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为陶元浩同志著《社区兴衰与国家治理》一书所作的序，已收入潘维教授的新著《士者弘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士者弘毅》是潘维教授继畅销10万册的《信仰人民》之后的又一思想文集，包括师友追忆、文化自觉、社会主义三部分。作者忆陈瀚笙、张培刚、浦山等学术大师，生动风趣，娓娓道来，有真性情。作者谈文化与政治，则以深邃的思考、清新的史观、直击人心的语言探讨了政学两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党如何组织社区居民办好养小、送老等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党政体系如何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如何提高都市的治理能力？为什么大学要培养理想主义？科技工作者的国家认同有什么意义？

一

很高兴为陶元浩同志的这本《社区兴衰与国家治理》作序。这本书的原型是作者2014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通过的博士论文。元浩2011年入学，提前一年，仅三年就完成了博士培养计划，并获中共中央党校教职。四年后的今天，那本论文在认真修改增补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全面阐述了中国社区的变迁，讨论了涉及社区的几乎所有重要话题，必将在有关专业的参考书目里获一席之地。作为当年元浩修习博士学位时的指导教师，我对他的成绩当然感到高兴。

二

在理论上，这本书探讨的主题非常重要。如果变动标题的文字次序，把《社区兴衰与国家治理》改为《社区治理与国家兴衰》，读者会更容易了解其意义。其实，这本书第一章末节的标题就是“王朝兴衰与社区兴衰的内在逻辑”。

除了理论意义，探讨这个主题的现实意义更显而易见。为理解和改造现实而研究中国社区变迁是元浩写作博士论文的初心。而今，改善我国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是中国的显学。人们不是为工作而工作，而是为生活而工作。由于工作社区主要由市场主导，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指的主要是居住社区的治理。居住社区是社会的载体、秩序的载体、文化和道义的源泉，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绝大部分需要和向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社区不仅分成工作社区和居住社区，还分为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当然还有城乡结合部正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社区。城市居民区基本没有经济功能，但乡村社区本质上是经济社区。当年在乡村强行要求政企分开，而今值得反思。在城市社区里，党的工作集中在工作社区，而居住社区日益成为一盘散沙，全社会的文化和道义标准急剧下降，更值得我们反思。

三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主要体现为在每个具体的居民区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权力和能力。党在哪个居民区丧失了这样的权力和能力，党就在哪个居民区丧失了执政权。国民党的执政权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丢掉的，而是早就没了，甚至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当中国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村包围城市”和“支部建在村上”的政权争夺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党”与“政府”不同。政府在本质上是科层体系，而党在本质上是扁平组织，为的是感知每个社区里群众的具体利益，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成人民，保障人民的权力和权益，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所以，中国共产党拥有近9000万党员和近500万基层组织。科层体系里的党员仅有不足800万。因为执政，因为要办国家建设的大事，党需要强大的科层体系。然而，党的生命力主要来自散布于每个居民区的党支部、党小组，来自科层体系外的8000多万普通党员。

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国家的科层体系能单独治国，治国的基础都是人民自治。如果党的千千万万个支部丧失了（动员、组织居民的）功能，党的执政权就成为空中楼阁。如果党的科层体系与基层支部自下而上的权力形成关系断裂，自上而下的权力行使过程里就难有“群众路线”或“人民利益”，党本身就蜕化为空中楼阁，自拉自唱、自我繁殖、少数人为少数人进行“顶层设计”。

世上最长寿的科层体系是天主教廷。教廷科层体系历一千数百年迄今不衰，新教信众远不及其半数，原因有三，皆属不断的“自我革命”。（1）强调基层组织是教会生命，善款发还基层，使教会/教堂覆盖尽可能多的居民点、贫民窟；（2）为保障信仰和使命感，领导教会/教堂的教士们不蓄私产（即不结婚生子）；（3）以自下而上的权力来源来保障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不忘初心”。

四

共产党因为有“社会革命”的长远任务而需要长期执政。然而，执政久了，“大事”办多了，就走向科层化、官僚化，某些革命者蜕化为丧失社会革命理想的法条主义者。若没有不断的“自我革命”，官僚化意味着党变成科层政府，入党就是为了当官，于是8000多万普通党员成为党的点缀，党就消亡了。

“不忘初心”，坚持走群众路线，不断推动社会革命，就需要党的“自我革命”，以小为大，以下为上。第一，党的核心使命是通过党员和基层支部把群众组织成人民，推动社会革命，建设美好社会。第二，群众社区生活里的“小事”重于国家建设的“大事”。小事办不好，大事就逐渐办不成了。第三，党的基层支部重于党的科层体系。人、财、物向基层倾斜，每个党员的党费应主要用于该党员居住的社区，让每个党员的使命与光荣具体化，让每个共产党员的邻居感到身边的党踏实可靠，感到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谦虚和无私。

五

“以小为大、以下为上”的道理不是没有根基的理论，而是我国经典治国理论的主要部分。《周易》有两个著名卦象，分称“否”和“泰”，成语“否极泰来”就源于这两个卦象。三条阳爻在上、三条阴爻在下是“否”，是大凶之象。官员以政绩谋升迁，属天然上升的乾阳之气。百姓过日子彼此斤斤计较，属天然下降的坤阴之气。将上升之阳置于上、下降之阴置于下，双方就背道而驰，所以卦辞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相反，乾坤倒置，三条阴爻在上，三条阳爻在下，双方则相会相交，就是“泰”，是大吉之象，卦辞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因此，百姓生活的小事比国家建设的大事重要，扁平的基层组织比科层体系重要。科层体系谦虚谨慎，以社区自治组织为上，以小事为大，就有国泰民安。中华老祖宗在三千年前的《周易》时代就精彩地诠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深刻道理。

“以小为大、以下为上”是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为的是保持“初心”，保持社会革命的理想。何为社会革命？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在其著名的五千言《道德经》里就区分了“天之道”与“人之道”。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他告诫执政者要“损有余以奉天下”。顺应中国社会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实际，在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现实里，融合道家与法家，儒家提出了小康方案：将整个社会塑造为成员平等的“大家庭”，以家庭伦理为纲常规范全国上下，以家庭伦理推广出“家国同构”，使百姓在“家国”中以社区为单位互帮互助、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中华“以德治国”的本源，融合了市场和法治，却在政治上高于市场和法治。儒门弟子不仅要塑造现实的小康社会，还有建构“大同”社会的长远目标。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力为公，天下大同，就是消灭私有制的共产社会。

六

为了社会革命的理想党要长期执政，党就必须以群众路线为自己的生命线。这群众路线也是中国传统思维。老子称，“上善若水”，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水的道理有三个。第一是“利万物”，而非重在利高贵。第二是趋下、“处众人之所恶”，总往高贵所不耻的卑下地方去，艰苦朴素，与底层群众在一起，不以琴棋书画、诗酒茶花的鉴赏力为荣。第三是“不争”，谦虚谨慎，顺势而为，“俏也不争春”。上善若水，只要位居于上，保持“上善”就不可能。水往低处流，可人要往高处走，所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我国千千万万个微观的居民社区是下，是“众人之所恶”。在这些藏污纳垢的微观世界里蕴藏着我国最宏观、最壮丽的政治——13亿多居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

借题发挥，发了一堆关于党建的感慨，既想说明社区研究的意义，也以此向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的陶元浩同志致贺。