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之后安庆地委每个月给陈独秀三子陈松年三十元钱，一直发到陈松年逝世。晚年陈松年感激的说：“当时的我，真心感谢毛主席，并不仅仅是因为钱的缘故，更是因为毛主席给我和全家人应有的地位，也多亏这三十元钱，我家里的孩子，有三个上了大学，这笔钱帮我解决了很大困难。”

 

代马依北风

——陈独秀晚年试图回中国共产党小记

作者：阿 蒙

 

陈延年、陈乔年烈士曾经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和延年、乔年兄弟一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曾经信奉无政府主义。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谈起自己革命经历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父子和陈独秀的学生毛泽东日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陈独秀这位“五四的总司令”，而陈独秀在出狱后曾一度想回到党内。

 

1937年9月初被国民党关押五年的陈独秀出狱不久，就托罗汉找叶剑英谈，表示愿意回到中国共产党。罗汉曾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五四运动，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国共产党，成为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罗汉对叶剑英说：“1932年‘一、二八’抗战战发生的时候，我们便向中共中央提出过合作抗战的建议。在那封信中，我们并提出过合作的具体办法，并且那封信还是转托施卜君夫人送过去的。可是奇怪的很，那时的中共中央对抗日的联合战线似乎很不热心，所以始终没有给我一个答复。现在我想旧事重提，并请中央对这个问题重新加以考虑。”叶剑英、博古因陈独秀曾为中国共产党领袖，后来又组织中国托派事关重大，应与中共中央商谈决定，嘱罗汉赴延安与党中央面谈，并发给其路费。

 

罗汉与李侠公到西安，向林伯渠转告了叶剑英的意见。林打电报给党内总负责张闻天，说叶剑英介绍罗汉、李侠公要去见你，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并给他们以工作。张闻天不同意陈独秀回党，但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张国焘回忆：毛泽东也怀念与陈独秀先生的旧谊。毛泽东对张国焘说：“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鉴于毛泽东的态度，张闻天和毛泽东共同致电林伯渠表示愿意罗汉来延安商谈陈独秀回党一事。

 

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一时无法前往延安。林伯渠对罗汉说可以以电台来解决陈独秀和他们回党一事。罗汉乃于9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仲甫（陈独秀的字）等已经出狱，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敬劝他们回党工作。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表示：“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并且提出：“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这三个条件是：“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考虑。”

 

罗汉认为延安的发电，涉及组织问题，好像首先不接受组织问题的解决，即不能谈团结抗日问题，向林伯渠表示：“关于这个电文，除勉效传递微劳之外，个人不愿更赞一词。”罗汉误解中央的意图，陈独秀意思是愿意回到中国共产党工作，如果回党工作就必须遵守党的规矩。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普通社团谁想进就能进的，必须有铁的纪律才能保证革命成功。

 

林伯渠明白罗汉的意思，希望罗汉规劝陈独秀，并说：“陈独秀先生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晚上来罗汉旅舍相访。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对王若飞极好，王若飞对陈独秀私人感情也很深。王若飞对罗汉说：“新由太原回陕，因延安有事太忙，否则可随同南下专晤独秀一次。我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允许第四国际或与第四国际有关系的分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赘笔墨唇舌去争辩。”

 

9月中旬以前，陈独秀两次会见叶剑英和博古，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只是觉得党在未转变前的路线未免太左，既转变后的路线又未免太右一点。”但对托派不明确表示态度。博古对罗汉描述和陈独秀会谈情形时，说：“据我自己观察，陈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故近来中央在刊物上已不把托陈并为一派，至于中央的电文，还恐辞句上会引起独秀的反感。”博古再三嘱咐罗汉，不妨口头传达，原电暂时不必交给独秀看。

 

10月初罗汉到武汉，罗汉将南京至西安与中共中央会谈情形告诉了陈独秀。罗汉偕与董必武拜访陈独秀，转中共中央“三项条件”。陈独秀说：“我知过从何来，奚有悔。”陈独秀随后将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和亲手写定的“抗日七条纲领”，交由罗汉带回南京亲手交给博古、剑英二人。博古对罗汉说：“我们认为独秀起草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不过第六条牵涉到英国问题，在外交策略上微嫌过早，但亦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博古还说：“本想到武汉去和独秀谈一次，但因自己党龄太浅，以前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以谈到任何具体结果。最好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能和独秀先行交换意见。”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事暂时搁下，不过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益加密切，双方虽有分歧但在抗日上无原则性矛盾。

 

出狱后的陈独秀在武汉，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各大学之间，向青年学生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积极向武汉各大报纸投稿，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为宣传抗日奔走呼号的陈独秀，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再次焕发出无尽的激情和活力。在集会上，在报刊上，人们再一次领略了这位“老战士”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代的风采。

 

1937年10月6日，陈独秀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中说：“前年日本广田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所以反日，正因为也要做工业国，不甘心做别国的农奴，专为他们生产原料。今日日军之大炮飞机向我们轰炸，也正是要屈服我们做他们的农奴。”1937年12月20日陈独秀先生在《抗战文选》撰文，称：“战胜而言和，乃停止军事行动而收得战胜之果实；不胜而言和，这不是和，而是妥协，屈服，投降！敌军一天在我国领土之内，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说是汉奸卖国行为。”中国共产党看到陈独秀先生积极向群众宣传抗战，反对投降的行动，表示赞赏。

