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理论界毛泽东研究状况评述(2005-2014)

点击：  作者：沧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2016-05-12 10:40:44

         作者简介：沧南(1924- )，男，安徽合肥人，教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内容提要：十年来有关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及热点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梦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通研究，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研究，毛泽东精神研究，毛泽东主体性思想研究，“第三次国共合作”研究，“毛主义”研究等方面进行简要述评，认为近十年的毛泽东研究都是在结合现实实际、思想实际和历史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的，特别是对“毛泽东精神”的研讨，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一致同意“毛泽东精神”的提法。尽管毛泽东研究在近十年来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从整体上来看，毛泽东生平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自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以来，国内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持续深入发展，且理性程度越来越高，愈发注重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和对现实的启示与指导意义。十年来，出版的专著有2300余部，发表的研究论文更是达到近5万篇。笔者拟就十年来国内有关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及研究的热点问题作简要述评。

一、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梦之间的关系是源和流、继承和发展关系。

对毛泽东思想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梦是流，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梦来说，毛泽东思想是源，是基础。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是一系列极具创造性的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和创建，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历史渊源和理论根据。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虽然没有具体阐述过中国梦这个概念，但是，他的一生是为带领中华民族走出苦难，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强大、人民共同富裕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而战斗的一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梦与毛泽东思想是前后相承，一脉相通的。

陆源辉认为，从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20多年的艰辛探索确立了许多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违背了客观规律，遭受过挫败和损失，但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应被视作中国共产党珍贵的思想财富。毛泽东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者、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资鉴[1]。

刘林元认为，毛泽东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中国特色事业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还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从理论到实践会有许多新的内容、新的特点，但可以断定，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思想理论，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中，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一定要铭记毛泽东思想[2]。

陈雪薇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完善、创新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3]。

肖贵清指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入探索，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经验；毛泽东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基础；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架设，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进而，他还认为，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理论体系孕育、制度确立的历史贡献，系统总结这一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对于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正确评价和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4]。

雷鸣等认为，毛泽东思想对实现中国梦的巨大贡献，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为实现中国梦创造了条件；二是创造性地领导社会主义改造革命，启动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三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实现中国梦描绘宏伟蓝图[5]。

赵效萍认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对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启示是：要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搞好群众工作，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6]。

二、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研究

研讨毛泽东思想，有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就是怎样看待毛泽东和他晚年失误的问题。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评价不恰当，不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正确地诠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虽然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应该肯定功大于过。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毛泽东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或是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思想以前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天、将来也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伟大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这面旗帜。

毛泽东逝世后，对毛泽东的看法，有歌颂赞扬的，有批判反对的，更有甚者连他的人格也给否定了，还有从思想意识方面来定位毛泽东，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

萧延中将我国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基本倾向概括为4个流派。一是“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指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解释，它控制着中国毛泽东研究的政治话语权，其功能是宣传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并以不断强化这种话语的渗透力作为研究的首要任务，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倾向。同时，还存在着一个可以被称为“亚意识形态取向”的层面，其特征是围绕“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旨，对其观点作进一步、更学术性的再诠释。二是“否定批判取向”。这一流派对毛泽东持浓烈的批判倾向。在他们看来，可以从毛泽东整体研究中剥离出一个至少包含5个批判要素的结构模式。这5个批判因素是：信仰体系上的乌托邦理念、政治上的个人独裁、行为上的诡诈谋略、心理方面的自恋倾向，以及由这些要素综合而成的政治认知格局。更进一步，这派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毛泽东晚年走出了一条给中国正常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的政治轨迹。三是“新左翼”派。毛泽东晚年的某些言行被“新左翼”学者解释后，错综复杂的历史被转换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作为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毛泽东，就被无情地从历史的具体语境中剥离出来了，他那原本带有强烈个人意欲的政治动机，就被抽象成某种具有普遍意向的理想图景。如此一来，带着一种预设的洞见去分析“被选择”以后的历史，“新左翼”所建构的仅仅只是一个“应然”的毛泽东，因而不可避免地将自己诸多对现实的愤慨和对未来的愿景投射进一个美丽的乌托邦镜像之中。四是“历史主义学派”。这派学者大多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历史学家，他们坚守学者应有品质，坚持历史阐释必须基于客观史实的治史原则，用史料来叙述说理，认为理论上的过度阐述，虽然可能风靡一时，但终究无法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萧延中还指出，“毛泽东问题”所折射出来的是当下中国社会价值选择上的漂泊与混沌之“不确定性”。甚至可以说，或许“毛泽东问题”会从今天我们这一代开始，留给中国思想和历史一道无解难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涵义，不仅仅涉及当代中国史或“毛泽东时代”之思想与制度的判断与评价，而且其潜在深度还直接指向了“人性悖论”这一难有破解的“奥秘”[7]。

