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塘约道路鸡毛又上天，谁说不能“ 复制”不应推广 ？------读《塘约道路》有感

点击：  作者：岳青山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7-06-01 10:42:34

  

      【摘要】早在60多年前，河南安阳县也有一个贫困村，在党员带头下建立了一个十八户社员的“穷社”。村里的富裕户讽剌他们说：“一伙穷光蛋想办合作社， 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然而，这个穷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实现了全村合作化。毛泽东为这篇报告挥笔写了很长的按语，不无义愤地标题质问：“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塘约村原是贵州的省级“贫困村”。 2014 年6月遭到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更是“穷到了底” (《塘约道路》第7页，以下凡引本书，只注页码)，包产到户30多年，已是走头无路，只好另辟溪径。在村支部的带领下，经过全村村民代表“公决”，在一贫如洗的废墟上，建立起“村社一体”的合作社，重走集体化道路。

      这是塘约农民前进道路的选择，前途的选择，乃至命运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前年在吉林考察农业时明确指出：“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

      今年两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盛赞《塘约道路》，指出“这是新时期的大寨”，“塘约精神还是不简单，还是要发扬。”

      然而，我国一些不喜欢社会主义的“精英”却极力反对“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断言塘约道路只是特例，不能“复制”，不宜推广，不要发扬，。

      其实，《塘约道路》不是能不能“复制”、 推广和发扬，而是应不应“复制”、应不应推广、应不应发扬。

      这个问题，不能以人们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只能以客观实践的结果为准。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塘约道路》只三年，面貌就巨变，以铁一般的事实作出了响亮的回答。

      事实胜于雄辩，请看塘约道路三年巨变：

      (一)社里生产迅速发展，农民生活大大提高

      贵州安顺市的塘约村，十个自然村，3300多口人，耕地1572.5亩，劳动力1400多个。包产到户三十多年以来，各自单打独斗，土地碎片化分布，靠传统农业为生。全村1400多个青壮年劳动力中，常年有近900人在外务工，最多时达到1100人。“塘约村土地撂荒达到30%”(第35页)，村貌凋敝。

      塘约村组织起来后，土地集中经营，兴办企业如雨后春筍，外出打工的人逐步回村。村集体有了土地， 有了劳力，又与市场精准对接一起，实行多种经营，规模经营，比起单家独户，更显出无比优越性，展现出瑰丽的发展前景。合作社才三年，面貌就巨变。生产迅速发展，生活明显提高。全村洋溢着勃勃生机。

      合作社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壮大。以前靠传统农业为生，如今着力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名堂很多。合作社不仅有农业生产团队，搞种植业和养植业，还有运输队，2015年4月发展成运输公司， 还有建筑队，也是2015 年发展发建筑公司，注册资金800万，以及水务管理公司，注册资金900万，等等。

      村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愿望，选择参加哪个专业队。专业队由大家选举队长，报村委认定。农业生产种植组80多人，季节性用工如采摘时可用到300多人，妇女占到八成。建筑公司共286人。运输公司40多人。

      以前包产到户时，全村撂荒地多达30%，合作社成立一年多，这个以妇女为主力的农业团队，就把撂荒地全种上了。过来的撂荒地，如今都披上了生机勃勃绿装。

塘约村村民正在给合作社种植的蔬菜地喷洒除草剂

      合作社正在硐门前寨建设一个大型现代养猪场。以前家庭养猪，不免村舍污染。合作社建起大型养猪场，又可以建大型化糞池，水肥一体化系统可以解决有机肥问题。与此配套，他们在成事硐门前寨前方又新开辟600亩蔬菜基地。

      塘约村的森林覆盖率达76·4%，过去每年也就是万把块钱伐木收入。合作社在山林确权后，2000多亩林地正在逐步开发“林下养鸡”，这是个200万只生态鸡的规模，可谓“钱”程广大。

      这里有一个人民公社时搞的小水利工程，流入小箐龙潭的水，可真是完全无污染的“农夫山泉”，水量很大。以前除灌溉外，白白流失了。现在合作社正筹建山泉水厂，将主要安排妇女就业。

