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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思想往往不是说通而是靠现实“打”通——伟人在七大上的讲话集摘要2
点击:  作者:毛泽东    来源:乾坤纵谈  发布时间:2019-10-29 12:12:40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

正确思想往往不是说通而是靠现实“打”通

所以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坏的东西,不适合于马列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就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就要有经验教训,单靠讲是讲不通的。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

正确路线是靠总结正面经验和惨痛教训得出的

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抗日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得清清楚楚了。

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

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14]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叫革命性。他们革命是革的,但是有点软弱。现在已经完全证明软弱是不对的。有一个章乃器[15],我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叫“章乃器主义”,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现在已同我们讲和,他对周恩来同志说他犯了错误,这很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他,说章乃器的哲学不好,因为他那时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这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的意见被我们战胜了。他是中间派,只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

以后自由资产阶级还会拿它的软弱性经常影响我们,因为它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红楼梦》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它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这个是很麻烦的

要革命就不能怕麻烦、怕风波

同志们!麻烦还在后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风波》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至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这个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

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一点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两年,两年搞不清楚,三年。

不要和群众混同,是说要把群众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

不要讲我们共产党开了会,你就照念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季米特洛夫[16]书上写的一个德国同志,在柏林一次失业工人大会上讲话时,就照念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三次全会的决议,所以老百姓不喜欢听。现在我们也不要照抄七大。七大说“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你回去这样一讲,很多农民同志就不赞成,他说他就是农民。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我们要力争领导权

我们要力争领导权。所谓力争,要注意这个“力”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争取领导权,要把广大人民,主要的是三万万六千万农民放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不受我们的影响。中国什么人身上有油水?油水最多的就是农民。日本人打来就是要刮中国农民的油水,蒋介石也要刮农民的油水,还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19]老先生来刮油水。在希腊,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国刮希腊人民身上的油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把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因此他们是我们长期斗争的对象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纲领有一般的纲领、具体的纲领。

一个问题,一般的纲领与具体的纲领。这样的划分是不是从这次才开始的呢?从前也是有划分的,不过从前没有在同一个地方把它分开来写:头一条是一般纲领,第二条是具体纲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那本小册子,没有说具体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纲领。但是我们各个时期都有具体的政策,比如抗战初期的十大纲领[21],抗战中期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有二十一条施政纲领[22],其他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有大同小异的纲领,性质相同,条文小异。内战时期,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十大纲领[23],就是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下的具体纲领,更具体的还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条例等等。北伐战争时也有类似的东西。

这次我们把这个问题在这里说清楚一下,使我们的同志们懂得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有纲有目,“纲”就是鱼网上拿在手里的大绳子,“目”就是鱼网的眼。

讲完全孙中山,力量越大越要举这面旗帜,大有好处

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就是孙中山也反对和不要

关于资本主义。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

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产为国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说到要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

在反对操纵国计民生前提下,我们不怕发展资本主义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要学会“留有余地”的斗争方式

因此,我们给国民党留有余地,就不会犯错误;如果不留余地,实际的结论只有一条,就是“打倒”,那我们就会犯政治上的错误。关于这一条,委员长也看出来了,他有几次要挑动我们去犯这样的错误,挑动我们的军队打出去,向西安打,挑动我们提出推翻国民党。同志们!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注意这些挑动。你说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须要洗一洗脸,才同你“结婚”;你若不洗脸,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结婚”。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关于自卫与反击。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一切国民党的大小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答。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是武的,只要它进攻,就要把它消灭干净。我们曾经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29],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编造的。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反动派,不把他们打倒是不行的。对于国民党的进攻,我们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反击的。超过这个自卫的立场,我们就要犯错误。但有些同志劲来了,就忘记了这一点,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卫的立场,有了这样的立场,就不会犯错误。自卫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暂时就是有节,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违反了这个方针,就会犯错误。

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已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