何云峰认为，当前学界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评价没有抓到要害。毛泽东人格中的理想主义倾向可能才是他晚年失误的主要原因。相对于其他中共领导人来说，毛泽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理想主义倾向特别明显，越到晚年越是忽视实际。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促使他坚定不移地追求他心中的理想社会蓝图；理想主义将他引向急躁冒进，导致他走向自我迷信和专制独裁。从理想主义倾向入手，能够更好地探寻毛泽东晚年发生种种失误的重要根源[8]。

王兵认为，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并非某一单一构件造成的，既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也与毛泽东主观思想、心理紧密相关。而在这些原因体系之中，最为重要且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毛泽东晚年偏离了党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泥潭”，而这种主观主义的主要构件是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9]。王丹认为，革命时期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阶级分析法进行了创造性地发展，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出现偏差，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10]。刘正妙认为，学术界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有各种式样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抓住要害。毛泽东思维结构的双重维度——理想性和现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恐怕才是深层根源[11]。

第二，就是“文化大革命”问题。对此，胡乔木曾有过深入的分析和深刻的反思[12]。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学界从多个视角进行解读和分析，试图作出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毛泽东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初衷是什么？只有把这两个问题研究好、搞深搞透，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毛泽东在探索建设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和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或者说他在探索如何避免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律时究竞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有可能从毛泽东的探索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因素。十年来，国内一些专家学者撰写了一些有关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作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论述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时，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金春明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有着紧密联系。一方面，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只有毛泽东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他进一步分析了后一观点，提出：“首先，正是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为毛泽东提供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其次，中国政治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不健全，特别是残存的严重封建主义弊端，为毛泽东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实行个人专断提供了便利条件。第三，历史的最终结果是合力造成。”他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有4：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促进世界革命，挽救国际共运；解决党变质的问题；解决接班人问题，防止党变修[13]。

李江新等指出，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是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过火的批判，意识形态领域的火药越来越浓，并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14]。

张北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缺少理论准备，经验也不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规律探讨得不够，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第一，在政治领域阶级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手中。第二，在中共党内出现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出了修正主义。第三，毛泽东认为在经济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第四，在文化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第五，仅仅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解决中国社会中的“黑暗面”问题[15]。

叶昌友也认为，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严重认识偏差和所致力追求的目标，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16]。

田克勤等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误解和错误处理干群关系。他希望通过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从根源上扭转和改变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防止出现干部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寄生虫，培养一代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不为物质享受迷惑的新人，进而实现“干群关系和谐”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17]。

三、“毛泽东精神”研究

关于“毛泽东精神”，学界一致同意“毛泽东精神”的提法。至于“毛泽东精神”的具体内涵，大家看法就不一致。目前研讨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关于毛泽东精神定位的问题；二是关于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问题；三是关于毛泽东精神与民族精神关系的问题。这3个问题都涉及毛泽东精神的内容。

宋俭等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二是贯穿于上述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是指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是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为人民服务精神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包含自主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勤俭节约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英雄革命精神等丰富内在的毛泽东精神，并认为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毛泽东精神蕴含于毛泽东思想之中，毛泽东思想必须借毛泽东精神以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但两者的内涵是有区别的[18]。许全兴也认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最少应该由3个层次的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是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第二层次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活的灵魂，也就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第三层次是精神层次，即毛泽东精神。它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深层的、最本质的内容[19]。

胡为雄认为，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他人无法提出和企及的“毛泽东精神”。它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精神，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与平等、自由与公平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独立思考精神，不断进取精神和敢于创新精神等。毛泽东精神在中国乘“毛泽东热”回归，它将与中国与世界同在[20]。

徐治彬则不赞同将“毛泽东精神”归纳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第三层次。他认为，首先从概念上来看，精神并不是思想的必然构成要素，那么，怎么可以把毛泽东精神定位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第三个层次呢？因精神的涵盖面远远大于思想，思想是精神的组成部分，把毛泽东精神定位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第三个层次很让人费解。其次，如果把毛泽东精神视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第三个层次，那么如何理解它与毛泽东思想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即活的灵魂的关系呢？将毛泽东精神归纳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第三个组成部分，那么，这两个层次的内容就存在着很多的交叉和重叠，第二层次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与第三层次的实事求是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独立自主精神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它们之间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21]？

