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普遍采取了农民家庭包产到户生产体制，农业由集体经营变为家庭个体经营了，但也有极少数几个依然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几个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无例外地取得了成功，集体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农民过上了共同富裕的小康生活。这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极大关注，引发了各方评说。我就这几个走集体化道路典型村的各自发展路径发表一点个人看法。我在农村工作生活了近五十年，是农村变革进程的见证者，但我不是研究三农问题的专业工作者，手头没有详实资料，只是以平时学习积累的知识来写这篇文章，错误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指正。

　　大寨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旗帜，全国学大寨。周总理对大寨经验有三句话的总结：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寨人大干苦干造梯田，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粮食产量，使社员过上了能够吃饱饭的日子。但是，在上级的压力下，大寨也被迫采取了包产到户。可贵的是，1991年，郭凤莲重返大寨党支部书记岗位，又搞起集体化经营，她带领村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如今，大寨集体已经拥有10亿以上集体财产。当年大寨走的是以粮为纲的路子，如今农业在大寨经济结构中已经微不足道了，大寨田种上了树，变成了旅游景观。旅游业已经成为大寨的一项支柱产业，大寨还建起了一座庙。十年前，我路过大寨进去参观，参观门票30元。陈永贵故居窑洞门票5元，是陈家后人自己收费。陈家窑洞附近有一个七十多岁的慈祥老太太摆摊卖小旅游商品，看着面熟，我问，您是不是宋立英。老人爽朗地笑着说，我是宋立英。我大为感动，宋立英是当年大寨党支部的副书记，陈永贵的助手，大名鼎鼎。她能顺应形势，摆摊卖小商品，辛勤劳动挣钱，难得可贵。

　　华西村。华西村如今是中国第一村，谁都知道富得流油。华西村领头人吴仁宝是与陈永贵同时期的全国劳动模范。但吴仁宝与陈永贵不同，他精明得很。他不搞以粮为纲，暗地里搞起村办工厂企业，并将工业、副业作为大队发展的主业了。当年华西村农民就比大寨人生活富裕。包产到户了怎么能搞村办工业企业呢？所以吴仁宝软硬兼施，就是不搞包产到户。坚持下去的结果就是如今的天下第一村。后来华西村要扩展，以一分五统的创新机制，联合了周围二十几个村，形成了大华西村。一分五统内容是：一分村企分开，村归村，企业归企业。五统是：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吴仁宝不搞共产主义，老华西人创造出的财富可以拿出少部分与新华西人共享，但大部分属于老华西人所有，股权明确。老华西人生活真的很富裕，很享受，他们共同拥有几百亿集体财产的股份，村民每家个人存款在几百万以上，享受着供给制的福利待遇，老人早餐有时去村办五星级饭店拿卡就餐。

　　南街村。南街村领头人王宏斌是一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能人。包产到户后，他抛下火红的企业，又回到村里，把个体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搞集体经济。南街村不像华西村有集体经济的基础，搞企业就得有资金，资金从哪里来？从银行贷款。南街村银行贷款最高时有16亿之多，南街村一度有破产的传闻，但南街村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挺过来了，如今十几年来再不用贷款发展生产了，自有资金就够了。2016年，南街村纯利润是一亿三千万左右，所有利润归集体所有。南街村集体有钱了，但不像华西村人那样挣钱花钱，南街村实行30%的工资加70%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日常费用、住房、子女外地上学学费、包括村民婚嫁费用全由村里出，干部每月工资250元，村人工资1000元至3000元。南街村集体负担村民人均每月生活福利700元，这种生活水平并不算高。王宏斌说，消费是无止境的，南街村在分配上我们认为不能造成浪费，消费过大是一种浪费，多余的资产不如留在集体扩大再生产。人的私欲要节制，这个观点我特别赞成，社会主义不光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不节制人类的欲望，地球就会毁在人类的手里。王宏斌三个孩子都不在南街村工作和生活，他们已经不是南街村人了，南街村集体积累的财富，王宏斌的后人也许得不到分毫了。南街村的道路带有共产主义色彩。

　　周家庄。周家庄领头人雷金河是一个立场坚定，很有个性，很有主意的人，绰号老坚决。他是老革命，革命资历比陈永贵吴仁宝都早。他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当初，落实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时，他就抵制，坚持人民公社统一核算制度。全国推行大寨自报公议，群众评议的劳动管理制度时，他坚持劳动定额管理制度，他把各种农活工分定量化了，社员干啥农活挣啥工分，是以明确的制度来管理。不像大寨以思想教育为主来管理社员劳动。大寨式劳动管理制度，在推广过程中，对社员思想教育工作跟不上，很容易流入大概工，形成混大锅饭的流弊。包产到户时，他又坚决抵制，小岗村搞了一个真假难辨的十八个村民要求单干分田的红手印秘密协议，周家庄也有几千人签字盖红手印要求搞集体化的公开请愿书。这样周家庄就成为全国唯一保持人民公社体制的村庄。周家庄长期以来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虽然比周围村发展要好的多得多，但产业没有像华西、南街村那样由农业转型为工业，所以发展速度不如前者，也没有华西村那样富裕。

