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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明:三农随笔二题
点击:  作者:张黎明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1-12-12 11:22:07

 

 

三农杂谈二题

 

充分认识土地对于农民就业的约束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一个产业或行业,始终在就业上无任何门槛,也就是有多少人都可以容纳得下,这便是传统农业。改革开放前的农村人,可以说从出生那天起,就意味着天然获得了农民身份,只要长到能拿得动农具的年龄,就符合一个农民的基本标准。就业时不用做任何选拔,干活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也不用像工人或军人要退休、退伍,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尽可以干到干不动的那一天。传统农业本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产业,以往的农民也本是一个十分普通的群体,但在就业方面却几乎是终身制,让它显示出与其他产业完全不同的特性。农业就业者的主要工作场所是在土地上,土地不光在很长时间里消化了所有的农村人口,甚至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里,还先后吸纳或接受了2000万左右的城市知青长期或短期就业,由此可见其容纳能力有多强。到上世纪90年代初峰值时期,中国的农业人口竟然达到9亿之多,其中有一半左右为劳动力,之后这种状况才因“民工潮”的兴起而逐渐改变。

 

笔者作为农家子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童年、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几乎从我懂事的那天起,我就从大人的言谈中知道,农民是那时天下生活最苦的一群人,因而农民最大的梦想,便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走出去,像城里人那样端上铁饭碗,吃上国库粮。然而那时国家严格控制农民进城,除了考学、招工、参军几个非常狭窄的渠道,几乎再没有其他途径能让人离开农村。谁家的孩子如果有出息加上运气好,有一天终于干上公事,再不用和土坷垃打交道了,父母高兴得会从睡梦中笑醒。倘若没有办法走出去,那就只好老实地呆在村里当农民,反正天下只有当农民没有任何障碍,愿意不愿意当你都得认命。我是赶上了“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的好机会,寒窗苦读了好几年,才在1981年实现了“鲤鱼跳龙(农)门”,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其实在以往,土地之所以能有超常容纳就业的能力,奥妙全在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传统农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是一种小农经济,不太重视核算投入和产出比,因而无论投进去多少人力,实际产出并不见有明显的增加。尽管当时有数亿人在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粮食总产量却始终没有大的突破,饿肚子问题一直没有能得到彻底解决。我国是一个高原、荒漠、山地居多,而平原、盆地等宜农土地相对较少的国家,发展农业的条件完全无法和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家相比,加上我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因而粮食产量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直到经过几十年持续兴修梯田、水利,同时发展化肥、农药等相关工业,不断改良和引进农作物品种,大量使用各种现代农业技术,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承包制,粮食产量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一举解决困扰国人数千年的吃饭问题。记得那时流行着一句让国人十分自豪的话语:“中国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创造了人间奇迹。”不过,美国人对此可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自己才了不起:“美国用不到2%的人口,产出的粮食不仅养活了3亿美国人,还出口到全世界。”的确,单纯从基本解决了十多亿人民吃饭问题来看,中国取得的成就实在值得称道,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成就,却是建立在巨量的农业就业人口之上的,而从投入与产出比来看,美国农业的比较优势不言而喻。

 

随着粮食产量空前提高,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到上世纪90年代,“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等等,这些在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时代从未有过的问题,便迅速地凸显出来且愈来愈烈。当时,我国农村户均承包耕地大约7亩多一点,其中一半左右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1亩,更有几个省市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土地的承载力远远超过了极限。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国家不得不采取退耕还林等策略维持生态平衡,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又引起非农项目大量占用土地,致使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与耕地减少相对应的是,那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有4-5亿,而据专家测算,当时的耕地面积只需要不到一半的劳动力,甚至还有人认为只要1亿左右的从业者就足够了,这样便意味着,另有一半乃至三分之二的人,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也就等于形成隐形失业,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就业过剩的问题。过多的劳动力,如果还像以往那样不讲效益地聚集在土里刨食吃,就只能勉强维持低水平的温饱日子,根本无法脱贫致富并且向小康目标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有眼光、有抱负、有雄心的农民,开始放下世代视为命根子的土地,转身到农村、农业之外寻找出路。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起,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城或到发达地区从事二三产业,由此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这实在可以算为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为此他们无意中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工。一些学者说“农民工”这个称谓具有歧视性,在一个讲文明的社会中不该这样叫。但农民工生来讲求实际,不认为起个好听的名字就会有好运,他们只希望干活后能及时把工资领到手。考虑到那么多的农民如果都挤在土地上就业,不但不能有效地解决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而那时的城市建设以及二三产业发展也确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国家也相应地调整了人口迁徙、户籍等方面政策,推动了“民工潮”有序流动。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2019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2.9亿人。这个数字意味着,4-5亿农业劳动力当中,有一大半实现了非农就业,远远超过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农民工在农业之外谋求自主择业,其中包含着一丝窘迫与无奈,但总体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几千年来农业无限制就业的魔咒,终于被他们在不经意间打破了,这预示着农业作为产业终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缺少文化是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千百年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基本上没有与乡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生活在乡村的绝大多数农民,从来都是不掌握或者很少掌握文化知识的文盲或半文盲。虽然农家门额上,常常也写有“耕读传家”的字样,但那不是告诫子弟为耕田而读书,而是要他们铭记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教导,一旦掌握了文化知识,就实现“鲤鱼跳龙(农)门”,在过去通过科举在如今通过高考,进入到设在城市里的衙门或者机关里,那里从来都比乡村更有强烈的诱惑力。