沈楠认为，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精神”的研讨，还处在起步阶段，没有形成较为系统、完整、深入的研究与阐释，有必要不断开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应关注如下3个问题：一是关于毛泽东精神历史方位的问题；二是关于合理处理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问题；三是关于如何处理毛泽东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问题[22]。

四、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研究

这个问题要使我们回到20世纪中期，就时间来说，距离今天也不过五六十年之久，但是，对于现在的中青年人来说，那就比较陌生了。在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如果用今天的眼光、认识来看的话，就很难以理解。所以，李捷提出的“历史还原法”，对于认识与理解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非常重要。再说得具体些就是：毛泽东是怎样说的，是针对什么问题说的，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说的，把这些历史资料统统都摆出来，让历史资料来说话，问题就搞清楚了。这就是一切以条件、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方法，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因此，要按照历史主义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还原具体的语境，又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战略思想与具体战术思想、根本原则与具体政策做仔细的分梳，才能形成比较公正的评判，才能使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通的观点得到合理的理解，也只有这样才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李捷运用“历史还原法”来分析研究毛泽东在1949年后做的3件大事，即：搞建设、谋求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李捷把“3件大事”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把有关的历史资料都摆出来，让资料来说话，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3件大事”的得和失[23]。

徐崇温认为，毛泽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和实现步骤，关于适合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现代化道路和方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方位、管理体制以及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文化治理的方针。然而，由于国内外独特环境的干扰和影响，特别是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作用，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又逐渐形成和生长出一个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设想相对立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框架。这一思想框架影响了毛泽东探索的方向，引导他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步入歧途[24]。

徐俊忠认为，毛泽东率先提出以苏为鉴，倡导为中国创造社会主义建设制定新策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奠基。在经济管理体制选择上，毛泽东拒绝照搬照抄苏联经验，提出要进行新的“路线创造”，成为后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理论先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国家宏观管理体制上，提出要批判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并以“虚君共和”的构想去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力图发挥2个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高速发展；在经济运行机制上，主张科学认识商品和价值规律，不能把商品交换和生产与资本主义混淆起来；在探索农村现代化道路上，将人民公社视为农村中带有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可能的基层组织架构，以避免重蹈苏联集体农庄的惨痛代价和西方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覆辙。科学评价和阐述毛泽东的上述重要思想，必须将其置于当时具体历史环境[25]。

五、毛泽东主体性思想研究

毛泽东主体性思想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毛泽东主体性思想内涵的阐述，另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改造主体思想的研究。

王福民认为，毛泽东主体性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其中，独立性逻辑是指人民群众对个体存在的权利、价值与尊严的认知、自觉、自信与保护，是主体努力实现自身价值追求、价值愿景的文化形态；求真性逻辑是指主体对客体本质深入研究、分析和理性把握的能动性特质；实践性逻辑是指主体在追求自身价值目标过程中，进而将其转变为现实的社会存在的旨趣；超越性逻辑是指主体批判与否定既存文化体系和实践模式的创新性特质，其逻辑演变过程体现为总体性框架的转变与飞跃。以上四重逻辑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构成了内在于毛泽东主体性思想的逻辑架构[26]。

程新英等指出，毛泽东认为的群体是建立在群体与个体统一基础之上的，是消除了等级差别、血缘宗族关系从而建立在个体平等基础上的群体，是以个体的自主、自觉为前提，是积极的、能动的。毛泽东的主体思想体现了创造主体与目的主体的统一，超越了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对二者的割裂[27]。

王向清指出，毛泽东的实践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有着本质联系，毛泽东在长期的军事实践活动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实践智慧[28]。毛泽东非常强调主观世界的改造。承认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特征。

刘林元认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阐述的“两个世界”的思想，第一次为改造主体作为重要的哲学命题破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和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广博的空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他还指出，毛泽东提出的改造主体思想是全方位的改造，包括价值立场和世界观的改造；从“利己”到“为人”的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的改造；作风的改造；主体实践能力的改造，提高“想”和“做”的能力。改造主体的根本途径是实践。历史发展到今天，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固然重要，但改造主观世界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没有很好改造主观世界，就无法进一步深入改造客观世界，不改造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它们之间就无法建立和谐平衡的关系。[29]

颜佳华等从政治意识思想的视角，将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具体地概括为3个“重要功能”：“一是引导功能。在社会转型或是社会发展处于巨变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的引导功能就能得到充分体现，它能带领人们走出迷茫和失落，寻找到正确的前进道路。第二是推动功能。意识形态能对政治和经济产生反作用，根据毛泽东的总体性革命观点，文化革命与意识形态具有相似功能，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推动作用。三是维护功能。意识形态具有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开发和增强政权合法性的功能”[30]。

