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毛泽东式“矫枉过正”之得失与前途

点击：  作者：陈俊杰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0-03-02 11:44:16

 

 毛泽东式“矫枉过正”之得失与前途

陈俊杰

    儒术“中庸之道”会被曲解吗？毛泽东式“矫枉过正”的一系列革命实践证明，“矫枉”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必须暂时“过正”，绝对的“中庸”在实践中反而极易流于静止孤立僵化。比如喝水，开水会烫嘴，冷水会伤胃，喝“中庸”的温水当然最好，但任何温水都能喝吗？怎样才能喝到卫生的温水？烧水到不冷不热就喝？显然不行，必须是烧开之后再稍加冷却，这样的温水才卫生。可见，“中庸”是目的，“矫枉过正”是手段，此即毛式“矫枉过正”辩证法。

一、毛泽东说“五四”文化革命“矫枉过正”了吗？

“五四”文化革命应从1915年《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的创办算起，此前中国也发生过一次影响很大的文化启蒙运动，主要是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促进的思想与政治的变革。他们这些人思想上比他们政治上先进。他们把西方民主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移植到中国来，自己却只是主张改良政制，未能提出中国根本的政治变革与思想变革。后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比康、梁、严他们这些改良派跃进了一大步。但当时的革命派主要专注于革命实践，思想启蒙工作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落在康、梁、严他们的后面。思想革命不能代替政治革命，但没有思想革命，政治革命也就没有足够的精神条件。当着必需有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为政治革命开辟道路时，思想革命便成了革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多数发表的文章，都是批判孔子或实质上是批判孔子的，这被当时的反对者说成是“诋孔”。但他们的斗争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陈独秀当时的影响最大。他以如椽之笔，激切的言词，直捣孔子封建思想的巢穴，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且他的文章条理清晰，说理透彻，简要，不但有强烈的战斗性，同时又有学问，有识见，很可以代表“五四”时期那种生气蓬勃的文风。陈独秀抓住了孔子思想的要害：礼教。“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政治之根本”。他指出礼的核心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构成一个从家庭到国家封建统治的整体。有人提出反驳，说孔子并没有三纲的说法，“三纲”是宋儒伪造用来“诬孔”的，陈独秀根据大量典籍的记载，证明孔子没有直接提三纲，但思想确是来源于孔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感到陈独秀的文章说理透彻，是当时批判孔子的好文章，保持着它的文献价值与科学价值。早在辛亥革命以前，青年鲁迅便与他的弟弟周作人翻译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撰写论文，呼唤“精神界战士”在祖国的出现。那时他们还旅居在日本，但他们经过艰辛的努力译印出的西方文学作品却得不到什么知音，“文学运动”失败了。以后是“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这里所说他见过的，陈独秀也同样见过，他们也都痛切地感到，中国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了，而且他们也都同样深知中国没有一次根本的思想变革是谈不到深入的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的。是陈独秀第一个站出来，在全中国面前树起对过去封建传统思想批判的旗帜，并且毫不反顾的斗争。也是他所领导的思想变革，把怀疑、失望、颓唐的鲁迅重新唤起，重新投入炽热的战斗的。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说到一个“狂人”看到一部中国的历史书，“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又“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这里，鲁迅把几千年来以仁义道德为精神支柱的中国历史，都看作是吃人的历史，这在当时确实是惊世骇俗的。这很快便引出了吴虞的文章《吃人与礼教》，他的笔锋也是极尖锐的，其实他早已发表过不少批判孔子思想的文章，因此他便被誉为“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当时并未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这类思想的确为许多人所认同。鲁迅批判“仁义道德吃人”或“礼教吃人”，诚哉斯言！

对于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的礼教应当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是“五四”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的共识，这里不只是有陈独秀、鲁迅、吴虞，而且还有李大钊、易白沙等人。袁世凯想做皇帝，康有为公然向当时的国会提出要把“尊孔”纳入宪法，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孔子思想与帝制的联系。孔子是尊崇帝制，认为君臣之义是不可移易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然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而袁世凯称帝以至张勋要复辟，倒是合于圣经贤传的了。事实是称帝复辟必尊孔，因为孔子这块招牌，或说，这块敲门砖对于敲开帝宫的大门是用得上的，这自然更加深人们对孔子伦理政治思想的仇视。这样，批判孔子也就不只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且直接成了现实的政治斗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这样的思想政治空气里，“推倒孔家店”，或“打倒孔家店”，是不是毫无根据，因而是冤假错案呢？不能这样说。因为孔子的礼教这种伦理政治思想是孔子的根本思想，它与民主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是不是矫枉过正呢？看来是矫枉过正。因为孔子思想，还不只是直接与封建君主专制相适应的伦理政治思想的。但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当时中国的状况，考虑一下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过着痛苦的生活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制度，而维护与巩固封建制度的封建思想的最高代表正是孔子的礼教，他的伦理政治思想。当时《新青年》的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又都是从旧营垒出来的，他们不但深知封建制度与封建思想给人民带来悲惨的命运，而且他们本身也大都是身受其害，他们是带着对旧社会憎恨的感情投入反抗斗争的。我们又怎么能要求当时参加战斗的先辈都是四平八稳，无过无不及的呢？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了中国大革命时期正在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对于当时被一些人认为“过火”的现象，毛泽东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站在农民方面认为这是应有的“矫枉过正”，他的有名的格言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当时用“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这种生动而又警策的语言说明对革命应有的认识，这种坚定、严正的革命态度打击了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反动势力，也教育当时有右倾思想的干部指导农民运动健康发展。

其实，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在大约到1919年以前这几年，对孔子的批判，火力是猛的但又都是说理的，而且他们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孔子与君主专制的联系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没有全盘否定孔子。《独秀文存》第三卷，保存着陈独秀与他的朋友与读者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到，陈独秀与他站在文化革命同一战线的同志，对孔子都不是全盘否定的。陈独秀曾经自己表白：“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这是符合事实的。不但陈独秀，他的同志，也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把孔子的礼教批倒。陈独秀还说：“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足见他并不是否定孔子的一切的。最典型的表现是吴虞，他给陈独秀的信说道：“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馀焰，则不得不攻之者，亦犹是耳，岂好辩哉？”这信大约是1917年初写的。连这个“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也承认孔子是“伟人”，可见他虽然把孔家店“推倒”，还没有打算让店主“永世不得翻身”。看来，这个店主还有另外的一面，而且也是重要的一面，他与《新青年》的同人还是心里有数的。但在当时的中国，要“推倒”被誉为“圣人”、“通天教主”的孔子，这些人的处境一定不妙。尽管他们的言论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震动，但并不容易为多数人所理解，至于主张复古尊孔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开始时往往只在少数人手里，首先觉醒的分子容易被孤立。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同人被认为是“名教罪人”。过去几十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使我们看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容易出现“左”，因为这种形势更加深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往往使人发生急躁情绪。对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与革命家来说，这种情绪更是难于避免的。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便是这种急躁情绪的反映。此文一开头便这样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的，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的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陈独秀认为，当时非难《新青年》的人有两种，一种本心是爱护《新青年》的，但认为言词太过激烈，害怕《新青年》“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这实际上就是劝告《新青年》至少把批判的调子放低一些，但陈独秀还是表示“感谢他们的好意”。另一种人是反对《新青年》的。陈独秀列举反对《新青年》所加的罪状后宣告“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便作他的答辩：“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这里，在一种急躁、愤激的情绪下陈独秀已不只反对礼法、贞节属于“三纲”的伦理政治思想，而且反对整个“孔教”，也就是反对整个孔子的学说了。而且对旧伦理、旧艺术、国粹与旧文学等等都不加分析，都在反对之列。压力越大，处境越困难，反拨的情绪就越高，以至忘了自己的初衷。

