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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铁壁:是“搞崇拜”,还是“被崇拜”?(修订版)
点击:  作者:吴铁壁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1-06-03 08: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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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今年3月,专程去韶山拜谒了韶山东方红广场的毛主席铜像。亲身感受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炽热的感情和真情的“崇拜”。

毛主席去世后“非毛”、“去毛”化,妖魔化毛泽东的气焰一度铺天盖地甚嚣尘上,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个人崇拜”。

按说,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45年,又经过如此强烈的“洗脑”,对毛泽东的感情越来越淡才对,为什么反而出现了逐步升温的趋势呢?老年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还好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甚至00后都捧起了《毛选》呢?“个人崇拜”,这是赫鲁晓夫妖魔化斯大林最有力的利器。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想故技重施,妄图妖魔化毛泽东,没想到事与愿违,反而激发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怀念和“崇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什么是“崇拜”?怎样理解“崇拜”?怎样认识“个人崇拜”?毛主席为什么会受到“崇拜”?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他自己搞的吗?……离开韶山后,这些问题在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整理出一个《韶山归来话崇拜》系列(共五篇)与朋友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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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吴铁壁同志《韶山归来话崇拜》系列文章,经作者授权,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已先后发布之二:《人民的领袖人民爱,人民的领袖爱人民》;之三:《没有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并在【附录】中补发之一:不断升温的毛泽东热(均可点击标题阅读);原发之四:《是“搞崇拜”还是“被崇拜”》,因个别引文有误而删除,并深表歉意,今重新修订发布,以飨读者。 

是“搞崇拜”,还是“被崇拜”?
——韶山归来话崇拜之四

毛泽东是不是在搞个人崇拜?这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与一些人的分歧焦点所在。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点我不否认。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搞”字。崇拜是毛泽东自已“搞”起来的,还是他的正确及个人魅力引发了人民对他的自发崇拜?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是“搞崇拜”还是“被崇拜”?如果是前者,就是板上钉钉的错误;如果是后者,那就应为我们有这样的好领袖感到自豪。“搞崇拜”还是“被崇拜”,这两者的含义完全不同,不容混淆。

对于毛泽东自己“搞崇拜”的说法我历来持怀疑态度,因为除了一顶“搞个人崇拜”的帽子外,我还没有见过一件令人信服的事实。

但是,一件事实使我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

我们知道,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当时由胡乔木起草的“五一口号”初稿,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拿起笔,共作了27处修改,一字一句,皆有深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初稿的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万岁”,完全删去;将初稿的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缔造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天下为公、虚怀若谷的精神境界,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胸襟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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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人又说,“1950年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中的‘毛主席万岁’,是毛泽东自己加上的。”据说,提供这条信息的是一位原中央领导秘书,而且得到了多位重量级人物的认可推崇。看到这一“证据”后,我心里打了鼓:难道自己从心底里喊出的“毛主席万岁”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求我们喊的!果真如此,就说明毛泽东真的是在搞个人崇拜。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这是真的吗?亏得有个有心人,使我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澄清这个事实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档案说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张素华查到了1950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原始档案。

这份档案至今保存完好,16开,共5页,全文竖写,字迹十分清晰。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初稿是胡乔木的笔迹,说明是胡乔木起草的。胡乔木起草的初稿拟出“五一口号”共35条。最后两条是“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

胡乔木起草后,将初稿送刘少奇审阅。刘少奇对其中的第9条、13条、16条、17条、19条、22条、25条、29条、31条、32条、33条、35条作了具体修改,并删去第34条“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这里单说第33条、第35条的修改情况。刘少奇将第33条“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将第35条“毛主席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刘少奇修改后,于4月18日将修改稿报送毛泽东,在这份档案第1页的右侧写道:“毛主席:此件请审阅。如可用,请交尚昆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看过刘少奇送审的“五一口号”修改稿,毛泽东于4月21日对其中的三条作了修改。一是将第14条中的“坚决贯彻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改为“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二是将第19条中的“不动富农财产”改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三是将第24条“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努力协助全国解放事业的完成”,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其他地方没有改动。