六、“第三次国共合作”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就已将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解决台湾问题只有2种办法，或武力解决，或政治解决。毛泽东原本打算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他充分考虑到武力解决台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旋即改变思路，变武力统一为和平统一，并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

梁柱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具体地分析研究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如何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于1956年1月25日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他认为，毛泽东的和平统一台湾的一系列论述，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变武力解决为和平统一，是根据复杂多变的形势，并在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作出的，从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开辟了更为开阔的道路[31]。

熊华源等认为，1949年至1955年，毛泽东较多地考虑以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经历了以武力直接解决台湾和分步骤有计划地解决台湾2个阶段的设想。1956年至1967年，毛泽东主要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工作重心应转向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代表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使台湾将来完整回归祖国[32]。

张春英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指导着祖国统一的实践。这些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进程作出的艰辛探索，为改革开放后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基础[33]。

七、“毛主义”研究

“毛主义”是美国哈佛大学已故教授、国外毛泽东研究知名学者史华慈首先提出的。按史华慈的看法，“‘毛主义’战略本质上是将一个以列宁主义原则组织建立起来的、由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而充满生机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完全农民群众的基础之上”[34]。这个界说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列宁主义路线建立起来的，不是“农民党”，但是，史华慈由此作出的几个结论，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可以“完全(有的译为‘纯粹’——笔者注)不与城市工人阶级有任何联系”。二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产业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从中国社会各阶层吸收人员到中上层的由政治立场分明的领导者组成的精英集团。”三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是完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一个利用农民不满情绪所产生的动力为基础，逐渐掌控权力的职业革命者的大集体。”四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行动上异端的开始”，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背离”。

王文涛认为，“毛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重要的核心观点选择性的“背离”，从而演变成“行为的异端”。史华慈在这里所说的“背离”和“异端”都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而只是认为，相对于视现代产业工人为革命主要力量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毛泽东重构了行动的主体，但却从未放弃原有的目标。所以，“异端”意味着“独创”，“背离”意味着“发展”。史华慈就是在意义上给“毛主义”下的定义的[35]。

沈金霞指出，史华慈“最具有创造性的地方就是，首次清楚地区分了‘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开创了西方毛泽东学从政策研究向学术规范性研究转变的一条新道，使西方毛泽东研究首次具有了学术深度”[36]。

韩洪洪认为，史华慈的以上定义具有如下含义：第一，“毛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创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党”，“党”是它的核心枢纽；第二，这个“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而且其组织方式是“列宁主义式”的；第三，“党”的主要成分是“由农民组成的群众”。而在这3项思想构件中，中国革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动员广大的农民参加政治斗争和运动，这与马克思和列宁最初设想的由城市无产阶级所组成的“城市工人暴动”的革命形式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史华慈看来，“毛主义”的语义学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在农民支持的基础上开展中国式的共产主义革命，因而就其政治战略而言，它意味着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传统的“独创性异端”。这里的所谓“独创性异端”是指中国革命不是简单地复制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而是一条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亚洲革命道路。而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史华慈所谓“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异端”的说法[37]。

八、评价与展望

首先，十年来毛泽东研究都是在结合现实实际、思想实际和历史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的。学者们基本上都是在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基础上阐发观点，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关于“毛泽东精神”的研讨，就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一致同意“毛泽东精神”的提法。现在的分歧不是有或者没有“毛泽东精神”，而是如何定位“毛泽东精神”。李捷提出的“历史还原法”，刘林元提出的改造主体思想是全方位的改造，萧延中将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基本倾向概括为4个流派，这些论述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都很有意义。

毛泽东为什么那样大抓阶级斗争，从党外抓到党风，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过去一般都是这样来解释：这是由于毛泽东背离了他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现在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有“路线”论，“社会主义理想模式”论，“两种核心思想冲突”论(即毛泽东的平等主义和刘少奇的生产力首位论冲突)，还有“虎气”“猴气”“二重性格”论。

其次，十年来毛泽东研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毛泽东生平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已经提出尚未得到共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讨。比如，“毛泽东精神”的定位问题，“毛泽东精神”的内容问题；如何看待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反走资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对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研讨还没有充分展开，仅仅有少部分学者作了相关的研究[38]。

总之，问题很多，需要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作出理论的说明。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毛泽东思想，才能有力地斥责“否定批判取向”派散布的种种谬论。同时还需要拓展研究领域，研究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地位，对未来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影响；借鉴中国解释学的方法将毛泽东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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