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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华:学子毛泽东奇友之四 ——李立三
点击:  作者:王立华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1-07-03 1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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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不是那种孤独清高、孤芳自赏的迂腐书生,而是一个广交天下奇杰的热血青年。在他看来,人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取得成就,交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奋斗,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他不但重交友,更为特别的是交友之奇,朋友间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愿意谈论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认为,这样的人不在官府庙堂之上,也不一定在自命不凡的精英圈子中,那些一无所有的贫寒学子,那些被看不起的下层百姓,往往隐匿着一些非常之人,能做非常之事,能创非常之业。一师毕业时,毛泽东周围真地聚集起一批奇友,看起来无特别之处,但却个个胸怀远大,有救苦救难、救国救民之志。这些年轻人虽然人生道路各异,却以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伟业永载史册。

为纪念建党百年,我们连载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同志著作《一师毛泽东 要为天下奇》中“交奇友”部分内容。该系列文章内容精彩、领悟独到,既可从中学习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也可得到刻骨铭心的事业人生启迪。已发第一至三篇(见文后【相关阅读】),此为第四篇。

 

学子毛泽东奇友之四 ——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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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1899.11.18-1967.6.22)】


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征友广告,当时长沙只有几个人回应。这几个人大都没有下文了,留下确凿姓名的只有一个半朋友【1】,一代风云人物罗章龙算是一个,而那“半个”则是另一个党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李立三。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据说,出生时适逢后院一棵百龄凤尾蕉开了一朵很大的白花,全家人感到此子生得不凡,十分高兴,父亲遂给他起乳名叫凤生,为避邪躲灾还为他取了个贱名狗妹子,年龄稍大一些要到小学去念书,又给他正式取学名李隆郅。隆者:兴隆、高大之意;郅者:极也、大也、盛也,希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他生的嘴巴奇大,甚至可把自己的拳头放进自己嘴里,而且能给大家表演一下。

他响应毛泽东征友时,是长沙市长郡中学学生。

李立三曾回忆,看到那则征友启示后,我们便猜测是长沙“怪人”毛泽东所写。中秋节那天,我和一个姓邓的同学相约一起去,在第一师范宿舍和自修室没找到他,我们又找到教室,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他比我大6岁,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自己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在原来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就没敢同他谈话。我假装着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背后走过去,见他正在看《宋史》。他发现我后,就下讲台向我走来,我没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后来在与主席相处的日子里,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他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跟你讲话,你没有回答,那次访友活动只交了3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而毛泽东自己回忆说:

“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2】


友谊没发展起来的说法是对的。学生时期他们基本没有交往,更谈不上是朋友。当时16岁的李立三,或许难以理解毛泽东的想法,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相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堪称盖世奇才。

李立三中学毕业后,先是回乡当了一段时间小学老师,后去护国军当兵。一次连长派他给程潜司令送信,正遇程潜和人下棋,便站在一边观战等待,见司令出棋不理想,不由自主地“唉”了一声。程潜棋输告终后他把信呈上,转身要走时却被一把拉住,司令非要与他下棋不可,推辞不许只好与之对弈,竟让素称高手的程潜连输3局。这使程潜对他刮目相看,与之拉起家常,得知李立三是醴陵同乡,自己与他父亲是同一考场的秀才。此后,李立三很快就被调到司令部候差。后来程潜看他是可造之才,又出钱送他到北京上大学,使他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曾参加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找到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表示参加革命。被批准入党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到安源搞工运。当时他叫李隆郅,毛泽东说这名字难认又难写,建议他在安源改一改,他欣然从命改叫“能至”。后来邓中夏与他一起坐火车,也说隆郅不好写,改成什么名字呢?刚好看到有3个人立在车厢门口,邓中夏说就叫“立三”吧。从此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立三,并以这个名字扬名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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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在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

在安源罢工、五卅运动等工人运动中,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南昌起义,他是前委委员兼政治保卫处处长。起义军撤出南昌后,他带着抬担架运送伤员的队伍行军,见山上树丛中有一串串红红的野山果,便独自上山去采摘,未料被土匪劫持。勤务兵听到枪声后前往寻找,只看到红红的野果洒了一地,地上有一滩血迹,还见悬崖峭壁的树上挂着一具尸体,衣服和李立三穿得一样,就认为他已经牺牲了。起义部队到长汀城后,周恩来悲痛地为他开追悼会,这时他却毫发无损地回到部队,还带回了10多人。原来那几个劫匪都是穷人,经李立三一顿说服,不但很快放了他,还下决心要跟他到共产党干。

1928年底向忠发当总书记时,29岁的李立三也达到权力和事业顶峰。他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实际上主持了中央工作。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中央纠正了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形势较快好转,他的政治生涯也走得比较顺利。

1929年11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在百忙中给中央写信说,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寄来,包括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另请购书一批。还强调,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他还特意给李立三修书一封说: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3】


此时,应当是他们之间配合较好的一段。但好景不长,到1930年初,李立三被取得的一些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进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甚至提出要掀起全世界的阶级决战,命令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要求苏联红军来配合中国革命。毛泽东不赞同李立三如此蛮干,对他是抵制的。这个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革命事业付出惨痛代价,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立三路线”。

1930年9月,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停止了李立三的冒险行动。会后他遵命赶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上,对自己所犯错误进行全面检查和自我批评。根据共产国际决定,他化名李明,以研究生身份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一个周末,学院召开讨论会,李立三自拟发言题目《批判“立三路线”》,列举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例,历数“立三路线”给中共和红军造成的危害,因发言精彩博得热烈掌声。发言后人们团团围住他问,你怎么讲得那么活灵活现?好像身临其境亲自经历一样。他说,我就是李立三。

