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到巴拉维赫疗养院看望在这里养病的任弼时。】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突发脑溢血，不幸与世长辞，享年46岁。毛主席获悉后，十分悲痛和震惊。第二天，即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中央治丧委员会。毛主席亲自来到任弼时的住所，亲眼看着任弼时的遗体入殓，亲手给任弼时的遗体覆盖上党旗，亲笔写下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亲自执绋任弼时的灵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某君不禁要问了，为什么毛主席对任弼时有这等至高的隆待呀？他们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情分呢？莫非是任弼时有恩于毛主席？
第一，任弼时是给毛主席制造“麻烦”的人。而且这个“麻烦”非同小可，它致使毛主席一度陷入人生的最低谷。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1921年参加建党的人，而且是在南湖红船上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七人之一。但有的可能不太了解的是，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与陈独秀、李大钊一同被选为中央委员，是九名委员之一，不仅如此，毛主席还与陈独秀、蔡和森等5人被选为中央局委员，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局的分工上，由毛主席负责组织工作，并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当时中央规定，中央要发出的文件，必须由陈独秀和毛主席联合签署才能发出。这也就是说，毛主席“在30岁的时候，便干起了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很显然，这时的毛主席是已经有了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的，这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主席与李大钊、谭平山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也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毛主席还被委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是汪精卫）的重要职务。后来的历史大家都清楚，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清洗屠杀中国共产党员。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英明论断，会议正式确定实行武装起义。根据中央决定，毛主席1927年9月领导秋收暴动。他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上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算是给中国共产党建了第一个家。于是，1928年4月下旬迎接朱德、陈毅上山，1928年12月又迎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上山，进而又开创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算是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按说，以毛主席的显赫资历和显著功绩，他应是在党内得到充分认可和受到很好地尊敬的。但当时在上海的中央看不在眼里，认为这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俄国人的路，而毛主席的政策策略又与中央的不太一致。于是中央就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加在毛主席的头上，以对他实施控制性领导。这个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但当时周恩来在上海不得分身，就先派项英任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而项英没有实际的能力，不能左右毛主席，所以上海的临时中央就觉得项英不得力，于是很快又派了“三人团”来。这个“三人团”，为首的就是我们这篇小文的主人公任弼时，另两位是王稼祥和顾作霖。这三个人不得了。一是都很年轻，年龄最大的是任弼时，才27岁，小毛主席11岁，王稼祥是25岁，而顾作霖则只有23岁，正值血气方刚。二来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是任弼时和王稼祥，是留学苏联的科班，通熟马列主义本本，而这在当时是头等的金子招牌，这也是他们受中央指派到苏区领导毛主席的资本。他们三人不负所期，来到苏区瑞金的叶坪，就召开了“赣南会议”，批判毛主席的三大错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采取了组织措施，通过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设置，剥夺了毛主席的苏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要说，当时中央的明白人是周恩来，他知道，离开毛主席打不了仗啊！所以，他到苏区后，于1932年8月在中央局兴国会议上，又坚持恢复了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到了10月3日，在任弼时主持召开的“宁都会议”上，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对毛主席又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抨击和集中批判，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批判他拒不执行中央“夺取中心城市”的右倾路线，再次撤销了他刚刚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批准他去后方养病。这样，毛主席就彻底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红军部队。至此，毛主席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处境，他受到了彻底的孤立，被“搞得臭得很”，许多人不敢与他接近，“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他的亲属也因受株连而遭受打击，包括妻子贺子珍、弟弟毛泽覃和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看看，这是不是“麻烦”，是不是非同小可。当然，这并非是任弼时一人之“功”，但他却是其中的骨干力量，起了主导的作用。
第二，任弼时是给毛主席辩白“是非”的人。而且是完全抛弃了自我，真正客观地评价了毛主席。
顺着历史走，时间很快便进到了1933年。1月份，共产党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博古和张闻天也到了中央苏区。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对中央苏区实施直接领导。毛主席离开了部队，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没有了毛主席的实际指挥，红军的仗越打越差，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仓促决定撤离苏区，实施战略转移，这便有了我党的苦难辉煌——长征。1934年8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奉命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10月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组成了以任弼时为首的党的领导机构，由任弼时和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1936年6月30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到达四川的甘孜，与滞留在那里的朱德、刘伯承会面。朱德、刘伯承即向任弼时、贺龙介绍了张国焘另立党的“中央”，并宣布开除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党籍，下令通缉毛主席、周恩来等人的情况。这里需要补入的一个情况是，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通过欺骗的手段，收缴了中央与红军部队的无线电联络密码，所以任弼时与贺龙并不知道张国焘搞的这些分裂活动，而且也不知道这之前他们接到的指令都是张国焘假冒的。
而当任弼时得知真相后，即明确表态，红二、红六军团听中央的。这一表态，无疑是一个捍卫党的宣示，从而也强化了他们共同与张国焘斗争的信心。此后，任弼时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做了坚决的斗争，力促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三大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共产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党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和政策，成功地开展了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边区呈现出一片艳阳天。但就在此时，1937年11月29日，王明由莫斯科来到了延安。王明是在1931年1月中共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又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王明代理中央总书记。10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来到延安，仅10天，就在12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以共产国际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指示为主旨，对毛主席和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正确抗战路线发起了挑战，而王明显赫的身份，唬住了许多中央领导，以致于使得毛主席又被孤立起来。