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网络上编造历史政治谎言

　　应该进行查处和打击

　　王小宁

　　在网络上有大量政治谎言、政治谣言，其中很多是历史政治谎言。最多的历史政治谎言是针对毛泽东和改革开放以前中共的。很多政治右派、反共反毛分子如果尊重真实历史，是没有办法否定中共、否定毛泽东的，所以他们采取编造历史政治谎言的办法，肆意诋毁、抹黑中共，诋毁、抹黑毛泽东。

　　所谓“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的摘要”，是政治右派、反共反毛分子编造政治谎言。这个政治谎言实际在早在几年前就在网上流行，并被民间的历史研究人员写文批驳。但是，中共的党史研究部门和研究人员居然听之任之，不予理睬，使人们误认为它是真实的，使大量政治右派、反共反毛分子利用其诋毁毛泽东，使这个政治谎言流行至今。这是中共的党史研究部门和研究人员，中共宣传部门的严重的失职，这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我一直主张中共历史档案应该全部公开。一般《档案法》规定，除了极少数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仍然保密以外，档案三十年后应全部公开，而密级不大的档案更应经过一定时间后及时公开。洛川会议已经过了近八十年为什么档案还不公开?还有大量历史档案都不公开。这让编造政治谎言、政治谣言者有机可趁，使他们宣传的如果档案全部解密，将证明中共的罪恶滔天的说法，被一些人所信。实际上，公开了全部历史档案，不可能证明的中共的罪恶，反而能证明中共的伟大历史功绩。在历史档案中会有少量不利于中共的部分，但这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会有更多的历史档案可以证明中共功大于过。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很多历史档案是矛盾的、冲突的，要经过考证、研究才能辩明真伪。现在有两个情况，使中国必须公开历史档案：其一，台湾国民党方面和有关国家历史档案已经公开;其二，事实上绝大多数历史档案已经被“公开”，比如，在美国的政治右派、反共反毛分子宋永毅有选择地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中共历史档案。如果中共再不公开历史档案，反而会陷于被动，反而对政敌有利。很多民间的历史研究人员想反驳政治右派、反共反毛分子对历史的编造，都没有历史档案可利用。如果历史档案全部公开，历史造假现象自然会大量减少。公开全部历史档案，中共方面应该有这个自信。

　　我早就提出法律缺失的问题。在刑法、行政法中没有对编造政治谎言、政治谣言违法犯罪的明确认定，没有追究法律责任和处罚的明确规定。立法机构应该及时进行补充立法。另外，有关执法部门对重大实时谣言的查处比较重视，进行查处，(但做得还不够)但对编造历史政治谎言绝大部分没有进行任何查处，甚至对公开的编造也不处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编造重大的历史政治谎言，其对社会、对人的思想、对中共执政地位、对中共的信誉有很大的危害性。一则历史政治谎言的危害性超过一百个命案。公安机关对命案查处十分重视，但是为什么对查处编造政治谎言不重视呢?在周永康当政时期，周永康对政治右派、反共反毛分子进行包庇、纵容，对与政治右派、反共反毛分子斗争的人反而进行打击。政法部门应该注意肃清周永康的影响了。

　　对于所有不希望中国出现苏联那么样的国家颠覆的人，特别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人，政治上的幼稚、麻木、迷惑都是一个输不起的极其严重的错误。

　　对网络管理要做出法律规定：1、网络上允许发布信息者使用网名，但对发布信息者要实行幕后注册实名制;2、一旦被认发布信息者编造谎言、谣言，诋毁、污蔑他人，网络管理方应该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及个人资料。这样做既可以作为对编造谎言、谣言，诋毁、污蔑他人的发布信息者的谴责、警告，又利于追究这些人的法律责任;3、网络管理要对多次编造谎言、谣言，诋毁、污蔑他人的人进行批评、警告、暂时禁言，永远禁言;4、对于在海外的编造谎言、谣言，诋毁、污蔑他人的个人、组织、单位等进行公布，对他们的信息要删帖，对于国内传播者要进行处罚。

　　注意以上所指是编造谎言、谣言，诋毁、污蔑他人，不是政治异议，不是要压制言论自由。言论自由需要实行，需要保护，但是，言论自由也是有底线的，它不是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言论自由是所有政府、所有政党、所有组织和个人都反对的，也根本实行不了。极力鼓吹绝对的言论自由的茅于轼，不是也对有人造谣他是汪精卫的私生子感到愤怒，并要求公安机关追究吗?没有法治，没有对违反言论法、新闻法、出版法的人进行查处，也就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编造谎言、谣言，诋毁、污蔑他人都是不允许的，这与言论自由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