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到共产国际交代错误,一去就是15年,期间还曾被怀疑是日本间谍,被苏联内务部逮捕1年多,停止了党籍,被发送到西伯利亚。释放后,在莫斯科外国文学文籍出版局中文部担任校对,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时,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尽管他在中央做领导工作时,也曾批评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并同意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但在筹备七大时,毛泽东却不计前嫌,亲自提名他和王明等曾经反对和打击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一些人,作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还专门致电共产国际,询问李立三被关的原因,是否妨碍做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收到莫斯科的回电答复后,又针对一些代表提出的意见,深入细致地为他做说服工作: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没有到党外干坏事,他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毛泽东还说:

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4】


这个意思很明白,大家都犯过错误,只要能下决心改正错误就好,我们不能一掌推开犯过错误的同志,对李立三也不能一掌推开。因有毛泽东协助“竞选”【5】,当时李立三虽然身在异国,却被顺利选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后来,周恩来提及此事发自内心地赞叹:

这些就是他,也是党内同志最佩服毛主席的地方。


李立三回国后,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接见他。见他穿着一身美国军服,是美国援助抗战的救济物资,马上吩咐发一套八路军干部服给他换上。谈话时李立三主动提出建议:自己向在延安的干部和党校学员讲一次话,批判“立三路线”。经毛泽东同意后,他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发表长篇讲话,登上讲台首先自我介绍,我就是李立三,就是搞“立三路线”的那个李立三,然后开始诚恳地检讨那段历史。他不止一次地说:

如果党需要我当‘反面教员’,我一定当好这个‘反面教员’。”


1949年2月,李立三到西柏坡出席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犯错误以来第一次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他主动要求发言,向全会代表检讨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尽管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还是多次以自己为例,教育大家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经常说:

爱面子的结果是丢掉整个面子。我们要帮助这些同志认识到面子是小事,否则丢掉的更多。我们不要怕承认错误,我们共产党员是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个人算什么?面子更算什么?我过去犯过严重错误,大家知道历史上的“立三路线”,我公开批判过我的错误。如以旧思想来看就了不得了,这不是面子上不好看吗?其实对我公开批评之后,可以帮助别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要帮助旧人员丢掉包袱,要他们知道面子是小问题,有什么错误必须向群众公开坦白,并保证不再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气度是宏大的,所以能原谅他们。


他用自己所犯的错误,教育党内外同志不犯类似错误,用自己坚持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胆量和勇气,激励犯过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为全党树立了一个“自我批评”的好榜样。

但人是复杂的,他也并非完全超脱,主动自我批评与别人的评说,心理感受很不同。一次毛泽东作报告时讲到党史,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等人所犯的错误相提并论。李立三当时也在台下,听完后心里不高兴,给毛泽东写信辩解说:自己与他们有很大不同,不是说错误大小的问题,而是说对自己错误的态度,的确想努力改正错误,希望盖棺论定时,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因此,当听到把我也当作坏的榜样,是感觉有些委屈的。毛泽东诚恳接受了他的意见,整理讲话稿时删去了相关段落。

50年代末,李立三到东北工厂调查研究后,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还撰写成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鞍钢实践中总结为“两参一改三结合”,被毛泽东高度推崇宣扬,誉为“鞍钢宪法”。这一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与体系,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的瑰宝,有李立三的思想智慧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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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和夫人李莎】

由于中苏两党的历史关系,早年在苏联居留过的同志有不少娶了苏联姑娘为妻。李立三在苏联滞留期间,与苏联姑娘李莎结婚,在他被捕入狱时,苏联曾要李莎与他离婚,她坚持没离婚,还冒着风险去监狱看望,并为此脱离了苏联共青团,后来又死心塌地跟丈夫到中国。中苏两国亲密友好时,这样的家庭比较受推崇,但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两党两国关系日趋恶化、走向破裂并相互敌对,娶有苏联妻子的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按规定不能听党的反修报告,也不能看反修文件,承受了很大政治压力,不少家庭因此解体。中央有关领导找李立三谈话,要么与李莎离婚,要么李莎脱离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李立三曾含着泪解释说:我们真正是一对患难夫妻啊,现在我怎能与她离婚呢?她对苏联有民族感情是客观存在,但她并不赞成赫鲁晓夫搞得那一套修正主义,对我们党、对毛主席是拥护的,赞成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且今后我还可以继续帮助教育她,一定可以保证使她不反对我们党的路线。最后,李莎加入了中国国籍,两人的跨国婚姻得以保全。但随着中苏关系的逆转,因受妻子牵连,李立三在党内政治地位每况愈下,日见衰微。

这个问题后来严重恶化,却有另外的原因。当年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辗转去了苏联,与一位俄罗斯纺织女工结婚,期间与李立三夫妇交往比较多。陈昌浩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国,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专门给组织写信报告说,自己的妻子是苏联使馆情报员,而且是受李立三妻子李莎指使。【6】此案牵连了许多人被逮捕审查,包括从苏联回国的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及她最好的朋友孙维世,都是因这个“特务集团”被捕的。这也使李立三受到严厉的政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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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的李立三】

“文革”之初,几乎所有“当权派”都受到批斗冲击,李立三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又是“立三路线”代表人物,再加夫人来自敌国苏联,被重量级人物控告是苏联特务,自然更难幸免。那是一个高扬理想旗帜、对敌斗争严厉的时代,当一种追求演变成整个组织和整个社会的高度共识,并大规模地付诸行动时,生活中的模糊与回旋地带消失了。对于一些人来说,环境变得很严酷、很无奈,很多事情自己也难以说清了。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没有任何办法辩护自己的“罪行”,自己和全家也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请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之后,服过量安眠药离世。
 
注 释:
【1】当时看到广告回答的一共3个半,另外两个,毛泽东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没有留下姓名。 
【2】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3页。 
【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5】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6】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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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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