而且，王明很快去了武汉，以中央长江局与延安中央分庭抗礼，以致于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也导致了后来新四军的项英（皖南事变）、华北的彭德怀、山东的郭洪涛领导的敌后抗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因为这种严重的路线分歧，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1938年3月，任弼时拖着病体，经过20多天的路途颠簸到达莫斯科，他抓紧时间写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于4月14日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并详细地做了口头汇报。在谈到党的建设时，他客观地谈了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带领共产党和红军走出困境的过程和毛主席作出的巨大贡献，强调了毛主席才是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正是任弼时的正确报告和客观介绍，使共产国际才真实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抗战路线与政策的正确，从而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转而表态支持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对即将回国的王稼祥特别交代说：“保持中共党领导核心的团结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要知道，这个转变不但是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以后的胜利，更为主要的是它的来之不易。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而共产国际是反对毛主席的路线和理论的。1934年5月，博古派人参加共产国际代表会议，还向王明报告情况说毛主席是“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就是说毛主席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这就看出了任弼时汇报情况的极其重要性。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此，摘掉了王明的光环，使与会者认清了王明的错误观点，也为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统一全党的步调，发挥了根本性作用。讲到这里，诸君一定会想，任弼时这前后的态度，简直就是掉了个，截然不同。对。这就是任弼时。他立党为公，不讲个人情面。要知道任弼时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是毛主席的学生啊！1920年，他与刘少奇参加毛主席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是在毛主席的组织下才去了苏联留学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私人关系，当他以共产国际的一套理论看毛主席时，他认为毛主席是错的，是“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就指责就批判，毫无学生对老师的情面，也毫无湖南同乡的情面。任弼时是湖南汨罗人，与毛主席隔着个长沙。
而当后来在现实中，他认识到了毛主席的理论与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就又毫无个人私心、毫无个人情面地全力支持毛主席。这更是极为难得的，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的自我否定啊。说完了这两点，诸君可能也就明白了。他们之间不存在个人的什么情分，有的只是立党为公的初心使命。当然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任弼时的人性品格。任弼时是被赞誉为骆驼的人。叶剑英评价任弼时：他是我们共产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任弼时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著称于党内。他1938年到莫斯科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共产国际整整工作了3年后，于1940年3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根据延安当时的情况，他领导组建了中央办公厅，并兼任主任，统一领导延安的党政军机关工作，一切的工作安排，大事小情的处理，极其勤勉周细，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抗战胜利了 ，蒋介石发动内战，指挥20万大军进攻延安。根据当时的严峻形势，1947年3月，毛主席决定，中央领导机关一分为三，组织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以防最坏局面的出现。中央前委，由毛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组成，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中央工委，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去华北担任部分中央领导工作。中央后委，以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组成后方支队，也叫后委，去山西吕梁统筹后方工作。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时间长达一年零五天，转战历程2000余里，途径12个县，驻足37个村庄，裸露于暴雨，疾行于寒霜，吃住没保障，而且要面对百倍于敌的追击，其艰危之状可想而知。对于转战陕北，范文澜曾说过，“那是一段人民领袖的传奇，那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伟大”。而我们也明白，那也是极其艰难、极其危险的一段历程。而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前委，一身兼两职，一方面是毛主席的助手，一方面是中央直属队司令。作为助手，他要与周恩来一起参与毛主席的决策研究，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作战。作为中央直属队司令员，他每天要繁重地组织协调中央机关和直属队的运转。而问题还在于任弼时的身体很不好，可谓是拖着病体工作。所以，他被称为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还是在1946年初的时候，苏联的米尔尼柯夫医生到延安，给在延安的领导同志们检查过身体，当时就诊断任弼时患有动脉血管硬化、高血压、糖尿病和脑供血不足等病症。为此，党中央做出决定，要任弼时停止工作，立即休息。可见病情是相当严重的。可是，持续作战的战争环境下，任弼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1948年春，任弼时随中央进入西柏坡，又支撑着病体，协助周恩来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任弼时随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又开始投入了繁忙地筹备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4月14日大会隆重开幕，任弼时抱病作了政治报告。1950年5月底，任弼时从苏联养病返回祖国。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任弼时给毛主席写信，主动要求恢复部分工作，他说：“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毛主席征询医生的意见后，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但任弼时重新工作后，就把自己的病情完全抛在了脑后，每天实际工作的强度，以超过了8小时。无疑，这对于一位尚未康复的病人来说，就是一种生命的付出！正是，任弼时由于过度疲劳，病情突然恶化，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任弼时（1904.4.30－1950.10.27）】
第三，任弼时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光明坦荡，以真人示人，没有阳一套阴一套，从不搞阴谋诡计。
1927年6月13日，党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任弼时要求发言。一连三次要求，一连三次遭到陈独秀拒绝后，任弼时站起来就直接宣读他的《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越听越有气，气的上去抢过稿子来，把稿子撕得粉碎，踩在脚下，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则针锋相对，“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任弼时继续讲，陈独秀拍桌子不让讲。任弼时则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这个小故事，可以从不同角度想，我在这里想到的就是任弼时的人性品格。他反映了任弼时做人的真性情，高风亮节，不骗人，不骗己。有了这样的人性，所以任弼时得到了最为普遍的赞誉。有党的高级领导说：“党内没有一个人在人品上对任弼时有意见”。但我们看到的，有些人不是，包括一些党员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对毛主席来说，毛主席在世时，他们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甚至发誓般表态效忠毛主席，而毛主席逝世了，他们又极尽诋毁之疯狂，凡是有关毛主席的，就否定，就诋毁抹黑，甚至造谣污蔑。但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把自己骗子的嘴脸摊在了民间，成为了为人所不齿的奸佞小人。毛主席说过，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习近平总书记讲，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我觉得这很是重要，人立于世，对人也好，对己也好，要讲光明正大，诚诚实实，唯有如此，才能赢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今年，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学史明理，我们就是要像任弼时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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