      在其下游，拟再搞一个占地三十亩的“水上乐园”。因为从贵阳到此地，只有五十分钟的车程。如此建设美丽乡村，既为村民舒适建设 ，也为迎接游客，壮大集体经济。合作社把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美丽乡村，同新建旅游业有机结合起来。

      这样，华啦啦的龙潭水，将化为社里源源不断财源。

      如今合作社种地，针对市场需要，调整了产定结构，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可贵的是，他们一改包产到户时的耕作粗放，重新恢复了精耕细作。 农业生产团队，有四个组，领导人称班长。45岁的罗光辉被选为种地的班长。夫妻俩曾到江苏华西村毛织厂打工，二个孩子，一家人除去开支，一年能有2万多元结余。罗母80多岁，无人照顾，罗光辉举家回乡。罗光辉被选举为种地班长后，恢复精耕细作，用拖拉机耕地，别人耕两遍，他耕三遍。还把在外打工学到的“标准化生产”运用到地里，如此就把个人的优势传播到众人的劳作中。在他的带领下，一亩地产出辣椒七八千斤，2015年一斤辣椒卖一块二，就达到万元了。之后，还能种一季小白菜，一亩收获三四千元。而过去种水稻和玉米，再加一遭别的什么，合起来收获“也不过五百元”。(第45页)真是今非昔比!

      合作社与资本专业公司有本质区别，反对少数人富裕，坚持社员共创又共享。如今社员在村里上班，收入都不菲。 一个妇女在水田劳作一天100元报酬，在旱地一天80元。一个月有四个休息日，最低月工资2400元。出勤26天算一个月。不满26天，按天扣工资。超过，按天付加班工资。按月付薪。

      建筑公司的工资还高一些。建筑公司下面12个队，共286人，分水泥工、粉刷工、石匠、水电安装工、室内装潢等工种。建筑队总队长彭德明介绍：“我们建筑队，主工每天工资300元，副工120—150元。以此算来，作为副工的妇女，月薪可拿到3600元 。

      合作社的集体经济让塘约人民的“内生动力”、“首创精神”喷发了出来。他们紧追时代步伐，弄出了“互联网+塘约+蔬菜……” 大伙拧成一股绳，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经营所得收益按照合作社30%、村集体30%、村民40%的比例进行分红， 做到了村集体，村民，合作社三方共赢。

      全村人均纯收一年比一年提高。2014年村人均收入3786元，2015年翻一番达到7943元，到2016年时，更涨过10030元大关。

      三年来，合作社的村集体的家当也大了很多。

      2014年洪水冼劫之前，塘约还是个“二级贫困村”，村集体只有上级拨给的办公费三万元，再加上间伐林木的一万多元。真正的村集体经济也就是这一万多元。到2015年增长到81.4万元，2016年更倍增202.4万元。村集体的家当翻了多少番!

      现在，塘约人深感合作社集体经济是自己的“靠山”，更是未来的希望，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

      (二)“七权同确”化解了集体所有制虚化空化难题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也就在这里。其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称制度性财富，因为这是从制度上保障了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去创造共同富裕，从而创造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平等。” (第108页)

      近些年来，我国农业部终于看到了包产到户的个体经营确已不适合于现代化的发展，故在全国不断扩大“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整省试点。所谓“确权”颁证，全是为着促进“流转”，以期将个体经营转化成“规模经营”。

      然而， “‘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是关键。”(第109页)

      土地“流转”究竟“流”向何方?“流”到哪里? 这里就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流”向城里下乡“资本”老板及农村资本“大户”;二是“流”向村集体。前者是资本主义的老路，后者则是社会主义的大道。

      塘约村的可贵之处在于，坚决地把土地“流转”到村集体，即成立合作社，重走集体化道路。 这就从根本上化解了集体所有制虚化的难题。

      我国包产到户三十多年来， 尽管名为集体所有制，实则已严重虚化空化，空有其名，名不符实。

      此种包产到户实质上变成了分田到户。

      集体所有制的严重虚化空化表现之一：法律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制，任何人不得侵犯。而塘约包产到户后，村民却可以任意侵占集体土地。比如建房，村民就普遍多占集体土地，规定的宅基地只有120平米，往往拓宽到130平米，甚至更多;前支书就私占集体荒坡，建房120平米。以往，集体山地更可随意侵占。土地承包后，荒山无人管理 ，部分村民上山开荒种玉米，久而久之，那山就变成“他家的“了。杨家院组一位徐姓人家就开荒近三十亩，耕种了三十年以来。再如，前三十年，人民公社修建的沟渠，生产队解散后，年久失修，渐渐荒废，于是，承包地靠近沟渠的人家，就把沟渠填平占为自己的田地，等等。

      这些任意侵占集体土地、林地的人，又往往了村里的现任或前任干部，或权势很大者。因而，解决难度很大，村里置若罔闻。这哪里是什么集体所有制?