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维护、巩固君主专制的封建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这种思想，越到后来便越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五四”文化革命，首先批判孔子以“礼”为标志，以“三纲”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政治思想，实际上也就为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思想上扫清道路，因此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孔子的思想不只是伦理政治思想，他还有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等等。而且就伦理政治思想来说，也还不是他的伦理思想的全部。如果说，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与民主主义敌对的思想，应彻底批判，彻底葬送，那么对于其他方面的思想，情况便不一样了，需要审慎、客观的具体分析。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像黑格尔这样影响很大的思想家，你要一脚把他踢开也很容易，但把他踢开不等于把他克服。对于我们中国的孔子，也可以说同样的话。1939年，毛泽东看了当时陈伯达写的文章，就写信给当时党的宣传部长张闻天。在信里，毛泽东就陈伯达所涉及的孔子哲学中的方法论、认识论、道德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要的是，正像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黑格尔的哲学，把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救活过来一样，毛泽东也用同样的方法救活了孔子一些唯心主义的辩证思想。毛泽东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谈到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个论题，毛泽东认为，“作为哲学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不是像有些人一样，倒脏水连同小孩一起倒掉，在否定孔子的唯心主义时连同他的辩证法也一起否定，相反，毛泽东看到了孔子这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合理因素，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改造，把被孔子颠倒了的名实关系颠倒过来。毛泽东这个做法，特别容易令人想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对黑格尔的做法。在写给张闻天的信里，毛泽东从方法论上肯定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了他“过犹不及”的论断，并作出自己的解释。毛泽东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事物与概念的一定的质”，“一定的质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他的大意就是事物的质都有一定的量的规定性。达不到或超过一定的量，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毛泽东把他对孔子的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的理解，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联系起来，认为“不及”是右倾，“过”则是“左”倾。孔子的“过犹不及”，或照朱熹的解释“无过无不及”，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在人们的行动实践上，什么是“过”，什么是“不及”，是有阶级标准的。作为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孔子这个原则上正确的中庸思想，自己实际运用时却往往受到他的保守思想的干预，往往变成折衷、调和的思想。孔子是坚决反对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的，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认为这是“过”。一切革命在儒家看来都是“过”。他们的政治路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这条路线才是他们的“无过无不及”。

　　历史现象有些时候是很有戏剧性的，“五四”文化革命时期受到猛烈批判的孔子儒家思想，他的观点原来也有重要的合理的方面，而且正是可作为总结“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经验的借鉴。批判孔子基本上说是正确且必要的，但孔子的“过犹不及”这个方法论的原则恰恰说明了当时批判孔子的偏颇所在。

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矫枉过正”了吗？

　　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他为此专门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直不愿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起来与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与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农会虽要办，但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⑷。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与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与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与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注释〔4〕“矫枉过正”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让人只能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与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毛泽东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这里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改良的方法。

只有经历调查才有发言权，现代中国农村的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农村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仍需要对农村深入调查；在对农村调查时要开调查会，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坚持实地考察而不能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只有经过充分的农村调查，才能制定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改革发展政策。没有农村调查，就没有资格在农村问题上发言。充分重视农民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农民的绝对数量仍不容忽视。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依然需要依靠农民力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需要农民的智慧与探索；农民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各级党与政府必须尊重农民地位，满足农民基本利益诉求。农村建设任重道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也应当看到，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有些传统观念制约了农村发展，部分农村尚未走出贫困状态。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农村此类现实；如何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同步推进，在完善村民自治、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协调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如何在谋求农村发展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道路，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长征锻造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矫枉过正”了吗？

    阶级需要政党，政党需要领袖群体，领袖群体需要坚强核心。领导核心是政治组织的灵魂与枢纽，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方向、统筹全局、凝聚力量，发挥着主心骨、定盘星的作用。能否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特别是领袖人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成熟与强大的标志与关键。长征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一次信仰、理想、精神、意志与体力的全方位磨砺，更是对第一代领导核心一次思想、组织、军事等诸方面的锻造与淬炼，其中有没有“矫枉过正”的问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促使广大将士反思与觉醒。毛泽东、张闻天与王稼祥等人看法日趋接近，逐渐走在一起，成了以后形成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键。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同在中央纵队，一起行军。一路上，三人积极交流意见，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总结经验教训。张闻天后来回忆到：“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然后，他们又与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交流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改变现在的错误，红军才有希望。由于接连的败仗与损失，李德、博古日益被动。但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并没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失败原因的讨论上，而是集中在红军战略方向的问题上，抓住了当时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从而赢得党内许多同志的支持。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否定此前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进军，得到与会者赞同。之后，黎平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会议再次肯定毛泽东进军贵州，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主张。随后的猴场会议，再一次肯定毛泽东的主张，并在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成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已明确了。遵义会议上，党内多数与会者以毛泽东与张闻天为中坚与核心，同“左”倾错误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常委中再适当的分工。鉴于博古已不适合担任党的总负责，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张闻天担任总负责人后，鉴于此前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独断专行的错误，在作战指挥上也要求集体讨论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结果，常常出现决策迟缓、意见难于统一的情况。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其弊端终于在红军二渡赤水战役中得到激化。在中央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决策中，毛泽东说不能打，是“啃硬的”，但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也只好服从。当晚，他在仔细思考之后，还是不放心，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再三说服周恩来，把命令晚一点发。周恩来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说服了其他人，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的损失。随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至此，毛泽东实际上成了中央红军的统帅，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双方将士拥抱欢呼，互道衷肠。但党中央万万没想到，在其刚刚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将对红军带来更大的影响与危害。张国焘眼见中央红军人数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政治野心随之膨胀。1935年10月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居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党籍，表明张国焘在分裂党与红军的错误道路上，已由索夺权力、分兵对抗发展到组织上的公然对立。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遭受巨大挫折，给红军带来了巨大损失。正如毛泽东指出：“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1935年11月，南下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地区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围攻，8万红军将士锐减至4万，张国焘的南下方略彻底破产，自懋功会师以来的大好局面破坏殆尽。在应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党中央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棘手而复杂的难题。张国焘分裂与危害党中央的企图昭然若揭，党中央不能公开与其针锋相对，因为他后面还有数万被蒙蔽的红军将士，武断处理只会造成红军分裂甚至武装对抗。但又不能失去党性原则，一味妥协只会使其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这一难题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党中央领导人政治能力与水平的极大考验。对于张国焘，党中央力求红军的团结与稳定，一方面与其反党分裂的行径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耐心地说服教育，必要时作一定妥协让步，促其转化，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最终，红四方面军中广大指战员都站在党中央这一边。

    中国共产党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其存在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与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问题，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消极影响。然而，长征开始后，红军无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无意间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重塑自我的机会，客观上可以摆脱束缚，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红军的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没有“洋拐杖”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此过程中，通过战争实践，党内同志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渐形成。长征最终取得胜利，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央红军长征的目的地与行动路线，完全是根据战争形势、沿途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敌我力量对比变化、全国总形势的发展来选择确定并不断调整的。一开始计划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之后决定改道贵州，争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北渡金沙江之后积极寻求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北上陕甘，直至奠基陕北，这一过程，是在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在长征中，毛泽东审时度势，把握时代脉搏，把红军被迫长征与北上抗日的进军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红军长征在政治上与军事战略指导上头等重要的问题，为党、为红军、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震古烁今的战争史诗。广大红军将士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之下，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血战独树镇，激战江油，转战乌蒙山，重要战役战斗约600次。中央红军共380余次战役战斗，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红军阵亡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像这样几乎每天都在作战、作战的密度与强度如此之大的情况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长征中不仅作战频繁，战役战斗的类型样式也是多种多样。例如，强渡江河的模范战例——嘉陵江战役，精心设伏的成功战例——老木孔战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东川战斗，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遭遇战——夜村战斗，出敌不意的奇袭战——腊子口战斗，步兵对抗骑兵的经典战例——吴起镇战斗，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的成功范例——榆林桥战斗，出敌不意的夜袭战——平越战斗，还有最生动诠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战役。在这些战役战斗中，不仅有堂堂之阵的两军对垒，也有出奇制胜的偷袭埋伏，既有红军已擅长的运动战游击战，也有仍需学习与实践的阵地战进攻战。正是在这种紧张频繁而样式多变的战争环境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而在军事上得到锻造与淬炼，极大地提升了军事指挥的能力。在长征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得到相应的发展，并逐渐获得广大党员干部的认可与推崇，成了我军建设与指挥的根本指导思想。当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之时，不论是外部的时势还是红军内在的自我，都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变得更加成熟、从容、自信。

