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对秘书叶子龙说过：“高麻子这人能干事。”有人曾在背后说高岗领导的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刘少奇针对此提出批评：“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并请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

毛泽东称高岗为“我们的老高”

高岗获得平反以后，担任三边特委军事部部长。一开始，习仲勋、张秀山、高岗等一批原陕甘边的骨干力量在工作安排上一般说来是偏低的。李维汉回忆道：“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但是，这一现象很快被毛泽东发觉，并且得到了根本的纠正。

       胡乔木说过：“本地干部、外来干部的关系问题，毛主席一直非常强调。”（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报告中专门指出：“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为什么这样说？这与毛泽东本人作过严密的调查研究有关。毛初到陕北后，听到一些闲话：“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等等。随即他便发现了问题所在，提倡“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共党史资料》第48辑）毛泽东还特别提出：“只有本地干部大批的成长起来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成长，否则是不可能的。”（《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此，高岗的职务开始有了新的变化。193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张闻天负责，成员包括高岗、肖劲光、谢觉哉、李维汉、贾拓夫、王若飞、高自立、李富春，该委员会全权负责西北五省区的白区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权力较大。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西北局的通知，高岗任书记。

毛泽东很注意调整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这些干部中也包括高岗。一次，毛泽东将著作《论持久战》交给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莫文骅想多读几遍，没有来得及下发传达，就被高岗告到了毛泽东那里。莫文骅非常不高兴，说了一些对高岗的意见，毛泽东则正告莫文骅：“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是行不通的。”（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41辑） 

毛泽东《论持久战》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成立时，毛泽东指出：“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边区百姓亲热地叫高岗为“咱们的高麻子”，胡乔木就此写到了《解放日报》上，毛泽东看到以后改成了“我们的老高”。1953年东北人民出版社就以“咱们的老高”为题编撰了一本小册子《咱们的老高——高岗同志在陕北的一个故事》，一度流传甚广。

       后来，高岗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10月19日，西北局高干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历时88天，毛泽东亲自参加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到会讲话，任弼时专门负责指导。这次会议规格之高、时间之长在党史上是罕见的。11月17、18日，高岗在高干会上作了题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数月后，这份报告被列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件之一。 

延安整风运动

       1945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党史座谈会，第一次大面积地触及了西北党史上的一些敏感话题。也就是在这次会上，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的历史地位排列上书写了高岗的名字，最后确认的排名顺序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指出：“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

　　党史上对于西北局高干会议历来有一些争议。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曾经总结评价道：“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而由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副主任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对刘志丹、谢子长、高岗这一排名再度作了科学的论证：“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始向一生的政治顶峰迈进，但也有人对高岗的擢升表示了不同意见。

毛说过：“高麻子这人能干事”

高岗颇有工作能力。毛泽东曾对秘书叶子龙说过：“高麻子这人能干事。”（《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937年底，王明、康生返国，王明被誉为 “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高岗却异常反感这些教条主义者，在背后提醒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原来是祸从天降！”（《我的一生——师哲自述》）而作为旁观者的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也说高岗是一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死，事后在集市上有个农民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保安处知晓后即拘捕了这个农民。高岗把这一消息告知毛泽东，毛泽东摸清情况后，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减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我的一生——师哲自述》）

194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任弼时提交的《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斗争》的报告时，决定成立一个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刘少奇任主任。高岗在“反内奸斗争”中还是比较注意方式和火候的，他指出：“反特斗争要坚决采取群众反奸路线与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应严格区别党内反特斗争与党外反特斗争，稳定多数、打击少数。已经逮捕审讯清楚并有改悔表示的可以释放，少数必须枪毙的也暂不枪毙。”（高岗、周兴致习仲勋、师哲电——与敌特作斗争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1945》）当康生推行的“审干”、“抢救”等极左的政治运动进入白热化时，高岗主动向毛泽东汇报了实情：“西北干部都是一块战斗过来的，怎么能同特务联系上？”（《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由于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徐特立、高岗等人的如实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从而一举中止了“抢救运动”，赢得了干部群众的欢迎。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把战略目光投向了东北，为此专门成立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出大量干部前往东北，高岗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945年6月16日，中央来电，全面改组东北局领导层。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兼副政治委员。6月24日，高岗兼任东北局秘书长，成为林彪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助手。 

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

       1949年3月11日，高岗正式就任东北局书记。在高岗主导东北期间，东北地区的工业经过三年多的恢复，在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出历史上最高水平（1943年）10%以上。而农业生产也与历史最高水平相近，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已经上升为中农，其中一部分即20%还是富裕中农。严济慈后来回忆说：“金鸡报捷，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唱建设之歌。”

