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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同样的“初心”,不同的归宿 ——史鉴中共“一大”代表的四种归宿
点击:  作者:钱昌明    来源:乌有之乡网  发布时间:2017-11-03 11:53:41

 

     1921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党的正式建立。“一大”制订了第一个党纲。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了!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13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东、广东6个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2名,另外有1名是党的筹建人陈独秀指派的。具体名单如下:

  北京:张国焘、刘仁静;上海:李汉俊、李达;湖北:董必武、陈潭秋;湖南:毛泽东、何叔衡;山东:邓恩铭、王烬美;广东:陈公博、周佛海;特指代表:包恵僧。

  在数十年剧烈的革命洪流激荡下,在岁月的无情冲刷下,历经大浪淘沙,最终,13名代表分别走上了四种归宿。

  第一种,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毛泽东、董必武2;

  第二种,坚持革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成为革命先烈,有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

  这第一种、第二种的7位代表,他们始终坚持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初心”,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整个人生,直至宝贵的生命;他们更代表了近代百年中国革命中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勇于献身的数以千万计的先烈,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

  第三种,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革命。他们是李达、刘仁静和包恵僧。这中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李达,他虽一度脱离了党的组织,但并未改变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了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后又重返党组织;另一类就是刘仁静和包恵僧,他们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崇高信仰,名副其实地脱离了革命,成为庸人。

  第四种,堕落成为革命叛徒和民族败类汉奸,他们分别是: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人的堕落道路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个人主义私欲所致。可见,对共产党人来说,不管是普通党员,还是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其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不能放松对世界观的改造,否则就必然会堕落。联系当前党员干部中腐败分子与背弃共产主义信仰的辛子陵之流“不断涌现”,个中道理其实是一样的。现将一大13名代表的简况介绍如下:

  一、领导中国革命斗争,成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毛泽东(1893——1976)湖南小组代表

  参加中共一大后回湖南领导工农运动,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1923年中共三大当选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1924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先后在国民党一大、二大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宣传部代理部长,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八七会议,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领导秋收起义,建立第一支工农红军,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当选为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3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9351月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此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1945年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以后,继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中国俨然屹立于东方。毛泽东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化大革命。1976年逝世于北京。

  2、董必武(1885——1975)湖北小组代表

  中共一大后回湖北建立、发展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湖北省委委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从事党和红色政权的建设工作。参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建国前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75年病逝。

  二、坚持革命,成为遭反革命杀害的革命英烈

  1、邓恩铭(1900——1931)山东小组代表

  19221月,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在山东省委工作。1925年领导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1926年任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145日英勇就义。

  2、李汉俊(1890——1927)上海小组代表

  1922年在武汉组织学生、工人开展革命活动。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被桂系军阀杀害,年仅37岁。

  3、何叔衡(1875——1935)湖南小组代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全国互济会工作。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监察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2月在福建长汀水口的突围战中壮烈牺牲。

  4、陈潭秋(1896——1943)湖北小组代表

  1924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1926年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央组织部秘书、福建省委书记等职。1933年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人民委员。1934年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任中共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5、王烬美(1898——1925)山东小组代表

  19221月,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回国,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领导山海关一带工运。1923年负责山东省委工作。1925年夏,病逝于青岛。

  三、由种种原因造成的脱党者

  1、李达(1890——1966)上海小组代表

  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

  在中共二大上,他与张国焘发生激烈冲突;后他又与陈独秀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激烈争论,更因不满陈在党内“家长制”的霸道作风等原因,遂脱离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等职。

  李达虽然脱党,但仍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险恶环境中,他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1949年底,李达再次入党,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19668月在武汉逝世。

  2、包恵僧(1894——1979)陈独秀特派代表

  1921年受陈独秀指派,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起先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党代表、第22师党代表,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等职。1927年任独立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国共分裂后,脱离中共党组织。

  1931年后,历任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议、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1948年去了澳门。

  3、刘仁静(1902——1987)北京小组代表

  1922年和邓中夏一起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同年9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在上海任团中央书记,主编《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的派别活动。1929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同年被开除出党。

  刘曾任三青团宣传处科员,国民党第十战区战干四团教官等。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1948年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5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卒于19878月。

  四、中途变节,堕落为革命叛徒和汉奸

  1、张国焘(1897——1979)北京小组代表

  出席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组织书记,此后历任中共党和红军高级职务。19356月,他领导的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同一方面军会师后,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正确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9373月,中共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他的分裂主义错误,但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4月初,他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成为中共叛徒。4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即参加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统”,积极主持、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8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病死于当地一家养老院。

  2、陈公博(1892——1946)广东小组代表

  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同年2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25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1927年伙同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共政变。1940年起,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处决于苏州监狱。

  3、周佛海(1897——1948)广东小组代表

  参加中共一大后赴日本留学,先后在第七高等学校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学习。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89月,随汪精卫投靠日本,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先被判处死刑。随后蒋介石又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减为无期徒刑”。19482月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毛泽东:《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

  “一大”十三名代表最终在人生道路上的不同归宿,难道不值得后人深思吗?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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