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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谈周恩来的忠诚(四)
点击:  作者:水石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6-01-05 08: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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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16年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纪念日。我院连载水石的纪念文章《周恩来的忠诚》,以追思和学习周总理的崇高品质。此为第四篇“忠于组织(下)

 

  自觉维护党的团结

 

  事业成功靠组织,组织的力量来自全体成员的团结。周恩来视党的团结为党的生命。他在党内不争权,不争位,不争意气,委屈忍让,顾全大局。他不仅是在日常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始终从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曾说: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外国研究周恩来的学者称,周恩来是共产党内的一个协调者,是善得人心的杰出和事佬,是他把党和国家捏在一起免于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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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的长征途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于党的历史的第一次转折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对于这些会议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主持召开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改变红军的进军方向,并决定召开遵义会议总结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失利问题。他在遵义会议上主动检讨,承担责任请求辞职,做博古工作,并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指挥红军战事。会前,博古对于遵义会议批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同志的发言一直想不通。拥护博古的人也不服气。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了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担任党的总书记。其间,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喜欢历史,善赋诗词,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我对他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要尽快“去李换毛”的决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支持我,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周恩来的话打通了博古的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博古等同志深刻认识到周恩来的正确性,自觉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

 

  抗战初,新四军党的主要领导人项英与叶挺军长关系不融洽,影响了工作。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历时20天,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确定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在此期间,周恩来与项英多次恳谈,指出解决好叶挺的工作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新四军前途和同情者对我党态度的重大问题。提出解决好叶项关系的原则性意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叶挺的地位和职权应当尊重;要求项英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和东南局工作,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与叶挺改善关系,加强团结。新四军在叶挺和项英领导下,执行“向南巩 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使部队由1938年春组建时的八千人,到1940年底发展到九万人。

 

  为了党的团结,当周恩来犯有错误的时候,他坦然认错,承担责任,坚决改正。而更多的情况是在他蒙受委屈的时候,能忍辱负重,一心为党。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他和瞿秋白主持纠正了立三主义错误,同时也团结了同志。这本来是正确的,但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周恩来和瞿秋白被批成“调和主义”,让王明上台,周恩来抵制无效。国际代表米夫说,既要打周恩来的屁股,又要强迫他工作。中央的威信削弱,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批评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一旦出现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面,周恩来不顾自己的处境,恳切地说服大家,不能意气用事,要团结起来,服从决议,使党避免出现分裂,共同渡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维护了团结,避免了分裂。周恩来后来说: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1943年,延安整风,周恩来联系实际,对过去的错误,作自我批评,这本来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却受到过火的、不公正的指责和批评。周恩来严于律己、不予计较,积极参加整风运动,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大团结。至于解放后,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次数就更多。周恩来是一个代表,代表了党内大多数同志这种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精神,并在党内形成了优良传统。这才使得中共历经波折而能有团结巩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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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当党内的和事佬,但不是和稀泥,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维护团结,维护大局。“文化大革命”的10年,又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中共中央的决定的,党内许多老同志并不理解。虽然,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但他从党的大局出发,拥护毛泽东,辅助毛泽东,忠实履行他作为主持党中央工作、国务院总理的职责。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看,周恩来同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他一方面必须处处维护毛泽东的威信,适时地、恰当地对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全面解释、补充修订,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他又要抓住有利时机,提出正确的口号、措施和意见,见缝插针地、千方百计地加以贯彻。他也受过批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他抱着“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信念,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努力工作。他以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文斗不要武斗”等指示为尚方宝剑,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障全国生产建设,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1967年5月,在外事口造反派要冲外交部揪斗陈毅时,他严厉批评道:你们这样要走向反面,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谁也不许冲,谁冲扣留谁。对我个人,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1974年初,耿飚遭到批评后想辞职不干了。周恩来对耿飚说: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不仅是对耿飚的要求,也是他在整个“文革”中的自处之道。由于周恩来在“文革”中始终苦撑危局,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奋力拼搏、坚持不倒, 维护了全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保障了八亿人民衣食住行和维系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还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打开了中美关系新局面,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评价十分公正和深刻。

 

  周恩来对党的忠诚是纯洁和无悔的。为了党的团结和大局,他一生有许多是他应该得到的,但他主动放弃了;也有许多是他不应承受的,但他却默默地承受了。他有委曲也有抱怨,但他这种把委曲和抱怨永远地埋藏在心底里。但周恩来对“忠诚”看得很重,误解、责备,甚至打击和侮辱,他都可以忍受,但唯独对他“忠诚”的玷污,他要起而抗争。“文革”中,周恩来曾遭遇致命的陷害,这就是“伍豪事件”。对这样的致命陷害,周恩来进行了坚决而又果断的抵制与澄清,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平息了风波。1967年5月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讲红卫兵在旧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叛徒集团的脱党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一看非常警惕,因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那是1932年2月,国民党在报纸上造谣,讲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共。虽然早就弄清是国民党造谣,但周恩来不敢怠慢,因为制造冤案是江青等人的惯用伎俩,造谣污蔑的材料一样可作为他们的证据。这样的事“文革”中太多了。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而断然地予以反驳,并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争取支持。5月19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的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一天,周恩来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亲自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并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1972年6月23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专门报告,并作了录音,进行了彻底澄清。面对这个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而巧妙地粉碎了。

 