      表现其二：土地承包规定：“三十年不变”，新增人口不分地;减少人口不减地。而如今现在村里的实际人口，比承包时变化已经很大。所以，各户实际人口相对承包土地而言，就变越来越不合理了。

      谷掰寨的王学英，一家五个人，只有一亩五分承包地。她是外村过来的，她和四个孩子都没有地，这一亩五地是她丈夫的承包地。而最初承包的承包人也不是她丈夫，是她丈夫的父亲。后来做父亲的把承包地分给几个长大的儿子，她丈夫分得一亩五分。现在王学英一家五个人，就有四个人没有“承包地”。显然是不合理，不公平!

      相反，有些当年承包户实行分田到户时，人多分的地也多，后来人少了，其所拥有的承包地就相对地显得很多了。甚至，有的户成了死亡绝户，其承包地被相邻的多家农户瓜分了。村里也不闻不问，大约“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呀!

      表现之三： 按说生产关系里头，土地的所有权和分配权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如果只有土地所有权，而无土地产品的分配权，这样的所有权也就毫无意义。因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着产品的分配;反过来，产品的分配权又集中体现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塘约村包产到户也同各地一样，不仅“包”了经营权，而且随同“包”了产品分配权，这样一来，所谓的“集体所有权”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过去的地主，把自己所有土地出租(承包)给农民耕种，地主只要土地所有权，完全不要产品的分配权，产品全部归农民占，地主连一粒租也不收，那么，这样的地主的土地封建私有制，岂不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

      可见，塘约村实行包产到户之后，土地集体所有制，确已被严重虚化空化了，名存实亡。这种包产到户其实就是分田到户。这都是客观的真实!

      这是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制度性的根本性问题，按原有的政策法规确也无法解决，只能愈演愈烈。

      塘约村成立合作社后，这个根本性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是因为，塘约村重新组织起来，就是“自愿入社，退社自由”。所谓“入社”，就是农户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合作社，“入股”到合作社，也就是“入社”。这样，塘约村合作社就把土地的集体的所有权、经营权、分配权等等重新统一起来了。

      而这，就先得“确权”，然后能“流转”。

      土地“确权流转”是一项既艰巨又细致的工作，要对村民的承包地重新丈量 ，登记存档，张榜公布，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最后由政府颁布土地承包经营权，简称“土地确权”。

      塘约合作社还在土地确权时，还将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财产使用权、小 水 利工程产权“七权同确”。以前所有私占集体土地，一律收归集体所有。如杨家院组一位徐姓人家就开荒近三十亩，前任支部书记私占集体荒山1.2亩耕种，村支“两委”决定，一律收归集体所有。至于，前支书私占荒地建房120平米，考虑到房屋建也不容易，不能把房子推倒，于是就按每平米50元计，让前任支书私占为个宅基地120平米，补交6000元给该坡地所属的村民组。这个处理办法 ，最后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前，全村耕地1572.5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联产承包时期，一直是这个数目。而这次经用仪器测量和土法丈量后，确认全村耕地面积竟为4862亩，多出了3289.5亩。这是纯粹的耕地，不包括山地!

      塘约村“七权同确” 围绕着一条红线，就是维护和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同时也化解了集体所有制虚化的难题。

      如果按农业部所提倡的，让土地“流转”到城乡资本老板手里，那就只能使集体所有制进一步虚化空化!