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为代表的我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经过长征的锻造与淬炼，具备了在国际国内大势中纵横捭阖的能力，避免了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的矫枉过正，快步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四、毛泽东对“质的安定性”的探索“矫枉过正”了吗？

　　毛泽东于1937年7月发表《矛盾论》后对与矛盾学说有关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思考，重点思考过与绝对的矛盾运动相关的相对的“质的安定性”问题。今天看来，弄清质的安定性概念的辩证内涵，对深入研究与理解矛盾学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的信中提出，“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同年2月20日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说：“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又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毛泽东关于相对的质的安定性的阐述见之于书信而未发表论文专著，但观点系统精辟，对“质的安定性”等概念的主要规定表述的已很完备：

　　从哲学的角度上看，“质的安定性问题”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它贯穿于“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之中。这就是说，从感性的物质生活，到理性的精神世界；从具体的金木水火土，到抽象的宇宙时空哲理，无不需要质的安定性，以便作为某种存在能独立有定，发展有常，以便作为认识与实践对象能被辩别彼此，判断是非、把握实质、变“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这便使得事物与概念普遍地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质。大千世界，七彩纷呈。要形成各种色彩，就需要各种不同光波波长的相对安定。市场的形成，需要相对稳定的供求关系。国家的昌盛，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总之，一切为了显示存在，一切为了希图发展，一切为了有所适从，一切为了“为我”所用，都普遍需要相对安定的质。一个对象的质是对立统一体，有两个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这就是质的独特的根据。必须偏重主要方面，才能确立一个质，否则便否定了质。毛泽东说，“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偏”，就是指偏于重点、中心、主要方面，以防止折衷主义用“一方面、另一方面”来否定掉相对安定的质。客观事物相对安定的质，都是有所偏的。原子偏重于原子核，核子又偏重于质子。计划经济偏重于以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市场经济偏重于以市场调节配置资源。买方市场是因为供过于求使得买者处在有利于讨价还价的主导地位，卖方市场是因为求大于供使得卖者把握了有利于自己要价的主动权，主观上的一切概念内涵，也都是应当有所侧重的，否则会使思想动摇，概念混乱。无论客观事物还是主观概念，都有相对安定的质。任何相对安定的质都是由决定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确立对象之质，必须从量上设立质的界限。这种界限就是度。以一定压力条件为前提，水在一定温度内为液态，不及这个温度为固态，超过这个温度为气态。人的品格也有度，俭与吝、豪与奢、谦与懦，恭与谄，尽管差异几微，但都有公论的量度。对概念给出定义域，确定上限与下限的量的标度，概念才有质的安定性。此概念定义域之外的对象则是异质，即另外的概念。供过于求的市场，叫做买方市场；求过于供则为卖方市场。这种市场性质以供求数量的比例变化而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即以形上形下为规定界限。概念如此，概念所反映的一切对象事物亦如此。确立界限，“过犹不及”。“过”是过量、过份、过“左”，超过了定义域的上限；“不及”是份量不足，过右，达不到定义域的下限。“过”与“不及”都在质的量度规定性之外，是为异质。因此，要确立一个质，必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两条战线斗争在此是一个哲学概念，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一条战线防止超过上限，是为防“过”、防“左”，另一条战线防止不能满足下限，是为防止“不及”、防“右”。办事、说话、想问题、写文章，实际上都要运用“过犹不及”的两条战线斗争方法。凡事当留余地，论理要讲真理。清夜捫心惭过激，高丘驻足仰先驱。文章得失由心定，上不轻天下重人。这些都是重视“过犹不及”方法的警言。搞好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很不容易的事，这里最忌“墙头草，随风倒”的思想作风。不能反“左”不怕右，反右不怕“左”，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现代系统观认为，为了达到系统稳定的目的，必须不断利用给定信息与目标差信息，反馈调节控制。它的正反馈是忽左忽右，偏离稳定目的的，负反馈则是纠左纠右，使运行趋达目标的。控制论的反馈调控原理，用哲学概念来概括，也是两条战线斗争。控制论一词的希腊语源原意就是掌舵术。因此，质的安定性是从两战线斗争中产生、确立的。两条战线斗争是确立质的安定性的方法途径，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则是确立一定的质，使之与异质相区别。在否定旧质，确立新质时候，旧质则是需要区别开来的异质，在创新新质、发展新质时，调整质的规定性的定义域上下界限，并为此而作的两条战线斗争，则是区别旧质与一切异质的手段，两条战线之争都是要确立相对的质的安全性。

　　将以上分析综合起来则不难看出，毛泽东在上文所引的两封信中关于质的安定性的阐述，已讲明了以下几点：第一，质的安定性需要的普遍性；第二，质的安定性根据的特殊性；第三，质的安定性概念的规定性；第四，规定相对安定的质的方法途径，即“过犹不及”的两条战线斗争；第五，规定相对安定的质乃是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相对的质的安定性概念的看法，已不是一般讲讲而已，而是系统精辟地阐述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

　　质的安定性问题与矛盾问题的关系是什么？相对的质的安定性概念，与统一性、同一性、常住性概念是一个东西的不同提法。从对象的内在矛盾角度讲是统一性或同一性，从对象运动形态角度讲是常住性，从对象质的规定讲是相对的质的安定性。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有“过程的常住性”与“矛盾的同一性”的论述。由于《矛盾论》一文，重点任务在于对立事物内在动因的原理，在于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根据与动力，在于强调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因而文章定名为《矛盾论》，这正如《实践论》的题名，“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是一样的道理。重点强调两条战线斗争的根据与动力，同重点强调两条战线斗争的归宿与目的，是两个不同的理论论题。它们也是“必须要有所偏”，才是有的放矢的。因此，以上两封信中强调把握相对的质的安定性以作为“斗争的目的”，对《矛盾论》有一定的补充发展的意义。

　　理论概念，特别是哲学概念，对人们是会产生行动指导与心理导向作用的。人们在具体的行动或思维中，为了一定的目的，总得建立一种调控机制，防止“过”与“不及”两种倾向，以期设立界限，确立相对安定的质，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形而上学观点指导下，不承认或忽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没有必要的、足够的斗争动力与过程，产生右的倾向，就是“不及”。反之，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当作不讲具体条件的绝对化，无限制地斗争下去，无所谓目的界限，冲击了质的安定性，出现“左”的倾向，就是“过”。“过犹不及”，“左”倾与右倾对目的同样都是有害的。因此，为了防“左”防右，从理认完备性的要求上讲，就必须既有动力系统，又有目的系统。《矛盾论》显然是侧重于对动力系统的哲学概括的。而质的安定性则是一个目的系统的哲学概念。毛泽东在发表《矛盾论》之后，又发表质的安定性的理论，从特殊的历史背景来看，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需要。中国当时内忧外患重重，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也从来没有统一过。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也还是刚刚重新建立，远未统一全国。国家的民主统一是人民幸福的保证，理论上必须有正确的统一思想作指导。当时这种理论也便应运而生。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涉及到统一问题，虽是哲学概念，也与国家统一问题密切相关。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1939年5月以后，毛泽东在研读《哲学选辑》时，针对原文中关于“只要条件具备，只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那统一也是绝对可能的。所以列宁说：‘相对的东西中间，也包含着绝对的东西’”这段话，写了较长的批注，其中写道：“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这才是列宁‘相对中有绝对’之意，不是什么‘统一之绝对可能’。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承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至上)，而在整个历史上又否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是暂时的)。”这段批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深刻的意义。从理论上讲，毛泽东指明了质的安定性的二重性与它与统一的一致性，更进一步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某些细节作了全面深入的考虑。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根据列宁关于绝对相对关系的理论，从总体上突出强调了对立面的斗争的绝对性与统一的相对性，尚未具体展开论及统一在暂时也是绝对的。当时他征引列宁所说的“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这句话，只是用以论证“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的论点。这在论述对象层次上，是以矛盾的二重性为对象来谈“相对中有绝对”的。艾思奇实际上正是根据《矛盾论》中这个意思，引申到以统一问题的二重性为对象的具体一些的层次，论证统一也具有绝对性之可能。毛泽东纠补艾思奇论述之不足，在艾思奇论证统一问题的同一层次上，明确肯定事物的安定即统一在暂时就是绝对的，而不是什么“可能”的问题。这在理论意义上，明确纠正了将斗争性推向绝对化而否定质的安定性的偏颇。这实际上是防“过”反“左”之笔。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在将统一导向民主进步的国家目的上，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某种深意。

