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掀起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革命大风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打击了几千年来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
但围绕这一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了“糟得很”与“好得很”两种思想认识，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如何认识当时的农民运动和农民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与指导。
为了支持迅速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回答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和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前后历时32天，行程七百公里，在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2月16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后，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应立即实行的问题，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报告了自己纠正的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于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在今天看来一些说法未必周全，但在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他在信的末尾说，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指中共中央）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随后几天，毛泽东开始撰写考察报告，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两万多字。
国内报刊当年刊登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月12日，《向导》周刊发表了《报告》的部分内容，但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不准继续刊登。中央局委员瞿秋白说：“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他们之所以不让连载，无非是“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瞿秋白接着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他把毛泽东的报告全文交给秘书送汉口长江书店。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瞿秋白专门为该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肯定毛泽东这篇光辉的著作。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不久，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湖南农民运动（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正是《报告》的发表，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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