      (三)昔日“空壳村”变成了朝气蓬勃的乐园

      在生产力诸要素里， 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这是列宁的名言。世界上只要有了人，在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适合与否的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包产到户的可悲之处在于，促使大批农民厌农弃农，告别农业，远离农村，去城市打工“卖苦力”。塘约的“首要的生产力”相继“造反”了，凸现出包产到户已经阻碍甚至“桎梏”生产力的发展了。

      塘约村3300多人，劳动力 1400 多个，外出打工最多时竟达1100多人，青壮年几乎全走了，村里就剩下爷爷、奶奶、妇女、儿童留守。这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空心村”。

      村支书左文学就深有体会地说：“以前村里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了，集体经济是空的，想做点什么，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啥都做不成。”(第90页)

      “空心村”还连带来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老无养 ，幼无慈。小坉上一户人到浙江打工，把孩子留给奶奶。奶奶86岁了，只能勉强做饭给孙子吃。孩子读到五年级读不下去了，独自流浪去浙江找父母。一个十来岁孩子，独自流浪远方找父母，那是多么痛苦的孤独，多么深切的对父母思念。

      塘约村人回顾过去，“作为过来人，大家深有体会，比较 一致的说法略述如下：生产队解体后，村里只见个人不见集体，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不村，组不组，家不家。”(第27页)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连带而出，自然就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

      全国各地亦复如此。各地党政无能为力。问题出在，没能从根本的制度上着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令人高兴的是，安顺市委的领导尖锐指出：“不管怎样，空壳村不是社会主义，空壳村办不成事”。他们带领塘约村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抱团发展，重建壮大集体经济。从而靠根本制度、靠集体经济实力把外出打工的人吸引回来了。

      原来，农民都很现实，大家懂点“比较经济学”。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过去包产到户期间，塘约村集体除了上级拨给的三万元办公费外，只有间伐木的一万把元，各自单家独户种田，效益很低。既然外出打工，收入高于在家务农，“物质利益原则 ”自然左右着农民厌农弃农!

      塘约村集体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就成为吸引外出打工者回来的物质力量、经济基础。村集体经济，2013年是4 0000来元，到2016年底，也已超过2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013年不到4000元，到2016年的达到10030元。

      他们公开宣布：“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失业者。不论外出打工的乡亲什么时候回来，你都可以在村里上班，最低工资是月薪2400元。”(第103页)

      今日塘约村，外出务工人员，从2014年的860多人， 到2016年减少到50余人，“90%的人都回来了”(第100、101页)就一个“贫困村”来说，这个变化多么巨大!

      如今村里不仅人气旺，而且人才多。光驾驶员就有二百多，还有汽车、摩托车修理工人几十个，有八百多个砖、木、漆、电技术人员，还有一批种养能手。还有三百五十多个曾经在流水线干过活的女工，都回来了。

      魏志红就是力证。原来，他夫妻俩在外打工十多年，到2014年还是贫困户。合作社成立后回到村子，靠着自己的手艺和村里的帮扶政策，去年已经达到年收入10万元。如今，还有闲陪着两个孩子读书。一家人团团圆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难怪，他深有感慨地说：“在自家门口就能有好的收益保证，又何必背井离乡跑到外面赚辛苦钱呢？”

      最难回的所谓“农二代”也有不少回村了。他们本就出生外地大城市，或有故乡感情，却无农业兴趣，既融不进城市，又不愿回乡村。如今“农二代”回村一看家乡已巨变，就不走了。例如，彭珍强32岁，他的父亲彭洮德是第一代打工，过世了。他和妻子都在浙江打工， 有两个孩子， 在外面过得很艰难，回来又不会干农活，就典型的“农二代”。塘约村有合作社成立后，2014年底他回来流转土地，看到村里变了，不走了。他会开车，合作社给他贷款八万元，他买了一部大货车，参加运输公司了。

      今日之塘约村，外出打工的人逐步回来了，“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自然不存在了。过来的满目凋零的“空心村”，变成了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华社记者甚至作出这样的描绘：“如今的塘约，荷塘飘香，菜园蓬勃，民居亮丽，道路宽阔，安宁静逸，其乐融融，俨然一座现代的桃花源。”

      (四)昔日“撂荒地”如今成了“金土地”

      土地是中华民族的命根。地少人多，是我国的显著特点。国土资源部几年前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8亩，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9%。毛泽东的农业“八字宪法”是“土”字当头。