 

193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印行的《解放》杂志发表评论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主持长江局工作的周恩来见罗汉时说：“所谓中国的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如何分野，个人亦不十分清楚。不过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一派是和第四国际直接发生关系的；一派是受了拉迪克影响的大学生；一派是转到其他方面活动的分子”。周恩来还向罗汉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陈独秀回党内工作极有可能，然而1937年11月王明回国了。王明这个人“左”的时候“左”死，右的时候右死。毛泽东说王明：“为别人想的太多，为自己想的太少”，还是极恰如其分的。王明一到延安就以“钦差大臣”自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大谈苏联大清洗。对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他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王明在会上还扬言：陈独秀是日本间谍， 每月领取日本300元津贴。当有人对此说提出质疑时，王明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是日本间谍。”康生又在《解放》周报发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文说：“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

 

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蔑，支持陈独秀一方在《大公报》发文，陈独秀先生、罗文也发文驳斥王明、康生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方面在《新华日报》发文。舆情纷纷，严重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一些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王明、康生做的一切不仅让陈独秀回党内工作无望，而且破坏了团结抗日。为消除王明等人造成的不良影响，周恩来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劝陈独秀“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陈独秀虽然照周恩来的话做了，但始终对这一事件耿耿于怀。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愤愤不平地写道：“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此时的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孤家寡人”，陈独秀回到党内希望全无。

 

张国焘回忆录能够采信的不多，但他说：“王明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确是明显的反动。”此语颇为中肯。陈独秀本是一个特别“孤傲”的知识分子，发生此节断不肯回到中国共产党工作了。陈独秀先生是一个爱国者、伟大的知识分子但与其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有本质不同，陈延年和陈乔年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而陈独秀不是。

 

1938年7月21日撰文《论游击队》，陈独秀在文中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称：“必与正规军配合起来，才能起较大的作用”。“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陈独秀先生始终没有放下知识分子气息，也因此不能相信最基层的农民、工人群众的力量能打碎一个旧的世界。

 

陈独秀在大革命中，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错误主张一再遭到陈延年烈士反对和抵制。他在区委会议上曾尖锐批评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在行动始终不敢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又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在革命低潮中对胜利充满希望，陈延年在四、一二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对谭天度说：“广大的工农群众是我们的，只要我们善于总结教训，最后的胜利，不是属于敌人，而是属于我们。”

 

 

1925年秋，国民军第三军的一个旅调到北京驻防，这个旅的旅长是共产党员，当时北方革命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一些同志建议，联络国民军，发动群众在北京举行起义，以推翻反动的军阀政权，实现“首都革命”。当区委正式讨论这一建议时，陈乔年烈士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认为北京的革命形势虽有很大发展，但组织还不完备，尤其是群众自己的武装尚未建立起来，国民军虽倾向革命，可以利用，但力量不够强大，而且态度又不太坚定。以奉系军阀为主的反革命力且，尽管因郭松龄的倒戈受到一定的挫折，但因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仍有较强的力量。乔年认为，举行“首都革命”的条件和时机还不够成熟，应待条件具备后再作考虑。但区委在多数人赞成起义的情况下否定了乔年的意见，支持发动“首都革命”的决定。乔年一方面坚决服从区委的决定，积极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仍保留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没有忘记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闯将。1953年2月21日，毛泽东在“长江”舰上会见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市委书赵瑾山。毛泽东问傅大章：“陈独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傅大章回答：“还有个老父亲，陈独秀后来和四川一个姓潘的女工结了婚，现在不知下落。陈独秀有个儿子陈松年在市窑厂工作，当技师，把北京一所房子卖了（犯了错误，为了退款）。”毛泽东说：“何必卖房子呢？生活有困难可以照顾。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但陈独秀拒绝了。”
 

这之后安庆地委每个月给陈独秀三子陈松年三十元钱，一直发到陈松年逝世。晚年陈松年感激的说：“当时的我，真心感谢毛主席，并不仅仅是因为钱的缘故，更是因为毛主席给我和全家人应有的地位，也多亏这三十元钱，我家里的孩子，有三个上了大学，这笔钱帮我解决了很大困难。”

 

1981年6月29日，张湘炳（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成员）在安徽省合肥市稻香楼宾馆会议室采访陈松年。张湘炳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你是陈独秀之子是否受到牵连迫害？”陈松年回答：“完全没有这回事。”张湘炳又问：“文化大革命时，听说陈独秀之墓给破坏了，现在怎么样了？”陈松年回答：“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经破坏了，开拓公社时给挖掉的。现在墓已重修了。”

 

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宣传抗日，他的功绩不会被后人所遗忘，但他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和他的学生毛泽东当为更大肯定。1959年潘赞化撰文称赞延年、乔年，“他兄弟少年英俊，品学兼优，勤工俭读，留学巴黎，同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巴黎支部的负责人，比其父独秀办事更加彻底痛快。以二十余岁未婚青年，回国率领劳工十余万人，奋斗不休，名振南北，何其壮也！”我们享受着陈延年、陈乔年等无数烈士“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也将会继续奋力前行践行他们的遗志，革命没有尽头。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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