　　“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承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至上)”，“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不可能是偶然的无的放矢，而是有现实针对性。毛泽东写《矛盾论》时刚到延安不久，从“保安”到“延安”表达了追求安定的意图。两三年以后，形势日趋好转，革命力量在延安站稳了脚跟，毛泽东不能不通盘考虑国家问题与革命阵线的暂时绝对安定问题了。这可以用以后的形势发展与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发展脉络为证。例如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发现了“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正确性与重要性，强调以团结为斗争的出发点与归宿。由此可见，质的安定性的提出具有现实的、实践的针对性，可惜在实践中未能始终贯彻。毛泽东在60年代初曾经提出，《矛盾论》是适应历史需要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需要适应新的情况写出新的理论。现在看来，这些新的理论问题，至少包含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发表以后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质的安定性”问题。

　　质的安定性与矛盾斗争性的关系是什么？统一问题，事物相对安定的质的问题，同矛盾斗争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哲学难点问题，需要认真地作具体分析。一般哲学难点问题都存在着微妙的分界线，分析上如果差之毫厘，结论将会导致谬以千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就曾经给艾思奇指出过失误，为哲学学术研究的缜密性严肃性留下了典型示范。关于统一或质的安定性的绝对与相对关系，如上文所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了矛盾本身第一层次的基本原理，即“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拿列宁的话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这是将统一性在空间普遍联系与时间永久联系上与斗争性比较，指出统一的相对性与斗争的绝对性。这层意思带有第一的、原则的意义，是一般原理，不能违背，违背即表现为“不及”，表现为右。而在1939年读艾思奇《哲学选辑》的批注中，毛泽东又指出统一“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这就在坚持矛盾对立统一的相对与绝对关系的一般原理基础上，将统一即质的安定性问题在空间的具体联系上与时间的暂时联系上，相对斗争性而言，作出具体分析，指出统一性在暂时存在的绝对性。在这个层次上，毛泽东同样又征引了列宁“在相对中有绝对”这句话，因论述对象层次不同，形式上结论相反，而内容上的原则性内在联系却是一致的。与此相关，在矛盾斗争问题上，毛泽东同时也作了具体分析。就在上一批注的同一页，毛泽东写道：“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将统一性与斗争性在时空形式上具体分析后，毛泽东综合起来写道：“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在统一性的绝对相对关系上，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时空度量关节，存在有时空上普遍性、永久性的相对性这个第一层次与具体性、暂时性的绝对性这个第二层次的差别。如不分析这些差别，如不承认并把握这些差别，就要犯“过”与“不及”的错误。这是毛泽东在哲学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一例典范。正是在这个难点上，艾思奇有“过”与“不及”两种理论失误，毛泽东以探賾索隐之笔，为他作了订正。上文分析了毛泽东指出艾思奇关于“统一之绝对可能”提法之失误于“过”之所在。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例毛泽东指出其在质的安定性问题上失误于“不及”之处。艾思奇在《哲学选辑》的“研究提纲”中写道：“斗争性表现在互相压抑、互相排斥的作用上，事物必须压抑自己的否定或对立的方面，以显示自己的存在，以保证自己的存在，以维持自己的质的安定性。质的不变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维持的。”毛泽东读到此处，将最后一句下面划了横杠，立即写道：“质的暂时不变就是在这样情形下维持的，质的终久必变也是在这样情形下出现的。原文只说了斗争的片面意义，而且是保守的意义。”“质的终久必变”是斗争的积极成果方面，维持质的安定性是斗争的保守方面。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并指出“维持质的安定性的斗争”这一提法的片面的、保守的意义，表现了毛泽东哲学理论坚定性与彻底性品格、指明了艾思奇论述斗争性的“不及”之处，意义非常深刻。与此问题相关，在另一处，毛泽东针对“中庸主义”批评十分严厉。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庸思想从量上找出并确定质的安定性从而反对“过”与“不及”，即反对“左”右倾向本来是对的，这个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但“中庸主义”却必然导致思想顽固，将质的安定性绝对化。就在艾思奇所写“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与否定平列看待”这一段话之后，毛泽东写道：“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与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中庸问题也是一个有难点的哲学问题，其难点就在质的安定性的相对绝对关系上。肯定质的安定性在暂时是绝对的，但不能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前者是中庸思想从量上反对“过”与“不及”的“一大功绩”，后者则是中庸主义本身的一种“不及”的错误。因此，在艾思奇所写“中庸观念是有一定的真理内容”与“错误”的一段旁边，毛泽东批注道：“旧统治阶级的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方法，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可见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明确观点是，质的安定性在暂时具有绝对性，但没有绝对主义的质的绝对安定性。辩证法是关于发展原理的学说，所以“质的安定性”终究是相对存在的，不宜用静止的眼光去看待。

毛泽东对“质的安定性”的阐述没写成专著，但他的观点已很系统、精辟、谨严了。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坚定性，有的放矢的理论针对性，哲学思辩的理论缜密性，富有内在联系的理论自恰性与完备性，哲学党性的严肃性与战斗性都十分突出、富有鲜明个性。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遗产，有待进一步继承。

五、毛泽东的“主课论”对教育界“矫枉过正”了吗？

1964年1月4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后来被称为“春节座谈会”。《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稿的第一句是：“（我看）学制可以缩短。”在邓小平谈罢学制问题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大段批评现行考试方法、评分标准的话：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毛甚至认为，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这当然是极而言之，颇有矫枉过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试试点。”尽管毛泽东提倡与实行的“教育革命”已被抛弃，但看看目下的教育状况，毛当年所责难的“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似非捕风捉影。也是出于自身的学习体验，毛泽东对于自学成材的杰出人物特别欣赏。谈话中一连列举了中国的孔子、祖冲之、李时珍，外国的富兰克林、瓦特与高尔基，强调他们“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毋庸讳言，毛泽东确实有着强烈的反知主义倾向，但强调启发与自学，充分肯定实践的重大意义。

　　与传抄稿相比较，毛泽东审定的节录稿所删节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关于状元无学问与评论几位帝王的内容：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位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与翰林。就是当了进士与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个太学生，而刘邦则是个大草包。之所以删去这段话，大约同多年来批判所谓“封资修”文艺、批判帝王将相不无关系罢。1967年出版发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番对封建时代文学家肯定，以及对封建帝王品评的话，似难与虚无主义弥漫的时代氛围相适应，所以毛泽东赏识朱元璋、刘邦。

　　为了“大跃进”，毛泽东一再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这一年发动的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标志的“教育革命”，一度轰轰烈烈，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式微，这场“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1961年，周扬拜访“教授的教授”陈寅恪遭到这位史学大师的嘲讽，其缘由便在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对教授的评价。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的呼吁，其中对知识分子的“阳过来，阴过去”特别警惕，文艺与教育因此成了格外关注的领域，此次座谈会是新一轮“教育革命”的发端。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就北京某中学校长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信件作出批示：现在学生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谈话的两小段，一段是关于“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论述；另一段是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论述。与“文革”初期的传抄稿相比较，删节甚多，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就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了。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个“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的批示。（该批示其实是间接地表达“不必办文科大学”这一固有的观念。）9月27日，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某学生给他的信写出“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解决的”的批语，指示中宣部部长、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陆定一“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据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披露，这位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学生，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我们迫切希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重视，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还说：“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意见是学校没有能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是该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在此后不久该学院发起的“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声浪中黯然退学。“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曾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其实，早在1964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言论中，最能体现第二轮“教育革命”特点的，是7月5日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毛远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当年简称“哈军工”）的学生，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考问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的具体内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召开主题是“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却在开场白里提到“各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

　　教育界继文艺界之后成了发动“文革”的两大首选领域，势所必然。

六、刘少奇反对“大跃进”、“文革”被毛泽东“矫枉过正”了吗？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意指该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到会者约7000人又称“七千人大会”)与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后来者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缘由之一。

