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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军:国企改革分歧是一盘下不完的棋 ——国企改革再评论之二十九
点击:  作者:梁军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20-10-31 0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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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打算出一本书,书名叫《国企改革再评论》。把十年间公开发表的国企改革评论文章集合呈现,再以现在的观点与视角,对旧文所涉题材逐一进行二次评论。也许是因为批评味太浓,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单。在此连载,给听得见、听得进批评意见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话题。


本篇金句:真理不怕争论,国企改革问题尤其如是。要有理论自信,在与各种理论的较量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由此教育和团结广大民众。

2014年9月12日,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文章,题目是:《“郎顾之争”十周年祭——关于国企改革理论分歧的思考》

这是一篇很耐读的文章,也是我自以为很有水平、很有社会价值的一篇文章。

文章跳出事件本身的纠葛,跳出国企改革本身的分歧,将视角放在纠葛与分歧所折射的意识形态大背景下,提出政治层面的思考与方案。

文章背后的故事也很精彩,至今仍令我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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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之争”已经过去16年了。可能一些年轻一点的同志,还不大清楚16年前发生了什么。即使是经历之人,也略感模糊了。也许有人说,陈年谷子烂芝麻的,不值得旧事再提。

在我看来,“郎顾之争”就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两位棋手对战正酣,观战之人分为两边,相互对骂,互不认输。这时候,冲出一个冒失鬼,撞翻了棋盘。棋下不成了,大家各自散去,但在心里一直骂个不停。

对于国企改革,发生在2004年的“郎顾之争”,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当然,事件的当事人,在十几年的岁月中,早已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变。但是,不管郎咸平是否真的如民间所言,借机堕落为特别能捞钱、特别会算计的学术网红,也不管顾雏军是否真的能成功翻案,带着满腹的冤屈王者归来,这都不影响那一段无法更改的历史。

我曾经非常全面地研究“郎顾之争”。

在我决定投身国企改革理论研究的时候,“郎顾之争”成为我进入这个领域的“诺曼底登陆”之战。我查阅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郎顾之争”的新闻报道、媒体评论、理论文章和学术论文,甚至包括一些台前幕后的八卦消息。“郎顾之争”几乎把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卷入了争论,而且分成坚决支持与强烈反对的两个阵营。为了在这场可遇而不可求的争论中战胜对手,每一方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而且都直接面对对手的质疑,也毫不客气地直击对手的软肋与痛点,没有半点的谦逊和礼让。因此,通过研究这些见诸于报端和网络的观点,可以将关于国企改革的理论分歧、政治主张、政策建议、学术派别和舆情民意等真实情况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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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上半年,我就开始酝酿要写一篇关于“郎顾之争”的重头文章。

一是我认为“郎顾之争”不应该因顾雏军的涉案入狱突然就终止了,没有辩明的是非与黑白依然存在;

二是“郎顾之争”本身存在巨大的非理性,这无助于解决理论分歧;

三是在“郎顾之争”之上,还有更宏大的议题价值,应该借此发挥出来;

四是我没有赶上“郎顾之争”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非常遗憾。我已经做好了旧事重提、披挂上阵的准备。

结果,因为有太多的话要说,没刹住,一口气写了8千多字,分为5篇,组成一个系列,总题目是《“郎顾之争”八周年祭》。

“八周年”?没错,是“八周年”。怎么发出来就变成“十周年”了呢?这就是我最大的遗憾!我甚至觉得,这也应该是中国理论界和舆论界的一个遗憾!
容我细细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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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证过,“郎顾之争”的标志性爆发时间,是2004年8月9日,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一场公开演讲中,点名批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由此点燃了这场迅速席卷全国的“郎顾之争”。我在2012年7月,就把这一组稿子发给了《南方日报》。一如既往,得到肯定性答复,很有冲击力,可以刊发。按照我的建议,就选定在8月9日这一天,即“郎顾之争”爆发正好八周年的时间节点,首发第一篇评论:《争论,还是不争论?——“郎顾之争”八周年祭之一》。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这样的题目,这样的内容,发表在《南方日报》评论版,会引发怎样的舆论效果?各位再想象一下,第一篇出来了,紧接着第二篇《务实,还是务虚?》又出来了。舆论开始升温,讨论又开始点燃。紧接着,第三篇《左派,还是右派?》、第四篇《时代呼唤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第五篇《时代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智慧》,连珠炮打出去,那将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热烈局面?