      中国农民历来就视士如金。

      塘约村1951年实行土改，分到土地的当天夜晚，很多翻身农民高兴得就睡在地里，一直睡到第二天太阳照到土地上，才肯回家。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塘约村实行包产到户之后，生产队解散了，大家“八仙飘海，各显神通”，青壮年几乎全走了，以至于弄得“全村土地撂荒30%”(第35页)

      这显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提高，而是对生产力的荒芜、破坏!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全国各地也大同小异。 我国有研究者指出：全国土地撂荒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中西部地区，土地撂荒达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为什么同一个塘约村，面对同一片土地，1951年土改分到土地的农民竟高兴得一整晚就睡在地里，而包产到户时却心甘情愿将30%的土地撂荒呢?

      这究竟是怎么的呢?

      应当承认，全国各地党政上下不是没有看到和重视这个问题，也不是没出台应对措施，只是结果，都白费了力气。

      一位有识之士提出：“ 今天指出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勇气，能解决这些问题则是当代有英雄!”

      如今的塘约村，如同河南刘庄、南街村、河北的周庄等等，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

      塘约村建立合作社，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由于外出打工的人相继回来了，这一至今仍在困扰全国的“撂荒”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两年，塘约村仅靠这个以妇女为主力的农业团队，就把先前30的%撂荒地全都种上了。其中，种植了精品水果1250亩，浅水莲藕150亩，绿化苖木621亩，还建成了400亩农家化肥的无公害蔬菜基地。这蔬菜，专供城里学校食堂(第46页)。

      昔日满目荒芜的撂荒地，如今重新披上了生机勃勃绿装。“撂荒地”变成了“金土地”! 凸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五)组织起来力量大，好搞大建设

      塘约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好搞大建设，彰显集体经济神通广大。塘约合作社短短三年里，就修筑了三条路，整治了两条河，还新建了合作社“办公大楼”。

      先看修筑三条路：

      塘约村2014年那场大洪水后，田也毁了，路也毁了，屋也倒了，重建家园的重担，摆在刚刚成立的合作社面前。怎么救灾重建?社员提出，得先修路。

      于是，两委决定先修筑了一条连接10个村寨的硬面路。办法是，安顺市政府出材料费，村里出工出力，很快就修成了这条环村路，足足有16公里。它的修成，把十个自然村寨连接起来，使村民感到十分分散的山寨是一个整体。同时重新体会到——大家肯为公益事业出点力，村庄就会出现奇迹(第42页)

      随后，又修筑了一条从塘约到乐平镇的柏油公路。

      约塘村同平坝区、乐平鎮，在地图上是个三角形。过去从约塘到乐平镇绕一圈，开车要一个多小时，很不方便。既不便生产，又不便生活。但如果把从约塘去乐平镇的小路开成公路，只有五公里，就便捷得很。于是，约塘发起，在市里的支助下，还是政府出水泥、柏油等材料费，塘约出人力，“村镇联动”，修筑这条公路。从3月12日开工，至4月9日全部落成，只用28天，就建筑了一条宽八米、长四公里的柏油公路。之前，从约塘去镇里，只有一条小路，步行要走一小时，现在开车五分钟就到。

      这28天，塘约村几乎每天都是倾村而出，男女老少齐上阵。大伙每天都干到午夜以后，而且自带口粮。时值春耕，有些不可误农时的活不能停下来。白天在地里忙农活的，夜里也互筑路工地来加班。一半以上是妇女。小学生放学也帮忙抬土搬石头(第46页)。

      更令人感动的是，连85岁的杨进武也来了。他就是《党员积分册》得满分的老党员。深夜零点了，支书左文学劝他回家休息。

      “ 我要看。”老人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现在又看到了，再不看 ，我没有机会看了。”“大爷，您就拿着铲子站这里就行了!”老人站在那里儿，就像一块“碑”。

      这是标志着众志成城的“碑”，塘约人只用28天，修筑一条宽八米、长四公里的柏油公路。

      此外，塘约村还修筑了长达19公里机耕路。

      约塘党总支在“两学一做”中，给党员布置了一个任务，“每个党员要提出三个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第一党小组组长邓仕江、党员周其云提出修一条机耕路到田间和山上。为什么要修这路?现在间伐木头，交通不便，一立方只能赚两百元，如果有一条能够走中型车的路，把木头运出来 ，一立方就能赚六百元。