按照惯例,这份文件还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才能正式发出。因此,毛泽东改完后,又在标题《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下加括号写了“草案”二字,并在这份档案第1页的上方批示:“尚昆印发。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及乔木、陆定一、陈伯达、李立三、聂、薄,星期三讨论。”《人民日报》后来公开发表的“五一口号”,由34条增加到了38条。张主任还特别留意看了最后两条,发表时仍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与刘少奇修改的一字不差。在这份档案上,胡乔木起草用的是钢笔,刘少奇批改用的是毛笔,毛泽东批改用的是铅笔,因此完全能够区分什么地方是谁修改的。


原来如此!差点又上了那些搞历史虚无主义公知的当。

毛主席“搞”个人崇拜的证据经不起历史和事实的检验,但毛主席反对对他个人崇拜的事实却比比皆是。仅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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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比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早了整整七年。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的批语”中批示:邓拓同志,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67年9月20日,他在武汉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等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隔年5月下旬,他又来到武汉,看到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吩咐统统摘下来。他针对林彪称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曾多次指出: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他多次亲自删掉林彪提出的称颂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话中的三个副词。

1969年3月,毛泽东在审阅《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一文时,将原文“毛主席高度重视群众的创造和智慧,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从理论上科学概括和总结了……先进经验”一句中的“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十个字删掉。

1970年4月22日,是列宁百年诞辰。“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发表前,文章送毛泽东审阅。与以前一样,这次毛泽东再删去了一大堆吹捧之词,还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毛泽东删去的“无用”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文革中曾流行“两敬祝”、“三忠于”。毛泽东对此大为反感,多次予以批评。所谓“三忠于”指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这个“三忠于”,毛泽东均改为“忠于人民忠于党”。

1950年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为此,沈阳市人民政府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泽东全身八寸站像四幅。5月20日,毛泽东在来函“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道:“这是可以的”;在“铸毛泽东铜像”旁批写:“只在讽刺意义”;又在来函上批道:“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同年10月27日,又针对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事,批写道:“周总理:不要这样做。”

1967年7月5日,毛泽东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送来的一份简报《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后,立即批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一些对他个人崇拜的做法极为反感。

有一次,毛泽东出去视察,当时全国正时兴戴毛主席像章,他身边工作人员也都戴着像章。毛泽东看到后说:跟我的就别戴像章,要戴像章的就别在我这儿呆着。

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也说明了毛主席对他本人崇拜的态度。

一件是“像章热”时,我们家也和许多家庭一样,成了制作像章的“小作坊”。找像坯、买有机玻璃、用牙膏打磨拋光,做好的像章除自家用外,还拿去和其他人交换,忙得不亦乐呼。正当我们忙得正欢时,毛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还我飞机”(指做像章用的铝是造飞机的材料),“像章热”的温度才逐步降了下来。


还有一件是关于毛主席的室外大型塑像。那是父亲刚听完传达回来,他对我们说,毛主席批评了为他修建塑像的做法,说的非常尖锐,他曾对警卫战士抱怨说:“你们到处挂像……有的还在大门口塑个像……你们在门口站岗,让我陪着你们站岗。你们两个小时一换回去了,我却仍站在那里没人换,倒成了我为你们站岗了……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

为了使个人崇拜活动降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提出:严格控制塑造毛主席像;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各种物品及包装,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禁止在瓷器上印刷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此后,这种形式主义崇拜活动很快便销声匿迹了。

毛主席用行动为对他的“崇拜”和“迷信”降了温。如果毛主席崇尚“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有必要这样做吗?

毛主席如果真的想搞“个人崇拜”、树立个人形象机会有的是。仅举三例:

1953年底,毛泽东主持领导和参加宪法起草工作,他不仅提出制定宪法的指导思想和许多重要内容,而且反复进行文字修改。宪法制定后,曾有人大概想效法法国的“拿破仑法典”,提议将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毛泽东知道后,断然予以否决。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听取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关于军衔制的汇报。汇报中,彭德怀谈到毛泽东大元帅的方案。毛泽东听完汇报说,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当时,大元帅的礼服都做好了,但毛主席坚决不当这个大元帅。

还有一个事例大概也能说明问题。各国的纸币大多用开国元首、杰出领袖或者文化名人作为图案,只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人民币是以工农兵、女拖拉机手、各民族代表作为图案。从1949年开始,前三套人民币最初设计方案都是用毛主席像作为图案,但一次次被毛泽东否定,直到他老人家去世10年后,人民币才出现了有毛主席头像的图案。这大概不会是毛泽东在天堂上大搞个人崇拜的结果吧!