但是,十分遗憾。在8月9日这一天,第一篇文章并没有如约发表。后来得知,稿子本来已经排上版了,在付印前的最后一刻,值班领导觉得还是有点把握不住,犹豫再三,临时撤稿了......

 

这本来就足够我遗憾的了。一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我之前绝对意想不到的事件,简直就是天意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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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4日,“郎顾之争”的主角,8天前才刚刚出狱的原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顶着一顶高高的、白纸糊成的帽子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帽子上用墨汁写着六个大字:“草民完全无罪”。新闻发布会是顾雏军自己策划召开的,主题就是要求平反。“如果不能平反那我会死不瞑目。我要把所有的都说出来,即使说完之后再被抓进去也无所谓。”

各位可以再想象一下,如果在此前一个月,我的5篇重磅文章发出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再次引发理论界争论。此时,顾雏军的鸣冤之举,那简直就是火上浇油、画龙点睛嘛!

 

唉——这一声叹息,沉重无比,无比沉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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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郎顾之争”已经过去了8年。顾雏军以这样的方式回归公众视线,迅即引发舆情,而且呈现一边倒的趋向——即:顾雏军的案子看来是冤枉的,必须平反。由此推导,当年的“郎顾之争”,突然哑火的支持顾雏军的阵营观点,也应该给予重新评价、再论输赢。

“郎顾之争”本质上是一场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争论,远远超出了顾雏军涉案入狱事件本身的性质,也超出了郎咸平和顾雏军两位主角本人的人生际遇变化。绝对不能因为当年可能存在的对顾雏军的司法不公得以纠正,就导致“郎顾之争”观点对错的反转。在我看来,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舆论趋向,有一股力量十分期待看到顾雏军案的“平反”,借此再次发动对国企改革底线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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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拖,就是2年。2014年9月12日,我总算幸运地在“郎顾之争”十周年之际,把稿子发表在《南方周末》上。但是,稿子压缩成一篇,只有3800字,锋芒大减。加之时机火候不佳,没有达到两年前预期的效果。

尽管这样,我还是应该感谢命运,稿子总归是发了出来,而且《南方周末》的江湖地位也是非同小可的。我要感谢单位的领导,将我的稿子转给了《南方周末》的主编王巍同志。王巍主动联系我,和我一起分析稿子的处理方向,还做了许多我非常认可的文字润色工作。后来,王巍调去广东省委机关刊物《南方》杂志担任总编辑,并把杂志打造成“党建智库”,做的有声有色。我还曾与他商议开展广东国资系统的党建评价活动事宜。再后来,王巍同志又被调回《南方周末》,好像是担任总编辑了。

我特意介绍这一段,是想告诉北方的读者,在你们眼里的媒体怪兽《南方周末》,可能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身在其中的从业者,他们很多都是对中国前途命运充满热情、勤于思考,并且很好打交道的普通人。

文章发表至今,已经又过去6年。在我看来,我这篇文章所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依然没有过时。但是,舆论界和理论界,似乎已老态龙钟,不愿作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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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郎顾之争”十周年祭——关于国企改革理论分歧的思考

(《南方周末》2014年9月12日)

 

【编者按:重提“郎顾之争”,是因为事涉国企改革的大问题。不遗忘、不回避、不漠视、不惧怕,勇敢地正视矛盾,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是“郎顾之争”十年后仍值得再谈的原因所在。本文不代表南方周末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欢迎更多分析文章。】

推动社会的改革与创新,仅凭激情和感觉是远远不够的。在政治与民众之间,需要一个充分发育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为社会决策提供专业、理性、客观、系统的理论支撑。

争论,还是不争论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一场公开演讲中,点名批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顾雏军强硬还击,由此点燃了一场迅速席卷全国的“郎顾之争”。

