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虽已远去，但是硝烟尚未散尽，冷战思维在当前国际丛林社会仍旧根深蒂固。历史上，美国曾经成功助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使之成为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重用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知识分子反对派，一直是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秘而不宣的主题，洗尽其头脑内的共产主义“污渍”进而回收利用，其宣传效果往往比吹捧那些逃窜到西方怀抱的“流亡者”更加具有煽动性。而今，对“文化冷战”驾轻就熟的美国来说，究竟中国的哪些人会像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能够成为扳倒社会主义中国的一支奇兵?

　　近年来国内围绕高校意识形态话题爆发的舆论战，已经很明白地揭示了答案：高校“青年师生是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也正如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计划资助数千名苏联大学生到美国留学时就指出的：“有朝一日，这批新人将在苏联掌握政权，我们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人。”

　　近年来媒体公开披露的西方情报机构引诱收买高校学生为其搜集情报的案例，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但这只不过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宣传攻势的冰山一角。其内部汹涌之暗流大致分为两股，一是主要以美国富布莱特项目为渠道的“白色宣传”，二是有美国情报机构背景的各种基金会所进行的“黑色宣传”。利用高校青年师生在留学、访学、职称、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问题上的迫切需求，两个宣传渠道各自展开了凌厉的意识形态攻势。

　　光鲜亮丽的“白色宣传”：富布莱特项目

　　顾名思义，“白色宣传”是指美国官方宣传机构利用公开手段，对外进行的围绕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宣传。作为美国新闻署的重点出资项目，富布莱特项目本是一个非政府性的文化教育交流项目。不可否认，这个项目对增进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了解和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在冷战思维的发酵下，富布莱特项目逐渐演变为美国开展文化外交的工具，特别是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校科研机构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渠道。实际上，这个项目培育出来的一批富布莱特学者也确实曾在苏东剧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戈尔巴乔夫的顾问雅夫科列夫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此外，在东欧剧变期间，为了配合匈牙利的“自由运动”，美国驻匈牙利使馆就充分利用了富布莱特项目的运作机制，在匈政府无力资助该项目时，全力承担匈牙利富布莱特项目学者的全部赴美费用。无怪乎美国学者Christopher Medalis将该项目称为美国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匹“特洛伊木马”。

　　具体到中国而言，姑且不论富布莱特项目对台独学者、藏独学者以及所谓“异议人士”的大力扶持，仅就该项目在中国改革之初不向中国输出他们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反而输出政治、历史、经济、文学等一大堆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就值得让人玩味。这也难怪，人文社会科学所包含的美国价值观总是要比自然科学技术要多得多，同时这也是美国《史密斯-蒙特法案》所规定的美国对外文化交流初衷之所在。仅从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启动的1980年到2004年，中美两国享受富布莱特项目(不含富布莱特-海斯项目)的中方学者人数有595名之多，美方人数有631名，交流领域涉及商业管理、经济学、美国文学与历史、法律、国际政治、教育学、新闻学等方面。

　　此时，回顾一下200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对富布莱特项目的评价或许是必要的。鲍威尔称：“在促进美国利益和推行美国价值观的许多方面，富布莱特学者们普遍获得了成功。”然而更值得警醒的是，正是这些学者们在富布莱特项目中的镀金，堂而皇之地成为他们科研教学生涯中“光彩照人”的一笔履历。

　　见不得人的“黑色宣传”：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

　　除了上得了台面的“白色宣传”，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还通过操纵形形色色的所谓私人基金会在我国进行着见不得人的“黑色宣传”。

　　由于在冷战期间对“文化冷战”战略的成功运用，中央情报局有“美国文化部”之美誉。这一点在英国记者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有透彻的揭露。随着近年来中央情报局档案的泄露和解密，更多关于中情局利用基金会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丑闻，随着海外监听和虐囚丑闻等事件一起浮出水面。中情局进行文化冷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各种私人基金会有系统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非官方的联合部队，从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高校科研机构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精准的点对点渗透。

　　实际上，中情局暗地资助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所谓慈善性机构，在美国早已不是新闻。以至于那些宣称自己是“私人”性质的基金会都沦为这样一个笑柄：凡是美国的慈善机构或文化机构，只要它们的文件上常有“自由的”或“私人的”字样，那必定是中央情报局的外围机构。

　　以亚洲基金会为例，该基金会表面上的宗旨是促进东方学术发展和增进公共福利，但实际上，中央情报局经常通过这些基金会的官员和会员们向许多亚洲国家的反共学者们提供经费，在亚洲散布诽谤攻击中国大陆和朝鲜的观点，并资助大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出版其著作。

　　中央情报局素来看重书籍出版在意识形态渗透中的重要作用。根据1976年美国丘奇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情局的秘密图书出版计划有如下内容：“出版图书是出于行动的需要，不要顾及商业上是否有利可图。提倡并资助当地的国家的或国际组织的图书出版或发行。鼓励不知名的外国作家撰写具有政治意义的书籍，其方式是，如果公开联系可行，可以直接资助作者，否则就通过文学经纪人或出版商间接资助。”1977年，据《纽约时报》称，中央情报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种之多，其中不乏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拉斯基的《匈牙利的革命》以及海伍德和拉贝兹的《苏俄的文学与革命》等意识形态色彩颇为浓厚的著作。

　　美国情报机构除了资助出版大量“异议人士”的著作外，还非常善于推销这些著作。以美国联邦调查局前任局长胡佛的《欺骗大师》一书为例，该局副局长威廉·沙利文在其回忆录中详述了一番联邦调查局如何不惜重金通过各种途径将这本书打造成畅销书之后，不无调侃地称，凭借如此强大的推销手段，“即使是一本微积分课本，联邦调查局也能把它弄成一本畅销书”。对于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来说，不要说自己的著作成为畅销书，就算是正式出版也并非易事。而在这一点上，各种大有来头基金会的丰厚出版资助，则无疑极富诱惑力。

　　畅销书，特别是文化学术类的畅销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们的阅读旨趣和思想倾向，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思想界的风向标。有多少怀揣治学梦想的学生在各种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书单上，爬梳着符合自己阅读趣味的所谓“名著”。

　　有意思的是，美国学者安德鲁·鲁宾最近出版的《帝国权威的档案》一书，在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揭露了美国的“文化冷战”战略深刻参与塑造了二战后世界文学版图这一事实，一大批曾经头顶光环的“文学家”正在跌下神坛。笔者在大学时代的课堂上，就不止一次聆听过老师们对帕斯捷尔纳克代表作《日瓦戈医生》的溢美之词，但当自己去阅读时却对该书跳跃凌乱的叙事节奏感到无所适从。直到去年通过阅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档案，才了解中情局曾为推销该书所做的种种努力，同时也为自己的阅读能力找回一点自信。

　　结语

　　不得不说，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仍旧盲目称颂西方错误价值观并为之奔走的少数知识分子，要么是糊涂，要么是别有用心。最后，借用托洛茨基一句尖刻的讽刺：人糊涂到这个程度，就和别有用心的叛徒没什么区别了。

　　参考文献

　　1.弗朗西斯·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2.崔建立：《冷战时期富布莱特项目与美国文化外交》，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3.安德鲁·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言予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4.维克托·马凯蒂、约翰·马克斯：《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曹山 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年版。5.威廉·沙利文 口述，比尔·布朗 整理：《调查局——我在联邦调查局的三十年》王丽平 译，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6.彼得·芬恩、彼特拉·库维：《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7.所思：《作为冷战小说的<日瓦戈医生>》，《读书》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