　　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与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由于多年搞“大跃进”与“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与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即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因而犹豫不决；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毛泽东又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呢？

　　“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与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轨道。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在实践中见效了。

　　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与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与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与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与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

　　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会议讨论了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多数代表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分散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被纠正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要大力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不少代表还举出分散主义的具体事例。接下来，代表们对分散主义产生的根源展开了讨论，而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他们说，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条条(中央)”，“块块(地方)”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分散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

会上的争论表面上是代表们对报告的主旨有不同的意见，实质上是会前人们思想上分歧的充分展现，而这也恰恰达到了毛泽东“集思广益”的目的。
　　代表们在会上的畅所欲言确实有些出乎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意料，所以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贯彻“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起草委员会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起草委员会一面在内部对报告充分的讨论，一面吸收大会的讨论意见，加以修改。毛泽东下决心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意见都提出来。但前提还在，修改报告过程并不轻松，既要把大家提出的问题都解释清楚又不能违背“三面红旗”的宗旨，既要总结经验教训又要统一思想。
　　起草委员会以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他们都是中央与地方的“党政大员”，对问题的认识有高度、深度，说话也有分量。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从1月17日开始，刘少奇在介绍了毛泽东对修改报告的意见后说，现在首先要讨论的是第一个本子可以不可以？反分散主义是不是主要问题？国内形势要不要重新估计？任务要不要重新提？其实也就是基本上推翻或不推翻的问题。

　　经过讨论，去掉了15年赶英国的提法及不切实际的粮食亩产指标，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总产指标在原基础上调低5%左右。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与中央常委的同志？三五年过渡问题与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邓小平插言引用了毛主席所说的“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又接着说，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应有的教训。1月19日会议上陈伯达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真不得不解释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受其影响，在会议的第二阶段，各省委、中央部门与国家机关的领导也作了自我批评，这对于统一思想有积极作用。

　　修改后的报告表示，“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与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在讲到缺点与错误产生的原因时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与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

　　对于非常敏感的“三面红旗”，起草委员会也认真的讨论了。刘少奇一开始就称，比较难说的是“三面红旗”，但难说也要说。陈云指出，有些问题只能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允许他怀疑几年。邓小平表态，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会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地爱护它，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对付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爱护它，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是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刘少奇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人民公社还是有一点儿“一大二公”，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儿。问题是已办起来了，还是应逐步把它办好了。周恩来则建议，报告要多说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对于“大跃进”矫枉过正，会上人们提出的疑问最多。邓小平认为大家的想法都有道理，可是不提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刘少奇接着说，“三面红旗”少了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产量下来了，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还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大跃进”。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参照了大会代表的部分意见，最后将“书面报告”中“三面红旗”是“站得住的”，改为是“正确的”，基本上肯定了“三面红旗”。

此起草委员会还讨论了党中央犯错误的原因与庐山会议的影响，修改稿保持了原报告的框架，但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目前形势和任务”修改后突出地讲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总结的成绩是十二条，缺点错误四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十六条。教训的重点讲了社会主义建设应注意的问题，同时加写了“最困难的时期已过去”这一关键句子。根据大会的反映与30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精神，修改报告在反对分散主义前面加写了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将第二个问题“关于集中统一”改题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报告将发扬民主与反对分散主义统一起来，在各级干部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由于起草委员会领导们的大局观与战略眼光，问题基本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在当时“身在庐山中”的情况下，这些认识应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说，修改后的报告也更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因此，24日毛泽东看过报告后立即找到刘少奇、邓小平谈话，明确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修改后的报告稿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入分析，但中央认为仍有必要对报告作进一步的说明。在1月27日大会全体会议上，刘少奇把它作为“书面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他只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月26日晚，刘少奇花了一个通宵草拟了提纲，并在大会开始前经过毛泽东与其他常委传阅同意的。讲话长达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话)，刘少奇从实际出发，顺应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与看法。主要内容有：

　　第一，对当前经济困难更切合实际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表现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于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以为在农业与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我想要实事求是承认事实就是这样……显然，刘少奇的这种估计，对于大家认清形势是有极大帮助的。第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与工业减产；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与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在这里，刘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农民的说法，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对打消广大干部的思想顾虑，认真总结经验是极为有利的。第三，全面分析近几年来的成绩与缺点。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与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与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缺点与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与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与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这种分析在当时来说是能令多数代表所接受的。因为当时经济形势很严峻，若再套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很难说得过去。无疑，这对于广大干部冷静地思考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是大有益处的。第四，对“三面红旗”提出总的看法。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作出结论……很明显，这一观点比“书面报告”与刘少奇在起草委员会上的讲话都进了一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作出如此透彻的分析，不仅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让人震聋发聩。

上面这些话，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即使从当时来看，也没有超出刘少奇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范围，更没有超出按照毛泽东指示起草与修改的“书面报告”的范围。那些最刺耳的“天灾”、“人祸”的话毛泽东也曾说过，只不过毛泽东认为“人祸”更多地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罢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时，已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这是后话，会议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代表们于31日即可离京。可到29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话还没说完，弊了一肚子气。毛泽东在与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号召大家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广大与会者表示热烈欢迎，群情高昂。毛泽东提议当晚，各中央局即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要大家打消顾虑，趁热打铁，把“气”出完，重点是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为了让大家充分“出气”，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特别谈到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是自由与必然的辩证法。在没有认识必然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24年后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与失败的比较，才能比较主动、比较自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缺经验啊！

毛泽东诚恳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新中国还是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与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经过“大跃进”与随后的三年困难，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不是为“大跃进”缺乏经验所作的某种开脱。

七、“文革”式批斗对毛泽东“矫枉过正”了吗？

文革我没赶上，记得曾被我妈妈抱着，手里挥着小旗子与一大群人上街，然后就睡着了，据我妈妈回忆说，那是庆贺粉碎四人帮的游行。我还记得在一间大房子里，几个人低着头，身上挂着大牌子，上面打着大叉，后来我问我妈那是怎么回事，我妈却说，那不可能是真的，按我出生的年份，我不可能见过这样的事，这就让我匪夷所思了，莫不成是我上辈子看见了，现在才回忆出来了？

我小时候对文革的印象是极为负面的，我父母的出生都不好，我爷爷家有过十几亩鱼塘，这在江南就算地主了，在文革中被抄过家，送到乡下改造。我外公当过四大家族手下一个银行的高级银行，外婆是位模范教师，在文革中被称为“戴上慈母的面具与党争夺青年学生”。所以我父母都是极反感文革的，家里也常借些某某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小说与报告文学，每当看电视讲到解放前的某某人，我父母就常说，这人到了文革肯定挨整。在我听来，文革就象十年恐怖时期，要活过文革太玄了。文革就是四人帮想夺权，而毛主席又老糊涂了，还满脑子封建思想，想当土皇帝，打击功臣。上大学时，不管什么专业，照例要上哲学，革命史，马列原理之类的课，不只怎么，教务处给我们班漏开了马列原理这门课，大家心里都暗暗高兴，可是当大学最后一学期来临，教务处想起来了，但临时派了一位老师来开一门叫“解放后毛泽东的若干重大决策”的课，那时大家都忙着分配，出国，谁都没有心思，却不曾想正是这门课改变了我对毛泽东，对文革的全部看法。首先讲的是抗美援朝，这位老师讲，抗美援朝的决策，使中国后四十多年的大和平有了保障，建立了中国人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并树立了中国在世界的形象。这以后，陆续讲了毛泽东的一些经济决策，与政治事件的决策，这里主要讲讲毛泽东对于反右与文革的决策。反右并不象现在宣传的那样，是阴谋，而是象毛泽东讲的那样，阳谋。反右与文革的最初的想法，来源于延安时期，当时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就象毛泽东提过一个周期理论，那就是，历史上，一个朝代刚刚建立时，都是欣欣向荣，统治阶级开明，善于纳柬，严于律己，但后来却都因为贪污腐败而衰败下去，周而复始，共产党执政后怎么才能打破这个历史周期率呢？面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毛泽东思考了一生。反右之初，毛泽东提出的“百家齐鸣，百花齐放”是真诚的，他希望党外人士能监督执政党，从而促使党内的反官僚主义。他的这个想法，在党内受到了很大阻力，以至于在北京没有能发表，而是跑到了上海，通过文汇报发表的。而到了后来，形式发生了变化，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知识分子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加上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矛头一转，开始反右，改造知识分子，不得不说这次运动使毛泽东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彻底失去了信心，从此转向最底层的工人与农民。文革的起因，也是因为这个周期论。六四、六五年时，党内的官僚主义已日趋严重，大家如果读过红墙内外这本书，就该知道，毛泽东当时有一个卫士，后来分到一个劳改农场去工作，在那里见识到了惊心动魄的腐败景象(当然今天来说算不了什么)，劳改队的头头把犯人当作奴隶，让他们伺候自己，如有任何的不同意见，他们就会打击报复，这位卫士把这些事后来全报告了毛泽东，可想而知对他的震动有多大。这不是毛泽东想要建立的中国，要打破这种已形成的官僚与腐败，只有从下至上发动一场革命，而他本人当时已被架空，于是他利用他的个人威信，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到后来终于失去控制，以至于被文革的受害者---老干部们全盘否定。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之初，这些老干部们并没有意识到文革是冲着他们来的，在整人时，他们的子女反而比任何人都急于冲到前头。然而，他们后来都尝到了老子靠边甚至被打倒的苦涩滋味。