      村支两委讨论，做这件事可以降低劳动力的成本，还增加收入，可以干，就批准了。怎么修?八个字：“不等不靠，自己动手。”

      就这样，村两委组织相关六个寨子，出去一千多人，用18天修成一条宽四米五、长19公里的机耕路(尚未打水泥的毛路)。

      再看，拓宽整治了两条河：

【“新中国成立以来，约塘村一切激动人心的变化几乎都与组织起来有关。比如约塘前有一条小河叫冼布河，早先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沟，下雨就要淹没它周边的大片田地。1975 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靠集体的力量开掘成一条小河，最宽处有八米。但由于河还是太小，2014 年遭遇大洪水时无法起到泄作用。为了保障这片土地的久远安全，如今，他们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规划后，把河道拓宽到三十米，还建筑了冼布河两岸的防洪堤。”】(第41页)

      这次拓宽冼布河，全体村民一起干，用22天修好了。他们说：这是一条“生态河”。“为什么这么说”?回答是：“堤上种树种花草，河里有鱼有虾”。

      另外，疏通、拓宽了塘耀河。

      塘约村还靠集体力量，进一步疏通和拓宽了塘耀河道。也修了两岸的防洪堤坝。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塘耀河，是一条河面宽达35米的家乡河，河的两岸还修了牢固防洪堤坝，保障了塘约人民的安全。

      还有，新建了合作社的“办公大楼”。

      塘约村合作社成立之后，办公开会还是“老队部”的旧楼。那是过去人民公社时建的，年久失修，下雨漏水，破烂不堪。他们说，合作社是村民的“统帅部”，村民的“大家庭”， 要有一个有号召力的新形象。于是，经大家商定，就决定把旧楼拆掉，盖成一座新“办公大楼”。这新楼就是他们自己的建筑队和运输队全力的“作品”，修起来容易。

      如今的这座新楼不仅是办公，还且有一个“道德讲堂”，这里既讲道德、孝道，又讲科学养植等等。听讲座的男女老少都有，热闹非凡。

      总之，塘约道路，仅走三年 ，就修筑了三条路，整治拓宽了二条河，还新建了办公楼。合作社的三年，远远胜过了包产到户的三十多年!

      一个曾经是省级“贫困村”，三年搞成这么多“大建设”，能说不是创造了奇迹?

      而这种奇迹为只能在这时何出现?支书左文学深有感慨地说：“我体会到，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资源好，人民力量最好。”

      塘约村的老百姓说也很得好：“村还是我们的村，人还是这些人，分散了，谁也看不出一个村有多大的力量 ，集中起来真的能愚公移山” !

      (六)从制度根底上扶贫“一年就脱贫”

      塘约人怎么也不曾料想到，包产到户30多年，竟成了贵州省级“二类贫困村。”全村912户，2014年贫困户就有142户。

      因为贫困，许多村民还欠着债的。按村里的说法叫“债民”。塘约村的“债民”有多少?“塘约村有30%的‘债民’”(50页)

      应当承认，过来扶贫，办法、路子不少：什么“产业扶贫”;“基础设施扶贫”;“大户领头扶贫”;“公司扶贫”，等等。

      只是如此五花八门扶贫，大体遵循着一条基本思路，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由先富再去帮助贫困的人，一直是这样的思路。

      在具体操作就是，使用扶贫资金，不能像撒胡椒粉似的。扶贫资金投下去要见效益。怎样才能见效益?有个产业，有个项目，要成规模，那就要有能人、有大户领头。于是，扶贫资金向有能力、有技术、有资金的大户，成立个专业合作社。

      只不过，这类专业性合作社，尽管不同程度地把单家独户的农民联合起来，也是进步，但不论哪一种合作社，当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展经济，盈利致富，致使专业性合作社往往都是“强强联合”的产物，能人、大户是强的，强的选强的，经过这样的选择，结果使富的更富，穷的就更穷了。