  1973年底,毛泽东听信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讲了错话,要求中央政治局讨论。政治局开会时,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云云。一向很少发火动怒的周恩来实在忍无可忍,冲着江青拍了桌子,回答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最后一次进手术室时,他大声对身旁的邓小平等人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后来,毛泽东了解真实情况后,批评了江青等人的做法。在周恩来的生涯中,他跟毛泽东的关系,既有配合默契、比较和谐的时候,也有发生矛盾、产生歧见的时候。无论毛泽东怎样批评他,他都不往心里去,总是从自己方面找缺点和不足,始终如一地做好“辅佐”工作,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有人说,这是“愚忠”,其实周恩来是为了党、为了人民的“精忠”。他在挨批时,内心当然很痛苦。但是,他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他在病榻上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以证明他的一颗赤胆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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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对是对党员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周恩来堪称遵守纪律的模范。他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严守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从不搞小圈子、小团体,在党安排的任何岗位上都竭尽全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严守党的工作纪律,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从不超越权限办事。

 

  周恩来是中共资历最早,担任中央领导时间最长的人。1927年周恩来就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党内军内许多重要岗位上的干部都是他的学生或经他提携的。十大元帅中,除了彭德怀、罗荣桓外,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邓小平、李富春等党和政府重要领导人,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或学生。但周恩来从来没有自己的帮派。纵观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他虽然多次与党的最高领导人有过分歧,但他从来不搞非组织活动。而是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乃至文革中,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受到错误的批评,但他没有计较,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相反,罗章龙因不满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搞小团体,成立第二中央,周恩来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并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张国焘在长征途中依仗人多枪多,另立中央遭到失败后,私自离开延安到武汉,周恩来代表中央找到张国焘对他反复进行批评和规劝。罗章龙、张国焘没有悔改,被开除党籍。

 

  他严守党的保密纪律,即使对最亲近的人也绝不泄露半句。邓颖超这样评价她的丈夫周恩来:“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一个始终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当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是两个积极向上的热血青年,由于共同的志向和理想,他们在天津相识到相知再相爱,无话不谈。但对组织的机密总是严守缄默。周恩来旅欧后,参加共产党,邓颖超在国内也成为共产党员。这期间,他们经常鸿雁传书,但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直到周恩来回国后,经党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都是共产党员。

 

  结婚以后,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1926年冬,周恩来从广东调上海工作,邓颖超仍留在广州,相互间音讯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还不知道是他参加领导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周恩来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时才告诉邓颖超,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去多久,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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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周恩来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他们之间仍是信守纪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主管的同志到试验现场传达了恩来同志的讲话,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因此事先没有任何透露。这件事是邓颖超后来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问材料时才知道的。

 

  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办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订有极为严格的制度。他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而对他们分工范围内的事情,则充分提供条件让他们熟悉业务。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属于特别机密的,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员。秘书们都说他是纹风不透。凡是写给他的亲启信,按照规定,别人都不能拆。秘书在经手时不慎误拆了,必须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说明,是失手误拆,以后注意。恩来同志的办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地方。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入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两把钥匙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在文革中,党的纪律和保密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有一次周恩来出去开会,因为会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一夜没回来。听说街上的大字报和所传的小道消息里,已经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邓颖超有点怀疑,等他回来,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他还如此认真地追问。邓颖超就开玩笑地说:你参加会议,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联系群众,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哩。此事,他俩就在一笑中过去了。在那个时候,人们都说,现在还有什么机密啊?可是周恩来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周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然而他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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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对违反党纪国法的人和事一贯严厉甚至冷酷无情。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前去机场欢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巧的是,飞机起飞之际,先农坛体育场正有场足球出线比赛,是中国队对印尼队。

  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一心想着送客千万别耽误了自己看球过把瘾。大家一阵笑容可掬、毕恭毕敬地亲切握手、拥抱、告别,又目送着西哈努克进了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就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地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不在焉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周恩来本来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可突然发觉周围气氛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色。但他马上镇定了自己的情绪,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喊不叫,只向身边的秘书轻语:“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秘书遵命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心情早已飞奔到足球赛场的这些高级将领们有的惋惜地说:“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有的还安慰:“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有的发表议论说:“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你一言我一语说说笑笑地返回来,齐刷刷站在周恩来身后。

  周恩来始终立正站立,看着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将军们也站着那里目送着飞机离去。

  随后,周恩来转过身来,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儿,哪儿就有一片欢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欢声笑语突然间停止了。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气静声,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敢去想看球的事了。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上课!”周恩来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周恩来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周恩来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抬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周恩来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5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也因违反纪律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当时,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这时,突然接到一份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周恩来读着这份电报,陷入了沉思: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未明朗。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先留在开罗进行访问考察,以便观察形势变化,另作进一步的打算与安排。

  在周恩来之前,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到达阿尔及尔。许多亚非国家都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陈毅建立了友谊,都说陈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子豪爽、刚烈,是闻名遐迩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他没沉着冷静地动动脑筋,一下子就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一点余地。

  接下来,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特别生气,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先见周恩来,刚进西花厅前院就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不断喃喃地说:“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陈老总表现出少见的心里不安,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但陈毅毕竟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 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很深,随意得多,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周恩来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他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下桌子,气愤地大声说:“这是不允许的!”

  这三声虽然敲得不狠,但自知理亏的陈毅已经是心跳加快,羞愧不已,身体依然站得直直的不敢有丝毫懈怠,好像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得更紧,站得更加挺立。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低声而发自肺腑地承认错误。

  “就这一句就完了?”周恩来转过身来,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周恩来的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像被起伏的情绪冲击得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着陈毅,声音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待陈毅走了之后,见周恩来心平气和了一些后,周恩来身边的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免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他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其中一位秘书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这时的周恩来气已基本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全文完;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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