前不久，我父母来探亲，谈起文革，说了我很多过去没有听到过的事。起因是我老爸在当地图书馆看到一本讲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书，是香港人写的，看的津津有味，而后说此书太丑化工人造反派。并回忆起他在文革之初在大学的造反经历。我极为惊讶，原来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造反派，我爸说各地情况不同，上海出身不好的人较多，所以较宽松。据我爸说，文革刚开始时，大家都是很兴奋的，尤其是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平时被团干部压制的太多，所以大多都参加了造反派，当然这批人也很快就靠边站了，不过我爸回忆说，当时他还在各处写写文章，并没有挨斗，因为他不是运动的目标，而且说当时学校工宣队的工人们人都非常好，加上我爸后来在工厂工作的经历，他至始至终对工人很有感情。我母亲就更离谱了，伪职员出身，却因为是学乐器的，也去了文艺宣传队，向贫下中农宣传毛泽东思想。记得她讲过一个笑话，在某少数民族地区，夏天，他们在表演诗朗诵时，本该说“看，下面是一片红旗的海洋”，因为台下都是些光膀子的农民，朗诵者一开玩笑，就念成“看下面是一片赤膊的海洋”，也没有追究。尽管我祖父母与外祖父母都在文革受了苦，但基本都在文革开头时。由此可见文革并不是冲着普通人，包括出身不好的普通人来的，但在执行中有的走了样，使他们受到了伤害。在我看来，文革是一场失败了的反官僚主义与反腐败的运动。现在大家都忙着否定文革，有人说要开文革纪念馆。可我觉得，最重要的却应是总结文革的教训，讨论为什么文革会失败？文革不能简单说是一场浩劫，有人的利益被侵害，但也有得势者，而且得势的是从来就最没资格谈政治的农民与工人。看看现在谁又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呢？现在政治是政治家的事，经济是经济学家的事，赚钱是商人的事，工人与农民的声音又在哪里？文革给经济的影响，前面有网友谈过了，我读过的一些书也提过，工农业增长率约年均7%，并不低，更谈不上是灾难。文革期间，导弹，卫星，等等都有了巨大飞跃。文革下水了第一艘万吨轮，尽管邓小平说这没什么可吹的，他在法国留学时就见过万吨轮了，可毕竟是自己造的。现在，哪样先进一点的东西不要进口，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已没有了，因为随时可以引进，等哪天再被人全面封锁，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文革的负面作用也是很大的。毛泽东想矫枉过正，就是没想到会物极必反。比如他强调文艺要为工农服务，结果全中国只有八台戏在演，以至于老百姓都厌倦了，一看为工农服务的戏就倒胃口，所以现在才子佳人，及宣扬资产阶级的文艺到处都有，就是没有反映工人农民的戏。另外就是毛泽东“鼓励学生交白卷”，不重视理论知识，并且只送出身好的人上大学，造成了很多人终身的遗憾，国家的知识人才储备断层。同时，也造成了另一种物极必反，那就是现在大家都只搞纸上谈兵，没有知识分子再愿“上山下乡”，即使下基层挂职也宁可走过场了。

中国应鼓励人们研究文革，并且从各个角度来研究它，这样才能做到以此为鉴。我的那位老师，因为特殊原因可以接触到很多未公开的资料，他说，到现在为止，毛泽东全集还出不来，为什么？怕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猜想其中很多言论应是与现在的领导方向相悖的，所以才不敢发表。毛泽东在很多人眼里是独裁专制的代名词。当我听这位老师说，毛泽东曾设想过一种“地方多党制”，我也很惊讶。也就是说，在共产党在中央的绝对领导下，在地方允许多党派共同执政。(具体说法记不清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公开毛泽东的全部资料，应有利于人们正确了解他的思想，与正确评价他发动的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读过一些美国人写的较客观的评价毛泽东的左翼书籍，尽管相比之下读者不多。此类洋学者往往把毛泽东称为“民粹主义者，民本主义者”，我认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八、毛泽东时代的住房政策“矫枉过正”了吗？

面对当今中国不断高涨的房价，时而有学者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房子由政府与单位包分配，人人有份。每家只要交很少的的房租给国家就能有自己的住房，这是多么美妙的画面。可真是今不如昔吗？一旦得知1978年的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比49年还低，一旦过来人回忆一家数辈几口人挤在几平米的小屋里与为争夺分房名额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的往事，如何才能在看起来美好的制度与并不美妙的现实之间架起必然的桥梁，对于今天的我们又该有怎样的教训与启示？

高房价下难免有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住房政策：人人有房住，还免费！现在买房每平米不低于5000元，原来是租房，还是福利房好啊！1971年李世凯从工程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房屋管理局修建科工作。“就算拆房子也是见缝插针，危房才拆。一切都在计划控制下，兴建小型房屋也是要政府计划指标的，所以那时建新房很少。”那时没有消费品市场更没有房地产市场，所有住宅均由政府建造，然后通过单位租给单位职工。居民还可以提出申请向房管局要房。对那时人们来说，能分到房屋在现在看也是一件美事。在面对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由于中央政府掌握了制定计划与实施调控措施的权力，根据博弈结果，在中央政府决定控制住房建设规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最优选择也只能是控制住房建设规模。可见，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近三十年中，住房建设领域一直存在着“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复循环，其实质是中央政府住房建筑计划与市场需求脱节而出现问题后宏观控制措施矫枉过正的必然结果。

1978年前的住房制度：城市居民有企事业单位分配福利住房。在新中国的多数城镇，房子长期以来是单位提供的一项重要福利，福利分房的制度几乎一直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下半叶。有人比喻说那时的单位就像是无所不能的家长，职工是单位的孩子，单位除了是工作与领取工资的地方，还要负责为职工提供一系列的福利，诸如食物的配给、交通补贴等等。在单位提供的诸多福利中，最为人民关注的就是房子。人们非常有秩序地等着排队分房，用熬来的工龄、资历职称等等去换取从小房子到大房子，从筒子楼到单元楼资格没有其他路可走。“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是毛泽东时代福利分房的典型特征。

1978年前的农村住房：农村居民从集体中分到自己的宅基地。新中国完成土改后，普遍的低婚姻率、生育率与死亡率，促使家庭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家庭原有的住房已不能容纳日益增长的人口。集体经济时期，社员剩余资金的投向主要是房屋。按照当时的地方性规定，村民只要有两个儿子，就有资格申请得到一块新的宅基地，家中老宅只留一户使用。这意味着两个以上儿子的家庭可以得到更多的宅基地。这种现象的出现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家庭人口的迅速增长客观上使原有宅院难以容纳，即时分家行为(结婚后短期内分家)又加重了居住的紧张局面，无偿获得宅基地的政策驱使村民追求对公共资源的占用。