      国家大把大把撒出的扶贫资金，究竟是“扶贫”，还是“帮富”呢?这是显而易见的。

      难怪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要大家把每一分钱真正投向、落实最贫困的群体。这是很有针对性的。扶贫就真扶贫，不应当去“帮富。”

      塘约村重走集体化道路，组织起来，靠集体经济制度扶贫，只一二年，大家都脱贫。

      拿49岁村民罗保华来说，他家原是贫困户。他是去年下半年加入合作社运输队的，此前他在华西村打工。如今加入合作社，月工资2100元。家里的耕地入股到合作社。按照合作社的规定，村里的精准扶贫户，每家有15股的股本扶持。再加工资，收入近6万元，一年就实现了脱贫。

      谷掰寨有个王学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恶化死了。家里留下四个子女 ，最小的不到两岁，最大的不到十岁。为了给丈夫治病，家里欠下六万多元债。家里只有一亩五分承包地，没法维持生活。那年她35岁，没有改嫁，把地种上，就去附近建房子的地方做小工挣钱养家。七年来，她自己和四个孩子都没有买一件新衣，身上穿的都是亲戚邻居送的，大的穿了小的穿，缝缝补补，直至不能再穿。多少年了，她都是半夜睡，天蒙蒙亮就起来。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最怕孩子生病。孩子病了把她抱得紧紧不放，然后她跟孩子一起哭了，哭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听说村里要成立合作社，王学英是谷掰寨头一个报名参加合作社的。又听说合作社要成立建筑队，妇女子可以报名，她又是头一报名的。这三年来，她再了不用自己东奔西去找水小工干了，有建筑队安排，有稳定的工作，一天工资120元，欠人家的钱很快就完清了。

      她家是贫困户，政府精准扶贫，给她新建了120平米的新房子，她感到好像住进了“天堂”。

      靠合作社集体经济制度“扶贫”，是根本的“扶贫”，一来能“精准”;二则脱贫快;三是防再贫。

      比比过去，想想现在，塘约农民深深感到，合作社的集体经济，是自己的“靠山”。王学英感慨地说：

      “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七)战胜水灾凸现集体神通

      塘约村2014年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许多村民的房屋遭到了破坏，有些房屋还被冲毁了。多少人垂头丧气，失去信心。而合作社抗击灾害凸现无比优越性。

      新兴的集体经济制度极大地激发出塘约人民的“内生动力”，成为顺利战胜灾害的力量源泉。以前在外打工的人大部分回了 ，光驾驶员就有二百，村里有自己的运输公司和建筑公司。他们外出打工好久了，一直没有个像样的家，非常渴望有个安稳的舒适的家。

      村里两委顺应村民的这种意愿，在安排灾后重建房屋时，不像以前大寨人那样，“先治坡，后治窝”，而是“窝”与“坡”并治。靠着村里自己的运输公司和建筑公司，很快就把洪水冲坏或冲毁的房屋修好，或重建起来。不论修缮或重建的都焕然一新，全用上了陶瓷瓦。

      如今走进塘约村，大家看到几百幢彩色亮丽的房子，红瓦黄墙的新房整齐有致,进村道路宽阔整洁,村文化广场、文化设施、服务中心一应俱全。村寨山林茂密、田间拂绿,一派生机盎然。

      村民不无骄傲地说：我们今天的这些建筑，这些新变化，就外观来说，和东部已经没有差别了，甚至比东部一些地方好。

      (八)社会风气也焕然一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塘约村重走集体路，不仅仅表现在村里的生产经济飞跃性发展，农民生活迅速提高，村容村貌大为改观，更表现在人们精神面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过往，谁也不曾想到，像塘约这样穷的地方 ，农民的“吃喝风”竟那么惊人，甚至成了“公害”。

      本来，塘约村就是个贫困村,村民原本就收入低、生活苦，而名目繁多的“办洒吃洒”,让清苦的日子更加雪上加霜。 尽管百姓如牛负重，苦不堪言，却谁都无法抗拒。

      2014底，安顺市委周建琨书记深入塘约调研。在苗族老党员杨成英家里听她说：“吃酒吃不消。”杨成英的丈夫去世了，儿子弱智，儿媳哑巴，是村里的特困户。周建琨问：“像你这样，礼包要包多少?要不要五十?”杨成英笑了：“五十?现在五十拿得出手吗?最少一百。“那你一年要包多少?”回答：“一万二千块。”一个“特困户”一年送礼竟高达一万二千块!“钱从哪里来的”?“贷款。”“贷款吃酒”?“是呀，不光我一户人。”(第66页)