争论从国企改革议题开始,迅速向深处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延伸。争论的主体从学术圈迅速蔓延至社会各界。代表不同立场的意见领袖高调登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争论双方在亮出底牌后,似乎都感到议题的宏大与沉重,及理论准备的不足。顾雏军戏剧般地锒铛入狱成为一个契机,争论在没有胜负结局的情况下,极其怪异地戛然而止。此后,争论,还是不争论,成为两大阵营内心的纠结。

小平同志所说的“不争论”,是针对某些不涉及原则、立场和方向的具体措施和手段而言,以免无休止的纠缠耽误了改革发展的时机。对于涉及原则、立场和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小平同志从来都是旗帜鲜明主张“要争论”的。这在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体系里面有全面准确的表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基本态度。

“郎顾之争”中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议题,就是一个必须争论且绕不过的重大理论问题。遗憾的是,“不争论”被其中一方抬了出来,作为回避过早触及核心议题的挡箭牌。

十年过去了,当初绕着走的巨石却依然横亘在我们面前。“不争论”并没有使双方的分歧因时间和形势的变化而消弭,反而牵涉出更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分歧一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底层潜行,长时间地积蓄能量,如今正在强有力地浮出水面,成为当今社会阶层利益撕裂、改革共识破裂、政治诉求分裂的最危险因素。

如今,“不争论”正在产生变种。有人把正常的争论视为“反对国企改革”,企图通过封杀不同声音来制造“不争论”;有人干脆只做不说,根本不给你争论的机会;有人争论观点是一套,实际路径是另一套。如此这般,千奇百怪。十八届三中全会主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正在演变成一些人主张彻底私有化的依据。

这场“争论”迟早还要再来。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拖延下去,最后的代价将超出所有人的心理预期。与其这样,还不如来一场干脆的争论。

“郎先生”归来!“顾先生”归来!

务实,还是务虚

“郎顾之争”的发生,是国企改革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的结果。

回顾国企改革的整个历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国企改革的理论创新一直滞后于实践探索。国企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强行启动的。现在回头看,国企改革的前半段,至少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前,一直处在曲折的“试错”过程中。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进一步阐述,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行动纲领,基本明确了国企改革的大原则和大方向。但是在此路线方针政策大框架之下,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仍有待破解,涉及具体的改革细节,仍需要大量的理论充实、完善和创新。

一些人对此并不服气。他们要么直接予以否定,要么进行相反方向的解读,要么就在具体实践上另搞一套。于是,理解与认识的分歧借助于理论的滞后,便将实践上的摇摆和偏差不断地放大,导致矛盾和问题的不断积累。

理论的滞后又和中国学术界的浮躁有关。在国企改革理论探讨中,许多研究成果不过是改革过程与经验的总结,或他人学术观点的汇总,以及对舶来品的中国语境表达而已。学术界越来越喜欢“务实”,喜欢在具体操作层面发表宏论。一些学者已然成为“学术明星”。他们拿捏着媒体的喜好,揣摩着大众的情绪,习惯于就国企改革的某一个枝节问题,从某一个角度发表“灵感式”的观点,说说而已,说完拉倒。

由于“务虚”与“务实”交错在一起,导致焦点弥散。加上学术界自身的不足,更多的时候是各自表述,对天放空枪,结果谁都没被打中。你说理论,他说实践;你说实践,他说国情;你说国情,他说世界;你说世界,他又说回理论。相互对骂来回绕,东拉西扯一团糟。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重“务实”、重实践、重“怎么办”、干起来再说,侧重于让实践来检验真理的话,那么在矛盾已难以调和的当下,应该重“务虚”、重理论、重“怎么看”,看清楚了,再往下走,必须回归让真理来指导实践。在把“道理”说清楚后,让我们再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心,朝着更加清晰的目标,重新上路。

左派,还是右派

十年前的“郎顾之争”,要说有什么后遗症,就是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把中国社会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人们把尘封已久的斗争标签——左派和右派——翻了出来,分别给两大阵营的头面人物贴在脸上。