毛泽东是不是有些“傻”?这几件亊的任何一件都够得上名留青史,而且可以大大提升他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形象和威望。既然毛泽东被说成是犯有大搞“个人崇拜”错误的人,这些明显对他崇拜有利的机会怎么就这样轻易放弃了呢?

 

据说柯庆施曾经说:我们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

薄一波也说过类似的话: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也总是从自身检查,找原因。长期以来,在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这能说明什么呢?可以说明“对毛泽东个人存在的崇拜现象确实存在”,可以说明“个人崇拜的存在”、“个人崇拜的危害”,可以说明“个人崇拜形成的原因”,可以说明《决议》强调反对“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但却说明不了毛泽东是搞“个人崇拜”。

从他们自己的话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对毛泽东的崇拜信任达到了“服从”“迷信”和“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的程度。

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毛泽东是否像有些人所说是在“搞个人崇拜”。柯庆施、薄一波讲的都是自己怎样崇拜毛泽东,为什么崇拜毛泽东。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并不是毛泽东要他们崇拜自己。用自己对某人的崇拜推导出某人在搞崇拜,这是因果关系的倒置,在逻辑上就无法成立。他们的话只能说明毛泽东是被“崇拜”。要想说明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必须拿出毛泽东自己怎样搞个崇拜的真凭实据才能让人信服。

毛泽东究竟是不是搞“个人崇拜”的人,我想从个人的经历谈谈看法。具体日子记不清了,不是1958年底就是1959年初,当时我还是北京二十五中初三的一个学生。有一天正在上课,学校的大喇响了:请各位老师停止上课,立即组织学生到操场集合。在操场上,校长宣布了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决定,毛主席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听到这个决定,我们都惊呆了,许多同学包括我都哭了,有的同志甚至大声哭了起来。当时对我们的解释是,毛主席可以从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研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大事。其实,毛主席退居二线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培养和锻炼接班人。如果毛泽东要搞“个人崇拜”,他会这样做吗?

据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回忆,大跃进时出现了浮夸风。当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一心想树立一线领导人的威信,发现问题他自己一般不直接干预,而是通过写信或个别谈话的方式与各级干部沟通。

大跃进是我亲历过的,说实话,当时的思想挺“左”的。为了大炼钢铁,我们把北京王府井大街便道铺的耐火砖都起了,砌成了土高炉,结果炼出来的都是铁渣。有一次,学校请北京郊区农村的一个支书做报告。这位支书说,明年的小麦计划亩产30万斤。回家后,我兴冲冲地向父亲报告了这个“好”消息。正在看文件的父亲抬起头,白了我一眼,说了声“胡扯”。我说,这是生产队书记说的。父亲说:“谁说的也不行!你没脑子呀!30万斤小麦铺在一亩地上会有多厚?”

大跃进的高指标、浮夸风,当时是见诸报端公开的。但毛主席为此有多大责任却不清楚。直到1977年(也许是1978年),看到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才知道毛主席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付出了多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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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主席在农村调查】

吴冷西的回忆印证了这点。

1958年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当时,他跟我们谈话时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毛主席说,他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向各位推荐这篇大家看一看《毛主席点名接见俺》这篇报道(见【附录】)。说实话,我第一次看这篇报道时是背后发凉直出冷汗,感到后怕。从报道披露的事实看,一个上万人的大会,竟然只有一个人讲了真话。如此下去,党的前途堪忧啊!

为了了解真实的情况,毛泽东又多次派吴冷西和秘书田家英下去调查研究。

吴冷西田家英回来后向毛主席汇报说,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新乡兴宁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

当时,吴冷西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

听到这里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

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毛主席告诫吴冷西,宣传部门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毛泽东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毛泽东也谈了他对浮夸风的看法。毛主席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主席还问我们(吴冷西田家英),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当汇报有的领导主张“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毛主席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毛主席还说,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说实话,当时听到要很快进入共产主义,我是很兴奋的,在家里与姐姐弟弟,在学校与同学,主要的话题就是什么是共产主义,何时能实现共产主义?记得五八年暑期,我们随父亲在北戴河军区疗养院度假。有传闻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要来军区疗养院疗养,非常高兴,准备了一大堆问题希望能有机会向他讨教。记得有个问题是“共产主义能否在一国实现?”可惜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来。