我们要活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要转变,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个早上改变。要看具体情况,有力量就打堡垒,打大城市。打堡垒时打得开,有饭吃,我们就打;打不开,又没有饭吃,我们就向后转,把队伍分散开,来一个“聋子放爆竹——散了”。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

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乡村,说要我搞乡村工作我就不干,不分配我搞城市工作就是干部政策不正确。你也去城市,他也去城市,城市没有那么多房子,乡村没有人去,行吗?所以我在报告中号召大批知识分子下乡,不要穿学生装,而要穿粗布衣。但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政治热情和物质力量要统一看,不能割裂看

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但这个军队是分散的,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集中十万军队。首先因为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要是把五台山、太行山、晋绥、山东的军队,集中几万人,拿着步枪去打北平就不行。一个吉安,攻了八次没有攻进去,一个赣州,攻了七次没有攻进去,原因不是热情不够,也不是马列主义不显灵,而是我们能用来攻城的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

民族解放就是解放民族的个性

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

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

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会皇帝专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我们实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大家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们的党,他不受调动,他干这样工作也好,干那样工作也好,往东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党员就要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决议

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33]。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34]。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总之,没有整风党是不能前进的。

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35],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36]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

如果我们解决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

敢听闲话,会听闲话,工作才能越做越好

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厂。开工厂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师、工程师。原料为什么不够?人员为什么不够?就要想想自己的责任。有没有贴广告?广告大不大?有没有出高价收买原料?事实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钱,只要贴上“欢迎”两个字,各种原料就源源而来。所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老话,但很有意义。我要声明一下,如果有什么人讲起来讲得很好,做起来不兑现,他讲的他自己也不执行,那就不对。

个性与党性,是基础原料和普遍性质的关系

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既要讲清我们是谁,也要讲清我是谁,每个人是谁)。

总而言之,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这是一个问题。

任何阶级要掌权,都要有属于自己阶级、为自己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

人人都有缺点,学习才能进步,发展永无止境,学习永无止境

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那样完美,多少还会有毛病,那叫什么?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你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那也很难讲。“我为党英勇奋斗,为什么还不是马列主义?”不能那样讲。我想这一条我也在内,如果说我是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不见得,说我一点布尔什维克气味都没有,也不是那样,许多同志给我写信,还是写“此致”、“布礼”。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

缺点中间有一个,就是背上了一点东西,比如讲多走了路,多走了二万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

我不是讲每一个同志,或者具体指某些同志,请同志们不要见怪。但是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你们看,就是用脚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还有地球也走路,地球围绕太阳转几转人就增加了几年寿命,年纪愈长,包袱愈大,年纪老的同志们不要怪我这样说,我今年也五十二岁了,地球走的路也变成了我们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们的包袱。他们的眼睛尖,耳朵听得很远,眼明手快,这是他们的长处,但青年同志说老头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做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

如果我们把态度改好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主义。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走向胜利。

为此目的,我们每到一处,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大家都是新民主主义解放区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同志,不应该发生看不起的问题。内战时期我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延安的同志大多进过党校,在座的同志是参加七大的,你们懂得的东西更多,这是很好的,将来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们,需要你们去传达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鉴于历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觉的盲目性实在要不得,要来一个自觉性,自觉地注意这一点。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此外还有什么事?没有了。这就是说,我们吃一点小米,吃一点大米,穿一点衣服,都是为了给人民做事,团结广大的群众,组织军队,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革命不是这样的革法,那末,就是专门革财政厅的命。有的人不革别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几十年的工夫,专门革财政厅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们不要见怪,我讲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不过我总有这样的感想,就是我们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对各种所谓小事情,如生产、卫生、文化、民众团体、政权工作等各种具体工作。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经验不够,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进行研究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对党要交心讲真话

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读好五本书

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48],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敢于实事求是,亮美亮丑,改正进步,反对官僚主义

“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我提倡人家将军,有些事不逼我们就做不出来。鲁迅先生讲过,文章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就写不出来。但是我们不搞逼供信的“逼”

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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