除了狠抓工农业生产，高岗还在用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诚招天下士、广揽四方才”来形容东北局的用人政策并不过誉。东北解放后，大批干部被抽调入关，人才储备出现了真空。针对这一现状，高岗积极采纳陈云、张闻天的建议，不仅派专人到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招聘知识分子，动员一些著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到东北工作，本人还亲自在党代会上作《站在经济建设最前面》的报告，号召“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成为内行，成为专家”，鼓励技术人才脱颖而出。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截至1952年，东北培养了10万余名新生干部投入一线，稍后培养出来的8万多名工人干部也成为工业战线的骨干。高岗还同张闻天研究，请张出面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报经中央审批，信中提到了请苏联对东北地区施以援助。1949年7月，高岗随同刘少奇访苏，代表东北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了1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定，苏方派出近200名专家来华支援建设。

高岗的用人虽有所偏狭，但在东北时期至少保持了一部分“五湖四海”的优良传统。他不以“山头”为唯一依归，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像马洪、华明、安志文等人都是在高岗身边工作过，并被一点点发现培养起来的。对于那些因为党内斗争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资格”，高岗也不避忌讳，一体信用。例如张闻天，他虽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已没有多少权力。但高岗对张闻天很尊重，称他是“翰林”，认为张闻天有学问、有能力，在制订很多重大方针、政策时都请张闻天过目或起草。高岗甚至还提议张闻天重新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但被刘少奇否决，因为刘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张明远《我的回忆》）

凯丰（何克全）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1947年以后，凯丰逐渐淡出高层，以后担任了中共沈阳市委书记，高岗对他仍旧很尊重，看重他的理论水平。对于在工作中有分歧的领导干部，高岗还表现出难得的宽容。他和张秀山是多年的战友，在一些问题上各执己见，甚至到了争吵的地步。有的人看到了，对张秀山说：“你怎么跟高主席这样争吵”，张秀山则说：“有不同的意见就要争论，在红26军、在延安时，讨论问题经常是这样的。”这说明高岗并没有把彼此争论问题时持有的态度带到个人看法上。林枫在彭真的去留问题上与林彪、高岗有很大的异议，但就是这样，在高岗行将离开东北时，却嘱咐张明远说：“由林枫主持东北局的工作，由他管全面。”（张明远《我的回忆》；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

有人曾在背后说高岗领导的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刘少奇针对这一不负责任的说法批评道：“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并请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张明远《我的回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高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是时，党内领导人兼任军委副主席的只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四人而已，高岗跻身其中，说明了他的分量。 

开国大典上的高岗

        上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高岗坐镇大后方，殚精竭虑为协助彭德怀的前方作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彭德怀获得朝鲜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后，在志愿军党委会议上说：“如果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的。”（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后来军内还流传一个有关高岗支援前方志愿军战士吃“炒面”的笑话。1953年6月16日上午，秦基伟奉命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及志愿军战士的吃穿问题，说战士们作战很苦。秦基伟说：“战士们都说毛主席对我们最关心，专门给高岗副主席打电话，叫给志愿军吃好点。高岗副主席听错了，听成让给志愿军吃炒面，所以志愿军天天吃炒面。”毛泽东信以为真：“我没有这样说呀。”秦基伟说：“是战士们讲高岗副主席的俏皮话，算是个笑话。”毛泽东听后大笑：“还是不愿吃炒面啊。”（秦基伟《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高岗虽人在东北，却对身处北京、操劳国务的毛泽东的身体健康极为惦念。有一次，他打了一只老虎，用虎骨泡酒专程送给毛泽东滋补。毛泽东看后，说了一句：“这个高麻子。”这些虎骨酒的下落后来在聂卫平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当时，胡耀邦见我把茅台酒留给了中国足球，便又送给我一瓶虎骨酒。这瓶虎骨酒也颇有些来历：五十年代初，高岗还在当‘东北王’时，曾亲手打死一只老虎。他用老虎的骨头泡了一坛酒，并将这坛酒送给了毛泽东主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叫人将这坛酒埋在了地下。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当年埋酒的人早已不知去向，这件事似乎也已被人遗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才发现这坛酒。酒封得好好的，上面还有个说明，这样人们才知这坛酒的来历。后来酒被分成了十几瓶，分别送给了当时中央的老同志，胡耀邦也分得一瓶。然而，平易近人的胡耀邦又把这瓶酒转送给了我，怎不令人感动！”（聂卫平《围棋人生》，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节选】人民网：高岗的前半生，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