毛主席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后,要求全党学习马列主义,补上对共产主义认识这一课。我是在政治课上知道共产主义是有标准的,只有“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消失和五个极大提高(1.共产主义需要足够发达的生产力使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起来;2.共产主义需要使劳动本身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3、共产主义需要高度普及科学文化教育,使每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4、共产主义需要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社会精神文明极大提高;5、共产主义需要阶级彻底消灭,国家完全消亡,各民族和睦相处),才能谈得上是实现了共产主义。

“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一生中难忘的教训。为了使国家的发展步伐更快些,毛泽东多次提出反冒进、反右倾。他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的这种思想无疑会对各级领导产生影响,对大跃进中产生高指标、浮夸风不能说没有作用。对此,他有他应负的责任。

不可否认的是,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毛主席首先发现并致力去解决。在这期间,毛主席曾给六级干部写过一封信。我第一次看到信时感到很奇怪。毛泽东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发个指示或决定不比写封信更有权威性,为什么要采取这种个人写信的方式呢?后来才知道,事情远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毛泽东当时位居二线,在郑州会议上他力图纠正“左”的错误,但收效甚微。为此,才以个人的名义写了这封信,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即使这样,这封信在向下传达时,也是阻力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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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冷西的回忆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毛泽东的处境:

南宁会议是一个劲反“右倾”的,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其间虽然也谈到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但声音微弱,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今天重提大跃进不是想追究对错和个人的责任。只是想用事实说明,如果毛泽东致力于搞“个人崇拜”会主动退到二线,会为了维护一线领导人的威信用个人写信的方式来纠正错误吗?

有人统计,从1958年冬发现“大跃进”的弊端,一直到晚年,他在不同场合不下50次谈论这场运动的错误和教训:“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等等。这些反思,突出反映了他“不贰过”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也说明了他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绝不在同一类事情上两次犯错。

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有过错,但有些错误如危害严重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是他坚决反对并力图纠正的。如果毛泽东像有些人所说搞“个人崇拜”,完全可以把自己摘清楚以保护自我形象。

可是毛泽东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我是中央主席,(错误)都有我的份。”“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就凭这一点,那些污蔑毛主席搞“个人崇拜”的人是不是该闭上自己的嘴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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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

【附录】

毛主席点名接见俺”

一篇通讯揭开的浮夸风责任真相

 

(转自360图书)

 

“1959年3月,在郑州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上戈公社窑沟连连长李成午如实反映当时情况,引起毛 重视,3月8日早上在省第三招待所接见李成午。” 李成午如实反映了当时的什么情况?毛 为什么要接见他?发生在领袖与农村基层干部之间的这次会见,对中国当时的社会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报记者赶赴位于豫西山区的洛宁县上戈镇窑沟村,艰难寻访到仍健在的当事人李成午,听他讲述了一段尘封48年的传奇往事。

 

骑马乘车连夜赶到郑州

 

李成午出生于1928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25岁时光荣入党,成为一名年轻的农村基层干部。

 

1959年3月2日晚,时年31岁、任洛宁县上戈公社窑沟一营一连连长的李成午正在连部开会,突然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要他代表窑沟连党支部马上赶到洛宁县委,与其他营、连的基层干部一起于次日8时前赶到郑州,参加有中央首长出席的六级干部会议,“要求务必保密”。

 

李成午预感到事情重大,说回家换一下衣服就走,但通知人已经为他准备好了马匹,要他立即动身,说“这是组织原则”。就这样,他骑上马连夜赶了4个多小时的山路,于半夜时分赶到了洛宁县委,与19名基层干部一起连夜乘车奔赴郑州。

 

一路上,对于“去郑州到底开啥会”这个问题,李成午一无所知,惴惴不安。3月3日凌晨,他们赶到了郑州,立即被人送到河南饭店。在饭店门外,有许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站岗。几经审查,他们才被放行到饭店内,后被工作人员安排到南楼休息。他们还没坐稳,便马上接到了“到洛阳地委临时办公室开会”的通知,在那里,李成午第一次见到了时任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的纪登奎(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听到了他高声而严肃的讲话——关于这次会议的保密制度、安全措施、组织纪律、重要性等,关于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领导所作出的指示精神等……

 

中国到底有没有“共产风”

 

接下来几天,李成午等基层干部开始根据上级要求,以县为单位分组开展讨论会。“当时,按照毛 的最高指示,我们集中讨论了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共产风’……”李成午追忆说,当年参加了几次讨论会后,他才渐渐弄懂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实质。

 