福利分房制度的真相：大量居民只能数代同房。1985年普查资料显示：城镇居民中缺房户1054万，占总数的26.5%，无房户128万，占3.2%；不方便户415万，占10.5%；拥挤户511万，占12.9%。城市居民中，缺房户754万户，占城市户数的28.8%，县镇缺房户300万户，占县镇总数的22.1%。1995年武汉有40%居民住房困难，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11.9%；12岁以上的异性子女同住一室的占4.0%；老少三代同住一室的占4.2%；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2.6%；床晚上架起白天拆除的占6.5%；客厅里放床的占8.6%。

1978年的城市住房真实状况：人均居住面积比1949年还低。据统计，建国初期我国共有城镇住房约2.52亿平方米，但因年久失修，已多属危旧房屋。50年代，国家通过基本建设投资建设住房2.43亿立方米，60年代投资建设住房3.44亿立方米，70年代投资建设住房8.62亿立方米，30年合计建设住房14.49亿立方米，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总计549.79亿元。但在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口则从1949年的5765万，激增到1978年的17245万。30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300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从1949年的4.5平方米下降至3.6平方米，这意味着平均每人在自己的家中只有大约一张床的位置。相比之下，更多的处于平均线以下的居民家庭在住房方面更为窘迫。

城市住房问题的根源：国家对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挤出资金发展重工业。中国推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目标，与中国当时的资源票赋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为了克服这种矛盾，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需要一种不同于市场机制的宏观环境，使资源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这些政策目标在国家对住房投资的比重方面就是明证。当时，城镇的住房建设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住房建设资金相应由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负担，一直未设专项资金，而是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投资，附列在基本建设投资之中。由于没有专门的资金渠道，在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的年代，住房建设资金被不断挤占。

1978的年的农村住房状况：人均宅基地面积比不上1957年。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更接近共有产权，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私有化的内容多些，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二者制度效果充分比较。从1957年至1977年二十年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1.3平方米下降到不足10平方米；而1978年至1998年二十年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0.17平方米增长到23.5平方米。按不变价格计算，1957-1977年，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增长43.1%，1978-1998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增长1274%，即使考虑经济增长因素，一正一负也不可比。

农村人均宅基地不升反降的背后真相：土地利用率极低。宅基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后，农村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而同时，农民住房情况并未得到显著改善，1957年至1977年，耕地面积净减少1.89亿亩，同期城市发展估计占用土地0.39亿亩。考虑到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后放松农村自留地管制出现“挖边”现象并未引发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因此我们也不考虑抛荒的情况，在农村建筑90%以上是住房的前提下，1957-1977年农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1.3平方米下降到不足10平方米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土地利用效率越来越低。

国家全包住宅分配的住房制度成立的基本条件：土地全部公有化。计划经济的核心在于由中央宏观决策机构直接调配资源，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生活资料与生产要素以商品形式的流通，但国家实行严格的职工低工资制度、非商业化的金融制度与物价定价制度，多数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生产资料方面对要素的需求不是通过价格手段得到满足，而是看是否已被列入国家的供应计划：生活资料方面受到政府物价部门的严格控制，而解决需求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实行凭票供给。对土地则完全否定了它的商品属性，全面实行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与建设项目紧密相联的行政划拨制度。

住房分配的恶化是政府单方面垄断土地与住房的结果：在计划经济的社会大背景下，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手段与企事业的自身决策决定着住房的供给与分配，而不是个人的实际负担能力与实际需求，完全否认了市场机制对住房的作用。其实质是，传统的住房保障制度否定了住房的商品属性，不认为住房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交换，排斥了市场机制对住房资源配置的调控，剥夺了市场机制在住房领域中应发挥的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进而造成了住房市场恶性发展。种种迹象表明，以国家公有住房福利分配、低租金使用甚至无偿使用为特征的城镇住房产权公有制度只会持续造成入不敷出的恶性循环，住房建设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没有了生产资料与资金的积累，住宅建设发展势必受到制约。

土地与房产的国有化思路：为实现快速工业化必须牺牲土地私有权。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中国的农民以及其所从事的农业经济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仅仅在于其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或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与手工业逐步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为此，毛泽东告诫全党，与将来的现代化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建设）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只有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社会主义才能早日建成，近代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国富民强才能实现。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牺牲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其实早已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势所趋。

城市福利分房制度的目标设定：固定城市职工 为快速工业化提供低价劳动力。低成本、高积累的快速经济增长目标是嵌入于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新中国建立之初便确立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一方面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尽力压低各种要素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各种要素价格中，人工成本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实行低工资制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低工资的同时要求福利分房；另一方面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以确保稀缺资源能首先满足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需要。这一时期的住房分配制度具有“低工资、低租金加补贴、实物配给制”的特征。

农村宅基地分配制度的目标设定：配合城乡二元体制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如何能使农业持续不断地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撑？在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能给出的最好答案只能是：永远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之间人口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驱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于是，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控制人口的迁徙与流动。为了将农民牢牢束缚与固定在土地上，国家对农民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宅基地推行了无偿、无期限与严格限制流转的制度，消灭其商品属性。

城镇住房产权公有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是住房管理体制效率低，二是资金缺乏导致市场机制陷入恶性循环，三是阻碍住宅业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在计划经济的社会大背景下，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手段与企事业的自身决策决定着住房的供给与分配，而不是个人的实际负担能力与实际需求，完全否认了市场机制对住房的作用。其实质是，传统的住房保障制度否定了住房的商品属性，不认为住房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交换，排斥了市场机制对住房资源配置的调控，剥夺了市场机制在住房领域中应发挥的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进而造成了住房市场恶性发展。种种迹象表明，以国家公有住房福利分配、低租金使用甚至无偿使用为特征的城镇住房产权公有制度只会持续造成入不敷出的恶性循环，住房建设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没有了生产资料与资金的积累，住宅建设发展必定会受到制约，住房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居民居住水平无法提高。另外，在这种体制下，城镇住房产权主体利益与产权来源的对应性缺失造成了城镇住房产权本身也缺乏商品性。一旦职工获得了住房的使用权，就只能是永久的占有与使用，无法自由在市场上流动。排斥住房的商品属性，也阻断了城镇住房产权的市场交易渠道。

城镇住房产权公有制度的矛盾性：第一，住房建设集约化与分配公平的矛盾性。现在我国的公有住宅有两种，分别是“直管公房”与“自管公房”。其中，“直管公房”由政府的下属部门房管局直接管理；“自管公房”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造、分配与管理。对应住房投资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依据基本建设投资计划配套拨付的，二是少量零星安排的住宅投资。显然，前者只提供给那些新建的单位，而后者往往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那些规模大、级别高、谈判能力较强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才能得到这部分住房。所以，同样受雇于国有单位的职工住房条件因其受雇单位不同会存在巨大的差别。根据历史经验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这种矛盾的体现：中央的政府部门与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职工的住房水平高于地方政府即所所属企事业单位的水平，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住房水平高于内地经济不发到地区的住房水平，富裕单位的职工住房水平高于贫困单位的水平。所以，单位与政府的博弈结果才是获得基建项目的关键。为此，我国传统住房保障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以低房租与高补贴形式表现出的实物福利制，以及这种福利在居民之间的分配不公。第二，住房分配行政化与按劳分配的矛盾性。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问题以及单位统包职工住房的历史原因，造成了不同城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与不同单位之间的住房分配不均，原有体制下各个国有企事业单位雇员的住房条件也是不均衡的。之所以这样，还是因为政府在对房屋福利分配时没有贯彻好公平的原则。原有住房体制实行的是住房实物分配福利制度，住房是人人共享的福利，多分多得益。那么必然造成的结果是：一是住房分配以工龄、厂龄与家庭人口数量为主要依据，是严重的平均主义，与按劳分配的原则极不相符；二是住房的行政分配制度按照职工的行政级别、职务等非经济因素，既缺乏科学性也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加之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造成了普遍的寻租倾向，分配不公由此产生。这种制度安排只是给少数人创造了福利，给大众带来的却是大量的分配不公，住房行政性内部分配也给具有分房权的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腐败寻租空间。第三，住房租金福利化与维持成本的矛盾性。对于国家来说，不但每年要支出巨额的住宅建设资金，还要付出大量的维修养护资金，以至于国家投资建设的房屋越多，国家的经济损失也就越多，致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统计显示，在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3.6平方米时，国家与单位需要支付的人均年房租补贴为28.08元。陈云在1980年《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一文中就对巨额的住房建设资金与维修资金的效率产生了担忧，特别还提到了福利租金与国家补贴必然性。国家与企业投入到住房建设的资金在住房低租金制度下难以得到有效的回收，就连房屋的维修费用也是需要补贴的，形成了“租不养房”的局面。在房改之前，国家与企业每年投入建房的资金为200亿元，外加住房维修管理以及给职工发放的住房补贴等总计达到300亿元。而分配给职工的住房租金很低，全国平均住房月租金只有0.13元/平方米（按使用面积计算），个别城市的租金个人负担甚至更低。按照住房成本计算的租金每平方米应在1.5元左右，若按照商品租金计算，每平方米已超过2元。由于房租收入相较于房屋的维修费用似乎是九牛一毛，以至于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住房失修，危房增多，房屋寿命缩短等状况出现。最终形成了国家与企业建房越多，支付的维修与管理费用补贴越多的沉重包袱，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无法让住房政策既公平又有效率。