由于绝大多数的人对左和右的准确含义并没有深入的了解,相互掺杂了对好人、坏人、善人、恶人的角色认证,正常的学理争辩也带有了非理性的羞辱成分,甚至人身攻击。与历史上大不相同的是,被冠以右,可能还是一种时髦的雅称,说明你敢说话、有担当;被称呼为左,基本上就是骂人了,说明你思想守旧,阻碍历史前进。如果不幸被定性为极左,你基本上就没有发言权了。比如某位被归为左类的著名学者已公开抱怨:“现在的论坛基本上都不邀请我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虽然被归为右,但是在其行动哲学上却是极左的一套,即罔顾客观事实,脱离基本学理逻辑,极力渲染片面的、负面的、不实的数据材料,提出一些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和现实可能的建议和主张,并极力揶揄、丑化和压制争论对手。

当下社会存在的左右之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臆想。有这个臆想在先,必定会影响我们对真理的认知,甚至影响我们整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和手段。
真理是没有左右之分的。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找到了真理,把握了真理,就不会有左右的摇摆。

也许真有那么一些人、一些团体或一些势力,对所谓的右有着固执的偏好,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与之公平、公开地论战,也并不影响我们从对手的身上发现寻找真理的线索。

因此向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倡议:从此不再以左右自诩或者互封。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我们彼此就是不可或缺的对立统一体。

“郎先生”不必因左而以为就胜券在握,“顾先生”也不必因右而遮遮掩掩。让我们回到学术圣坛,回到春秋诸子论战的环境,为我们各自以为的真理而战。

公知,还是良知

十年前的“郎顾之争”,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集体推到前台。

“郎顾之争”发端于2004年8月。同年9月,某周刊首次推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并选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在这个50人名单及以后每年选出的50人名单里,那些在“郎顾之争”中横刀立马的风头人物赫然在列。

然而,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很快就成为网络上嘲讽对手的代称。导致“公共知识分子”声名狼藉的原因有四点:政治投机、利益代言、漠视不公和道德缺失。在“郎顾之争”中,某些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在“郎顾之争”之后,在国企改革议题上,他们依然将大量缺乏基本立场、理论逻辑、客观判断和事实依据的言论诉诸媒体与网络,读来既令人愤慨,又使人汗颜。

尽管如此,我仍要在此向全社会呼吁:其一,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朱大可语),请维护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尊敬;其二,请公共知识分子找回自己的良知,守护这个伟大的称谓。

推动社会的改革与创新,仅凭激情和感觉是远远不够的。在政治与民众之间,需要一个充分发育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为社会决策提供专业、理性、客观、系统的理论支撑。

良知是指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人类越走向文明社会,良知的力量就越明显。知识分子作为承载具象文明的人群,先天便具有更强烈的良知意识。

如果我们不相信良知的力量,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中国正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发生深刻的转型。知识分子群体又该如何维系自身的良知?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又是什么?

其一,对历史负责。要有历史的负重感,凡事多从历史的选择与现实的延续角度思考答案,不可妄下论断,更不可意气用事,张口就推倒重来。

其二,对人民负责。说到底,学术理论只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果只是为少数人甚至权贵阶层服务,那必定为君子所不齿。

其三,对学术负责。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别于普通民众,就在于其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抽离具体到一般,有着严谨的逻辑推导能力,切莫犯下连普通民众都知晓的逻辑错误和常识错误。

其四,对自己负责。知识分子应该是最珍惜自己名声和气节的人群,他们也因此品行而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知识分子不能像政客那样滴水不漏,也不能像市井泼皮那样随意骂街。他们应该是有理论,有实际,真性情,敢担当。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学术负责,对自己负责。这应该是每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此基础上展开争论,不管谁胜谁负,我们离真理就不远了。

最后郑重呼吁:其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探讨环境。真理不怕争论,要在与各种理论的较量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由此教育和团结广大民众;其二,要支持和监督媒体在争论中发挥公正、公平、公开的舆论平台作用,纠正某些媒体演变为单方面理论流派舆论工具的倾向;其三,既要鼓励和宽待基于理论层面探讨的各种不同意见,更要制止违背宪法的言行。

谨此呼吁并建议,表达对“郎顾之争”十周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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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广东省国有资本研究会会长、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全民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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