如今的老人们都经历过那段历史:1958年,中国刮起了“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风暴,一些地方随之不仅兴起了“浮夸风”——“粮食亩产10万吨”,而且兴起了“共产风”——把壮劳力全都抽去“大炼钢铁”,把农民集中起来大搞集体食堂,结果“大锅饭”很快吃光了存粮,老百姓勒紧了裤腰带……

 

类似的种种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 、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到各地调查研究,下决心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毛 亲自来到河南,要听一听省委、地委、市委直至县委干部们的汇报和意见。从1959年2月27日起,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着重讨论和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和纠正“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随便调拨物资)的“共产风”问题。

 

然而,会议连续进行了好几天,各地汇报的均是“形势一片大好”、“集体食堂饭菜多样,人民群众丰衣足食”等内容。毛 一直没有听到关于“共产风”的真实汇报,有些生气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说'再这样下去不用打仗了,3年内中国人都饿死了’。我们共产党员都要考虑我们的国家何去何从……”随即,毛 指示再把会议扩大到营、连干部一级,“他们与群众最接近,我要听他们的意见”。

 

就是在这个指示下,像李成午一样的基层干部才被紧急通知到郑州参会。然而,在这些基层干部加入讨论后的头几天,总共1万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上,仍然没有人敢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我们那儿'共产风’刮得不小”

 

3月7日,会议进入总结阶段。当天上午9时许,洛阳地委组织洛阳地区的基层代表举行座谈会,由纪登奎主持,与会代表轮流发言。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成午说出了一席令举座皆惊的实话。

 

在他发言前,与会代表大多仍按材料照本宣科,其内容依然是“我们那儿'共产风’根本不存在”、“集体食堂无比优越”等假话、空话。

 

到李成午发言时,纪登奎刚好走过来,盯住他问:“你是哪个县的代表?叫啥名?”他有点紧张,结结巴巴地回答:“洛……洛宁县,李成午……”随即,纪登奎坐到他身边,鼓励他说:“你不用按材料上的讲。你能不能讲一下你们那里的食堂情况、生产情况?大胆讲,不要怕讲错了,讲错了也没关系,今天我给你作主。”跟在纪登奎身后的3个人,一个准备记录,一个举起相机,一个开始录音。会场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李成午。

 

“俺们上戈那儿'共产风’刮得不小。”众目睽睽之下,李成午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惊了四座。

 

他接着说:“俺们窑沟连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累计有60多万斤粮食被公社上调走了,30多头大骡子被上调走了,猪场里的几十头猪被上调走了,没给一个钱;留声机也被上调走了,娱乐用品没给我们留下一件……”

 

“连里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社员们都说,'干不干,一天三瓢饭,一月两块半(工资)’,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干活却出工不出力,上工的钟都响过俩钟头了,社员才稀稀拉拉到齐……”

 

“现在,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李成午的一席实话尚未讲完,已如一颗炸弹当场引爆了会场!看到洛宁县的领导满脸是汗,面色铁青,他一下子明白过来:呀,自己讲错了!他心里想着得赶紧改口说“俺说得不对,重讲”,但话从嘴里出来,却变成了“俺讲完了”。

 

纪登奎对他投来了赞许的目光,给他鼓掌后就起身出了会场。门刚被关上,各县与会代表就马上把他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斥责他:“你们那儿的'共产风’算个屁,我们那儿都开始搞男女集体宿舍了!咋就你老能呢,把实话全都给说了!”“你这是往天上捅了个大窟窿呀,你就等着坐监吧!”……

 

“毛 要亲自和你谈话”

 

李成午知道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心情沉重得喘不过气来。直到散会时,他还晕晕乎乎的,不知道是怎么回到驻地的。上戈公社领导问清他的发言内容后,劈头盖脸地训了他一通。

 

接下来,是李成午一生中感觉过得最慢的时候。整个下午,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到晚上吃饭,虽然是过年也吃不上的肉饺子,但他只勉强吃了3个,就再也吃不下了,满脑子想的都是“俺这回要被逮捕了,80岁的老娘谁养活,6岁的儿子咋办”之类的问题。

 

当天晚饭后不久,他正坐在床边发愁,时任洛宁县委书记的杨继宗推门进来,一见他就笑开了。他怯怯地问杨继宗笑啥,杨继宗喜笑颜开地说:他上午开会时说的那些话,已经被纪登奎汇报给毛 了,毛 知道后一连说了三个“好”字,还当场表示“明天早上8时要和成午同志谈话”。