总结：第一，住房体制是重工业优先政策失败后财政无力回填的窟窿。被规定为福利品的住宅本身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意味着长期的巨大的投入住房建设的国家垄断并不意味着超额利润，而是一个重工业优先政策失败后，国家财政补贴无力回填的窟窿，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住宅问题并没有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逃脱消费品的魔咒，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集体消费”的危机同样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的不可承受之重。第二，改革前住房领域的失败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必然结果。面对高通胀的压力，由于中央政府掌握了制定计划与实施调控措施的权力，根据博弈的结果，在中央政府决定控制住房建设规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最优选择也只能是控制住房建设规模。可见，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近三十年中，住房建设领域一直存在着“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复循环，其实质是中央政府住房建筑计划与市场需求脱节，出现问题后宏观控制措施矫枉过正，地方政府对住房建设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第三，改革前分配住房体制造成了职权不同形成的严重不平等。修建更多的经济适用住宅，解决更多人的住宅问题。但出现了许多随意提高建筑标准、广建楼堂馆所的现象，其建设时间都是在百废待兴、勤俭建国的1950年代。在住房极紧张的重庆、哈尔滨、广州等城市中，书记院高干楼如雨后春笋。如刘少奇所说：“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事，也莫过于此！”第四，被忽视的住房商品性与消费资料本质留下了改革空间。从根本上说就是无视住房的商品性，住房没有被看做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消费资料。传统住房制度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是按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性指令性计划配置社会资源。住房投资建造、分配、消费等应由国家统包统分，将住房当成实物福利分配。

毛泽东时代的住房保障制度实际上是我党建国之初设计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为国家的快速工业化服务。在高积累低享受的政策之下，住房的福利在“公平”的名目之下实际上被大大压缩了。今天可用自己的收入选择自己住宅的我们回忆走过的道路，本当洞悉所得所失。

九、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左”右之争被“矫枉过正”了吗？

斯大林曾说：“真理在‘左’和右中间。”此话正确，也很精辟。斯大林自己把握得怎样，姑且不论，但这句话说得确实好。中国的儒家实早有此意。《中庸》谓，执其两端用其中，《论语》谓，过犹不及。“过”与“不及”亦即“两端”。“过”与“不及”都不对，“用其中”才对。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一封信里谈及“中庸”问题时说，“‘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亦即认为真理在“左”与右之间。不“左”不右才是真理，是真理则必胜。不“左”不右才“恰当”，“恰当”便会成了主流，占据主导地位。

    懂得真理在“中间”，未必就能把握好立于“中间”；懂得应当反“左”反右，未必能先认准何为“左”右。1950年代搞经济建设，周恩来主张“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亦即既反右，又反“左”，立于“中间”。此为真理。

    反右过头向“左”偏，反“左”过头向右偏，此为矫枉过正，历史上、现实中皆有此偏向。毛泽东言：“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是之谓也。大革命失败后反右倾错误，出了李立三、瞿秋白等“左”倾错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却有论者否定解放前反抗阶级压迫的阶级斗争的正义性；表彰了“国军”的抗战功绩，却忽视或回避了“国军”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与腐败。

    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反右、反“左”过了头就会离开“中间”走向对面。过犹不及，不能过。君不见多少政治运动因照此办理而酿成祸乱？郭沫若对矫枉问题发表过持平之论：“在我认为，答复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说的多好！李瑞环同志更明确讲过：“只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反对错误的东西，而不能以“左”反右或以右反“左”。

    反“左”反右，就应像郭老与李瑞环说的那样，矫枉不过正，实事求是。反“左”反右，如何对症下药，最根本的是四个字：实事求是。“左”与右，总是与实事求是对立着，那么，就用实事求是去做“左”与右的克星。这四个字，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左”与右，或冒进，或保守，或过激，或不及，皆脱离实际，皆背离实事求是。但从历史上看，“左”往往比右与实事求是的距离更远些。李德指挥红军蛮干，毛泽东讽其：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转移是要走路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大意）。如此不顾常识，可见与实事求是的距离之遥远。延安整风解决“左”的思想根源，武器便是“实事求是”四个字，树立的也是这四个字。1943年，毛泽东曾为延安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小平同志拨乱反正，重举实事求是之旗，遂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新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曾受过“左”与右的干扰，主要是“左”，同时也有右。“左”与右的发生，说到底都是因为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

    反“左”反右，药方是实事求是，但施用此药方又谈何容易！在马恩列斯中，毛泽东最喜读列宁的书，他觉得列宁的书好读，管用。在反“左”反右问题上，他推崇列宁的两本书：《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曾把这两本书推荐给彭德怀。先给了“两个策略”，他在书上用铅笔给彭写了一句话：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右倾错误。后来在给彭“‘左’派幼稚病”时，又在书上写了一句话：“你看了以前送你的那一本书，叫作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这是多么清醒的认识！有个传闻，说毛泽东长征时左右衣兜里各装一本书，一边装着《共产党宣言》，一边装着 “‘左’派幼稚病”，后一本是专门对付王明的。这个传闻虽未必准确，但也有几分道理。从逻辑上说，王明老是拿马列说事儿，毛泽东要想“以牙还牙”，搬出列宁是很自然的。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路线必须改革，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都是这样认为的。但两人的改革思路有重大差异。据亲历会谈过程的苏联记者欧福钦回忆，会谈时，戈说，应用推土机把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改革才能前进。小平同志回答说：“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小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

    戈尔巴乔夫的“把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的改革思路，与邓小平的改革思路相距甚大，所以他也批评了赵紫阳这位当年的苏共式走资派。

邓小平时代搞市场经济，一度曾被极左分子判定为走右的道路。在他们眼里，只有计划经济那条乡间小路才是正路。然而，不走乡间小路，走高速公路，这是小平同志的选择，且他走路的方向感极强，认为走高速公路时不能不注意方向。这表明，第一，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第二，这是一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高速公路。总之，邓小平为我们设计了一条既不“左”也不右的路。

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一锤定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包括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时期都不能否定。如此强调“两个不能否定”，不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符合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要求，更是站在政治、现实高度思考解决历史问题得出的科学论断。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具有的高超的政治洞察能力、政治智慧与政治定力。

十、小结

诚如毛泽东打过的一个比方：要把一棵向右偏的歪脖树扶正，首先却不得不把树头向左拉过来并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放手才有可能使树头回到理想的“中庸”位置。历史的波浪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的基本原理亦然，适度的“矫枉过正”符合唯物辩证法，“矫枉”是目的而“过正”是手段，前者不容置疑而后者适可而止。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痴，古今中外哪个党派从无失误记录？只有传说中的某种神灵是“全知全能”永不犯错的，只要是人就会有误判，“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又有点像开车，绝对的不左不右是不现实的，不断打方向盘矫正才是常态。我党历史上的“左倾”或“右倾”也都是难免的，适可而止及时矫正就行了。

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