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著名学者热烈赞扬中国大陆1950年代的土改

点击：  作者：记者    来源：暴风骤雨更猛列博客  发布时间:2016-03-14 10:44:24

 

 

         1999年8月10日,《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Rone Tempest 发表一篇对比中国和印度的长文， 从西方的观点分析了中、印两国。Tempest在被派驻中国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3年。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巨大成就，其关键是中共掌权以后不久进行的土地改革。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Jonathan D.Spence发现，就在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的那几年，中国南部和中部农业区有40%的土地从地主手中没收，然后重新分配出去，大约有60%的农民得到了好处。目前在中国的乡村地区正出现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侵蚀的现象。中国农民仍然不许直接拥有土地，但是许多人已经占有大片他们经营和管理的土地，跟实际拥有没什么差别。印度从来就没有过土地改革。德里大学的莫汉提说：“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发展战略不能确保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区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的两个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困于在外地主和佃耕这一迹近封建主义的制度。新西兰前驻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驻印度大使职务的尼克．布里奇说：“我认为中国占有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历了暴力革命。中国人把地主杀了。印度仍然还有地主，扯国家的后腿。”

五十年前，印度挣脱了英国殖民枷锁，组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印度选择了民主的道路。印度人可以公开说他们所想的，几乎什么都可以。而中国的言论自由很少，特别是在政治事务方面。人民大会开会很枯燥，没有什么公共辩论或争议。虽然中国领导人也会不迟疑地提到中国很穷，但都是拐弯抹角地提到，不把的责任扯进去。可是在印度领导人的快语背后，是对两个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的高度关注。 但印度领导人在准备庆祝印度50年时认为，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每一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 印度的外交部长和前驻中国大使海达尔最近接受采访时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中，中国做得比印度好。所有主要指标都比印度好。”这名资深的领导人那么坦诚地批评自己国家。

学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论解释中国在教育、保健和生活水准方面对印度的优势。最常见的理论是印度太过于多元化，有15种语言、五种主要宗教和数不清的等级，缺少实现有效的全国教育和灭贫计划的统一性和共同感。为了赶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印度最近开展了类似于中国的市场改革，最重要的是降低关税和奖励外国投资。

令印度不安的是，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的进展，并不只是经济步骤而已。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部分得力于较早时粗暴的改革，特别是在共产统治初期的1950年代，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不平等势力，即因权力（权利）和经济实力过于悬殊而导致的永久贫穷。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提亚．沉(Amartya Sen)是在印度西孟加尔生长的人，他辩称“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印度同中国的生活水准是相差不多的。就基础设施--铁路运输和道路--和公务员制度来说，印度实际上比中国开始得更早。独立以后两国的进展都踌躇不前。即使是迟至1960年，两国在减少文盲、营养不良和婴儿死亡率方面记录都不是很好。独立后的头几年，两国都依赖外国的援助和专技知识。中国依赖的是苏联，印度依赖的是大英国协和西方捐助国。但是中国在1962年就突然切断了同苏联的关系，而印度仍然是西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国。到1970年代末期，即使是在小邓的经济改革实施之前，中国也已经几乎在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尺度上开始超越印度。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60分，印度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寮国)和孟加拉国。美国前驻印度大使（莫尼汉）把印度的民主称为“功能性无政府状态”。虽然等级制度和普遍对妇女的歧视大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跃的民主事例却很突出。该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官员去年报告说，在印度最穷的奥利萨邦的卡拉汉蒂至少有12人饿死。但是卡拉汉蒂有人饿死的同时，当地的政治官员却说当地选举的投票人数却是破记录的。德里大学的学者也是奥利萨本地人的莫汉提说：“有人饿死，但同时也有人真正在竞选。饿肚子的人也去投票。”对莫汉提来说，这是印度的矛盾之处。贫穷与不平等同上升中，权利参与感同时存在。

印度的民主让人印象深刻，却几乎落后于中国20年前才开始放弃基于失败的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哈佛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沉是越来越多研究中国-印度的学者之一，他说：“中国是唯一人口与印度相当的国家，而两国刚开始现代化的时候，穷困的程度都差不多。”“1940年代的时候，两国的情况是如此的类似，一直到1970年代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都极为相近。因此很自然的人们要问，从那以后，两国的进展情况到底怎样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更好地实现了尼赫鲁所说的消灭“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的挑战。例如，从1960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在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同时中国的青少年已接近从前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普及识字率。中国只有3%的青少年男孩和8%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识字的。印度则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和几乎一半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识字的。几乎在所有的经济类别上中国都超越印度。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的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印度也丧失了它从从英国统治以来在铁公路方面占有的优势。中国刚刚完成了两条铁路，一条为北京-香港线，一条为上海-新疆线，现在的铁路里程数与印度相当。中国的城市，即使是在最穷的省份，也都在到处盖房子。印度的高级外交官海达尔回忆说，当他还是驻北京大使的时候，中国宣布要在十个月内修好一条环城公路和十来个立交桥。他说：“之后我看到就像他们所说的，…想想当我回到德里时，连我离开时所盖的那个立交桥都还没盖好，那份难过就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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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dspeakerr 2014-07-21 09:08
　　新西兰前驻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驻印度大使职务的尼克．布里奇说：“我认为中国占有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历了暴力革命。中国人把地主杀了。印度仍然还有地主，扯国家的后腿。”