 

“毛 要接见李成午?”这下子,大家全都惊诧得不得了。

 

事情出现了如此意外的转折,李成午一直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接下来,众人就开始忙活了。参加会议的洛宁县领导找来洛宁的有关资料,让人连夜给不识字的李成午反复念,让他硬记下来,第二天好向毛 汇报。

 

那一夜,李成午是在极度紧张和兴奋中度过的,前半夜是背资料,后半夜是想着见了伟大领袖毛 后,该和他汇报点啥……就这样,在那个未出正月的寒夜,他躺在床上越想越紧张,辗转反侧,出了一身汗……

 

幸福时刻:“毛 夸俺是个政治家”

 

1959年3月8日,一个李成午永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他受到了毛 的亲切接见!

 

当天7时许,几乎一夜未睡的李成午草草吃了几口早饭,就被洛阳地委的通讯员叫出河南饭店,坐上了等在门外的汽车。纪登奎坐在他身边,领着他去见毛 。

 

一路上,想着马上就要见到全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李成午激动万分,胸腔里像打鼓一样“咚咚”直跳,汗水从每一个毛孔内向外渗……

 

不知过了多久,汽车缓缓驶进了河南省军区第三招待所的大门,在一幢小楼前停了下来。纪登奎温和地告诉他:“到了,毛 就住在这里。”

 

李成午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下的车,又是怎样走进楼里的。他的双腿发软,一颗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

 

纪登奎把他领进了一个房间后,悄悄拽了他一下,身子往旁边一侧:“报告 ,这就是如实反映'共产风’的李成午同志。”李成午怔怔地抬了一下头,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已经起身站在了自己的面前,伸出温暖而宽厚的大手握住了自己的手:“成午同志,你是一个实干家、政治家呀!”

 

李成午一时呆住了:眼前握住自己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自己说话的人,就是毛 呀?!没错,宽宽的额头、梳理整齐的大背头、一颗痣长在下巴的左下方……跟画像上的毛 一模一样。此刻,毛 身披一件银灰色的呢子大衣,正和蔼可亲地看着自己笑呢!

 

“毛……毛 !”李成午的嗓子一下子哽住了,眼里顿时噙满了激动的泪水。他接着本来想说一句“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或者喊一声“毛 万岁”的,可一出口却接了一个问句:“您……您吃饭了吗?”毛 笑着点点头,对他说:“坐下,坐下。”

 

随后,毛 转身坐在沙发上,一边聚精会神地翻阅李成午之前的发言记录,一边不住地点头。忽然,毛 站起身来,高兴地说:“好,好,很好!1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我们的会议算是开成功喽……”说着,他伸出手来又一次握住了李成午的手。

 

毛 转而又对纪登奎说:“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看他们能刮多久?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成立大队、生产队,**核算。我们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嘛!看来,我们的人民公社不是办糟了,而是办早了……”

 

这时,一位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悄声对毛 说了几句话,毛 说:“知道了。”纪登奎看毛 很忙,便起身告辞。毛 笑着说:“好,以后我和成午同志再谈嘛……”随后把纪登奎和李成午送到门口,与他们握手作别。李成午一步一退,当他看到毛 仍站在门口微笑着目送他俩时,他在心里郑重告诉自己:把毛 微笑的样子一辈子装在心里!

 

“这辈子最骄傲的一件事”

 

李成午的这段传奇往事,讲到这里本该结束,但今天的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在他当年说了实话、受到毛 接见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据史料记载,由于掌握到真实的情况,在郑州会议结束后,根据毛 的意见,党中央开始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这标志着党在纠正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步。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农村的集体食堂开始逐渐撤销;农村的军事化建制撤销,改为大队、生产队;农民生活开始逐步好转。

 

郑州会议后不久,李成午当上了上戈公社党委委员,后又任窑沟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1986年才卸任。数十年来,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有争议,大伙都愿意找他论论理,因为他“最敢说实话”。

 

“当年1万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为什么唯独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实话?”面对79岁高龄的李成午,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共产党员最讲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俺之所以敢说实话,凭的就是俺对党的忠诚。”李成午想也没想,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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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铁壁,新闻工作者,原人民铁道报社总编室首席编辑,先后荣获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2004年退休,现为北京连合教育咨询中心专家,大别山、可可托海等干部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新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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