　　说起集体经济，不得不提天津大邱庄，当年天下第一庄是大邱庄，风头盖过华西村。大邱庄领头人禹作敏是一个强人硬汉，他有着强烈的集体化情结。他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搞集体化，上钢铁工业项目，赶上那几年钢铁走俏，大邱庄一下子飞速发展起来了。禹作敏这种人民公社时期过来的大队干部，优缺点特别鲜明，他是那种只要为集体，咋干咋有理的主儿，法治观念淡薄，就为手下一个人涉嫌贪污了十几万，私设公堂逼供，弄出了人命，栽了进去。大邱庄转制了，如今村民富的富，穷的穷，村民共同致富的希望也破灭了。

　　农村由于已经丧失了将村民重新组织起来的历史机遇，类似华西村、南街村这样的集体化典型已经很难出现了。而小岗村的神话也已经破灭，我国农村农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就在这时，贵州塘约村横空出世了。2014年，塘约村这个国贫村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塘约村人在灾难面前，穷则思变，逆境求存，在村党支部书记左学文的带领下，将村民经过确权登记的承包地重新以股份制的形式回归集体，建立了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新型集体经营模式，经过两三年苦干，成为了全国扶贫先进典型和新农村建设示范样板，被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誉为新时期的大寨，先后有一千多个参观学习团访问参观了塘约村。但是，网上也有几个质疑反对声音，甚至有断言塘约是走资本主义不归路的荒唐论调。

　　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初级阶段，只要采取了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或使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就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塘约是不是地方政府投资打造出的扶贫典型，有没有推广价值呢？这几年各地政府对农村投资扶贫力度是空前的，内蒙古搞十个全覆盖，无偿为农民盖砖瓦房、修水泥路、建广场等十项措施。贵州推行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计划，小康路、小康房、小康水、小康电、小康水、小康寨，这六小全是政府投资出钱来搞，而且修路通电等公共工程是政府直接搞，花的钱不进村里的账号，村里人也不知政府为此化了多少钱。有知情人说，塘约村只是得到省政府这六小扶持普惠资金，并没有得到特殊的投资照顾。我个人倾向这种说法。

　　塘约村首先是自己干出来的，才引起上级政府和新闻界的重视。有人说塘约目前投资7千多万搞旅游业是国家扶贫投资，肯定是一种无根据的猜想，国家无偿投资和自己贷款、筹款是两个概念，南街村当年能从银行贷款16亿，塘约今天贷款7千万，有啥不应该的呢？华西、南街、大寨都能搞旅游业，塘约为啥不可以呢。但是，塘约这个典型成为一种塘约道路，很大程度上归功王宏甲老师写的《塘约道路》一书的宣传。塘约人并没有像大寨人、华西人一样在全国报刊上讲塘约经验，有些情况旁人了解不够。听说中央扶贫办等部门近期要出塘约等先进单位的专题宣讲材料，我们期待着。是王宏甲就像毛主席宣传王国藩三条驴腿穷棒子合作社那样来宣传塘约，将塘约经验总结提升为“塘约道路”的高度，引起了全国性的反响。我认为在目前农村要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搞集体化生产，塘约是一个很好的模式。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家庭小农生产模式必然要被时代淘汰，土地集约化经营是必然趋势。现在全国上下都赞成搞土地流转，但是土地流转到谁的手里，却是一个方向性的大问题。如果，土地成为农民事实性的私有化财产，土地可以无限制的自由流动，可以买卖，那么，土地很快就会集中在大资本家、大地主手中，广大农民摆不脱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的历史宿命，中国革命的成果就会被彻底断送。如果土地像塘约村一样流转到集体经营的道路上，或者土地始终控制在农民的手中，采取其他灵活经营方式，广大农民还有共同致富的可能，外出打工农民将来回村养老还能有一个落脚之地。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理想，是探索，应该鼓励各地人民群众因地制宜大胆尝试，创造出不同的发展模式来。各种模式既要相互学习，相互竞争，但不要相互攻击，哪种模式优劣，由人民群众自己来说，来做出选择。领导不要高高在上，脱离农村实际，脱离农民群众，睁眼说瞎话，代替农民、甚至强迫农民做出某种选择，让实践来验证不同生产经营模式的优劣，让历史来做出结论。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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