强”。这部分是由于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使用了“集中优势兵力”的战略所致。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经济学系教授、博导;【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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