      塘约村办酒，真正名目繁多，无奇不有。一个人：从出生的满月酒、周岁酒、剃毛头酒，到生日酒、升学酒、订婚酒、结婚酒、上寿酒，直至死后的出殡酒、迁坟酒，等等。建房子：放线开工要办，盖到一层要办，二层要办，封顶要办，建成了更要办。更有甚者，母猪下崽也办“生崽酒”;赌博输了还办个“落难消灾酒”……而且，办酒的规格，年年攀升：从几十桌到上百桌;礼金从几十块到至少二百，以至上千。“吃丧酒最厉害”，整个寨子的人都去吃，最少百余人，中等三百多人，多的五六百人。最少吃五天，最长吃十天。东家花钱多者七八万，少的也要三万以上。

      此种乡风民俗成了让你“不得不”的可怕力量，成了大家无法逃避的“公害”。大家都怕，又都没法!

      左文学做过一个调查，村里送礼吃喝，铺张浪费，误工损失，一笔一笔，最后得出的数据：仅滥办酒一项，塘约一年吃掉将近3000万元!户均3257元(第68页)。

      合作社成立以来，村支“两委”决定，坚决刹住“滥办酒”歪风。在村支“两委”的领导下,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协商讨论订出了

      “九条”， 与全村921户农户签订承诺书。为此，还组建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和老年协会。从此以后，《红九条》就成了全村的九条“道德底线”。谁踩了红线，就被“拉黑”，就是被列入“黑名单”管理。“该户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村支两委也不为该户村民办理任何相关手续。”(第72页)

      《红九条》有一条是专刹““滥办酒”歪风的。规定：“只准办结婚酒和丧葬酒，其他一律禁止。” 为此，村里建立了推行“酒席申报备案制度”，结婚提前一周申报，老人去世当天申报。凡批准了的，由“红白理事会”主持，村集体提供餐具、厨具以及厨师服务人员为之免费操作。 酒席规格实行标准化管理：“红喜”八菜一汤，不上大菜，不上瓶子洒，不发纪念品，以吃光不剩为标准。凡违规办酒的村民,没收全部食材赠送给敬老院和学校,并列入“黑名单”，取消享有的荣誉称号及部分优惠政策。

      从此之后，村民滥办大办酒席借机敛财的不正之风，就得到了有效整治。自《红九条》颁布以来,全村酒席减少70%。违规办酒者极少。

      全村只有一户违规办起“状元酒”，被“拉黑”入了“黑名单”。该户不服，找左文学申辩：我儿子考上了大学，也是村里的光荣;我又没在村里办酒，是在城里办的，并不影响村里;儿子上大学要钱，我以前送给别人的，要通过这个收回来。

      村里两委坚持村规民约一丝不苟。

      左文学回答道：考上了大学确是我们村里的光荣。所以村里早有规定，考上一本大学的奖励1000元。但现在这1000元，你不能享受了。你是塘约村民，应当按塘约的村规民约办。对方不服。考察三个月满后，继续三个月。这期间，上面下来的危房改造补助，原本可以给这户农民8000元补助的，因违规被取消，给别的农户。直至这户农民承认错误，作了检讨，才恢复正常。

      仅此一例，让我们欣喜地看到，塘约村“经济基础”的变革，引起了社会意识、社会风尚的巨大变化!

      总上可知，塘约道路只三年，面貌就巨变。变化之大，社员谓之“翻天覆地”;“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塘约合作化的三年，胜过包产到户的三十多年。

      塘约人民的选择是中国十亿农民方向。

      早在60多年前，河南安阳县也有一个贫困村，在党员带头下建立了一个十八户社员的“穷社”。村里的富裕户讽剌他们说：“一伙穷光蛋想办合作社， 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然而，这个穷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实现了全村合作化。毛泽东为这篇报告挥笔写了很长的按语，不无义愤地标题质问：“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今日塘约合作社鸡毛又上了天，谁说不能“复制”、不应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