1楼 回复

DSHAOHUA2014-07-21 09:12
　　其实二战后美国也在日本搞过土改，要求日本政府向地主有偿征购其超过自耕地标准的多余土地，再转卖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民则可以在长达30年内，再慢慢分期向政府偿还这笔购地款。

蒋介石也用从大陆席卷到台湾的财富搞了土改。

印度既没钱又没革命也没外力，土改很难实行，工业化遥遥无期，预计要维持农村农奴制500年。

2楼 回复

乳熊大门 2015-06-08 10:57

土改，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无论土鳖和果党，都绕不开的一页，这次运动从始至终伴随着腥风血雨，能否正确认识其本质，而不进行道德和人性的批判，是很难的。

对此，先引两段人物言论，两个人物，分别身处国、共两大阵营，是那个年代，中国人中最精英的群体。

不妨看一看，他们对土改的认知。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

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

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

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

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

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

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

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

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

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郑道儒，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

李学先老人，是土鳖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年轻时代，参加地方农民运动，带领“赤卫队”强行分了自家的田地，并没收了自己父亲名下的房产与店铺，终身未得到父亲的原谅。

郑道儒老先生，世代书香门第，大田主传家，终身反对土鳖的“赤色激进主义”，1949年后逃亡台湾，任流亡政府的经济部长。在此期间，主持了台湾南部广大地区的土改工作，向权力机关移交、最终处死的地主超过6700人。

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政治身份迥然相异的人，不约而同地赞同进行土改，并身体力行的施行，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与阶级。

可见，对于土改的问题，在中国的那个年代，无论国、共，是有志一同的。

所不同的，是在大陆，自1927年张静江主持浙江土改失败后，国一方只有动嘴，而再未有动手的能力，将局面让与共。

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

这里，我们看一下张静江是怎么说土改的：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

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

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果党歼敌一亿，胜利转进台湾，蒋校长整肃党纪，清除异己，才终于可以放手发动土改。可见土改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土鳖的专利。

有几个关键性的数据是讨论中国大地上土改所必须了解的，也是回答“地主招谁惹谁”问题的。

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已下降到3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不到4亩；

1949年，中国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为70公斤，而在此之前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从未高于100公斤；

1950年，农业直接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9%；而在此之前，如果包括各种杂捐、厘金、间接税等，农业相关税收要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5以上；

土改以前，全国平均地租为收获物的5成。

如果，当年中国的农村真如某些人描述的一样是一片田园牧歌的祥和。如果，当年中国没有耕地日削月瘠的危机（1974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亩）。如果，当年中国能有殖民地、对外掠夺获得工业化所需的庞大资金和原材料……如果……我们慢慢等待地主阶级在工业化的冲击下转化为工商业主和农场主也无妨，但是，这只是如果。

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不到4亩，平均亩产不到100公斤，缴纳皇粮国税后，还有高达收获物5成的地租，这才是真实现状！

公平地说，地主并不是元凶首恶，在外国经济掠夺、战乱、苛捐杂税及自然经济的低效率面前，他们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帮凶。有兴趣可以去查找“减租减息”或“三七五减租”的资料，而且就是这个抗战时土鳖推出的妥协政策也受到了部分地主的抵制，因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当年也远谈不上富足。但是对佃农而言，地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巨石’”。

如果用房租类比就相当于如今在成都交了房租后一家人每月就只有不到500元了。在这样极为沉重的负担下，稍有灾病不测就是死路一条。

“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注：黄仁宇：《黄河青山》，张逸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91页。）

四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对生存的渴求，出于本能的平均分配土地要求让中国农村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燃烧的火药库，土地革命是迫在眉睫，势不可挡。

农业社会中地主阶级在农村对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及其与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这一阶级存在的情况下进入工业社会，这是地主阶级的原罪！

既然我们没有时间等待它消亡，就只能把它消灭，别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