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华：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点击：作者：李葆华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4-05-09 09:30:10

【编者按】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朱佳木同志看到昨日昆仑策所发《刘振起：毛主席布设平原游击战争火种》一文后，特意推荐的一篇李大钊先生的长子李葆华同志的生前回忆。该文谈到了毛主席在七大期间会见河北几个根据地党代表的情况，也很能反映毛主席对冀中抗战的战略思想。现授权编发，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李葆华（1909.10.2-2005.2.19），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之子。出生于河北，1927年4月在父亲李大钊被杀害后，经亲友掩护秘密离开北京，留学日本。1931年5月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到上海，参加反日爱国斗争。1932年任中共北平门头沟矿区支部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京东特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京东特委书记。1935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驻京东特委代表。1936年5月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1月调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后曾任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工委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党内刊物《战线》负责人、省委党校校长，晋察冀边区委员会组织部长、常委兼区委党校校长、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参加了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0年到延安，曾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工作。1942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曾任中央党校第三支部书记。1943年6月，任贺龙同志政治秘书。1944年春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委员、组织部部长兼党校校长；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岳区委书记、北岳军区政治委员，华北局党校副校长，校长，中共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起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后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3年出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1978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82年5月离休。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5年2月19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李葆华

1940年春，党中央通知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我们晋察冀代表团即于4月初动身起程，虽只途经河北、山西、陕西三省，但在当时敌后根据地被分割、被包围封锁的情况下，既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我们只能绕道走山间小路前进。过同蒲路当时叫过封锁线，我们还遭到了日寇的伏击，冀中区党委会书记鲁贲同志当场牺牲。那时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马匹几乎全部丢失，后即改为步行，因而跋涉了近两个月，到6月初才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我住在中央组织部，中组部决定让我参加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审查组由蔡畅同志任组长，参加小组工作的还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我当即投入了这一工作，但心里有个强烈的念头，不时出现在脑海，即何时才能亲眼见到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情况，并聆听主席对边区工作的指示。因为虽说我入党已十多年，却始终未见到过毛主席。回忆过去在白区工作时期，我们虽能看到些党内文件，也看到过毛主席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但因白色恐怖下的种种限制，党内文件毕竟是很不经常、很不及时的。中央和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党内信息更加闭塞。那时我们想得知中央和工农红军的消息，常常是从国民党报刊上有关朱毛红军的报道中，从反面加以分析，以估测中央和红军的动向。这次到达了中央所在地延安，想亲眼见到毛主席，就成了日思夜盼的热望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0年7月的一天，得到中央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代表团的领导同志。那一天下午，我（北岳区代表）和吴德同志（冀东区代表）、侯玉田同志（冀中区代表）一起，从中央组织部走到杨家岭。毛主席住在杨家岭山上坐北朝南的窑洞里。一进门，见到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我们亲切地向毛主席问好，毛主席和蔼地和我们打招呼。坐下后，毛主席先问了我们的姓名、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等，也问到仍在前方坚持工作的一些干部的情况，我们一一做了回答，然后毛主席问起晋察冀边区的情况，问边区有多大、人口有多少。问到边区的地理位置时，毛主席拿出一本《中国地图》，边问边谈边看地图。谈话将要结束的时候，毛主席突然问我们：“你们看边区的抗战能坚持多久？”虽然我们没有讨论、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根据我们开辟建设边区和反扫荡胜利的实际体验，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地说：“长期抗战没有问题，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靠群众，就可一直打下去，直到最后的胜利。”毛主席对我们的回答欣然同意。但主席接着说了句我们在前方从没听说过的话：“这里有人说抗战只能坚持四五年哩！”最后毛主席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们随即离开了主席的窑洞。

这次，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时间虽只有一个多小时，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毛主席很关心敌后根据地问题，主席对边区面积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地理位置等问得很细，特别问了边区抗战能坚持多久。这说明主席很关心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坚持长期抗战问题，他鼓舞我们克服困难、坚持斗争，夺取最后胜利。同时，也是向我们打招呼，要提高警惕。有人说抗战只能坚持四五年，这就是党内失败主义者的叫嚣。这时，我想起了在晋察冀起程前，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同志的讲话：“延安的政治情况也有复杂性，你们要注意识别，不要跟错了人，要紧跟毛主席。”当时对这几句话不甚理解。经这次毛主席接见和打招呼，我进一步理解了在抗战问题上，虽然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但失败主义并未偃旗息鼓；相反，还不时地吹风散布。因此，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抓住在后方的安定环境、在毛主席身边的大好时机，努力学习，以提高政治嗅觉，提高理论水平，加深对毛主席路线的理解，从政治路线上紧跟毛主席，以利于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不断胜利。

第二个印象是毛主席很重视调查研究，并用亲切交谈的方式进行调查，使被调查的同志毫无拘束地畅谈。这次调查说明，毛主席对重大问题，不仅在论断确定之前作调查研究，还在论断确定之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并用实践验证已产生的论断。《论持久战》发表于1938年，但社会上和党内的“亡国论”、“速胜论”、“再战必亡论”等并没有停止叫嚣。因而，毛主席继续在实践中调查，用实践经验教育党内同志，并继续批驳“亡国论”等种种谬论，以鼓舞全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战胜困难，夺取最后胜利。毛主席这种实践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修订编发，原文载于《李葆华纪念文集》，选自蒋振云主编的《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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