 

相对其他阶层而言,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整体上来说不是文化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他们历来主要是靠体力而非脑力获取生活来源,那些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尤其如此。由于整个农民阶层受教育的程度不是很高,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并未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因而我国的文盲或半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民中也基本上没有中高级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对于天门来说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农民缺少文化的状况之所以会长期存在,其中有经济能力不允许他们享受教育的原因,也有农民长期在观念上不重视文化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从事传统农业以及在乡村生活,实际上用不到多么深厚的文化知识,或者说没有文化照样可以做农民,种地对文化并没有多少刚性的需求。既然做一个农民主要靠力气吃饭,因而有一个好身体才是最要紧的,又何必去花那么大的代价去寒窗苦读呢!

 

仔细考察农民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有自然条件较差、资源匮乏的原因,有从事传统农业本身收益较低的原因,也有灾害、疾病等方面造成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缺少文化。没有文化,造成农民没有广阔的视野,难以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无法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缺乏彻底改变贫困命运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不过,农民从整体上普遍缺少文化,并非意味着乡村就不会产生知识分子,实际上,历史上有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都出自于乡村,一些知识分子政治上失意后还会退隐在乡村,说明乡村仍然具有产生知识分子的土壤。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古代的科举与现代的高考,如同一架功能强大的人才收割机,将农村的知识分子大量地选拔到城市里,这样农村便由于知识的稀薄而长久地衰落了。越是艰苦的地方,人们对土地越是有巨大的离心力,往出走的欲望就越是强烈,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是贫困县,往往越是闻名遐迩的高考状元县,许多贫困县在高考制度恢复后的几十年间,竟然有数万农家子弟考出去,这些人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城市里。城乡二元分割格局其实并非出现在现当代,这种差别在历史上就始终存在着,只是表面上看似乎是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别,本质上却是文化的积淀、活力与能量的差别。城市不仅是工商业以及巨额财富的聚集地,同时也是人才、知识的聚集地,乡村中的人才与财富总是不断地流向城市,致使乡村一直处于失血状态,乡村如何能与城市并驾齐驱地发展呢!

 

如果说,高考制度以及城市较好的发展机会,一遍又一遍地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家子弟选拔到城市里,造成乡村在文化上的巨大贫困,那么民工潮的兴起,又让更多头脑灵活、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更多地疏远或脱离了土地,致使农业、农村发展后劲严重不足。能够持续去城市、去发达地区打工的这一部分人,从年龄上来说,是农民中的青壮年;从体力上来说,是农民中的强健者;从掌握的知识和智力上来说,是农民中的佼佼者,总之,他们是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他们通过出外打工谋生的途径和方式,从从事传统农业的土地上转移了出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应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这样既在智力上又在体力上,反复不断地减弱农村发展的主要动力,无疑会让农村目前的情况更加雪上加霜,这种状况又会延缓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国农业要真正实现产业化、集约化,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的变迁,中国农民要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农民就必须成为文化知识的掌握着和使用者,必须在头脑中掀起知识与思想的风暴,这样才能使土地摆脱千百年来的落后与愚昧,使这块古老的大地焕发生机和希望。

 

时下,扶贫攻坚已经让中国农民摆脱了绝对贫困,国家将“三农”工作的重心聚焦到乡村振兴上,而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应该成为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

 

作者简介

张黎明,1985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先后从事过教育工作、公务员工作以及企业中高层管理工作,现供职于新课程报社。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先后在《经济参考报》《甘肃日报》《西部发展报》等报刊上,发表有关“三农”文章数十篇。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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